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大业》:左翼困境的突围与新主流电影论文_李逸飞

《建军大业》:左翼困境的突围与新主流电影论文_李逸飞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建军大业》上映前后所引发的争议不单是一次空间性的话语主导事件,也呈现出新时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转型、市场逻辑与大众审美之间多重复杂交叠的辩证关系,更成为主流意识价值重构潮流下一阙深刻的文化实践现象显影。以《建军大业》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的诞生不仅有效缓解了90年代以来主流断裂的症候危机,更意味着主流价值在全新文化实践中与现代观众最终达成了情感共识,在赋予政治功能认同同时,也对50-70年代红色左翼历史与80年代开始以经济改革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实现了有效联结,在市场、大众与政治多重权力关系结构中成功凝聚起一份呼应大国崛起时代亟待全民共享的文化共同体。

关键词:左翼叙事;主流意识重构;新主流电影;中产阶级;国共和解

作为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的献礼之作,《建军大业》自开拍之初就因影片主创人员配置深陷于舆论旋涡之中,与前两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一贯遵循的“政治正确”历史保险主义的书写原则不同的是,其内爆出的巨量舆论效应无疑成为近些年来主流题材市场遇热的一道文化风景,围绕片中大量史实再现与意识改写展开的争鸣更是成为当下中国文化思潮中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浮出现实地表的一次“公开”性对抗显影。在《建军大业》上映前一个月,一部与其共同分享相同“建军”经验的《血战湘江》却惨遭滑铁卢,高配置的明星团队与高度写实的战争场面却最终吸引不到200万票房,这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集中国有体制资源制作的主流作品所聚焦的“湘江战役”实质上在中共建军史上比“南昌起义”占据着更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4年爆发的湘江战役一度突围了国民党四道封锁线,5万名红军的牺牲挽救了中央纵队有生力量,为改变中央红军命运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基础。与《建军大业》上映4天近2亿的票房相比,国有资源动员下制作的《血战湘江》无疑与当前市场导向、青年观众的历史观间形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对话:为何在中共建军史上占据着不同历史地位的标志事件却无法在市场上分享着类似商业经验?

《建军大业》结尾令人印象深刻:在1928年4月28日朱毛井冈山会师中,镜头在缓缓略过毛、朱等历史性人物之后,首次将视野聚焦在年轻的林彪、粟裕一代身上,这在70-80年代左翼革命叙事中是不曾出现过的一幕,这群青春面孔的登台似乎也宣告着两重全新临降的文化姿态:一是自80年代以来一直内化于改革裂隙中的左翼叙事困境终于获得圆满解决,不但以青春化的面孔出现,同时开始占据银幕前端获得自我言述的历史空间;二是一度隔绝于革命经典权威外的资本叙事也与红色历史达成和解,青年演员所象征的蓬勃市场活力在革命中获得了想象性身份并成功参与红色叙事。 这种参与在带来全新历史话语叙事的同时,也为80年代以来的历史创痕提供再度抚慰的契机。

一、新主流电影:主流重构与意识缝合

市场经济赋予《建军大业》的“界碑”身份无疑消解了其本身所负载的“主旋律”化官方既定色彩,获得了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形象命名——新主流电影。

从2007年末冯小刚《集结号》的票房胜利开始,主旋律电影的官方色彩开始逐渐淡化,革命内部的阶级斗争被一种更具现代性的人文价值所替述,左翼革命叙事困境获得了突围可能,七八十年代之交红色经典所负载的左翼倾向与改革开放对左翼文化的彻底否定所出现的裂隙在《集结号》最终的“英雄墓碑”下葬埋入土,成为不再言说的边缘旧史,2009年兼具庞大市场容量的《建国大业》的诞生使“主旋律”彻底丧失了宣示功能,左翼文化接受市场新一轮改造而逐渐成为现代国家的主体寓言。《建国大业》中所暴露出的国民政府内部腐化问题与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的“高压反腐”紧密耦合,而《建党伟业》对“自由”、“民主”启蒙历史的回溯也与当下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形成共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集中性展示更是嵌置于社会革命版图中,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统一性,为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上的的现代中国赋予合法身份与延续性理论,因此,《建军大业》作为新主流系列的序曲无疑展现出主流价值最新的讲述方式,而《建军》中革命叙事的年轻化也标志着8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进入到一种新型转述方式,长期造成的主流/市场的分裂形态找到了各自讲述的平衡点。2007年1月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广电部门负责人更是积极提出发展“主流大片”的口号,来自官方意识形态的最终确认使“新主流电影”被正式收纳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成为新型的文化概念 。

二、鲜肉美学:历史弥合与青春叙事

《建军大业》上映初期,导演叶大鹰曾对“小鲜肉”扮演革命领袖强烈质疑,甚至在网上炮轰“小鲜肉”的“伪娘”气质难以担负历史还原的重任。炮轰事件也使长期潜藏于市场深海下的“鲜肉美学”开始浮出社会地表,第一次在大银幕上以完整形象呈现:一种依赖偶像身体颜值、个人魅力与综合才艺带来的强大商业逻辑,逐渐成为市场经济中青年亚文化的核心部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鲜肉美学”所标榜的青年亚文化在后冷战时期是以对抗主流文化的逆反形象出现的,宣扬青年一代逃避现实社会大命题、标榜自我与寻求个体生存价值的“反主流”倾向。

