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者个体压力的纾解路径选择——基于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者论文,路径论文,经济学论文,前景论文,个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1-0127-14 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但与经济增长、收入提高不同步，劳动者普遍感到工作压力巨大，有人甚至写出以“狗×的工作”为标题的书。科斯(Coase)曾提到人们都在寻求“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1]，在现实中，有些人在给别人打工，有些人在自己创业，劳动性质并不相同，那么考察劳动性质的变化是否会对劳动压力纾解提供新见解呢？ 自拉扎勒斯(Lazarus)于1966年明确界定压力概念以来[2]19，人们认识到虽然在一定限度内压力会产生积极作用，但持续积累的压力会造成许多严重的负面后果[3]631，因此对压力如何进行纾解和管理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国外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压力进行了研究。在管理学领域，研究者把压力作为组织行为方面的管理问题，从企业层面提出压力管理的理论[3]628，将压力与个体差异(成就、职业道德等)和结构因素(压力源、领导类型、工作设计、工作环境等)联系在一起进行了大量研究[4]；在医学领域，从社会和个体层面上将压力作为公共健康问题[5]125-128，对压力的负面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压力与心理健康问题、负面健康行为，甚至死亡都有密切联系[6-9]，在此基础上，针对压力问题提出了认知行为治疗、时间管理、静观减压、渐进式肌肉放松法等多种治疗方法[10-11]；在传统经济学领域，不考虑压力问题，但在新近发展起来的行为经济学中，压力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压力强烈地影响着个体的经济决策[12-13]。不同于管理学、医学对负面压力进行处理的做法，行为经济学从快乐适应(Hedonic adaptation，指情感反应在多次刺激下变弱)的角度探讨其中的心理因素和作用机理，发现个体的快乐感在发生积极改变时，可完全迅速地回到原来水平；但在发生负面改变时，只能部分回复到原先水平，并且速度相当慢(适应快慢还依改变的性质差异而不同，如对收入变化适应较快，而对地位变化适应则很慢)。同样大小负面冲击产生的影响要显著强于正面，而要使负面感受快速纾解，需要人们进行目的明确的积极努力[14-16]，[17]200-224，[18]302-329。从国外现有研究来看，对转型经济下劳动性质变化引起的压力纾解问题研究很少，国内研究者针对我国转型经济下具体行业或特定人群进行了不少压力管理探索，如对农民、大学生、企业经营者和员工、领导干部等进行的研究[19-24]。但国内研究一是主要在企业组织范围内进行，从企业之外更宏观的转型环境背景下进行的研究较少。二是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展开的研究较少。 考虑到我国劳动者因劳动性质变化而产生的压力问题具有转型经济的背景，同时劳动者压力感受则涉及微观当事个体的心理，与心理学关系密切的行为经济学是分析这类经济问题的新工具，因此本文将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在较宏观的转型经济背景下探析上述劳动现象背后的内在微观机理并提出解决方法。 二、我国劳动者个体压力的产生 (一)精神层面需求与发展阶段 马斯洛需求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25]，依次由较低到较高层次排列。五种需求中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会需求都属于低一级的需求，通过物质条件的改善便可以得到较好满足；而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是高级需求，需通过作用于满足精神层面的因素才能得以满足。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这种表述结合了我国社会的传统特点，翟学伟在《社会学研究》这样表述这一观点：“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交往和归属需求(即社会需求)是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强势需求的。但中国社会在传统特点上有一种强烈地将这一层次下移的倾向，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托底的需求并非一定是生理需求，而可以是交往需求，换一种说法，在中国，交往需求的满足可以保证生理和安全需求的满足。”[26] 通常情况下，人们在低一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会产生高一级的需求，物质需求满足后人们会对精神产生需求，精神层面得不到满足反过来会使更低层面已满足的物质需求状态受损。