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前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两国的文学交流一直都是不平衡的。近代以前，日本文学主要是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又受到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评介却长期处于动态性的了解阶段，而这种了解对其自身文学的发展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影响。30年代之后，正当这种一般性的介绍逐渐深入到专门研究阶段时，战争却又极大地阻碍了两国间正常的文学交流。战争的爆发不仅是两国政治关系的转折点，也是两国文学交流的转折点。因此，日本战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介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一、最初的文学回响：对“五四”文学的介绍
中国新文学源起于1917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对这一文学运动给予关注的是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博士，虽说这时已是新文学运动初起的4年之后了。
1921年，青木在京都编辑《支那学》杂志，在这一杂志的9、10、11号上连载了他写的《以胡适为中心兴起的文学革命》一文。这篇长达50多页的文章似乎要弥补时间的空白，对当时中国已有4年之久的新文学运动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其中虽不乏幼稚粗浅的看法，但对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的几句评介还是很有眼力的。他认为“从小说创作来看，鲁迅是属于未来的作家。像《狂人日记》这样描写一个迫害狂的可怕幻境，标志着鲁迅迈进了中国小说家们至今还没有达到的境界。”与鲁迅的小说相比，他认为《新潮》作家群的创作大多是日本中学生作文的水平，而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也是不成样的东西。总之，他认为中国新文学作品大多是不成功的。之后，他还翻译了胡适的白话诗《我的孩子》，这是中国新文学作品第一次被译成日文公开发表。
继青木正儿之后，日本国内长时间再很少有人介绍中国的新文学。倒是一些当时在华的日本记者、学人借便承担了这个任务。其中贡献较多的是清水安三。
1917年，清水西渡北京，任《北京周报》的主笔。该报是日本极东通讯社在北京发行的报纸，主要介绍中国的一般状况。清水相当活跃地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把采访的结果写成《支那现代思潮与支那人物调查》系列报道，陆续在《北京周报》上发表。1924年结集成《支那新人和黎明运动》和《支那当代新人物》两书由大阪书屋出版，当时的著名学者吉野作造博士为此书写了序。清水的文笔很美，生动地评介了此时中国的新思潮及其中新旧人的具体状况。在有关新文学的介绍中，谈到了鲁迅、叶圣陶等人的小说。同时，《北京周报》的另一位记者丸山昏迷也翻译了一些作品，并着重介绍了鲁迅。
1922年，设在北京的东亚公司出版了大西斋等人编译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这是被译成日文的第一部中国新文学作品集。大西斋当时是大阪朝日新闻社中国部长、驻北京的特派记者。此集分前后两编，前编收有胡适、蔡元培、康白情、郭沫若等人的四篇有关文学革命的论文。后编收有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田汉等二十几人的白话诗作。其中，编者在理论上给胡适以领袖地位，而在创作上则重视郭沫若。今天看来，这种评判还是略欠全面的。
此后，日本国内对中国新文学冷落一段之后，1926年由改造社打破了这种沉寂的局面。这年的7月15日，《改造》杂志出版了增刊《现代支那专号》，收译了中国21位新进作家、理论家的作品、文章23篇。其中，在文学创作方面，有作家11人，作品13篇，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在理论方面，收10人10篇文章。虽说此刊的编辑方针和收选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偏差，但是改造社出版这个《现代支那专号》无疑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在当时也引起了中日两国文化界的一定重视。这个专号作为前一阶段的总结和下一步工作的开始，确实有点儿象征意义。
作为文学交流的第一个阶段，在1920年至1926年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给人总的感觉还是在刚刚开始，还很不正规，甚至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的文学交流。肤浅、偏颇、杂乱是其中最突出的弱点。此时有关的译介文章、著作不仅数量极少，而且还处于对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般性介绍阶段，有些还没有从整个思想文化的介绍中独立出来。清水安三的两部书如此，改造社的那个专号更明显。改造社当时为了编好这个专号，曾专门派记者来中国直接向中国作家采访、征稿，这应该说是有准备的，可是编出来的专号却不尽人意。在其所收的10篇论文中，除了西滢的《中国新文学琐谈》外，其它9篇都不属于文学评论。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的贡献》、陈望道的《中国女子的觉醒》、李人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特质》等也在其中。而且该号在编选范围上所显示的偏差更代表了此阶段日本对中国新文学介绍中的共同弱点，这便是对鲁迅其人其作的冷漠和隔膜。虽然青木正儿、清水安三、丸山昏迷等人曾介绍过鲁迅的作品，但后两人的文章、译作是在中国发表的，在日本国内却鲜为人知。