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意义”之觉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国论文,共产党论文,意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抗战时期民族危难的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意识”全面觉醒，在思想文化上真正地武装了自己，成功地树立起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象，极大地赢得了文化人的支持，这成为中共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拟对这一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及其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共“文化意识”觉醒的历史内涵
所谓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指的是这一时期中共对于文化知识、文化人、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有了空前自觉的认识；对于文化理论，有了真正的认知兴趣，并开始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来通盘考虑整个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形成了关于文化“民族性”的强烈意念和“文化统一战线”的认识。这样一种意识的觉醒，当然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但其最为核心的部分，无疑是在抗战时期才得以最终实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文化问题，总的说来还谈不上重视，有关见解更谈不上成熟。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设立领导文化运动的专门机构。1928年以后，在国统区，“左联”、“社联”、“剧联”等几个左翼文化组织联合组成“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中央主要通过江苏省委宣传部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来实现对这个总同盟的领导。可以说，抗战以前，中共对文化工作的认知和坚持，主要还只停留在政治斗争本能需要的层次上。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人逐渐重视起来，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他们的方针政策。如1939年，毛泽东在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明确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要求各地区和部队要大量吸收文化人参加中共的工作，并对过去党内轻视、不信任和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进行了一定的反省和批评。他郑重声明：“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0、533页。）张闻天也起草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在这份代表中宣部所发的指示中，“文化人”被直接称之为“精神劳动者”，“灵魂匠人”和“精神生产品的生产者”。指示呼吁全党：“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的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不仅如此，张闻天在指示中还细致地分析了“文化人”在生活、工作和个性等各个方面的特点、长处与不足，并做出了正确的应对决策。其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一种对于“文化人”的了解、体贴以及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护（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0页。）。由此出发，中共还进而提出了同各阶层文化人平等合作，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组织知识分子，当时延安还成立了数十个文艺社团，为文化人提供生存和活动的空间。其中主要有：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边区音协”、“边区美协”、“边区文联”、“边区剧协”、文艺月会、战歌社、山脉诗歌社、延安新诗歌社、延安文化俱乐部等，其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延安和各解放区出版的文艺刊物也极为众多，如《特区文艺》、《文艺突击》、《大众文艺》、《文艺战线》、《文艺月刊》、《谷雨》、《草叶》、《诗刊》、《新诗歌》、《部队文艺》等，它们都成为文化人交流思想和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
除文学艺术组织外，延安还成立了为数不少的各类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如“克劳塞维茨次《战争论》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资本论》学习小组、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鲁迅研究会、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等。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延安的文化社团和刊物，有效地发动和组织了延安的各界人士参与文化活动，不仅促进和带动了延安的文化热，也推动着中共“文化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与此相一致，抗战时期的延安，党内十分注重理论学习，研究学问的风气非常浓厚，这也可以说是中共“文化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向全党明确提出了三方面的学习任务，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历史遗产、研究当前的实际行动。并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0、533页。）。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建了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马列学院，在当时延安已经有了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的情况下，还要开办这样一所研读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就是希望能以此推动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此后的几年内，延安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等著作。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知识分子自己着手编写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著也纷纷出版，其中影响最大的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这些书都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推荐大家认真学习。一时间，延安读书学习、研究理论蔚然成风。
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觉醒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其文化“民族性”理念的形成和强化。文化的“民族性”，指的是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历史的、地域的、种族的、语言的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别具一格的民族特性，它是各民族文化在面向世界文化潮流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多样文化特点的总称，是与文化的时代性相对而言的另一重要的文化属性。
早期的中共党人，由于直接承袭了“五四”前期“全盘性”反传统的文化激情和部分思路，比较重视的是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阶级性，而对于文化发展的民族性、继承性，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成就，总体说来，是比较轻视和忽略的。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曾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封建保守论和资产阶级理论的进攻，而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潮中，强调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的“特殊性”，乃成为一种时髦，他们正是以此来抹煞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因此，共产党人在同他们的论辩中，不去深究、甚至不愿谈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或“民族性”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再加上早期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尚普遍不足，还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这就造成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思想方法论的缺陷，从而使得中共党人在应用唯物史观时，还明显带有机械僵硬的毛病，无法理性地面对和深入解释文化的民族性，无法正确地分析和对待文化传统与历史遗产问题。