一个国家民众的需求层次结构，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以生理和安全为主导的需求者比例较高，而以高级精神为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小；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中期阶段，随着人们收入情况的好转，低层次需求占主导的人相对减少，而高层次需求占主导的人相对增加[27-30]。这种变化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所经历过的开放初期和当前时期两种需求层次结构变化的写照，也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我国劳动者的需求层次结构也在向高层次移动。而在这种移动过程中，仅靠物质刺激已经不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人们越来越需要获得更多精神层面的满足。 (二)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会产生压力 劳动者在精神层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具有普遍性，这可以从对劳动分工的全面认识上和我国转型时期特点上看出。 1.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使工作效率显著提高。文艺复兴以来，在工场的生产组织方式上，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伴随分工的细化，人类的劳动生产率获得空前提高。《国富论》中制扣针的例子对此具有非常清晰的描述：“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每磅合中等针四千枚，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31]6斯密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分工观点，并对劳动分工为什么会提升效率给出了三个解释原因：“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31]8。 2.工作本身细小。现代的劳动分工使人类社会能够把工作分解成非常细小的部分，使每个人的那一小部分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和精细。行为经济学家阿瑞里(Ariely)提出，如果人类是机器人，高度的劳动分工是不存在问题的。但当我们需要考虑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因素或意义对劳动者积极性和生产率的重要性时，高度分工这种方式便引起相反作用——它会使人们失去顾全大局的责任心、目标感以及成就感，从而缺少了劳动意义。缺少了意义，专业人员会觉得自己好像电影《摩登时代》中卓别林扮演的角色，一切都由工厂的齿轮控制，根本不会有全心全意工作的愿望[32]103。 行为经济学选择归集(Choice bracketing，指单个选择组合在一起的集合)理论可对上述劳动意义缺少原因进行解释。按照这一理论，当选择归集集合很小时，只包含一个或很少几个选择，称之为窄归集(Narrow bracketing)；当选择集合较大时，称为宽归集(Broad bracketing)。宽归集和窄归集的决策效果不同，窄归集通常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全局角度转移到局部角度，从而会使当事人产生一些有害的决策方式[33]。劳动分工使劳动者在工作上的选择具有窄归集的特点，劳动者的无责任感、无意义感伴随这种窄归集而产生。 3.服从权威。劳动分工在企业组织中得到充分实现，与企业组织以权威作为其运行机制密不可分。从本质上看，企业的存在是因为与市场相比，企业组织能够节约某些市场成本，而企业之所以能够节约这种成本的原因是企业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1]，也就是说在企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具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它与市场上的平等关系完全不同，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中指出：“通过契约，生产要素(在本文就是劳动)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1]然而科斯同时又指出这种服从与人们内心的另一种愿望不一致，这种愿望就是“人们通常趋向于寻求‘成为自己的主人’的好处”[34]。 4.知识经济。凭借严格的监督手段，劳动分工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在工业革命时代并不是很严重。但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针对劳动的直接监督效果已经大幅弱化。在今天，人们所从事的工作越来越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思想，并且需要8小时内外的全身心参与，这种性质的工作不可能被置于严格的监视下有效进行，比如经理人员、软件编程人员、科研工作者等。由于无法对劳动实施有效的监督，强行使用传统监督手段不仅无法减弱分工的负面影响，反而会使负面效果越来越强。从管理学上看，缺乏激励的单纯强监督并不符合管理学原则，管理学更强调通过激励提升劳动效率。