20世纪国际档案界最具影响力的十件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具影响力论文,档案论文,世纪论文,十件事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的出版与传播
《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由荷兰著名档案学者萨穆·缪勒、约翰·斐斯和罗伯特·福罗英合著，1898年用荷兰文在海牙首次出版，1920年再版。全书13万多字，共分六章100条，又称《荷兰100条》或《荷兰手册》。《手册》对档案馆内档案的来源与组成、档案的整理、档案文件标题的拟定、档案目录的编制、术语和符号统一等，进行了论述。
该书虽然出版于1898年，但影响所及则贯串于整个20世纪，且不止于这个世纪。该书是国际档案界第一部系统论证来源原则的理论著作。它的主要贡献：一是给档案以定义，指出档案由一个行政单位或个人的全部文件所组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二是强调档案馆的档案必须按产生它的行政单位的原来编制为基础进行系统整理，必须遵循一个单位的档案不可分散和不可打乱的原则。它所阐述的来源原则，不仅成为世界各国档案工作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世界各国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原则。早在1910年，它所阐述的来源原则就被出席布鲁塞尔国际图书馆员和档案馆员大会的120 多名档案工作者尊为档案职业的基本原则。该书相继被译为德文、意大利文、法文、保加利亚文、俄文、英文、中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出版，被1964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世界档案学名著之一，甚至被美国著名档案学家谢伦伯格誉为“现代档案人员的圣经”。时隔近100年后，1996年后在北京召开的第13 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对该手册的研究仍是大会的主题之一。该书的作者也因此而成为探讨档案学理论与原则的“先驱”并名扬五洲。
二、布鲁塞尔会议及ICA成立前的国际档案合作
191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一次“档案工作者与图书馆管理员”国际大会。这次会议是由曾参加1900年巴黎图书馆管理员大会、后任比利时国家档案馆馆长的约瑟夫·卡维利尔倡导召开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英国、法国、俄罗斯、荷兰、西班牙、加拿大、美国和比利时等23个国家的120多名档案工作者。他们提交了23篇文章， 围绕文件的正式移交、文件的来源、档案查找工具出版、非政府档案、档案管理和档案工作者培训、工商档案以及文件的保管及修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认来源原则是档案专业的基本原则。《荷兰手册》的第一作者萨穆·缪勒被选为大会常设副主席和档案分会主席。档案分会所商定的每3～5年召开一次国际档案专业会议的计划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未能实施。但大会的组织者们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以后又于1929年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组建了该会的档案委员会。1931年参与“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组建了该会的“档案专家委员会”，并开展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上述组织均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其它原因而中止。
布鲁塞尔会议及其组织者的两次努力，虽然都夭折了，但它奏响了国际档案合作“持续至今的和谐之音”。它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一是它第一次确立了来源原则在档案专业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这种地位至今仍不能移易；二是促进各国档案人员开始认识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使这种国际档案合作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三是会议组织者的前仆后继、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他们在组织这些活动中的经验教训是ICA成立及其以后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ICA筹备、成立过程中的组织者有的就是前述国际档案合作组织的参与者和负责人。如英国著名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既是“档案专家委员会”筹委会的主席，又是1950年成立的ICA的副主席。
布鲁塞尔会议与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一脉相承，在20世纪国际档案史上是不应被忘记的。
三、“列宁档案法令”的出台
1917年11月7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宣告伟大的“十月革命”取得全面的胜利。第二年6月1日，列宁签署《关于改革和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法令》（简称“列宁档案法令”）。该法令共12条，主要内容为：（1）把革命前的档案收为国有， 组成国家统一档案全宗，由国家设立的档案机构统一管理；（2 ）确立了社会主义的集中统一管理档案事业的原则；（3 ）规定了档案的查用和文件销毁原则与审批手续；（4）规定了俄罗斯档案管理总局的隶属关系、 组织原则和经费来源。此后，1919—1920年，列宁还签署了5 个政府档案工作法令和一系列关于俄共党的档案工作决议和条例，初步形成了俄罗斯和后来苏联的档案法规体系。
“列宁档案法令”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部档案大法。其立法本身以及依据该法令和与之配套的法规、规章所建立的苏联档案行政管理体系、档案馆和文件中心网络、档案教育、档案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档案群众性学术团体等，都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档案工作改革和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宝贵的经验，以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社会性质国家的档案工作并驾齐驱和相互促进的局面，成为20世纪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档案事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时，使档案学研究由研究机关档案工作或档案馆工作拓展到研究一个国家的档案事业体系。其影响是既深远又广泛的。