而此后国内虽有几人著文谈到中国现代文学，但却都未提及鲁迅，尤其是当时在日本极有影响的《改造》杂志，在其出版的那个专号中，甚至选择了陶晶孙三篇小说而却把鲁迅排除于23位中国作家、学人之外，则更是不能令人理解的。相比之下，胡适和创造社诸作家却受到了格外的推崇。此期间几乎所有文章、论著都论及到胡适，而且又几乎都把他列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人。应该说，胡适对于这种荣誉还是受之无愧的，但过分推崇创造社作家而忽视鲁迅及文学研究会作家却不能不说是个偏颇。1923年，村松梢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中国游记说到田汉和创造社，1924年出版《魔都》说到创造社诸人；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1926年访问中国后所写的两篇文章，也主要谈到了创造社作家；而《改造》社的专号收入了郭沫若、田汉、张资平、陶晶孙4人6篇小说，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却无一人提及。这种偏向一直延续到后一时期。
二、逐渐丰厚的回报：“30年代文学”在日本
以前面说到的改造社《现代支那专号》为起点，其后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进入了一个由一般性介绍转为初步研究，由盲目到系统的新阶段，这是日本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季节。为了把握其中的脉络，我们试图从繁复的介绍中理出三条线索，以此来描述此期间的概貌。
首先，看一下日本此期间对中国普罗文学的介绍。
加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介绍，是这一时期日本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据统计，在数百篇文章、译作中，此方面的内容约占三分之二。其中还不包括有关鲁迅的文章、译作在内。
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最先介绍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竟是“满蒙文化协会”主办的《满蒙》杂志。1927年9月，山口慎一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学的现在与将来》的文章，朦胧地谈到了当时还处于朦胧状态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他把当时的左翼文学分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和“同情无产阶级的文学”，而且他把郭沫若及创造社同仁的创作即归属于后者。但是，1927年10月号的《大调和》杂志发表郭沫若的《论革命与文学》一文，并将此视做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首倡文章。其实这也不怪，因为普罗文学运动在日本当时正处于兴盛时期，人们很容易用日本普罗文学的主张来判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属性，而郭沫若的那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也确实和稍后兴起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无大差异。另外，一些非普罗文艺阵营中人也撰文介绍了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其中，1930年8月由万里阁书房出版的做为《大支那大系》第2卷的《支那现代文艺》（濑沼三郎著），是比较全面论述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专著。全书共分五个部分：近代文学运动的主潮、黎明前的先驱者、文学革命运动、革命文学运动等。可见，濑沼的阶段划分还是很严密的，而且重点放在了革命文学一边。书中从《中国青年》的倡导说起，直至1930年3月中国“左联”的成立，详尽地论述了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来龙去脉。作者甚至还辨析了普罗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区别。值得深思的是，他在“结束语”中做出了这样的预测：“普罗文学虽然在中国文坛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日本文坛新艺术派的胜利必定在中国文坛引起链锁反应”。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他的判断。
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介绍最多、评介最高的还是日本普罗文艺阵营中人。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刊物是《文艺战线》、《战旗》和《国际文化》，贡献最大的人物是藤枝丈夫、山田清三郎和本间久雄。
藤枝丈夫1920年来到中国，在天津参加过日本浪人团体，1925年回国，参加进步文化活动。1928年与藏原惟人创立国际文化研究所，主持中国问题研究部。这一年的7月，他在《战旗》杂志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中国新兴的文艺运动》。文章认为郭沫若、成仿吾及创造社代表着中国真正的革命文学，开创了中国文艺的新阶段，但对鲁迅却做了不适当的评价。此外，他还在《中央公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介绍、评价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文章。山田清三郎当时是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机关刊物《战旗》的负责人。同年他发表了《访中国的两位作家》等文，所述内容和所持观点与藤枝丈夫的文章相近。1930年8月，他还和川口浩共同编写了《无产阶级文艺辞典》，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海艺术剧社以及郭沫若、蒋光慈做了介绍，及时地对中国文坛的重大变化做出了反应。