在管理学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传统工业生产效率提升案例均不是单纯的监督手段的运用，1898年泰罗在伯利恒钢铁厂进行的铁锹工效改进实验和1914年福特汽车生产流水线的引入，均伴随着对工人货币激励的大幅上升，前者使工人的收入水平从1.15美元上升到1.88美元，后者从2.34美元上升到5美元，分别上升了63.48%和113.68%[35]33，[36]，而在这种货币激励大幅上升的同时，由于大幅度超出了社会平均收入，劳动者在精神层面上也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5.转型经济。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其特点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形态都发生着快速转变，原有的体制和形态不断被改革，而新的体制和形态还在不断探索中，整个转型“一边摸索，一边积累经验”[37]。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体现在三类因素上，包括环境因素、组织因素、个体因素[3]629，在快速变革下，三类因素均不同程度发生着使劳动者精神要求无法得到满足：经济、技术、政策变化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平均寿命极短的企业兴衰带来的劳动者频繁失业、搜寻工作与再就业[38]，老年和幼年家庭成员带来的家庭照护负担。按照行为经济学家吕由波米斯基(Lyubomirsky)的快乐适应理论，当个体在受到负面事件的冲击后，只有不断进行稳定的重复的刺激，个体才能在心理上形成适应，然后才能在快乐适应的作用下使其快乐状态部分地回复到原先状态，这里的适应前提条件是刺激必须稳定或不断重复[17]200-224。但在转型经济条件下，快速变化是其主要特点，稳定不断重复的适应前提条件难以满足，快乐适应的作用有限。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劳动者难以对未来形成清晰的美好预期，加剧了其精神要求的不满足状态。 工作本身的细小化、对权威的服从、对激励的要求以及转型经济带来的快速变化，这些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劳动者的精神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则会产生精神压力，按照拉扎勒斯的观点，压力来自“需求和资源之间的不平衡”，当个体的精神需求和现实之间不匹配时，压力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但人在压力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拉扎勒斯提出对压力进行管理是可行的，因为压力不是对压力刺激的直接反映，而与个体具有的资源和能力是否能够对压力刺激做出有效反应的应对协调直接相关。为了有效进行压力管理，首先需要确认对个体而言哪些因素是控制其压力的核心要素，确认干预方法是否能有效作用于这些因素。然后引导人们去管理自己面临的压力和对付压力刺激，改变对压力刺激的看法，最终通过能力和内心的改变应对所有的压力刺激[39]19。 三、基于前景理论的纾解途径分析 按照拉扎勒斯的思想，进行压力管理需要确认能够控制个体压力的核心要素，而对核心要素不同学科有各自不同的认识。在经济学上效用是具有核心意义的要素，因为效用概念是构筑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因此从经济学上探讨个体压力纾解问题应从效用入手。作为标准经济学的拓展和修正，行为经济学由于融入了被标准经济学忽略的心理因素而对现实具有更强大的解释力，但标准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所使用的效用概念并不相同，前者使用决策效用概念(Decision utility)，后者则使用的是体验效用概念(Experience utility)[40]。 决策效用是标准经济学消费者选择理论的基础，消费者以期望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是标准经济学模型最基本的假设。决策效用指在一项决策中被分配给一种结果的权重，它通过人们的选择被揭示出来，这种以人们的选择揭示偏好的效用在标准经济上被普遍使用。其最大的好处是容易测度，不再依赖人们直接的态度和价值判断。 体验效用则是行为经济学的观点，指的是有关快乐和痛苦的经验，即边沁对“效用”一词的最初使用[41]。行为经济学认为，能够对一次经验事件的效用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都应该在决策时被加以考虑，即体验效应，而决策效用虽然重要，但并不全面，它只是构成人的总体感受的一部分，人的感受不仅包括决策效用，还包括大量的体验效用，不仅包括从个人角度出发的理解，还包括个体间的作用[42]86-93。由于增加了心理过程的考虑，行为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更全面意义上的效用概念，探讨如何控制和改变体验效用可为如何纾解个体压力问题提供新思路。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们提出了多种行为经济学理论，以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最具影响力[43]。以下本文依据前景理论的思想提出一个分析思路，并按此思路从个体微观角度认识个体压力并分析如何控制其体验效用。 (一)前景理论体验效用分析 前景理论把个体决策分成编辑和评估两个阶段。编辑阶段是对所显现前景的初步分析，使之形成一个更简单的表示，以便进行后面的评估，其具体操作包括编码、组合、分割、删除、化简和占优检测。