四、“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文件从其形成到最后销毁或转化为档案永久保存，要经过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一过程被称为“文件生命周期”，研究这一过程及规律的理论被称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的概念最早是1940年由美国档案学者菲力浦·C·布鲁克斯提出来的；1950 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艾利斯在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提出文件生命的“三阶段论”；1974年，英国档案学者马布斯在其发表的《文件中心的组织》一文系统论述了艾利斯的观点；1982年和1987年，阿根廷档案学者曼努埃尔·巴斯克斯出版的《文件的选择》和《文件生命周期研究》，可称为全面系统论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代表作。该理论80年代传入我国，引起了我国档案界的重视，成为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管理理论的核心部分，也是西方现代档案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研究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运动过程，研究文件属性与人（主体）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对文件产生、运动、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它揭示了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即档案源于文件，档案是文件的特殊部分，文件和档案是同一事物在其不同阶段上价值形态变化的体现。西方档案学者把它与来源原则并称为现代档案学的基本理论，认为它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我国档案学者在推介和研究这一理论的过程中，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下述几点上已基本取得共识。即：（1）对我国档案工作者具有启迪思维， 开拓视野和通报信息的作用；（2 ）有助于深化我国关于档案自然形成规律和文件运动周期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档案形成规律的认识；（3 ）对我国档案界业已倡导的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4 ）对拓宽我国文书学（文件学）和档案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不无帮助。
五、中国档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为中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50年代初期，主要是建立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工作，提出了集中统一管理机关档案的原则；1954年11月，中国国务院设立国家档案局，统一掌管全国档案事务，标志着国家规模档案事业建设的开始；以后相继由国务院、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发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议》（1956）、《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1959）、《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并依此相继建立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和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中国档案》杂志和《中国档案报》，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成立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和中国档案学会，创办中国档案出版社。与此同时，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部门、各级各类档案馆、各级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地方档案专业教育机构和档案期刊社、档案学术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至1999年底，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已基本建成。
新中国50年来所形成的档案事业体系，以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以档案行政部门为组织协调中心、以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工作为基础、以档案馆工作为主体、以档案专业教育为保证、以档案宣传出版为舆论工具、以档案科学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先导，以档案国际交流为窗口，以提供档案、服务社会为宗旨，这在各国档案事业中是规模最大、最健全的体系。它既不同于欧美各国，也有别于前苏联，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档案事业体系，它不仅是中国档案事业继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财富，而且是20世纪世界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推动世界档案事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ICA前秘书长凯斯凯姆蒂先生所说的： 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点，其档案工作自然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性；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档案事业比较发达。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指出：要学习档案就应该到中国来。
