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建构的女性——对当代女性杂志中女性形象的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当代论文,形象论文,杂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主义的开山鼻祖德·波伏娃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的。我认为更准确地说，女性应该是被文化所建构的。文化是型塑女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力量。女性杂志作为女性文化中的一个类别，无疑所从事的正是一种女性文化的建构工作，或者说是一种以文化的方式来建构女性的工作。然而翻阅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杂志的历史却发现，女性杂志并不一定是“为了女性”的杂志，更多的是“针对女性”的杂志，尤其是主流的女性杂志常常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被不同的力量左右着。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杂志的历史可以看作是社会对女性的观念史。
本文打算从女性形象这一视角出发，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杂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以考察不同时期女性杂志所建构和传播的女性价值观念及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我将建国后女性杂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选取有代表性的杂志作为研究对象， 从中分析杂志倡导的理想女性的时代变迁。 第一阶段是1949——新时期开始，这一阶段女性类刊物基本上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而存在的，妇女杂志隶属于各级妇联，担负着组织和整合女性群体的政治功能。代表性杂志是隶属于全国妇联的《中国妇女》；第二阶段是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女性杂志开始摆脱其政治工具的属性，关注读者现实生活的需求，婚姻家庭领域是这一时期杂志关注的主要内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杂志是广东妇联下属的《家庭》；第三阶段是90年代初期——现在，这一阶段兴起了豪华消费类的女性时尚杂志，时尚杂志一改过去以发行为主要收入的赢利模式，广告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并将读者锁定在具有消费实力的白领女性阶层。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杂志为《时尚伊人》。
一、《中国妇女》：以国家为本位、以生产为实现形式的理想女性
《中国妇女》诞生于1939年的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为宣传和发动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活动而创办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作为党对妇女进行宣传的意识形态工具，担负着组织和整合女性群体的政治功能，因此其对女性的建构是始终在女性与国家的关系维度中进行的。在建国后到文革前的《中国妇女》杂志中，主要出现了三类女性形象，杂志对这三类形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1.劳动妇女——备受推崇的女性
《中国妇女》杂志在人物通讯报道中有一个名为“新型妇女”的栏目，报道的正是杂志要树立的时代理想女性。从这些被报道的“新型妇女”来看，她们往往有着鲜明的共同特征。首先，她们是因为在生产劳动中的成绩而被奖励和宣传的。在报道中，看不到她们在家庭中的情形，看不到她们私人生活中的其他内容。这些女性再也不是传统的家庭妇女，而是生产劳动的主体，这也就是她们“新”的所在。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想的女性形象年龄都很年轻，基本上在16岁到25岁之间。如报道的女拖拉机手梁军只有20岁，女镟盘工巩振霞只有19岁，抢险英雄赵兰英则只有16岁。通讯《个个赛过穆桂英》中报道了十三陵水库修建工地上的妇女们，其中最小的姑娘只有14岁，她是不顾家人和队长的强烈反对要求到工地上来的。尽管她年龄小，累得脚上、肩上都红肿了、起泡了，但是“要有人照顾她多休息一下，她就使气地甩着辫子跑开，说人家看她不起。”① 从她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塑造工作在这些年轻女性的身上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效果。因为她们正处于人生观成型的时期，积极热情，喜欢新的事物，喜欢表现自己，处于主体化的关键时期，所以非常容易响应意识形态的呼唤。而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预留给这些女性实现主体化的方式几乎是唯一的，那就是参加生产劳动。新中国不但承认了她们的主体性，而且为这种主体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切实的途径，即在劳动中证明自己的价值时，她们主动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去做的积极性是非常高昂的。她们克服女性脆弱、娇气等缺点，甚至否定性别的自然属性，从各个方面向男性看齐，追求“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倡导男性化、劳动化的女性价值观念，因此杂志中树立的是以国家为本位、以劳动为实现形式的“铁姑娘”式的理想女性典型。