编辑阶段完成后，决策者评估每个编辑过的前景，选择具有最高价值的前景。这一理论的核心特点是其价值载体是财富福利的改变而不是最终状态，把改变作为价值载体，意味着一个特定变化的价值是参照点、基于参照点的变化强度两个因素的函数，因此参照点位置、问题被编码和编辑的方式是分析决策的关键因素。参照点可以是现状，也可以是期望或愿望，还具有可变性，而相对于参照点的编码则既可以是损失也可以是收益[43]。 依据前景理论上述特点，本文归纳了个体决策时使用的体验效用与传统的期望效用(即决策效用)间的6个不同点：一是每种状态的发生概率都在客观概率的基础上进行了主观的调整，形成决策权重；二是给每种结果都被赋予了一个主观价值；三是这种主观价值是以相对于某一参考点来计量收益或损失；四是参照点可变；五是体验效用种类并不唯一；六是体验效用与禀赋效应和对照效应叠加。 分析劳动压力问题，需考虑上面的6个特点，为更清楚完整地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对劳动压力问题进行分析，本文设计了一个围绕体验效用形成的分析图，如图1所示。
图1 体验效用的内在特点 作为决定个体内在感受或压力的核心要素，体验效用种类不唯一并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图l中，体验效用受到禀赋效应与对照效应的影响，而禀赋效应与对照效应强度取决于参照点，参照点具有可变的特点，因此当特定事件给个体带来压力影响时，其体验效用也具有可变性。 与现有研究的不同之处，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吕由波米斯基提出的快乐适应HAPNE理论模型不同，HAPNE模型同时关注正负两种快乐适应，提出在正负两种情况下个体都是通过情感和预期两个途径的变化使快乐适应产生作用，本文只关注于负面压力的纾解问题。虽然两个研究都强调参照点变化，但吕由波米斯基只是指出改变期望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改变适应性的方法”，并没有说明如何实施[17]200-224。涉及参照点改变的相关研究中，王晓田教授为说明参照点的变动提出了三阶段参照点理论(TRP)，同时使用三个参照点进行研究[44]，而本文的体验效用分析中，参照点的个数仍只有一个，这一特点与最初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只使用一个参照点的做法相同，但本文突出参照点的可变性在压力纾解上的作用，并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体验效用种类 在行为经济学下，体验效用可分为多种，目前可确认的包括实时、记忆、诊断、剩余、期待几种细分体验效用概念①。实时效用是用一种基于时刻的方法进行度量的效用记录，建立在对受试者进行持续的监测的基础上；记忆效用是用一种基于记忆的方法进行度量的体验效用，这一概念涉及对过去经验的回顾性评价；诊断效用指人们从其行为中推断效用的情形，是一种自我信号释放的现象；剩余效用是与后续不同时段内所感受到的快乐或痛苦有关的体验效用，如愉快假期后与同事聊起此事时的感受；期待效用指人们从对未来事件的期望中获得与享乐有关的效用，比如对假期的盼望或对看病的恐惧。 (三)损失规避使负面影响加剧 人们在对体验效用增加(收益)和减少(损失)的感受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按照前景理论中的损失规避观点，人们在主观上认为损失与收益并不是对称的，等量的损失要比等量收益具有更大的影响。近来的归纳性实验证据显示即便是很普通的物品，损失所带来的负面感受强度也会达到同等收益的1.43到4.8倍[45]。行为经济学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对损失规避形成的原因提供了解释：在原始社会，人类个体在食物方面一次微小的损失便会导致个体丧命，而额外的食物收益带来的喜悦与失去生命相比则要小得多。在图1中，如果事件相对于参照点带来的作用是负面的，由于损失规避的作用，那么人们获得的体验效用感受要比正向的效果强烈许多，反映在个体劳动问题上，如果劳动者在较长时间都不能摆脱负面的影响，就会对当事者形成了超出他人预期的压力。 (四)禀赋效应与对照效应 行为经济学还认为，人们基于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与对照效应(Contrast effect)评价事件对其幸福和福利水平的影响[46]297-318。一个事件的禀赋效应是事件对一个人幸福程度或满意度的直接贡献，好消息和积极的经历能够丰富人们的生活、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而坏消息与苦难的经历则会降低人们的福利[46]709，即禀赋效应主要由事件的质量和强度来确定。对照效应指的则是从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的一种间接的效应，人们会把新发生的事件与以前发生的事件进行比较、把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把现在与预期比较等等，从比较中确定自己的感受。区分了禀赋效应和对照效应之后，任何事件都会通过它产生的禀赋效应和随之引起的对照效应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受。而其中的对照效应，则不可避免地涉及参照点问题，即对照效用的对照物。前面述及的损失规避同样涉及参照点问题，因为参照点确定了体验效用到底具有损失还是收益的性质。 (五)参照点 按照前景理论，个体从一个事件中获得的体验效用的正负方向及大小结果是通过和某一(或某些)参照点的收益或损失对比后计算所得。