六、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成立与发展
1950年8月21日至26日，来自35个国家的360名代表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了第一届国际档案理事会（ICA）的领导机构，召开了学术讨论会， 确定从1951年起正式创办会刊。一个促进国际档案合作的专业组织正式诞生了。ICA 的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从1956年开始，由每3年一次改为每4年一次，它与国际档案大会同时召开，至今已开过13次国际档案大会。截止到1996 年5月31日统计，加入ICA的有171个国家和地区、58个国际组织，拥有各类会员1464名，其中发展中国家的会员占会员总数的75%；它的常设领导机构是执行委员会，办事机构是秘书处。为了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它还设了三个常设委员会，25个专业处和专门委员会以及3个下属机构；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档案事业建设，实现ICA的普遍化原则， 在欧洲之外，即亚非拉的广大地区建立了10个地区分会。
国际档案理事会是一个由档案机构和档案人员组成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档案发展方面唯一的国际性档案咨询机构。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有咨询性的合作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与其它政府间或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进行联系和合作。它的宗旨是，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档案学的发展，保护人类的档案遗产不受损害，鼓励人们利用和研究档案，协调档案管理的国际活动。它通过召开国际档案大会、档案圆桌会议和其它专业会议，通过印发会刊，组织国际档案界之间的调查研究与业务培训，建立“国际档案发展基金”，在互联网上开通主页等方式贯彻其宗旨，履行其职责，促进了各国档案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各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研究的繁荣。它不愧为世界“档案之家”。
七、《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的出版与传播
《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是美国著名档案学家西奥多·谢伦伯格的一本专著，1956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用英文出版。1964年和1975年两次再版，先后被译成西班牙文、德文、希伯莱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出版。该书19.9万字，共分三编十七章。第一编为导论，主要阐述档案的定义和性质、档案机构的重要性以及档案工作与文件管理和图书馆工作的关系；第二编为文件的管理，内容包括文件管理的原则、现代文件的特点、对文件拟制工作的控制、文件的分类、立卷和处置方法；第三编为档案的管理，内容包括现代档案的特性、档案的鉴定、保管、整理、编目、出版和参考服务工作等。
该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主要有四：（1 ）从理论高度阐述了档案是政府独有的文化财富的观点，指明设置档案机构可以实现保存文化财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保障公民个人利益的三重目标，强调是否关心档案和档案机构的设置是“衡量国家文明水平的尺度”；（2 ）创造性地提出了“文件双重价值论”，认为文件具有对形成机关的第一（或原始）价值和对社会用户的第二（或从属）价值。提出了只有经过鉴定确认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才能作为档案保存的观点；（3 ）系统论述了文件与档案、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密切关系，要求档案人员参与机关文件管理并与文件管理人员协作，共同提高文件工作效率，确保进馆档案质量；（4 ）运用比较的方法对美国和欧洲的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原则、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开创了“比较档案学”研究的先河。
该书集中反映了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学派的观点，备受国际档案界和史学界的推崇，被誉为“现代档案科学形成标志之一”，其影响之广，可与《荷兰手册》相提并论。谢伦伯格也因之赢得国际档案界的尊重，荣获国际档案理事会“名誉会员”的称号。人们赞誉他“使档案工作有了尊严，为档案工作开创了新的基础。”
八、凯斯凯姆蒂和他的ICA情结
查尔斯·凯斯凯姆蒂是著名的国际档案活动家。1933年8 月出生于匈牙利。他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1956年就读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档案工作。1962年进入国际档案理事会（ICA ）巴黎总部工作，1980年以来担任ICA执行秘书、秘书长，1998年8 月退休。 他在ICA工作期间，历经10次国际档案大会，先后协助12位ICA主席工作，多次主持和召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ICA的专业会议； 先后到过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考察档案工作；1984年首次来华，先后10多次访问中国，被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聘请为外籍客座教授。