2.知识妇女——需要改造的女性
与大力树立“铁姑娘”式的劳动妇女的理想形象相比，意识形态对知识妇女的态度则是不同的。因为这些知识女性“大多数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家庭，过去又长期受地主、资产阶级教育的熏染，在其未与劳动人民结合以前，一般都存在着轻视劳动人民、脱离群众的观点，有着个人主义及自高自大的思想毛病”。所以，“知识妇女要为人民服务，必须首先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并经过思想改造，经过实践生活和工作的锻炼，才能逐渐克服思想上的毛病，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② 可以说，知识女性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对个体意识的坚持都是与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国家本位主义有距离的。所以，这类知识女性成为需要改造的群体。知识女性改造的主要方法就是与工农结合，或者说就是使自己无产阶级化、劳动妇女化。对知识女性改造的另一个方向就是批评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培养其集体主义精神。这两个改造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对女性群体以国家为本位、以劳动为实现形式的改造过程。
3.家庭妇女——褒贬不一的女性
建国初期在以生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宣传中，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的年轻女性看作是最理想的女性类型。其实，对这些“新型妇女”典型的树立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家庭妇女的贬低。在意识形态潜在的价值观念中出现了年轻女性和中老年女性的二元对立，即中老年妇女＝家庭妇女＝传统女性＝落后形象＝自私自利、眼光短小、心胸狭隘，年轻女性＝新型妇女＝先进形象＝关心集体、关心政治、积极劳动。在这种对立的背后，则是更为深层的对立，即家庭和国家的对立、家务劳动和国家生产的对立。这一价值观念的对立是建立在政府倡导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基础上的。《中国妇女》杂志先后组织了几场有关家务劳动或家庭妇女的讨论，这些讨论显然是依据一定意识形态的指导来进行的。从讨论中可以发现，杂志在不同时期对家庭妇女以及家务劳动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
第一场讨论是1951年组织的关于“管理家务、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能否三者兼顾？”③ 的讨论。在讨论中很多读者都认为呆在家里对女性自身是不利的，人变得“眼光短小，心地狭隘”，主张要“跳出家庭小圈子”，参加“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可以说，杂志引导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意向十分鲜明。
国家意识形态号召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加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创造用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但创造财富只是积累财富的一个方面，而节约财富同样也可以起到积累财富的目的。前者是通过积极的生产来积累，后者则是通过消极的节约来积累。在国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这两种方式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的。从1958年开始，国家强调把“勤俭持家”作为“勤俭建国”这个方针的重要补充。杂志中也倡导“料理家务是和参加社会劳动同样光荣的劳动”。④ 此外，杂志还发表了一些文章对勤俭持家的具体经验进行了报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家庭妇女”的称呼被“家庭主妇”⑤ 一词替代，虽然是一字之差， 但这个“主”字的出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抹平了此前附加在“家庭妇女”身上的消极色彩。于是过去受到贬低的家庭妇女也开始被呈现为积极的正面形象——“勤俭持家积极分子”，她们还被组织起来，在会上宣讲自己勤俭持家的经验。在这些宣传中，家务劳动的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被频繁地和“建国”联系在了一起。勤俭持家成为光荣的事情，上升到了爱国、爱社的高度，从而家庭妇女因为能够与国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受到了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勤俭持家”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一向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单身女工却又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因为她们年轻，所以更容易追求打扮自己，更喜欢物质生活上的享受。