在前景理论中，参照点被定义为价值尺度的零点。因此，个体判断特定事件的感受时所依据的变量正是此变量偏离参照点的值，即体验效用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的变化量。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对参照点的成因给出了解释，指出人的感知器官具有对相对变化或差异比较敏感的特点，而不是绝对的大小量，比如人对诸如亮度、响度或者温度这些属性做出反应时，以往和现在经历的环境确定出一个适应水平或参考点，而刺激因素能够被感觉到与这个参照点的设定相关[43]。参照点在体验效应上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决定着个体对体验效用的正负判断，从而决定损失规避是否在其中发挥作用，而相互比较的结果则使对照效应的大小也同时被确定下来。 (六)劳动分工负面影响的行为经济学成因 在劳动分工的负面影响问题上，基于上述前景理论本文对劳动者的细分体验效用、禀赋对照效应、与参照点对比后产生的损失规避效果进行分析，当劳动性质从自我雇佣向受雇佣发生负向变化，劳动者在无法“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时，上述体验效用的具体表现如表1所示。
表1中的“体验效用类型”包括实时、记忆、诊断、剩余、期待五种体验效用细分，“个体角度的禀赋效应”即个体在各具体细分体验效用种类下的直接禀赋，此列只考察禀赋效应，没有叠加其他效应和参照点的作用，因此在“个体禀赋效应”下，体验效用的细分种类均表现出正的微负的情形(微负指自我劳作过度)，因为劳动会导致产生爱或看重的心理过程，最终劳动提升了主观价值[47]。 当个体将自我雇佣作为价值零点后，禀赋效应经过与参照点(自我雇佣)相比则产生出显著的对比效应，因为在受雇佣状态时个体所做的工作只占整个生产体系中微小的一部分、个体需要不断接受权威的命令，加之知识经济以及我国转型期的新特点，使得对比效果呈现出明显的负向效用。在此过程中，对照效应通过参照点发挥着作用，参照点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判断标准作用。 表1中，“个体禀赋效应”所在列跟“与参照点(自我雇佣)相比”所在列的体验效用相比后，体验效用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方向被表示在“变化方向”一列中，由于其前后变化方向为负，因此损失规避因素便作用于其中，损失规避的作用得使负面体验效用变得更加强烈。强烈的负面体验效用具体化为表1最后一列所示的负面感受。 以上过程还可在各体验效用细化分类上进行分析： 1.实时效用，指个体从劳动中直接获得的效用。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在自然状态下，人具有劳动的需求，此时劳动带来的效用为正或微负；但当把自我雇佣作为参照点时，受雇佣的实时体验效用常被感受为负效用，因为此时劳动的目的只是为了履行劳动契约，导致产生劳动无意义感、个体劳动与人类的目标并不一致的自我异化以及不受道德约束的无道德感。 2.记忆效用，是个体对过去劳动感受的记忆。在自我雇佣状态下，这种记忆效用通常是积极性的，表现为正；但是当把个体置于受雇佣状态后，由于劳动已经被授权给企业家使用，个体对自己的劳动不再拥有自由的支配使用权，这种状态在个体的记忆中不再是积极性的，使得记忆效用被感受为负效用，进而产生一定的无意义感。 3.诊断效用，指通过劳动，个体可以对自我的能力进行判断。在自我雇佣状态下，它是非负的，因为能够劳动的个体会自然肯定自我，认为自己具有一定的能力；但当将这种状态与受雇佣作比较时，这种诊断效用变为负向，因为个体的工作相对整个企业生产微不足道，个体在自身能力判断方面出现无力感。 4.剩余效用，指以前劳动在后续时期产生的后续影响。在自我雇佣状态下，它的影响是非负的；但当在受雇佣状态时，这种效用也变为负向，因为它是实时效用的延续，前者的负向性质在这里也得到继续，导致个体产生无意义感。 5.期待效用，指个体从未来将要发生事件的期待中获得的效用，在自我雇佣状态下，如果记忆、实时效用等其他效用为正，个体就会对未来的劳动有所期待；但当个体处于受雇佣状态时，以自我雇佣作为参照点，这一体验效用常变为负，劳动变得不再那么令人期待，在这种基于未来考虑的期待效用被感受为负效用后，会产生对人类未来的无道德感、自我异化。 上述分析说明了在前景理论下受雇佣劳动负面影响的形成过程，该过程中一个关键点是相对于最初的参照点体验效用发生了负面变化，如果在稳定环境下，负面变化可以通过个体自身的快乐适应功能被纾解掉一部分，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这种适应功能的作用弱化。当体验效用出现无法自动纾解的负面变化后，如何减弱其负面影响？一个办法是不变动参照点，通过改善客观条件减少劳动者的负面体验效用，而另一个办法则是变动参照点，使个体的参照点能随之进行反向调整改变，同样可以起到减少负面体验效用，削弱压力，使个体恢复内在感受平衡的效果。第一种办法较常见，以下重点对参照点改变进一步探讨。 (七)改变参照点 前景理论认为人的参照点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可变性。参照点改变背后的机理目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不打算涉及这些争议，仅以框架效应说明参照点为何是可以改变的。框架是对所发生事件的外在表述，由于这种表述包含了人们对参照点的设定，因此产生了框架效应。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是指尽管按照标准经济学期望效用理论看，得失的期望值相同，但人们会因为问题的表述方式呈现出的获利面或损失面而做出不同的决定。