凯斯凯姆蒂在ICA工作36年，以他高度敬业的精神、 卓越的工作能力、公正的服务态度和渊博的知识辛勤工作，为促进国际档案交流与合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档案界享有很高声望。他的主要贡献，一是促进了ICA的持续健康发展，使一个最初仅有14名会员的ICA发展到拥有170多个甲类会员国、50多个国际组织加盟的国际性档案专业组织； 二是促进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档案工作，以致赢得了巴西、法国、卢森堡、塞内加尔等国家政府的嘉奖和意大利、斯里兰卡、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有关档案部门授予的诸多荣誉称号；三是他从1984年开始鼎力促成ICA东亚地区分会的成立，使ICA的普遍性原则得以实现；四是他呼吁各国协商解决档案所有权争端，对以苏联解体、两德统一为代表的欧洲变动国家和一些原殖民地国家解决档案所有权争议问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五是他在考察和宣传中国档案工作，支持和协助中国举办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成为中国广大档案工作者所熟悉和喜爱的朋友。除此之外，他在档案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也许我称不上是典型的档案工作者，但我始终非常热爱我的事业。
九、电子文件的产生和日益普及
电子文件，是指存储在磁带、磁盘和光盘等介质上，能被计算机识别、处理，并可在网络上传递的代码序列，它是随1949年世界上第一台存储程序计算机的诞生而产生，随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目前，已日益普及到世界各国的文件制发和收管机关。电子文件的形成、归档及电子档案的处理，已成为当今世界文件、档案工作领域的一大热点和难题，从60年代开始，就引起了ICA 和电子文件产生较早的一些国家的重视，并开始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电子文件具有信息载体的非纸质性、信息的非人工识读性、信息系统的依赖性、信息载体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信息与载体的可分离性、信息存储的高密度性、信息的易更改和易丢失性等特征，从而给文件管理和档案工作既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从机遇上来说，它将促进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向着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促进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促进档案工作社会化和社会档案意识的增强。从挑战上来说，它改变了传统的运作方式和传统的观念，也改变了人们对档案的理解和人们对档案存在形式、特征、意义等方面的认识；使文件和档案的管理在收集、整理、保管、鉴定、利用等方面带来诸多崭新的问题，增加了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难度；给档案立法、档案行政管理、特别是加强电子文件及其归档和电子档案的有效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给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说纸质载体是文件和档案载体上的第一次变革，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子文件——化学材料和磁性载体是文件和档案载体上的第二次、也是比第一次更加深刻的变革。只要我们能够顺利跨越这次变革的艰难历程，我们将迎来新世纪档案工作的无限生命力。
十、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
1996年9月2日至7日，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3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代表2662名， 其中国外、境外代表1568人，国内代表1094人，在六天的时间里，与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本世纪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召开了四次全体会议，85次专业会议，总结了20世纪各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经验，展望了即将到来的21世纪国际档案事业发展的前景。同时召开的会员代表大会研究决定了国际档案理事会（以下简称ICA）的行政事务， 研究制定了国际档案界跨世纪的发展战略，改选了ICA的领导机构，修改了ICA会章的部分条款。时任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王刚先生当选为新一届ICA主席。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除了参加会议的国家和人数最多外，还拥有诸多“第一”。即：第一次在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召开，第一次在同声传译中使用汉语和在大会日报中增加中文版，第一次举办了档案期刊国际交流与合作研讨会（中国倡议），第一次发行大会纪念邮票，第一次举办档案印章展和档案招贴画展。
大会的四篇主报告和17篇辅助报告，从不同角度对本世纪国际档案界发展的历程，和下世纪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其主题跨度之大，内涵之深和范围之广，也可称历届档案大会之“最”。更主要的是，这些报告具有极强的回溯性、前瞻性和启发性。其主要方面有四：（1）对档案界的国际合作，特别是1950年ICA成立以后的国际合作进行了上溯近百年的回顾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使与会者深刻地认识到档案界的国际合作在发展档案事业，繁荣档案学科中的重要作用，并增强信心，从多方面来加强这种国际合作；（2）通过对各国档案立法， 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历史及演变过程、发展趋势的介绍和预测，使与会者对这三个问题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以便相互借鉴；（3 ）通过回顾《荷兰手册》问世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及其相互影响，使与会者进一步了解了今天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由来与现状，以便掌握理论研究及其发展的规律；（4）通过回顾ICA在关注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影响方面所作的努力、介绍电子档案的特点，使与会者清醒地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及其所产生的电子文件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挑战，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证电子档案的安全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