抗战时期，中共在一贯重视文化时代性的同时，一改以往对文化民族性的轻视态度，开始真正自觉地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自任。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关于中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提法：“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注：《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3页。）1938年以后，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有关文化的纲领性文献中，都把“民族性”视为新文化建设的首要特点加以凸显和强调。如张闻天就认为：这种文化就是“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自信心，正确地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注：《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第4页。）。毛泽东则以自己生动的语言表明，这种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上，而且表现在中国人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性上，表现在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民族式消化和创造性应用能力上。有时候，他甚至将其明确表述为“民族形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也是此期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凸显的一个结果和集中表现。这种文化民族性意念的强化，是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
延安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还表现为党内文化人、特别是高层领导对于文化理论问题探讨的高度重视，对于文化的理论阐释和创造的兴趣空前加强。这一时期，延安的各种文艺刊物上不仅刊登了大量关于文化的中国化、大众化、科学化等运动的理论文章，最高领导层还在整体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构想，从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整个关系的高度，来对其文化理想进行阐释和论述，同时，从文化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思考民族民主革命的全局问题。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王明的《论文化统一战线》等文，堪称当时中共高层领导进行专门文化思考的代表作。
这种文化研究专门兴趣的强化，还表现为《中国文化》这类研究文化问题的专门刊物在延安的创办。《中国文化》创刊于1940年2月。其中发表了不少探讨文化理论问题的高水平论著。如艾思奇的《论中国的特殊性》、《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胡蛮的《鲁迅对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的意见》，萧三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以及郭沫若、茅盾、王实味、陈伯达等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文章和其他一些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篇章，也都发表于该刊。
二、中共“文化意识”觉醒的契机与因缘
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得以迅速觉醒，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首先，它与一二·九运动以后，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浪潮中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极度活跃和“文化抗战”论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二·九运动后，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后，各界文化人在民族危机的极度刺激下，在发动全民抗战的最初实践中，强烈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独特作用和社会使命。那种唤醒民众于蒙昧、拯救民族于危亡的自我意识及其与之相伴的强烈的使命感，都因之迅速觉醒并空前地增强了。这些以笔杆为武器的群体，在抗战的烽火中四处漂流、顽强奋斗，他们奔走、呼号、演唱，愤怒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热情歌颂抗日将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大声呼吁全民总动员，一致起来抗战。他们的行为就其整体而言，赢得了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尊重。当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成立了专门的各级“文化工作委员会”，无不重视文化人抗战能量的发挥和文化工作的意义。不仅如此，许多文化人还自觉地肩负起时代抗战的使命，明确提出了“文化抗战”的主张并积极付诸实践。“文化人”一词也因之在抗战时期得以出现并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一词的流行，还满足了那些缺少“文化”的边区百姓和前线将士在称呼知识分子时那种亲切直截而又简洁明了的需要。抗战时期，在中共颁布的许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决议中都直接以“文化人”来做标题，就是明证。因此，可以说，文化人的活跃和“文化抗战”论的兴起，直接推动了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
其次，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也有着直接的关联。1936年，以陈伯达、艾思奇等为代表的一部分活跃在文化界的中共知识分子和部分左翼学者，共同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正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这场运动既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运动”，还是理性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注：《何干之文集》2，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在运动中，他们明确表示，中国所要创造的新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乎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注：《何干之文集》2，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在他们看来，抗战前夕，进行这种辩证综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它有了新的基础，那就是全民族的自觉。
1937年后，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都先后到达延安，他们不仅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高层领导有了密切的交往，陈伯达稍后还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因此，他们得以将新启蒙运动的文化思想特别是文化的“民族性”意识直接带进中共党内高层，这对于激发和引导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如此，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还经常和艾思奇等人探讨有关政治、学术问题，并就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情况等问题，与他们广泛交流看法。事实上，“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到达延安后，成为当时延安当之无愧的理论权威，他们进一步对文化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探讨，有力地促进着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
此外，这一时期，大量党外文化人奔赴延安，对于中共高层“文化意识”的觉醒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到1939年间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达数十万之多，仅在1938年5—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他们大规模地到达，不仅给偏僻落后的延安带来了一股股新鲜的文化气息，也使得知识分子问题、文化问题凸现，为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契机。
另外，大量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如埃得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的到访，以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宣传与介绍，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表现出的空前同情与尊重，不仅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而且对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中共“文化意识”觉醒之意义