1931年10月，日本著名的出版社三省堂的分社四六书院出版了《支那小说集》，该书是做为“国际普罗丛书”之一被出版的。编译者为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山上正义（笔名林守仁）。此时正逢中国“左联五烈士”遇难不久，他特意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献辞：“本书奉献给在国民党血的政策下牺牲的李（伟森）、徐（殷夫）、冯（铿）、胡（也频）、谢（宗晖）同志的英灵！奉献给在白色恐怖下继续进行果敢斗争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全书除鲁迅的《阿Q正传》外，还收译了胡也频的《黑骨头》、柔石的《伟大的印象》、戴平万的《乡村的黎明》、冯铿的《女同志马英的日记》4个短篇，并附有白川次郎（即尾崎秀实）为以上4位作家所作的小传和题为《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的序言。这本集子是相当及时而且具有明确目的的，说明中日两国左翼作家已经息息相通了。
其实，中日两国左翼作家的直接往来在此前早已开始了。
1927年4月底，日本左翼刊物《文艺战线》就派小牧近江、里村欣三来上海了解“四·一二”事变后中国左翼文艺的境况。他们访问了创造社，郁达夫特意写了《给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的同志》一文交给他们，此文后来在《文艺战线》第6期上公开发表。1930年底，日本左翼作家藤森成吉在出席国际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第二次大会的途中，曾来上海访问，与中国“左联”执委夏衍等人交流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经验。1931年中国“左联五烈士”遇难后，日本左翼作家上野壮夫、伊藤信吉等人还撰写诗文，悼念中国同志。更有传奇性的是，中国诗人雷石榆还直接参加了日本30年代的普罗诗歌运动，留下了数百首日文诗篇。
中日两国左翼文艺界的亲密往来，也是事出有因的。除中国有目的地向日本左翼文艺学习这一根本原因外，也有着国际文化的背景。1930年11月，在国际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第2次大会上；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和中国左联均加入了这个国际左翼文艺组织，成为其中的日本支部和中国支部。国际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做出的关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决议中，有一条便是要求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文艺组织互相交流经验，互相支援，加强组织联系。这种具有共同目的的多方交流，是中日近代文学交流史中少有的现象，甚至有的日本左翼作家还以中国的政治运动为题材创作作品。如著名普罗作家前田河广一郎的小说《中国》（1929年）、山上正义的剧本《震撼中国的三日》等。当然，由于受日共福本主义和中国后期创造社的影响，日本在介绍译介中国左翼文学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
下面，我们再看此时日本对鲁迅的介绍和评价。对鲁迅的介绍和评价，是此时日本评介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点，取得的成绩也最大。
进入此时期，最先译介鲁迅作品的是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大调和》杂志。也许是受前一年《改造》杂志的那个《现代支那专号》的启发，1927年10月出版了一期《亚细亚文化研究专号》，在这期杂志上译载了鲁迅的小说《故乡》。这大概是鲁迅的小说第一次在日本国内被译成日文发表。稍后，新潮社发行的《文章俱乐部》杂志1928年10月号上，发表了《白光》，译者镰田正，是鲁迅曾作的《镰田诚——墓记》一文中镰田诚的笔名。此后，对鲁迅作品评介日渐增多，除小说外，鲁迅的散文诗等也被翻译介绍。
鲁迅的《阿Q正传》此时期就有4种译本，仅1931年就出版了3种译本：长江阳的译本（载《满蒙》杂志），松浦圭三的译本和林守仁（山上正义）的译本。松浦的译本是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集第一编》的形式于该年9月由白杨社出版的。除“译者序言”和《阿Q正传》之外，还收入了《孔乙己》和《狂人日记》。另附有《阿Q正传》评论综述，《作者著书目录》、《作者传略》等，这是较全面介绍鲁迅小说及创作情况的一个专集。林守仁的译本是作为“国际普罗丛书”之一的形式出版的。他当时做为新闻记者驻在上海，所以与鲁迅等人有直接接触，《阿Q正传》的译本曾经鲁迅亲自校阅，鲁迅为此还写了85条校注。林守仁在译者序《鲁迅及其创作》中，对鲁迅的地位及《阿Q正传》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作为《阿Q正传》最早的译本，井上红梅的《中国革命畸人传》发表于1929年《怪异》杂志11月号。井上是中国风俗研究专家，1935年6月曾出版过《中国现代社会小说·扬州绮谈》。1932年他曾全译《呐喊》、《仿徨》由改造社出版。他对鲁迅作品的热情是很高的，但却多从风俗研究的角度来译介，所以不免对原作精神有些曲解。就在井上出版《扬州绮谈》的同时，鲁迅作品的第一个选集由增田涉、佐藤春夫编译出版了，收有《故乡》、《孤独者》、《风波》、《鸭的喜剧》、《肥皂》、《高老夫子》、《藤野先生》等作品。这个选本曾得到鲁迅的指点，其中《藤野先生》便是根据鲁迅的意见加入的。这个选集由岩波书库出版后，使鲁迅的声望在日本民众中大增。此外，著名作家正宗白鸟于1935年发表了题为《摩拉伊斯和鲁迅》的文章，较深入地理解了鲁迅精神的实质，鲁迅对此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增田涉从1931年3月到12月，每天约有3个小时在鲁迅的上海家中听讲《中国小说史略》和《呐喊》、《彷徨》。