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淫”的形成与春秋郑国战略地缘关系——“郑风”研究系列论文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之三论文,春秋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3)06－0013－04
“郑声”与《诗·郑风》得以生成并有“淫”的特色，学界已成定论。在考察“郑声”与《诗·郑风》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时，不仅应考察地理位置因素，更应要考虑与地理位置相关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机制变化等因素。正如阿尔夫雷德·赫特纳所指出，气候与土壤的作用之外，还有生理与心理的作用。自然界也可以以刺激的形式对人类起作用，人类则以适应的现象来回答。这方面除了真正的生理现象以外，也可以把心理现象包括进去……人类的文化越发展，意志行动越占上风。[1]郑国位处“天下之中”的战略地位，在促进商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战争频仍，由此形成的社会娱乐文化及其心理的发达，是“郑声”生成、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动态因素。
一、天下之中与重商多战
郑原封地在今陕西，东周初整体迁至“右洛左济，前华后河，食溱洧焉”之地，西部靠近东周国都洛阳，南与楚交界，东与宋相邻，东北部是齐鲁，北部、西北部是卫晋，占据当时天下之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郑地商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原人口密集，人均资源少，西周初周公迁殷民旧族至洛阳及附近地域，即“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鼓励其从商解决生计问题。西周末宗周贵族避犬戎难而大批东迁，位处中原的郑地域如虢郐等东方之国则是首选之地，使该地域人多资源少的局面更加严重。①而郑地并不适合农业发展。《汉书·地理志》指出，虢郐等地“土陿而险，山居谷汲”，正当嵩山之东，山势向东蔓延，民居多在山坡或高岗上，谷汲自然成为地域特色。郑国灭亡之后所建的韩国，“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地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2]这就迫使更多的人放弃农耕投入到商业中去。而宗周贵族“乃东寄孥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所带来的雄厚资本使商业经济在郑地有了长足发展。
郑地商业文化的发达，与政府和商人的密切关系密不可分。郑执政大臣子产曾说：“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蓼，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无或梁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挚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3]1379－1380郑政权是由贵族和商人共同建立的。商人因与郑统治者“世有盟誓，以相信也”，而处于特殊的地位，商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从而形成了郑地重商传统，商业的繁荣扩大了其与各诸侯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郑居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同时也让她成为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尽管这些战争存在主观意愿与外部压力的因素，尤其是在周王朝控制力衰落之后，夹杂在大国之间的郑地多战更是常见：“齐晋图伯争曹卫，晋楚图霸争宋郑，战国纵横争韩魏，曹灭于宋，郑灭于韩”，“晋楚争郑，十岁十三受兵。”[4]郑地之多战，与当地贵族间的内战(如初期的“公子五争”②)、郑国贵族经常发动对外战争也有密切关系。由于“春秋时车战之法未亡，兵临敌境，井堙木刊而止，所获馘者皆临阵禽戮之人，未有掠子女，括金帛，毁庐舍，驱牲畜之暴也……皆取盟降服而止。”[4]因此，尽管战争频发，但对经济、社会的打击与摧残却相对有限，反而使得大量人口涌进城市，极大推进了郑地的城市化进程。
二、文化的交流创新
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农耕文化逐渐不再是郑地的典型文化。《史记·货殖列传》：“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郑、卫俗与赵相类。”[5]3265这说明了郑地商业文明的趋利特质。魏源探讨《诗·郑风》艺术特色时，曾有这样的描述：“三河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4]这说明了商业经济发展对文化繁荣的推动作用以及对文化走向的制约作用。
在政治大变革、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这种交流使得“声色”艺术更集中于商业中心城市。郑地处天下之中，是商人云集的重地，各地“声色”丰富了郑声的内容与形式，推动其形成新的风格与特色。商业文化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商人的社会地位决定其总是喜欢追逐社会上一些新鲜奇特的东西，同样在文化艺术方面必然爱好那些新颖奇妙的东西，于是在经商的过程中，他们很自然地完成了促进新文化艺术交流的使命。由此也加速了文化观念的更新，郑地享乐之风逐渐盛行。郑地“声色”之美，经由商人等的传播，东到齐鲁，北达燕赵，南及楚吴，西至强秦。同时，各地的“声色”得以互相流通和传播。这种双向的交流促进了音乐等艺术形式的盛行和繁荣。
战争对各地的“声色”艺术在郑地的交融也发挥了相似的促进作用。战争打破了原有社会的阶级属性，社会各个阶层的身份地位随着战争的进行而不断地演变。其中有两种重要的形式：一种是阶级身份的下移，一种是阶级身份的上行。当大量因为战争而导致身份下移的人，为了在城市中获得生存而不得已屈贱为“工”时，各个不同阶层、不同国度的人相聚在同一城池，就不免要发生艺术上的交流，于是战争在无形中已经充当了奠定“新声”阶级基础的角色。具体到“郑声”，就是来自各地因战乱而涌入郑地各大城市，出于谋生、娱乐等目的的人们，与郑人一起，将原来的“郑风”改造成了“郑声”。这些非郑之人携带其本土的“国风”进入郑地之后，为适应郑地城市文化的生长、发展环境，将其地方艺术逐渐融入“郑声”之中，从而为郑声的发展、变革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血液，也刺激了“郑声”的创新。因此，郑声便成为由多种“国风”融为一体的复杂综合体。当然，肯定以“郑风”为主体，“郑声”与“郑风”关系很密切，但绝对不是单纯的郑风＝郑声的简单模式。笔者认为，将“郑声”视作一个时代化的标示概念，似更为妥当。
三、社会心理的娱乐化