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宣传在倡导社会劳动的话语中，因为家务劳动不具有社会劳动的生产功能而处于被贬低的地位，国家和家庭是处于对立关系中的，即国家＝革命大家庭＝社会生产＝无私奉献＝妇女解放＝有益于人民，家庭＝个人小家庭＝家务劳动＝依赖男人＝自私狭隘＝没出息。但是，在勤俭持家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则由对立走向统一，即抑制家庭消费就是增加生产。于是家庭妇女、家庭劳动因为国家利益的需要而被抬高了地位，同时也被意识形态导向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
由此可以看出，妇女成为新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工作中需要特殊对待和发动甚至改造的群体，从而将女性培育成以国家为本位、以劳动为实现形式的理想女性。而作为妇女工作指导刊物的《中国妇女》杂志，就成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典型空间，集中表现了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塑造理想的女性主体的。
二、《家庭》：以家庭为本位、以情感为实现形式的理想女性
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女性杂志开始摆脱过去政治工具的身份，而向读者的现实生活需求靠拢。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婚姻家庭类女性杂志的出现和盛行。《家庭》是其中的代表性杂志，在1983年由《广东妇女》更名而成，是国内第一种以恋爱、婚姻、家庭为报道对象的文化综合类期刊。《家庭》杂志一方面激烈地批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推动新型的、平等的家庭关系的建立。可以说，杂志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文化运动未完成的文化启蒙的使命，从事的是一种新旧文化转型中家庭文化的建设工作。作为一本主要针对女性的杂志，《家庭》开始将女性放在家庭的维度中来加以建构。
通过对杂志的阅读，我们可以从女性与家庭间关系的角度，将杂志涉及到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类：一类是“无我型”的女性，一类是“自我型”的女性，一类是“家庭型”的女性。
1.“无我型”女性——褒贬不一的女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女性群体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无我”，即缺少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表现为对恋人或丈夫严重的依附心理。这种依附心理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表现为女性无法从这种依附关系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无法忍受失恋或离婚这一被男性摒弃的行为。二是表现为在这种依附关系中女性缺少自我意识，全身心为对方付出，甚至将自己的人生意义放到了对方身上。《家庭》杂志对这两种女性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第一类女性，杂志采取了鲜明的批评立场。批评她们丧失人格和尊严的行为，启发她们追求精神的独立，离开抛弃了她们的男性，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而杂志对在两性关系中全力付出的女性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把她们树为“贤妻良母”的典型。在这种依附性关系中，她们的无我变成了一种利他的牺牲精神，在得到男性认同的同时也得到了杂志的表扬。如杂志对当代企业家家庭的系列报道中，就存在着这种明显的立场。在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对妻子有了新的要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她不但要能承受丈夫因事业而不顾家庭的种种行为，还应该为丈夫事业的成功提供推动力，在丈夫失败的时候提供抗震力。正如一位心理学家分析的，“这些女性把丈夫放在她们生活的中心位置，丈夫是主角，是‘英雄’，而她们只充当配角、创造自我来适合男人的特点。她们积极地摆脱自我，为了用从文化中学来的方式来爱丈夫。”⑥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男性对女性需求的不同，我们的文化也在对女性做出不同的规定。这些文章重复着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成功的男人背后通常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其实倒不如说是“成功的男人背后通常有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女人”。这些能够支持男人走向成功的女人，正是现代社会推崇的“新贤妻良母”。
2.“自我型”女性——备受批评的女性
