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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73.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2-0074-05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大国之一,无论是国土范围,还是经济发展,都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名列前茅。但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决定了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具有其独特性。墨西哥毗邻美国,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发达国家,必然会对自己的邻居的外交政策提出一定的要求,而墨西哥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此长期以来,墨美关系一直居于墨西哥外交的首要地位,墨西哥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墨美关系中保持平等的主权国地位;另一方面,墨西哥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列强的干涉。据统计,1800-1969年,仅美国对墨西哥就进行了270次干涉。1845年美国强占得克萨斯,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使墨西哥丧失了近2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1年,墨西哥又遭受英国、法国、西班牙的武装干涉。对此,墨西哥人民不仅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反干涉思想深入人心,并使这种思想演化成墨西哥的国策。墨西哥民族英雄胡亚雷斯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尊重他人的权利就是和平。”因此独立后的墨西哥对主权和外国的干涉非常敏感。
故此,墨西哥在国际事务中,一方面坚持“不干涉”和“民族自决”原则,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和“民族自决”原则成为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基石。另一方面,由于墨西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墨西哥政府的外交政策又需要不断地调整。这些因素决定了墨西哥的外交政策既有一定的延续性,又不得不根据形势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本文以冷战结束前后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证明墨西哥的历史、地理位置和身份是如何影响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发展。
一、冷战结束前墨西哥的外交政策
独立后,自1929年至20世纪末,墨西哥一直是由革命制度党执政。该党坚持墨西哥革命的精神和“革命民族主义”,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坚持“不干涉”和“民族自决”原则,墨西哥革命领导人之一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在担任总统期间(1914-1920),于1918年12月1日在国会明确提出以不干涉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史称“卡兰萨主义”。其基本内容是:“所有国家均相互平等,应相互严格尊重他国的体制、法律和主权,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干涉他国的内政”,“各国应严格遵守不干涉的国际准则。”[1] (P195-196)此后,“不干涉”和“民族自决”原则一直是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基石。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也有所改变,从孤立主义逐步转向多元化,并更多地强调民族主义,可是“不干涉”和“民族自决”原则体现在墨西哥各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中。
在墨美关系中这种外交原则体现的最为明显。墨西哥与超级大国美国毗邻,而且在经济上对美国依赖较深,但即使在冷战时期,墨西哥历届政府均力图在政治上保持独立,不屈从于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不干涉和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原则。墨西哥是同苏联最早建交的拉美国家,早在1924年就同苏联建交。墨西哥这么做,一方面可以顺应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国面前维护其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增强同美国谈判的地位。此外,墨西哥历届政府只有在政治和外交上坚持维护民族利益,反对美国对外的侵略和干涉政策,才能在具有强烈反美民族主义传统的墨西哥政坛上立足。但是,墨西哥历届政府一般尽量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而是采取一种以不干涉原则为基石的,既不与美国疏远,又不唯命是从的对美政策,保持外交上较高的独立性。
20世纪50年代初,米格尔·阿莱曼政府拒绝追随美国出兵朝鲜。1954年,美国策划推翻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民主政府,当时墨西哥阿道夫·鲁伊斯·柯蒂内斯政府的代表在加拉加斯第10次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拒不支持美国提出的反共决议。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孤立古巴。墨西哥阿道夫·洛佩斯·马特奥斯政府多次表示同情古巴革命,并重申“捍卫各国人民包括古巴人民的自决权”。1964年7月,美洲国家组织在美国压力下,通过了对古巴进行“集体制裁”的决议,拉美国家纷纷同古巴断交,唯独墨西哥历届政府一直同古巴保持外交关系。
1970年代后,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第三世界崛起,墨西哥外交政策开始调整,由孤立主义向多元化发展。这一时期,墨西哥外交中所遵循的不干涉和民族自决的两大民族主义原则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随着墨西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外交活动趋于积极主动和多元化,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墨西哥在国际上赢得了较大影响力,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谋求出口多元化的目标却没有实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政治目标,即迎合国内左派,维持政权合法性和经济目标。
1970年路易斯·埃切韦里亚就任总统后,提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多样化”的原则,强调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和平共处,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埃切韦里亚还明确宣布,墨西哥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一致。他积极倡导“第三世界主义”,强调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1971年,埃切韦里亚总统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2] (P47)[3] (P72-73)。1972年,墨西哥同我国正式建交。1973年埃切韦里亚总统访问了中国。埃切韦里亚在任内还先后出访了亚非拉和欧洲的37个国家,接待了3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外长,签署了160多项协议和协定。与墨西哥建交的国家从67国增加到129国,新建交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埃切韦里亚总统还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72年4月,他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提出关于制定《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建议,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1974年2月12日,由墨西哥等国提出的这一《宪章》终于在第29届联大通过。