战争促进了文化交流，由战争所产生的自我补偿心理，也促进了“郑声”的发展与壮大。春秋时期郑地多战，此地之人或为消解战争压力，或为战后心理补偿，更容易走向自我放纵与享乐主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便是这种精神的文学性阐释。紧绷的精神得到稍微放松后更易走向极端，需要更多的放松。这种补偿心理促进了享乐主义的发展，原有礼教式的娱乐艺术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诉求，特别是曾被寄予社会教化功能的艺术形式，以及艺术形式的社会教化功能，都迅速弱化，而其愉悦人的因素得到空前加强。于是各种艺术形式的体裁和题材获得了一次新的解放，进而推进了艺术手法的创新，促使“郑声”发展壮大。
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影响着郑地的社会心理，这也成为郑声的发展与壮大的原因之一。春秋初期，国力强大和英主统治造就的“春秋小霸”局面，曾带给郑人无限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随着周边晋、楚两大国的强盛，郑已身处夹缝境地，加之陷入连年征战且内乱不断，导致国力衰微，中兴无望。局势恶化带来的是郑人精神的失落，这种失落的被慰藉和释放，导致郑地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生活方式的流行与泛滥。郑人崇尚恣意挥霍、纵情娱乐的生活方式，吴公子季札历游至郑时就有深刻认识。他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祸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3]1177不久，大族伯有因骄奢被杀，子产由此也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执政生涯。
此外，商业经济也给郑国社会心理的享乐主义带来巨大影响。司马迁在阐述经济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时曾说到：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贵也。[5]3271商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导致享乐主义在郑地的流行，其中争奇斗艳、好善夸饰就是两个典型表征。孔子如此感叹：“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6]其中“恶紫之夺朱”指因齐桓公喜好紫衣而对古代服制的变革，从而导致紫衣在齐国流行。齐国的商业在春秋战国时代最为发达，郑声作为当时“新声”的代表，所引导音乐的变革更是对传统雅乐的强烈冲击：在音域上，郑声不限于五声，③以致《乐记》载魏文侯有“吾端见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7]之问。”这种社会风尚与郑地文化艺术的创新互相促进，推动郑地文化艺术突破了原有的艺术规范。
四、小结
“郑声”这一艺术形式虽已不可详知，但据《诗·郑风》模拟分析则不致大误。《太叔于田》因为“描摹工绝，铺张亦复淋漓尽致”起引赋体文学的诞生；《溱洧》“开后世冶游艳诗之祖”与争奇斗艳，也与郑人追求新奇之风尚有密切关系。
自20世纪李家楼考古开掘后，郑地逐年出土文物的艺术品位之高和规模之大，充分说明郑人当时的生活追求和风尚所趋。④
“风俗岁时观”。节令习俗作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能集中体现出特定的历史社会风尚。节俗的产生无不与原始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笼罩着浓厚的巫术氛围。郑地的节日风俗已从原先充满神秘色彩的禁忌、崇拜中解放出来，娱乐和礼仪功能不断加强。“上巳节”本为“以香熏草药沐浴”、“岁时祓除”之活动，具有丰富的原始宗教色彩。春秋郑地之“上巳节”，娱乐化倾向已很明显。如《郑风·溱洧》侧重描写的是这场盛大集会中的男女杂沓，狂欢极乐，相谑馈赠，以示定情的青春喜悦。而这恰恰注释了因享乐导致娱乐文化的流行，娱乐文化求新猎奇的倾向，进一步推动了文艺革新。“郑声”与“郑风”的生成、发展乃至壮大，与郑地据“天下之中”所带来的商业经济发达与战争频仍和社会高度娱乐化有紧密关系。城市化与商业经济、社会心理等的互相影响，文化因此得以变异，使得各地各种艺术在郑地快速交融发展，促进了以“郑声”与《诗·郑风》为代表的郑地艺术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结果，导致了郑地艺术形式突破原有的规则与教化功能，超越了原来的艺术规范，从而表现出“淫”，即过度的特征。
笔者认为，“郑声淫”之“淫”非“淫色”之义，而是郑地在战争与商业经济促进下的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艺术创新，这种创新只是表现出了逾越原有艺术规范的意义而已。
收稿日期：2013－07－07
注释：
①关于春秋初期郑郐人口数量之变化，已为当地相关考古发掘所证明。比如新郑中行祭祀遗址，从地层、灰坑、水井和墓葬出土的主要陶器来看，其春秋文化遗存与这里的西周文化一脉相承，在数量上比西周时期则有大量增加，说明从春秋早期开始，此地居民较西周时期有了大量的增加，其中重要的原因当为宗周贵族的东迁，而原虢郐等地之遗民则也继续居住于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84－414页)
②“公子五争”，谓突再也，忽子、亹子、仪各一也。案《左传》及《史记·郑世家》，武公生庄公。庄公娶邓曼，生太子忽，是为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为厉公。又生公子亹、公子仪。《春秋》桓十一年(公元前701年)夏五月，庄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卫，而厉公立。桓十五年夏，厉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弥弑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齐人杀子亹，郑人立公子仪。庄十四年，傅瑕杀子仪，而纳厉公。厉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复入。至庄二十一年(公元前673年)卒。
③《左传·昭公元年》：“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杜预《注》：“降、罢退，五降而不息，则杂声并奏，所谓郑卫之声。”
④此类考古发现尤以“莲鹤方壶”为突出代表。它的发现被视为整个春秋时代的象征，如杜遒松曾说：“新的价值观念，生活风尚和审美情趣，在对旧制度不断冲击的进程中逐渐确立起来，艺术新潮开始涌动，春秋时期新的艺术风格的总体标志是1923年河南新郑的立鹤方壶。”(转引自《中国史话》编写组《唇枪舌剑的春秋时代》，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郭沫若先生则超越了价值风尚的层次，将之提高到了文化精神的高度：“此壶(莲鹤方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蹰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乃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四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