女性群体绝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由不同境遇、不同性格的女性组成的。女性作为个体毕竟有她不可磨灭的主体意志，是不可能完全被牺牲型的女性价值观念所同化的，所以还存在着这样一类女性，她们的自我意识非常强，我称之为“自我型”女性。这类女性在历史上虽不乏其人，但毕竟还只是少数。而这些女性在新时期却在普通女性中大量出现，并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时代现象，显然与中国社会开始转轨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开始影响到女性群体。在《家庭》杂志中，这一类女性有三种形态：一种是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虚荣享受型女性。一种是在家庭领域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横粗暴型女性。还有一种是无法顾及到家庭的事业型女性。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下杂志对这三种女性的报道和立场。
第一类女性是追求享受型女性。这种女性的大量出现是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她们多数是在物质和感官刺激的诱惑下不择手段的女性，要么是想嫁给港商而被骗，要么是私自挪用公款挥霍，要么是搞起了婚外恋等等。可以说，她们是自我意识很强的一群女性，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择手段，道德和法律都限制不了她们这种强烈的追求自我满足的意志。就其主体意识而言，上面这些女性应该是比那些“无我型”的女性更有现代意识的，虽然她们满足自我的方式是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在报道中，这些自我意识很强的女性其结局无一例外都是很悲惨的，她们或者是被骗，或者是被报复，或者是被判刑。杂志选择这些极端的案例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反复警告女性读者们不要步她们的后尘，为追求物质或感官的享受而走向毁灭。
第二类女性是在家庭领域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横粗鲁型女性。这些女性往往是已婚女性，深受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的男性化的、劳动人民化的理想女性气质的影响。这种女性气质在赋予女性积极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自己细致温柔、善解人意的女性特质。随着新时期以来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双方对对方在家庭方面的角色要求都提高了，尤其是女性开始要求丈夫满足自己要求的意识增强了。有些女性在不满意丈夫的行为时便表现出粗鲁强硬的态度，试图治服、控制、改造自己的丈夫，以至于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女性雄化——温柔缺乏症”的讨论。这次讨论可以说是在新时期对建国后倡导的女性气质的一次彻底清算。“母老虎”、“泼妇”一类的词汇已经成为界定这种女性的代名词了，从而也标志着建国后男性化女性气质的被彻底否定。
在《家庭》杂志的文本中，还有另外一类既不虚荣也不粗鲁的女性，她们就是事业型的女性，这些女性往往并不缺乏修养，但是家庭关系却仍然难以维持好。因为这些女性往往以事业为中心而不能照顾到家庭，所以男性提出了离婚，从而导致家庭的解体。杂志对这类事业成功而家庭却失败的女性采取的是同情甚至遗憾的态度，似乎离婚使这些女性作为女人的生活变得辛酸、变得充满缺憾，家庭生活的失败成了事业女性的责任和宿命。
其实，事业女性婚姻失败的实质是男人拒绝女强人的问题，早在1986年前后媒体上就出现了较广泛的关于女强人的讨论。《家庭》杂志也参与了这一讨论。女强人指工作出色、事业有成的女性，她们是少数在改革大潮中崛起的女性。这些女性的知识水平和进取意识都很强，追求自我发展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她们代表了女性中的新类型，从女性自身素质和社会贡献两方面考虑都是社会应该提倡的，但在女性还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时候，男性已经做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来拒绝女强人。他们纷纷选择生活型女性而拒绝事业型女性。男性的这一价值选择不但影响到了事业型女性的家庭稳定，更冲击了未婚女性对自我的价值选择。在女人与知识分子两种角色难以兼顾的现实困境中，未婚的女研究生们“坦然”地做出这样的回答：“在知识分子与女人之间，我选择后者”、“两个人都搞事业不容易，也许是悲剧。女人要有女人味，有责任料理家庭，带好小孩，甚至照料丈夫”、“我可以为丈夫做出牺牲”⑦。在杂志中女研究生们的表白里，似乎乞求的不是“理解”，而是“接受”了。而杂志在替女研究生们呼吁理解的同时，何尝又不是在参与这种扭曲女性的合谋呢？
可以说，男性对女强人的拒绝已经成为阻碍女性进取的社会势力，而杂志在这一问题上却缺乏明确的立场，缺乏强有力的声音，缺乏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来支持刚刚突破家庭的领地，刚刚做出一点成绩的事业型女性。
3、“家庭型”女性——作为榜样的女性
从《家庭》杂志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似乎在刻意回避女性的社会角色，它全力关注的是女性如何胜任自己的家庭角色，指导女性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什么样的女性被杂志作为理想的女性来加以展示的。