当以获利的方式展示时，人们倾向于避免风险；当以损失的方式展示时，人们倾向于追逐风险[48]。框架效应一直以来都被证明是个体决策中最强的认知偏差之一[49]，它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上的偏好不变性原理的失效[50]83-85。前述的劳动体验效用经过对照效应后发生改变，原因在于对照效应主要依赖于事件的相似性和感知到的相关性，它非常容易受到框架或其他认知的影响，因此按照早先发生的事件是否被认为与后来发生的事件相关，一件相同的事件在不同的框架下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感受结果[46]297，这样以来，参照点就会受到框架有力的影响，而发生逆向的改变。比如人们可能对于5%的工资增长很满意，但是当他们发现某个同事已经得到了10%的工资增长时，这时他们做出的反应可能就变成不满了。在这种情况下，框架负面地改变了人的参考点，人们把最初编码的收益转变为损失。但是，参考点也会出现相反变化的情形，即在受到框架或信息影响后，个体体验效用发生正向的改变。 根据前景理论，参照点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可通过图2表示出来。图2中曲线
显示的是3个体验效用曲线，其在0点之上是风险厌恶型(凹函数)，在0点之下是风险追逐型(凸函数)，
、
、
分别是三个坐标0点，并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参照点，X表示的是个体的收益或损失(即禀赋效用)，相对不同的参照点，X位置的体验效用变化是不同的，在
参照点下，X在损失区，其体验效用减少量为Δ
；在参照点
下，X在收益区，其体验效用增加量为Δ
；在更低的参照点
下，X同样在收益区，但其体验效用增加量则为Δ
。Δ
的长度大于Δ
、Δ
，显示收益和损失之间的不对称。可以看到，对同一个X位置，由于参照点的不同，体验效用明显不同，参照点的变化带来了体验效用的不同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既可以使体验效用增加，也可以使体验效用减少。 从图2中还可以看到，选定
中任意一条体验效用线，如果通过使X的位置向右移动，也可以起到使体验效用发生积极变化的效果，这种X位置的向右移动代表着劳动条件的改善，它也是改变体验效用的途径。 劳动体验效用的上述变化机理分析意味着可以通过劳动条件改善和参照点变化两个途径对体验效用进行影响和控制，使体验效用朝着既定目标方向变化。本文提出如下观点：个体的体验效用根据参照点进行判定，在劳动负面压力如何减轻问题上，如果个体所处劳动性质状态与作为零点的参照点劳动性质状态相比变差，那么个体的体验效用发生着负向变化，这一负向变化在损失规避作用下给个体带来压力。此时如果不改变参照点，那么沿着劳动条件改善的方向，可以使体验效用的负面影响问题得到缓解；如果按照参照点具有可改变性的特点，通过框架效应改变参照点，也可以减少劳动性质负向变动形成的个体压力，即通过参照点的有效改变，使负面体验效用发生积极变化甚至成为正面的效用，从而纾解因劳动负面影响而形成的压力。 上述观点是否正确，下文将使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
图2 参照点变化对体验效用产生的影响 四、以农民工为例的压力纾解检验 (一)观点的具体化及待检假设提出 本文以农民工进城劳动的感受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选择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有两点考虑：一是该群体的劳动性质容易判断，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性质可分为打工和创业两种，前者是受雇佣，后者是自雇佣；二是该群体中不同细分群体的初始参照点不同，按照进城农民工是否在家乡拥有承包土地，可将其分为有地和无地两种，其在农村时的生活可作为对进城后生活状态评价的一个参照点②，在农村有土地和无土地两种参照点下，城市生活感受的差异可以反映不同参照点下人们的感受差异，从而可推测参照点发生变化带来的影响。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按照城市劳动性质分为打工和创业两种、按照农村有无承包土地分为有地和无地两种，可得到4种不同的农民工劳动性质变化状态类型，如表2所示。
表2中，
代表在农村有土地，现在城市打工，以前是自雇佣，现处在受雇佣状态，是一种从自雇佣到受雇佣的劳动性质变化状态，相对起始参照点而言，是一种体验效用减少的负向变化；
代表在农村有土地，现在城市创业，以前是自雇佣，现在还处在是自雇佣状态，是一种从自雇佣到自雇佣的劳动性质变化状态，劳动性质没有变化；
代表在农村没有土地，现在城市打工，以前是受雇佣，现在还处在受雇佣状态，是一种从受雇佣到受雇佣的劳动性质变化状态，劳动性质也没有变化；
代表在农村没有土地，现在城市创业，以前是受雇佣，现在则处在自雇佣的状态，是一种从受雇佣到自雇佣的劳动性质变化状态，劳动性质发生了积极的正向变化。 针对农民工这一具体研究对象，本文将前述劳动性质负向变化产生压力，劳动条件改善和参照点转移纾解劳动雇佣负面影响压力的观点具体化为三个假设。 (1)受雇佣的负面影响给个体带来压力。具体化为家乡有地现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对现状的感受将比家乡有地城里创业的农民工差，即工作性质从自雇佣状态变化到受雇佣状态与工作性质从自雇佣状态变化到新的自雇佣状态进行比较，前者情况下的个体感受差于后者，如果这一现象出现，就意味着受雇佣出现使体验效用下降，压力上升。 假设1：自雇佣→受雇佣和自雇佣→自雇佣两者之间的感受不同，自雇佣→受雇佣的感受较差。 (2)劳动性质改善使压力下降。