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全面觉醒，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了中共领袖开始伟大而艰巨的理论创造工作，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直接促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
1940年1月，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在对五四以来各种文化思潮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吸收了新启蒙运动者关于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成果之后，分别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这两篇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奠基之作，从解决文化问题入手，进一步阐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强调“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高度出发，不仅全面、科学地提出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而且将此纲领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终于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整个民族民主革命之全盘思想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
我们知道，毛泽东关于整体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纲领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报告，它是从文化问题入手运思的理论杰作。该会议于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举行。为召开这次重要的会议，边区文协准备了一个月的时间，不仅派人到边区各处了解各种文化工作的实际情形，还搜集了各党各派的各式各样的文化言论。这些准备材料，会前和会上都曾提供给中共高层领导做参考。甚至在会议筹备期间，艾思奇等具体筹备者还曾就文化报告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提法等，多次向中央汇报，并进行反复磋商，对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文化思想总结具有直接推动作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此期中共“文化意识”觉醒影响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建设方面，可以说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它是我们在讨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标志”问题时不能忽视的重要事件。
众所周知，在前述毛泽东、张闻天的代表性文化专论中，对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如何认识和对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对如何评价近代以来在这方面具有模式意义的错误文化思想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以及对如何建立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等等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诸多重要问题，都有了正确而深刻的认识，而这些带有体系性的深度认识，正是以“文化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特别是其文化民族性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从本质上讲也就是以对文化民族性的强烈体认为核心的理性认知。因此，这里需要着重阐释一下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对于上述问题的正确认识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笔者以为，以“民族性”为核心的“文化意识”的觉醒，乃是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形成的整体链条中不容忽视、而以往实际上被不同程度上轻视了的重要环节。
早在“五四”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了“科学化”和“民主化”对于发展中国新文化的重要价值，并强调在发展民族新文化过程中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意义以及文化运动中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等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又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基本实现了基于文化阶级性认识的“大众化”之觉醒。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时代性”的一种积极把握。但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他们对于文化的“民族性”却始终缺乏清醒的、足够的认识。这虽然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和中共党人思想方法上的不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一种认识的缺乏，却无疑在根本上阻碍了中共党人文化思路的整体、连贯、顺畅而系统的展开，使其无法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增强有效地统一起来，无法把思想批判和文化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制约了其整个理论思维和实际运动的发展水平。
抗战前后，随着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对于文化“民族性”日渐强烈而深沉的体认，逐步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观念，其整体宏观的文化思维才因此被激活起来，从而逐渐构成了有机联系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四原则或纲领。换言之，正因为中共适时地获得了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并将其置于首位，才在文化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主体原则的意义上，得以将零散的文化思绪加以整合，最终在1940年初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整体构想。事实上，“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任务的明确而响亮的提出，便是此一觉醒的直接产物。
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中的“大众化”、“科学化”等基本原则认识的深化，也有积极意义。本来，文艺大众化是中共长期不断的精神追求，早在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就曾为此展开过几次讨论，但始终无法深入下去。在“民族形式”和“民族化”的讨论开始后，由于广泛涉及到了“旧形式”、“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也是“大众化”追求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对它们的深入认识，反过来自然导致了对实现“大众化”的途径、手段、限度等具体认识的更加深化。至于中共有关“科学化”的认识因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而相应深化的事实，则只要通览一下《新民主主义论》，从其中关于该文化“科学性”的具体说明文字里阐释如何科学地认识、对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内容竟然占了绝大部分这一点，便可窥见一斑。
当然，即便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其抗战前后以“民族性”意念为核心的“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有关认识深化之意义，也远不止如上所述。由于它在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中共不重视文化和文化人的现象，这就不仅使其在文化上更加贴近了下层社会的工农大众(以往的“贴近”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较之以往更增强了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因此找到了文化意义上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自我”，从文化的高度和全局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之后，从此便无论是在思想建设，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都对自己所致力的革命事业更加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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