在新时期，劳动妇女已经成为没有文化、没有修养的代名词了，她们成了家庭生活中的失败者，既不是称职的妻子，也不是合格的母亲，成了需要彻底改造的女性群体。与之相对应的，从前作为需要改造的反面形象的知识女性则频繁出现于杂志中，成了女性中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前的妇女杂志中，女性知名人士是很少被提及的，即使偶尔出现也只是作为号召者的形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绝不是作为一个有家庭、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出现。但是，在新时期的女性杂志中，她们终于恢复了她们作为“女人”的身份和面貌。《家庭》杂志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把这些女性知名人士的感情、婚姻、家庭生活一一呈现了出来。她们有的是名人称职的妻子，有的本身就是名人，当然也是称职的妻子。比如《周恩来、邓颖超浪漫曲》、《老舍和他的妻子胡絜青》、《著名女作家冰心的婚姻家庭生活》、《双星辉映伉俪情深——钱学森和夫人的故事》、《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等等。虽然介绍的这些名人都有着不同的家庭和经历，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些名人的家庭生活都充满着情趣，夫妻感情浓厚。他们的夫妻生活里没有矛盾，没有争吵，而是患难与共，相亲相爱，一切都其乐融融，为凡夫俗子们树立了值得敬仰的楷模。
上面这些是关于各类名人的家庭生活的叙述，杂志还有一个关于普通家庭生活的栏目“在我的家庭里”，与关于那些名人家庭的叙述不同，这一栏目的文章都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的。在这些文章里，主人公的家庭生活常常是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交流、通过谅解等方式终于把这些矛盾化解了。“我的家庭”栏目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展示自己家庭生活的平台。这一栏目报道的家庭类型相对比较宽泛，其中既有传统的家庭，也有现代的夫妻生活。不同类型的女性能营造不同的家庭生活，只要夫妻双方能够满意，那么，在杂志看来，这就是值得称道，可以为大家借鉴的。在杂志看来，女性是建构美满家庭的主导力量，教给女性如何经营好一个家庭则是杂志的使命。就像杂志中一篇文章所说的，《家庭》杂志就是教女性们如何“塑造一个甜蜜的丈夫”。⑧ 从杂志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杂志认为的理想女性是能够成功地处理好夫妻关系、能够建立一个美满家庭的女性，即以家庭为本位、以情感为实现形式的女性。
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与家庭的关系一直是难分难解的，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女性也仍然首先是家庭中的女性，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可以说，家庭作为性别观念表现最为集中的场所，也是女性走向个体独立要突破的重要束缚。一方面，这是女性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问题，另一方面也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对女性转变的接受程度有关。新时期倡导的家庭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女性改善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其担负起提高婚姻生活质量的历史使命，但同时又一次将女性的重心推向了家庭领域。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一种进步或者是一种倒退，但对于一个如此巨大又如此不同的一个群体，用一个无差别的价值标准来加以要求，这本身不能不说就是一种文化的霸权行为。而这一时期的女性杂志明显缺少正确的、独立的女性价值观念的指导，从而导致杂志成为推动女性家庭化的力量，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时代尤其是男性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女性的价值取向。
三、《时尚》：以个体为本位、以消费为实现形式的理想女性
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女性杂志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就是消费时尚类杂志的诞生和迅速崛起。与第一、第二阶段的女性杂志不同，消费时尚类女性杂志和妇联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往往是和境外女性杂志版权合作的结果。可以说，它完全是一种商业化、国际化的产物。时尚类女性从其诞生之初就以倡导消费理念为使命，而且一改传统的经营方式，将广告作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与其经营模式相适应，时尚类杂志将目标读者锁定在新兴起的白领女性这一较高收入的阶层。在这一时期，杂志将女性从家庭这一群体中解脱出来，极力倡导女性的个体意识，但是杂志对广告收入的依赖，对消费文化的依托，无疑会左右其内容的呈现，削弱其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因此时尚类女性杂志对女性个体的关怀开始与女性的消费频繁地联系在了一起，致力于塑造的是以个体为本位、以消费为实现形式的理想女性。下面，我们从杂志中呈现的女性形象入手，来对此加以详细的剖析。
1.演艺明星——美丽性感的女性
翻开《时尚伊人》杂志，里面最多的女性形象便是各类女明星，包括好莱坞当红的女影星、歌星以及世界名模、港台及国内最炙手可热的各类女明星等。比如在2004年第2期仅一期杂志里，这些出场的明星就达40多个，其中包括封面女郎，“立体声”、“大道消息”、“明星”等栏目里对世界明星动态的介绍，以及服装图片里的模特、各类广告中的女明星等，她们共同营造了一个色彩绚丽、美女如云的视觉空间。这也正是《时尚伊人》杂志与《中国妇女》、《家庭》等传统杂志的不同之处，即杂志中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是以精美图片的形式，而不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一呈现女性的形式也有力地表达了杂志选择这一类形象的根本意图：即这一类女性的外在形象是更有价值的，而对外在形象的呈现采用图片这一视觉形式显然比文字更为直接和有效。
