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五个问题_经济学论文

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五个问题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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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统计信息的失真残缺

经济学研究要取得成果,就必须有高质量的经济统计信息。如果所用的统计数据失真,则经过分析处理后的数据是倍加失真,其结论自然也就成为谬误。例如,1994年统计执法共查出违法行为7万多件, 国家统计局在各级统计局挤水分的基础上对乡镇工业产值挤掉水份7000亿元(《中国信息报》1995年7月10日、5月4日)。又如, 据第三产业普查,1992年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34.3%,而1994 年的官方统计年鉴中原统计为28.2%。耕地面积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宏观国力指标。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统计年鉴中仍无准确数据。耕地面积不准,播种面积如何准确?农产品产量如何准确?目前我国的失业人数仅统计城镇;并仅限于城镇户口居民,完全没有农村失业人数的统计。再如,统计指标的选择过于随意,远离经济研究的需要。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有些重要指标上年有下年就没有了,而有些无甚价值的指标上年没有下年却有了,指标选择很不稳定。不少重要的经济指标统计数据不成系列,有些经济指标的口径明显落后于实际情况(如城乡居民划分),给经济学研究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障碍。

(二)统计出版物的畸高价格

经济学者特别是应用经济学者,必须占有充分的统计信息,而政府统计物是经济学者的主要信息源。一般来说,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应该是经济学者的必备书。然而,近些年统计出版物的畸高价格使得经济学者已经到了望书兴叹的程度。

《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价格为48元,共881页,1993 年价格为58元,共931页,1994年价格为88元。一本《中国统计摘要1995 》价格已经达到12.80元,一本《198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价格高达65元, 政府统计出版物的价格上涨速度不仅超过了同期物价上涨指数,而且也超过了同期书报杂志的价格增长速度。

出版政府统计数据本应属于政府行为,不应以盈利为目的。统计出版物不同于其他出版物,其内容来自地方统计机构提供,参与汇总编辑统计出版物的人员是国家公务员,属于其分内工作,因此不应存在稿费支付问题。作为统计信息,其出版应尽力压低成本,向学生、教师应折价提供。

目前政府统计出版物不仅价格畸高,而且质量次、出版晚。每年的统计出版物90%以上是重复的,重要统计指标缺乏,统计数据时常改动。这种质次、迟到的信息给研究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三)敬而远之的图书馆

科学研究离不开图书馆,因为个人不可能也不必要藏尽天下之书。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图书馆令人遗憾的现状,藏书量严重偏少、开放时间不足(有的每周停借3天)、功能单调、服务质量低劣等, 使多数经济学者对图书馆敬而远之。如此,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质量及其效率又怎能提高呢?

(四)学术成果评价的非科学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成果主要应由实践、由社会来评价。许多学术成果的价值可以由发表刊物的等级、转载率、引用率来评定。当然,学术成果评价也不排斥以人为方式来组织评价,例如,评选诺贝尔奖等。学术成果的评价不管其方式如何,关键是公正、客观、科学。我国目前的经济学成果评价存在着明显的非科学之处。(1 )学术成果评价过于匆忙。例如,有的参评作品的出版日期往往与评选截止日期是同一个月份。一个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成果,其评价往往是少数人的意见,很难反映和代表社会评价。(2)学术成果评价不公正。 参评作品与评审专家不能做到双向匿名评审。有些没有名声但确有水平的学者往往很难得奖。评审专家往往是老面孔终身制,并且具有单位所有制特征,不具有社会代表性。有些学术成果评价以行政官员的评价作为最终裁决,这些是不公正的。(3)学术成果评价重图书、轻论文,重铅字、 轻油印,重公开出版,轻内部发行,重立项课题、轻自由选题。这是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低成本原则。国家立项并不是项目水平高低的充分条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果或成名作往往与国家或社会资助无关。国家立项的社会科学成果,其课题经费往往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并没有用之于研究,而是用之于出版资助!

(五)行政权力对学术界的渗透

从理论上讲,学者就是学者,官员就是官员,学界与官界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领域。然而,由于我国的传统体制,学术界过多地受到行政权力的干预,学术界的官化色彩很重。(1)学者有官级。 比如同是教授,但有处级教授、副局级教授、局级教授、副部级教授之分。这种学者行政化的做法对学者的人格、学者的独立研究怎能不具有强烈的负影响呢?(2)官员有学级。有的政府官员不仅有官做,而且还有学级, 既当官又作教授,甚至带硕士生、博士生。(3)学术成果、 学术单位充满着行政阴影。如有省级成果、部级成果、地级成果、县级成果之分,成果的评价由各级政府机构裁定。从事学术研究的高校、研究所、科学院,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有些学术上无建树的人因为做了××局长而地位突升、待遇提高、收入大增。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对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学术人才的培养均是极大障碍。(4)学而优则“官”。 我国的人事管理体制多年来一直有一种嗜好:把学术特别优秀中的一部分人选拔当官,不仅当学术单位的领导(校长、院长、所长),而且当政府机构的领导(副部长、厅长、处长)。这种做法一方面说明我国人事管理体制的落后陈旧,一方面也严重削弱了我国的学术研究力量。实践证明,这些自愿或不自愿当了官的学者,在当官后基本上不会再创造出优秀的科研成果。从整体上看,学而优则“官”是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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