1932年，他出版了日本第一本《鲁迅传》，1935年又翻译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1932年1月，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译作《故乡》，并在《原作者小记》中推崇“鲁迅是世界的”。可以说，这种评价是具有很高的历史预见性的。同时，佐藤还写了些评论，给鲁迅的作品以很高的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日本对鲁迅作品、文章的介绍与原作的时间间隔已大大缩短，有些作品在中国刚刚问世，便很快就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而有些谈话、采访录等则直接在日本与读者见面。这类谈话采访录很多，像金子光晴、野口米次郎、长与善郎、武者小路实笃等会见鲁迅之后，都写了这一类文章。1936年9月鲁迅逝世后，日本几十家报刊都发表了消息和悼念文章，其声势不下于中国。做为这一时期鲁迅译介的高峰，也做为一个结束，1937年2月，在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的领导下，由一批知名作家、学者参加编译的《大鲁迅全集》正式出版。这个7卷本的全集比中国出版的鲁迅全集要早许多。这是日本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新起点，也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
最后，我们说一下日本此时对中国现代文学其他作家、作品以及文坛状况的介绍情况。
首先，《大调和》杂志1927年10月号上译载了胡适的论文《菩萨达摩》、余上沅的论文《中国戏剧的现状与未来》等有关中国新文学的论作。胡、余的两篇文章还是直接寄稿翻译发表的。其实，当时为此刊寄来稿子的还有张奚若、徐志摩、西滢、凌叔华、丁西林、郁达夫等人。但是由于翻译原稿的人手不足，最终没能刊载。1929年12月，山上正义在《剧场街》杂志发表了《中国的现代戏剧运动》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话剧创作。此前虽说日本文学界已开始介绍中国的话剧，但山上的文章论述比较全面，也有一定的灼见。他对郭沫若、田汉、丁西林等人的剧作做了详尽的介绍，并描述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过程。当时曾介绍过中国话剧运动状况的还有村松梢风、山内曜等人。1935年2月，东京汽笛社还出版了由影山三郎翻译、著名作家秋田雨雀作序的曹禺的名剧《雷雨》。
在中国早期著名作家中，茅盾的名字在日本出现是比较晚的了。这也许是因为在1927年以前，他还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评论家、直到1927年底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才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缘故。但即使是作为一个文艺的批评家，此前的茅盾在中国文坛也早已是大名鼎鼎了。而其在前一阶段的评论活动在日本几乎无人介绍，可见那时日本文化界对中国新文学的隔膜。而到了这个时期，茅盾渐渐被日本文化界所注意。井上红梅1934年为改造社发行的《改造》、《文艺》两杂志撰写有关当时中国新文学动态的报导，其中有《支那的新作家茅盾》一文，从上海寄回日本，同年3月在《文艺》杂志上发表，介绍了茅盾其人及创作情况。193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小田岳夫翻译了《蚀》中的《动摇》和《追求》，以《小说：大过渡期》为名由第一书房出版。后来，他还译过《大泽乡》。次年，由山上正义翻译的《水藻行》发表在《改造》杂志19卷5号上。这篇小说是山上直接从原稿译出的，这一时成为日本文学界的话题。
此时介绍中国新文学一般概况的文章、著作不仅较前期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评价也较准确，这说明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程度有所深入。其中，有几篇（部）论著还有相当的独见。1930年，差不多与前面提到过的《支那现代文艺》（濑沼三郎）同时出版的还有柳田泉的《现代支那文学鸟瞰图》。这是做为《世界文学讲座》的第12卷由新潮社发行的。书中把“五四”至19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恋爱文学时期、革命文学时期和无产阶级文学时期。应该说，这种划分还是有一定的独见而不失准确的。如把左翼文学划分为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两个不同时期，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有眼力的。尤其是把“五四”文学称为“恋爱文学时期”，更是一种本质意义的把握。“五四”时期的思想和文学主张虽不都是以自由恋爱为主要内容的，但在当时具体的创作中，大部分作品的主题是反映青年人爱情要求的。如当时最有影响的“问题小说”所反映的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多和婚姻爱情有关。可见，柳田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是在进行一定的深入研究之后的概括。他是一位热心的中国文学介绍者。在此之前，还还译过丁西林的独幕剧《一只马蜂》和胡适的论文《建设的革命文学论》。前者收入1928年9月出版的《世界戏曲全集》第4卷《印度中国剧集》之中，后者列在1927年7月问世的《世界大思想家全集》中的《胡适篇》的名下。柳田选择胡适这篇论文有着明确的认识，即把它做为“文学革命”时期的核心纳领来看待的。胡适的文章和作品虽然在日本译介最多也最早，但把他在文学革命时期的主要论文在日本国内翻译出版，这还是第一次。此外，1936年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了一套《世界文艺大辞典》，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增田涉为其中第7卷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部分。增田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因此，他这部著作较同时出版的大山