其实，在这些美丽的形象被精美呈现的背后，除了数目可观的金钱成本以外，则是一系列复杂的化妆、拍摄等技术性的劳作，甚至包括多次的反复，这一切令人筋疲力尽的活动只是为了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完美无瑕的视觉形象，而这些精美形象的背后所付出的种种代价却被掩盖了。“封面介绍”栏目中，在用几行文字对封面女郎的演艺事业和迷人魅力做简短描述后，就是对封面女郎的对话式访谈，内容涉及到时装、化妆品、香水、健身等形象制造工程的各个方面。例如“像你这种天天亮相的歌手，脸上如果起了疱疹怎么办？”这些访谈内容进一步为读者自身形象的再造提供了借鉴或是示范意义。可以说，封面女郎在以自身美丽性感的外在形象感召着女性读者，彰显着女性形象再造工程的无尽魅力，为普通读者对自身形象的理想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示范。
与封面女郎起着类似作用的，便是杂志里大量出现的世界级女明星们。她们常常是出现在各种晚会上，照片旁边常常配有文字来点评一下她们的仪态、服饰或是发型等等。可以说，这些女明星们是一群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的女性美丽形象的典范。对这些对美貌有着绝对需求的明星们来说，仅仅通过美容、化妆和穿衣来再造形象显然是不够的，为了获得更加完美的形象，她们不惜忍受痛苦花费大量金钱来通过整容等科学技术手段“制造”满意的形象。因此，她们是女性形象再造工程的最佳实践者，也是各种名牌产品的消费者和广告代言人。
从杂志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杂志在介绍这些女明星时，与“美丽”这一词汇相比，更常常用“性感”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她们。“性感”是一个来源于西方文化的词汇，相当于中国的“妖冶”、“风骚”等等，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词汇一直是具有负面道德意义的。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一直隶属于家庭领域，担负着操持家务和生儿育女的功能，在两性关系上她必须严格地附属于一个男人。对这些隶属于家庭的女性而言，贤惠贞洁这一道德要求便成为最高的准则。在道德束缚下的家庭女性，在扼制了自身欲望的同时，也往往难以引发男性的情感或身体欲望。于是，便出现了公共领域中的女性——青楼女子，这一场域的女性摆脱了家庭女性的角色要求，道德的标准也不再适用了，“漂亮、风情万种”便成为这类女性形象的最高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同是女性，却因为其存在的领域不同而有着完全不同的衡量标准，这无疑体现了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的利益。其实，这些女演艺明星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承担了传统中公共女性的角色，只不过她们被消费的不是实际的身体，而是通过各种媒介展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即使这样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被男性的追逐仍然成为其魅力的证明。为了维持这种被消费的价值，女明星们才千方百计地制造和维护这种近似完美的女性形象，这便是女性形象再造工程的根本动力。其实这也典型地说明了多数女性注重自己外在形象的一个价值根源，即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的被消费性。
2.事业女性——理性成功的女性
毕竟这些女明星们的生活环境离读者的真实生活过于遥远，她们只是杂志为更多的普通女性树立的典范。杂志中经常出现的另一类女性形象便是成功的事业女性，她们常常是自主创业的成功女性，一般都具有在国外留学的背景，年轻、漂亮而且富有，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为仍然需要工作的普通读者提供了关于事业有成的想象。
与女性长期隶属的家庭领域不同，工作场所对女性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在家庭这一私人场所内，女性主要从事的是非功利性的活动，它要求女性以群体为本位，富有奉献精神，不追求回报，以维护家庭的稳定和满足亲人的需要。而在工作场所内，人们从事的是一种以个体为本位的功利性的活动，需要得到物质的回报。这就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具备理性的特征，利用个体的能力和智慧，在这场利益分配中取得优势。在对两性传统的刻板认识中，常常认为女性是柔弱的、依赖性的、情感化的、犹豫不决的，而男性则是坚强的、独立的、理性的、富有决断力的。其实，这与男女两性活动的场域不同密切相关。正是女性被束缚于家庭场域的事实，使得女性身上的感性特质比较明显，这也使得这些女性难以在工作场域中取得成功。