具体化为家乡无地现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的感受比家乡无地现在城里创业的农民工差，即工作性质从原受雇佣状态变化到新的受雇佣状态与工作性质从原受雇佣状态变化到自雇佣状态进行比较，如果前者情况下个体的感受差于后者，就意味着劳动性质改善，体验效用上升，压力下降。 假设2：受雇佣→受雇佣和受雇佣→自雇佣之间的感受不同，受雇佣→自雇佣的感受较好。 (3)参照点变化能够改变劳动带来的压力。具体化为家乡有地现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感受比家乡无地现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差，两者当前现状相似，都处于受雇佣状态但初始参照点不同，初始参照点水平高的个体现在感受较差，而初始参照点水平低的个体现在感受较好。如果两者感受不同，就表明参照点变化会使个体感受不同，如果出现受雇佣→受雇佣的感受好于自雇佣→受雇佣的感受，意味着参照点向低参照点方向变化有益于纾解压力。 假设3：自雇佣→受雇佣和受雇佣→受雇佣两者间的感受不同，受雇佣→受雇佣的感受较好。 (4)劳动性质改善和参照点变化叠加具有更强效果。具体化为家乡有地现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感受比家乡无地现在城里创业的农民工差，在从前一状态变化到后状态实际上是两种变化的叠加，一是初始参照点不同，二是劳动性质改善的变化方向不同。如果后者显著高于前者，则意味着调低初始参照点，同时改善劳动性质条件是一个更有效的纾解劳动压力的途径。 假设4：自雇佣→受雇佣和受雇佣→自雇佣之间的感受不相同，受雇佣→自雇佣的感受更好。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论文所使用检验数据来自于第一手问卷调查数据③。该问卷调查调研对象为农民工(户籍身份是农民，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的劳动者)，调查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组织，利用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本科生家庭所在地的便利进行调查，被调查对象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等25个省市或地区，调研于2011年开始进行，2012年完成数据整理，问卷为纸质问卷，共发放问卷2 800份，回收2 418份，进入本文分析的有效样本为2 281份。问卷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问卷说明；第二部分为个体特征信息调查，包括问卷填写者的性别、年龄、家乡所在地、打工城市、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打工原因等；第三部分为李克特五点式量表，包括比较参照群体等调查。问卷信度效度均比较良好。 数据样本的分布特征。按性别分，男性占61.4%，女性占38.6%；按年龄分，25岁及以下占42.7%，25-45岁占45.0%，46岁及以上占12.3%；按受教育程度分，小学及以下占16.4%，初中毕业占44.7%，高中或职中毕业占26.6%，大专及以上占12.2%；按户籍所在地分，东部占27.0%，中部占18.1%，西部占54.9%；按工作所在地分，东部占48.1%，中部12.5%，西部占39.3%。 本文抽取此次调查问卷中的部分信息，包括农民工个体有无土地、目前在城市工作的工作性质、对现状的感受三个方面。被调查对象对现状感受的选项是：1非常满意；2较满意；3不确定；4不太满意；5非常不满意，因此均值越小表示感受越好。对这些相关信息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4所示，不同细分状态下的频数都达到了大样本的要求。
(三)假设检验结果 使用stata11进行方差分析。对样本数据的方差齐性进行检测，Bartlett检测的P值为0.587，表明数据具有方差齐性，可以进行方差分析。方差分析F值为22.04，P值为0.000，表明农民工不同分类间的感受均值不相等，使用Scheffe多重比较以确定具体的差异，结果如表5和图3所示。
图3 农民工不同状态下对现状的感受差异 注：横坐标1、2、3、4代表劳动性质和有无土地组合下的农民工分类
、
、
、
，纵坐标代表对现状的感受，纵向线段表示两个标准差。 从表5和图3可以看到：
和
均值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并且后者小于前者，表明数据样本在1%显著性水平上支持假设1；
和
均值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并且前者小于后者，表明数据样本在5%显著性水平上支持假设2；
和
均值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并且后者小于前者，表明数据样本在1%显著性水平上支持假设3；
和
均值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并且前者远大于后者，表明数据样本在1%显著性水平上支持假设4。上述检验结果结合在一起，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纾解劳动压力观点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 (四)更有效地纾解劳动压力 在图3中，以纵坐标值等于3为分界线，状态
、
、
的农民工感受均在分界线之上，而状态