自90年代开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官方始终难以建立起有效文化霸权,难以吸引公众达成统一性共识,原因就在于始终横亘在建国前30年与后30年间的历史叙事的断裂,即毛时代与邓时代间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主流经验表述。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一方面,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文明正是建立在对50-70年代左翼文化的批判、清算基础上,60年代的文革也被定义为“民族浩劫”而为市场意识实践存留了巨大空间;另一方面对左翼文化的批判也使执政党身份的延续性与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岌岌可危,难以从革命历史中寻求有效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依据。文化上的分裂导致全社会的创伤性内核,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持续争鸣更加剧文化中空的危机想象,分裂也使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及后冷战时代下建国历次政治运动始终难以寻找合理叙述视点,而后冷战时代下全球性大举侵袭的文化殖民战又使当代中国必须急切获得一种文化延续的身份表述,否则极易失陷于文化殖民中而再度丧失主体地位 。

《建军大业》表征上是一部红色经典重构,但在新主流解码下被还原为现代中国市场上极具票房号召力的“青春片”——一部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初期青春成长的挫折故事,这无疑与当下银幕上青春成长挫败经验与情感蜕变成功对接,小鲜肉自身所携带的众多青春电影的迷影记忆也使观众在潜意识中将《建军大业》指认为熟悉的青春片类型。但《建军大业》所负载的青春化色彩与50-60年代“青春+革命”的《柳堡的故事》、《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不同,如果说《柳堡的故事》等“青春+革命”指导下的青春成长仍然负载沉重的阶级意识与斗争理念,青春是“阶级斗争”纲领下的民间魅影的话,那么《建军》中的青春显然抛开了50-70年代的左翼内部斗争的阶级色彩,还原为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成长底色。

三、国共和解:英雄的墓碑

《建军大业》中的主流观除了借“鲜肉美学”终结了左翼叙事的困境,以青春成长的挫败经验替述党内阶级斗争外,还对另一重历史裂隙进行了修补——国共意识形态的对抗。

片中,当南昌起义结束后,贺龙部队来到国民党南昌守军的阵地前,向死去的国民党士兵脱帽致敬,这代表一种曾经尖锐对抗的意识形态的融合,新主流在贺龙部队的致敬礼中也与一度在共和国历史中隐形的国民党军队与其被长期遮蔽的意识形态达成和解。这种融合姿态与当下两岸经贸合作的加强、台独反动势力肆意破坏“一个中国”的台海局势有着紧密耦合,与50-70年代国共两党隔海对峙的历史裂缝相比,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性资本霸权的建立所导致的两岸文化意识的割裂才是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关键命题。贺龙致敬礼代表了新主流一种寻求价值共识的文化姿态—以墓碑为重要修辞的论述策略,让曾经在战争中被遗忘或遭受屈辱的国共两方军人共同获得历史命名与体制追认,“墓碑”式的悼念已然成为当下新主流重新询唤英雄、消泯国共意识形态尖锐对抗的策略 。

2007年冯小刚的《集结号》首度开启了“墓碑”奠基仪式,一群在1948年淮海战役中为掩护大部队撤离而牺牲的狙击战士成为共和国“墓碑”首批追认的无名英雄。《集结号》借“组织不可信”的主题在揭露50-70年代革命斗争伤疤同时,也借用了80年代“新历史小说”(《白鹿原》、《活着》、《丰乳肥臀》)中革命荒诞主义手法消解了历史的权威性,达到与红色经典的和解。所以,在《建军大业》中,当三河坝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守将钱大钧望着漫山遍野的尸体,说到:“黄埔的要厚葬”——与贺龙的脱帽致敬一样,国共双方都找到了各自盖棺的墓碑与意识平衡点,这场“兄弟之战”的“家”即1924年成立的培养无数国共两党高级将领的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构成了中华民族血肉同胞紧密相连的“家族系统”,而国共内战也被演绎成“黄埔内乱”。正如麦家在创作《暗算》时指出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仰” 。这也展现出新主流下国共各自信仰皆被改写,与其说两方牺牲的军人是为各自信仰而战,不如说都是因家庭内乱而导致的一场偶然与误会并存的错误战役,这种去信仰化的政治处理恰恰为新主流对两岸共识的凝聚提供了广阔实践空间。

《建军》末尾,一段别具深意的镜头:在影片人员名单滚动结束后,古田会议的彩蛋才迟迟出现。作为一则现代革命成长的青春化寓言,古田会议与南昌起义的“割裂”似乎也暴露出新主流叙事中被遮蔽的部分,作为党的军队正式成熟的标志——古田会议的“隔绝”也展现出新主流在历史弥合中的某种难以言述的困境。正如青春片中青春终结后必然遭遇的成人创痛一样,《建军》对古田会议的淡化似乎也为了规避建军后所产生的各派左翼斗争的倾轧与国军方面难以直面的围剿对抗,新主流仍处于持续整合与重组中,左翼叙事与市场文明何时能真正达成“相逢一笑泯恩仇”呢?我们在期待中仍在观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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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7年1月,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同志明确提出要发展主流大片,指出没有主流大片很在电影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王太华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需要,而且完全有可能派出主题健康有益、艺术精湛新颖、技术先进引人的主流大片.

[4]戴锦华.胜利的失败者—中国电视剧的认贼作父.第三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全球文化视野中的电视剧.201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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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逸飞(1994年—),男,汉,江苏连云港人,南师大电影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韩国电影、电影文化以及产业研究。

论文作者:李逸飞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3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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