《时尚伊人》杂志里出现的这些成功的事业女性，具备传统上认为属于男性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首先表现为一种独立的自我意识。作为女性，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常常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在漫长的历史上，女性常常属于家庭、属于他人，而很难真正属于自己。这种独立意识的缺乏也是女性难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些事业女性则是在市场经济中应运而生的新型女性，她们的独立意识很强，懂得计划和安排自己的人生，更拒绝为别人做出牺牲，相反，为了自己的事业即使是牺牲爱情和婚姻她们也在所不惜。比如《张毅：不愿上岸的人鱼》⑨ 中的张毅，“从小就很独立，‘未来’对于她，永远是自己的事。”面对事业与感情的选择，她毅然选择了前者，她认为“事业的机会失去了就没有了，而爱情总是会发生的。”在她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颠倒过来的原则：即女性由长期以来的以婚姻、以家庭为本位到以事业、以个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的反转。而且，这种选择因为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就而得到了理性的认可。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时代，所谓“胜者为王”的逻辑也适用于她们这样的一个弱势性别，她们用自己事业的成功，确立了自己选择的价值。与事业女性这种理性的精神特征相对应，她们的外在形象上也具备不同于演艺明星的特点：即树立的是职业化的外在形象。作为职业女性，她们要极力避免传统女性的“柔弱”和西方女性的“性感”形象，在穿着样式、颜色等方面都要向中性化靠拢，以突出其干练利落的精神风貌。比如，张毅作为从国外回来自己创业的CEO，是一位喜欢穿衬衫的女人，她自己对穿衬衫的看法是：“衬衫是华尔街女性普遍的行头，职业女性在那样一个男人圈里，就得表现出你有足够的精力、足够的决断力。千娇百媚，有谁会相信你的判断力，有谁能真正服从你呢？”可见，偏向于中性的职业装成了女性在工作领域中表现自己能力的外在标志。
然而，在《时尚伊人》杂志里，即使是对这些事业女性的报道文本里，杂志所配的照片却不是职业女性的形象，而常常是富有性感色彩的照片，极力呈现她们形象上的女性特征。而且，杂志倾向于选择那些年轻美丽的成功女性作为报道对象，并常常在报道中关注她们对名牌服装和化妆品的选择。可以说，《时尚伊人》杂志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机会来突出女性的外在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杂志在指向这些成功女性过去生活的叙述中，常常是突出她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而指向女性现在生活的叙述中，则更多外在形象或生活消费方面的内容，比如这些女性豪华的住宅、名贵的跑车、高档的服装、健身方式等等。这些点缀在文本里的信息似乎在提醒读者，取得事业成功后就可以获得美好的物质生活。
3.风格女性——感性快乐的女性
与这些事业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尚伊人》杂志中经常出现的另一类女性：她们有着很强的叛逆精神，厌倦功利的、理性的生活，她们个性张扬，率性而为，崇尚自我的感觉，喜欢体验感性带来的快乐。在《时尚伊人》杂志里这些女性曾经出现在名为风格的栏目里，所以我称这类女性为“风格女性”。
在这类女性中，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先锋文化圈子里的女性。她们往往有机会接触到先锋文化分子的影响，在他们全新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逃脱理性束缚的“真正的快乐”，从而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本非常理性的生活轨道。对于这些生活在先锋文化圈子里的女性而言，不断体验生活的欲望与激情便成了她们生存的方式，“玩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吸烟、酒吧、聚会、朋友、一个又一个爱情”是她们活力的源泉。她们无所顾忌地体验生活、探索生活，“完全开放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⑩ 这些女性身上表现出的率性而为、充满体验意识和对主流文化的叛逆精神，可以说是这些生活在先锋圈子里的女性所共同的性格特征，这其实也是现在流行的先锋艺术家们的集体特征，在她们勇于探索的叛逆精神背后，其过分注重感性体验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
如果说这些先锋文化圈子里的女性对感性生活的推崇，还包含着一种探索和思考精神的话，《时尚伊人》杂志报道的另一些率性而为的“风格女性”，她们同样厌倦常规生活，喜欢体验新的生活方式，目的则更多的是为了寻找一种感性的快乐。比如《郑咏梅：游荡着的“变色龙”》(11) 中的郑咏梅，“是那种天性喜欢游荡的人”，“她从不做哈姆雷特式的思考，而是喜欢张扬着生活。”她喜欢在生活中不断寻找兴奋点，“快乐是她生存的必需品”，“激情与浪漫像两种甜蜜的‘毒药’诱惑着郑咏梅”，她喜欢在旅行、在酒吧中寻找艳遇。
可以看出，风格女性与事业女性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类型。如果说事业女性代表了一种理性的精神特征，代表了女性在工作领域的追求，那么风格女性则代表了一种非理性的精神状态，一种对感性的、消费式生活的追求。生产领域要求于人的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特征，它代表着一种对个体自我的限制、约束和管理的伦理道德，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这种经济理性对个体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比如它要求个体要牺牲自己感性的快乐，把时间和金钱用在提高工作业绩和能力上来。而消费领域则推崇一种相反的特性：一种不断追求新奇、刺激和感官满足的感性特征，从而推动其毫不犹豫地并且持续不断地进行消费，这种状态正对应着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特征。在供大于求的消费社会里，消费具有了比生产更大的经济价值，所以消费成了个体存在被推崇的方式。这种价值观念必然也影响到了对时代女性的塑造，这也正是《时尚伊人》杂志里张扬这类代表非理性与追逐感性快乐的“另类”女性的社会根源。