农民工的感受在分界线之下。从图3中可看到，不论是从
变化到
还是从
变化到
，虽然不满减少了，但并没有从不满变到满意，没有低于分界线，而状态
则发生了逆转，低于分界线。因此分析从状态
到状态
的变化路径，对有效解决劳动性质变化带来的压力问题更具有启示意义。 从状态
变化到状态
，实际上是两种变化的叠加：一是在初始参照点上具有变化，状态
的参照点是自雇佣状态，相对较高，状态
的参照点是受雇佣状态，相对较低，对比
和
的参照点，可以发现
相对于
的参照点发生了一种性质调低的变化；二是劳动性质的变化方向不同，状态
是从自雇佣劳动状态变化到受雇佣劳动状态，劳动状态负向变化，状态
则是从受雇佣劳动状态变化到自雇佣劳动状态，劳动状态正向变化。从
到
的变化，形成了有效的压力纾解，这种变化路径启示我们，在实践中，调低初始参照点，同时改善劳动性质，是一个更有效的纾解劳动压力的途径。 劳动分工是把双刃剑，它在提高人类劳动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问题。通过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对当前我国劳动压力纾解问题进行分析并通过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对主要观点进行检验后，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劳动性质负向变化给劳动者带来持续压力。在我国转型时期，快速变化的内外环境使个体自身对负面影响自动进行纾解的快乐适应机制弱化，劳动性质的改变给劳动者带来了精神层面的持续负面影响，使无意义感、无道德感、无力感等负面感受充斥在劳动者的体验效用中，这种体验效用使劳动者对现状的感受变差，进而产生持续压力，劳动者对纾解负面影响形成的压力具有普遍的需求。(2)劳动压力纾解可从劳动性质改善和参照点调整两个方向进行，前者是在参照点不动的情况下，改善劳动条件，减弱劳动状态中的负面因素，使体验效用增加，后者利用个体参照点具有可变性的特点，通过积极适当的内外部活动，改变参照点的设置，促使参照点变动到较低的位置，从而使体验效用增加。劳动性质改善和参照点向较低位置调整结合在一起，可使劳动分工带来的负面体验效用得到更有效的改善，甚至变成正面体验效用，使个体感受发生逆转，从而纾解劳动带来的压力问题。 压力的自动纾解作用被快速变化的转型经济环境所弱化，而压力问题的负面作用给个体和社会带来许多隐患，使这一问题带有公共问题的特点，本文提出的改变改善劳动条件和参照点办法都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一定的积极努力，由于个体不是完全理性的，并且缺乏在宏观层面解决压力问题的能力，因此政府应在压力纾解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个体劳动者的压力纾解进行帮助性调节，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政府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家长式”(Paternalism)政府[51]210-247。 从本文经验性结果中可以得出一个新的认识：相比有地农民，无地农民到城市创业具有更高的满意度。较高的满意度可使这类个体在创业上产生持续的行动，这一认识可为近来政府倡导的“大众创业”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①交易效用也是一种体验效用，指从支付价格和参考价格间的差异上获得的体验效用，因与本文关系不密切故不涉及。 ②参照点有许多种，研究显示起始点在参照点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参见Odean T.Are investors reluctant to realize their loss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8,53(5); Arkes H R,Hirshleifer D,Jiang D.Reference point adaptation:Tests in the domain of security trading.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8,105(1); Baucells M,Weber M,Welfens F.Reference-point formation and updating.Management Science,2011，57(3)。对农民工而言在农村时的生活状态是一种由起始点形成的参照点。 ③问卷数据来源于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农民工核心比较参照群体选择的演变与社会冲突研究”(IOXJA630004)支持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与认知态度”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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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工个体压力缓解的路径选择--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_行为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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