并且墨西哥还以发现的大量石油为资本,扩展与西欧、日本的关系,也扩大了墨西哥在第三世界、拉美地区,特别是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的影响。1977年9月,墨西哥外长在联大重申墨西哥对外政策的四项原则:第一,一国不干涉另一国的内政;第二,各国人民自决;第三,和平解决争端,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第四,各国主权平等。根据这些原则,墨西哥政府在联合国以及在拉美地区对许多国际问题提出积极的倡议。如1981年10月,在波蒂略总统和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的倡议下,在墨西哥坎昆市召开了《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即南北首脑会议。
1980年代,墨西哥开始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使其更加务实和灵活。1983年1月8日,墨西哥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拿马一起组成孔塔多拉集团,为和平解决中美洲冲突做出了贡献。墨西哥还与巴西、阿根廷等11个拉美主要债务国于1984年6月组成卡塔赫纳集团,争取政治解决外债问题[3] (P721)。德拉马德里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与灵活,它重申墨美关系是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基础”,强调它“同美国保持一种成熟的、亲切的和尊重的关系”。在解决债务和贸易等问题上,努力争取美国的合作,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与此同时,它又不接受里根政府提出的同美国恢复“特殊关系”的要求,在中美洲问题上仍坚持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干涉行径,继续维持同古巴、尼加拉瓜等国的友好关系,主张通过政治对话解决中美洲危机。
二、冷战结束后墨西哥外交政策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发生重大转折,东欧剧变、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标志着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格局和冷战的结束。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墨西哥政府对其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墨西哥外交政策从较多地强调民族主义转为现实主义。墨西哥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调整了对美国的政策。
自萨利纳斯政府起,墨西哥历届政府都把改善和加强同美国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萨利纳斯政府改变了前几届政府不同美国谈判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立场,自1991年6月起,开始同美国和加拿大就自由贸易进行谈判,三国于1992年8月12日达成关于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并于同年12月17日签署。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墨西哥调整了过去与美国长期对抗的立场[4] (P541)。在海湾战争期间,萨利纳斯政府支持美国的立场。萨利纳斯还积极支持老布什总统提出的“美洲倡议”,他强调,墨西哥已不再是美国的“后院”,而是美国的“前花园”和“大门”,是联系南方和北方的“桥梁”,是“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枢纽。”[4] (P720)塞迪略任内,墨美关系更加密切,墨美双边关系已“制度化”[4] (P639)。1998年墨美两国签署了关于扫毒及保障移民权益等9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2002年3月,福克斯政府同布什在墨西哥达成了关于建立《墨美边境同盟》协议和关于建立《墨美争取繁荣联盟》协议。在联合公报中,双方认为,两国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程度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在移民、边境安全、执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进展”。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生效后,墨美两国的贸易额大大增加,两国日平均贸易额达6.5亿美元。2005年3月23日,墨、美、加三国领导人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举行会晤,发表了《建立北美安全和繁荣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06年3月底,三国领导人再次在墨西哥坎昆会晤。
其次,外交“经济化”加深。
冷战结束后,墨西哥政府逐步把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经济领域,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墨西哥外交政策中首要的和关键的因素。萨利纳斯执政后不久,他亲自出面与他的债务谈判班子去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游说,终于在1989年7月同债权银行初步达成协议,使墨西哥减轻了债务负担。1991年,墨西哥同智利签署了拉美国家之间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11月,墨西哥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塞迪略任内,墨西哥充分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内积极活动,以促进贸易、吸收更多的外资和克服金融危机。1999年11月,墨西哥同欧盟结束了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2000年3月,福克斯总统任内,墨西哥和欧盟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的名称是:《经济联合、政治协调和合作协定》)。福克斯强调外交要促进经济发展,他说:“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将是开放的、积极的、活跃的和无党派的,将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不仅应捍卫主权和国家安全,而且应成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杠杆”[5] (P16)。为此,墨西哥外交部新设了对外经济关系局,专门有1位副部长主管。经济贸易已成为墨西哥开展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2002年3月,墨西哥主办了在北方重镇蒙特雷举行的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最后的文件《蒙特雷共识》。福克斯强调,蒙特雷精神是“责任和团结”,是“变革和建设”,是“架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桥梁”。2002年10月,墨西哥主办在洛斯卡沃斯举行的第10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2003年9月,墨西哥主办了在坎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五次部长会议。卡尔德龙在2006年12月1日就任总统后,强调外交要为经济服务,他提出,墨西哥的外交政策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把维护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墨西哥人在海外的利益作为墨西哥外交的首要任务。
第三,民族主义思想逐步衰落,意识形态淡化,外交更加务实。