按照《时尚伊人》杂志的立场，这些另类女性的生活代表了个性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正常的、理性的生活尤其是工作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被作为值得我们参考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来呈现，从而刺激读者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改变。因此，杂志常常褒扬她们身上那种“率性而为”的勇气，并对她们这种个性化的、非理性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欣赏的态度，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比如郑咏梅身上体现的正是一种对感性欲望的不断追逐，可以说是对青春生命的一种消费态度。这是一个典型的被取消了理性深度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后现代的飘浮特征，缺乏内在的自我认同。在后现代社会里，传统社会对个体的道德束缚被取消了，个体也不再承担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但个体在被完全解放了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她需要不断地向外寻找认同，从而感受自我存在的意义。于是，自我成了一块漂浮的碎片，在感性的欲望消费中放逐，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深刻意义上的异化呢？
可以说，《时尚伊人》杂志呈现的这三类主要的女性形象绝不是随意的，她们每一类都代表了杂志所推崇的理想女性的一个方面。演艺明星们代表了女性追求外在形象的最高境界，其美丽性感的外表为普通女性树立了不可企及的典范。事业女性代表了在市场经济时代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从而树立了女性在消费上的自信。风格女性则代表了率性而为、追求快乐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一方面在表面上映照着现代社会多元化、个性化的精神诉求，但另一方面，却从深层散发出消费社会对女性非理性的消费态度的极力推崇。对于时尚杂志的目标读者——白领女性而言，这三类形象都是极其理想化的，甚至是极端化的。她们注意外在形象，但不是演艺明星；她们需要工作，但不是创业的英才；她们需要娱乐，但不能率性而为。但是，这每一类女性形象又都代表了杂志培育读者的一个理想方面，如果说第一类形象调动了女性对消费的欲望的话，那么第二类形象则确立了女性进行消费的信心，而第三类形象解决的则是消费态度的问题。这三类形象一起从不同的方面来推动女性进行非理性的消费行动，把读者塑造成以个体为本位，以消费为实现形式的消费女郎的理想形象。
总结
从以上《中国妇女》、《家庭》、《时尚伊人》三种杂志女性形象的变迁中可以看出，就像杂志本身的出版观念要受制于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力量一样，杂志所建构的理想女性和倡导的价值观念也同样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随着女性杂志由依赖政府向依赖市场的转变，杂志对理想女性的定义也遵循了一个同样的演变过程，即由以国家为本位、以劳动为实现形式到以个体为本位、以消费为实现形式的转变过程。女性杂志对女性的这种建构是随着社会主导力量的变迁而自发性地转变和适应的，或者说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女性杂志，杂志缺少独立的女性价值观念的指导，从而过分为某种外在力量所左右，因此对女性读者的引导和塑造总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偏颇和扭曲，致使女性杂志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种压制和误导女性的文化力量。作为女性学者，我们所能够做的也许只能是一种文化上的解构工作，尽力让每一个女性看清女性的历史，看清缠绕在自己身上已有的和可能有的文化霸权，从而始终在头脑里保持一份应有的清醒和警惕。
注释：
① 《个个赛过穆桂英》，见《中国妇女》1958年第4期。
② 《劳动妇女、知识妇女与职业妇女有什么不同？》，见《新中国妇女》第15期，1950年9月。
③ 《管理家务、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能否三者兼顾》，《新中国妇女》第21期，1951年3月。
④ 罗琼：《从农村勤俭持家问题谈起》，《中国妇女》1958年第一期。
⑤ 《主妇们的贡献 记河北省勤俭持家积极分子大会》，《中国妇女》1958年第三期。
⑥ ［美］Dana Crowley Jack著，朱怀江、李占江译：《压抑的女性》，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1月，第42页。
⑦ 《北大：45楼的迷雾》，《家庭》1989年第2期。
⑧ 《塑造一个甜蜜的丈夫》，《家庭》1989年第7期。
⑨ 《张毅：不愿上岸的人鱼》，《时尚伊人》2003年第2期。
⑩ 《伊丽川：晃晃悠悠生活》，《时尚伊人》2002年第1期。
(11) 《郑咏梅：游荡着的“变色龙”》，《时尚伊人》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