的《中国新文艺运动之展望》更为系统、公允。大山受创造社影响较明显，对鲁迅及文研会作家评价不够公正。而增田涉能从文学史的角度，很公正地评价了鲁迅、文研会作家和郭沫若及创造社作家。他认为“《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日”，而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则是“青年五四‘浪漫主义’的代表”。后来，增田涉还写过《鲁迅印象》等文章，这时已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了。
综上所述，做为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阶段，从1927年至1937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要作家和大部分重要作品都曾在日本的报刊论著中出现过，作品的选择和作家的评价也日渐成熟，呈现出前所未曾有过的新特点。
首先，正如本文开始时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此时日本在介绍中国现代文学时，有系统、有侧重。
从作家群体来说，注重革命文学阵营尤其偏爱创造社诸家。也许是创造社作家前后两代人都是从日本走上文坛的，也许是他们身上特出的革命情绪与日本左翼文艺人士发生了共鸣，所以在介绍中国文坛情况时，每每都把创造社视为革命文学的真正代表，评价很高，甚至不惜以贬低鲁迅等人来抬高创造社诸人的地位。这是日本左翼文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一种普遍的认识倾向。
从作家个体来说，注重鲁迅。我们说日本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肤浅到深入；由偏颇到公正的过程，这在对鲁迅的评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受创造社的影响，有些人尤其是普罗文艺阵营中人对鲁迅的认识开始很不公正。如有影响的评论家藤枝丈夫在《国际文化》杂志上发表的《中国的左翼出版物》中，便认为“对于以《语丝》和《北新月刊》为基地，经常发表一些反革命谰言的鲁迅一派，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而普罗作家前田河广一郎1928年为收集创作素材来上海，在内山完造为其举行的宴会上，当面称鲁迅为“近代以前的文人”，指郁达夫为“苍白的知识分子”，鲁迅和郁达夫则以静默相对。稍后出版的由铃江言一所著的《支那普罗运动史》一书中，对鲁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当然，这种倾向在此阶段后期很快得到了纠正，人们逐渐认识到了鲁迅作品的价值，承认了鲁迅在当时中国文坛及文学史上的领袖地位，并把他视为普罗文学的卓越代表。如1931年松浦圭三译的《阿Q正传》便是做为“支那普罗小说集”之一出版的。同年，山上正义译的《阿Q正传》亦是作为“国际普罗丛书”之一出版的。他的译者序中用充满激情的诗式的语言把中国当时汹涌的土地革命热潮做为大背景来评价鲁迅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1937年，日本著名普罗诗人中野重治发表的《一分为二的中国及其他》一文，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给鲁迅其人其文以充分肯定。据统计，从1930年到1936年近20人发表文章论著评介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
第二，此阶段出现了中国新文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门团体。
1934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中起了巨大作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竹内好、冈崎俊夫、武田泰淳、增田涉、松枝茂夫、小野忍等人。著名作家佐藤春夫、岛崎藤村、村松梢风等也曾给予了积极支持。研究会于1935年3月创办《中国文学月报》，为了表示友善，破例改“支那”为“中国”，并请当时流亡日本的郭沫若题写了刊头。这个研究会不仅个人积极著述，介绍中国文学，而且还定期举行例会，组织座谈，主动与中国新文学人士联系，许多人还参加了改造社主持的《大鲁迅全集》的编译工作。直至战时，也没有完全中断活动。他们的功绩，是应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大书一笔的。
当然，与中国介绍日本近代文学相比，无论如何，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都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此时期也并不例外。这主要是由于两国文学发展的时差和实绩所决定的。中国当时对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不仅仅是一般的翻译、介绍、研究，而是将其作为艺术思想和创作的楷模来看待的，以致直接影响到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产生和发展。而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虽已比前一时期有质的飞跃，但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疏离感，这可能和中日两国的国际处境及现实地位不无关系。而且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这种并不平衡的文化、文学交流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发生了非常化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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