民族主义思想衰落表现在墨西哥在地区和全球政策方面放弃了一贯的反美主义,而是采取了同美国越来越合作的政策。1994年3月,萨利纳斯任内,墨西哥正式加入“富国俱乐部”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此同时,正式宣布退出“77国集团”。这表明政府“同不合潮流的第三世界主义的说教决裂。”[4] (P537)墨西哥学者认为,萨利纳斯政府已放弃了传统的反美立场,“从美国的对手变成美国的伙伴,从与美国冲突转为同美国合作”,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已从传统的“反美、讲原则、独立、象征性、理想主义”转变为“亲美、讲利益、相互依存、实用主义、现实主义。”[4] (P619)塞迪略表示他“公开同传统的立场决裂”,“做出了促进而不是抵抗全球化进程的选择。”[4] (P637)福克斯任内,在某些方面修改了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理论,福克斯主张“自由交流思想”、“自由交换政治立场”。2000年8月,作为当选总统的福克斯曾表示可以“聪明地转让主权”[6] (PA13)。
第四,强调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并捍卫民主和人权。
在对古巴政策上,萨利纳斯虽然批评美国加强对古巴封锁的“托里切利法”,但他公开敦促古巴进行“民主改革”,并先后接见流亡在美国和西班牙的极右的古侨组织的头目;福克斯在2002年2月出访古巴时,专门会见了古巴持不同政见者的头目,以表示墨西哥支持古巴的“民主进程”,这一做法招致古巴官方的强烈不满。2002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58届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墨西哥一改以往对谴责古巴人权状况提案从不投票支持、而是弃权的立场,投票支持反古提案。2004年4月,墨西哥再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投票支持谴责古巴人权状况的提案。墨西哥立场的改变遭致古巴强烈的不满。卡斯特罗主席对福克斯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墨古两国关系一度降格为代办级。
三、冷战结束后墨西哥外交政策的继承性
冷战结束后,墨西哥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一定的程度上抛弃了墨西哥的传统立场。但是,总体看来,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持墨西哥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坚持不干涉原则等方面,墨西哥还是保持了继承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墨西哥政府仍坚持不干涉和民族自决原则。
如在伊拉克问题上,2003年福克斯政府坚持不干涉原则,反对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墨西哥政府继续反对美国对古巴实行封锁的政策。在联合国大会上,墨西哥连续十多年,一直投票支持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的提案。针对布什2004年5月宣布的加强对古巴制裁和封锁的新措施,福克斯总统表示,墨西哥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反对美国对古巴加强制裁和封锁的新措施。冷战结束后,墨美之间的关系得到较大的改善,但在贸易、移民、扫毒、环保等问题上墨美之间依然存在不少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如对2002年5月布什总统签署批准的增加农产品补贴法案,墨西哥政府予以坚决反对。2002年8月14日,因表示对美国处死旅美墨西哥人苏亚雷斯的不满,福克斯总统决定取消原定对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工作访问。同年9月6日,墨西哥宣布退出美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墨西哥这一决定表示“失望”。2006年10月26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批准在美墨边境修建一条长达1240公里的隔离墙,对此,福克斯总统曾多次表示反对和不满。卡尔德龙总统在2007年3月布什访墨时,要求美国采取具体措施减少对毒品的消费。
其次,墨西哥在改善和加强同美国关系的同时,也注重改善和加强同拉美、欧盟和亚太地区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坚持外交关系的多元化。
福克斯政府于2001年3月提出了“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又称“3P计划”),旨在促进墨西哥南部9个州和中美洲7国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落实这一计划,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多次召开了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墨西哥和中美洲首脑会议。福克斯说:“我们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外交多元化。”① 福克斯上台半年后便出访中国、韩国和日本。福克斯强调,墨中两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很好的合作伙伴②。2001年9月13日,墨中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1年10月,福克斯到中国上海参加了第9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墨时,中墨双方正式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1月、5月和9月,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中国国家政协主席贾庆林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应邀访问墨西哥。卡尔德龙就任总统后,强调墨中双边关系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他还表达了希望加强双边贸易的愿望。2004年5月,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举行了第3届欧拉首脑会议。
在2007年1月8日举行的墨西哥第18届驻外大使、总领事会议上,卡尔德龙提出“让世界有更多的墨西哥,让墨西哥有更多的世界”的口号,他还要求墨驻外的外交官们要“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他还明确了墨未来的新外交方针,即对美国和加拿大,要更新对话的议题;对拉美,要收复失地,他表示愿意改善同古巴、委内瑞拉的关系;对欧盟,要战略合作;对亚洲和中国,不要视其为威胁,要视其为扩大市场的机遇。他还提出,墨西哥应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传播民主的价值,尊重自由和人权。他希望树立一个安全的、对外资有吸引力的墨西哥的形象,使墨西哥重新确立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拉美的领袖地位,同世界所有地区和国家建立巩固的和互相尊重的关系,奉行积极的、负责的外交政策。墨西哥应成为多极世界的全方位环节,应成为北美洲和美洲大陆关系的桥梁。墨西哥决不接受他人的屈辱和侮辱,但也不对任何人怀有仇恨和进行欺侮③。
卡尔德龙就任总统以来,已出访了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圭亚那等拉美国家,出席了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举行的第19届里约集团首脑会议;他还访问了德国、西班牙、瑞士、法国和英国等欧盟国家,参加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冷战结束后,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但是,由于受到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仍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墨西哥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和拉美的大国,它在拉美和国际舞台上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参考http://www.presidencia.gob.mx/。
②参考《人民日报》2001年6月7日。
③参考http://www.sre.gob.mx/csocial/discursos/2007/ene/disc_0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