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清末民初军衔制度的实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军衔论文,清末论文,制度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96.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4-0111-08 军衔制产生于15世纪的法国，清末民初被引进中国。在军衔制引进过程中，袁世凯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军衔制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失误。他授予的将军军衔数量过多，频率过高，对军衔制度造成了严重损害，也对北洋军的管控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此前，学界对此关注较少，①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袁世凯在军衔制度引进、实施中的贡献和失误进行梳理。 一、袁世凯对军衔制度引进的贡献 甲午战争以前，清廷的军事变革已进行了30多年，洋枪洋炮虽然被普遍采用，但军队管理仍然沿用了传统武职体系，以致“将骄兵惰，相习成风，弊窦丛生，几至不可究诘”②。甲午惨败后，清廷痛定思痛，开始仿照西法编练新军，军衔制度也被逐渐引进过来。 清廷引进军衔制的用意有三：一是改变重文轻武的弊端：“国家设立武备，原欲折冲捍卫，其责并不轻于文臣。有明之季，文臣用事，武备废弛，疆圉孔棘，国事遂不可为。此皆重文轻武之弊，不可不引为殷鉴。”③二是鼓励尚武精神：“近者朝廷锐意自强，屡奉诏书，振兴武学，海内人士，靡然从风。其自将弁武备各学堂毕业及游学回国诸生，肩背相望于道……而其进身之途，仍不外乎千把末秩无足轻重之官，其谁不废然而自沮乎！”④三是改变军官使用混乱局面：“中国自军兴以来，保举冗滥，或以记名提镇降充末弁，或以候补千把骤膺统将，官职既悬殊，名器不无淆杂。今方整饬营伍，宜以官配职，裨无参差，明定等级，以举其纲，简订章程，以张其目，庶寓鼓舞变通之意于整齐划一之中。”⑤ 在军衔制度引进过程中，袁世凯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洋陆军是按照西法编练而成，编制和军官名称都与众不同。为了明确各级军官在武官系统的地位，袁世凯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呈递了《改设武职员缺片》。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明确各级军人的阶秩：“全军总统一员，秩仿提督；两镇翼长二员，秩仿总兵；四协统领四员，秩仿副将；步队八标统带，秩仿参将；炮马队四标统带，径隶两镇，秩亦仿副将；两翼参谋官四员，各标帮统十二员，及步、炮、马各管带三十八员，秩仿游击；工程、辎重四营管带，亦径隶两镇，秩仿参将；四协参谋官八员，各营帮带四十二员，秩仿都司；各标参谋官十二员及队官一百六十五员，秩仿守备；各队长一百六十五员，秩仿千总；各排长四百四员及各标令旗官十二员，秩仿把总。”⑥二是明确了各级军官的任职资格：“营内副将以下，遇有调补，必须在新设实缺人员及武备学堂出身者考核选拔，不得以未娴武备之员掺杂补署，以杜侥幸干进阘茸充数之弊。”⑦三是明确了各级军阶的晋升年限：“现系各职曾习武备人员，准其按升衔品级借补武职，或以原官借署。其武职原官较卑者，亦准试署大缺，如果称职，按三年升转一阶，当品即止。”⑧袁世凯的建议得到了清廷认可。由于各级职衔所对应的阶秩比较高，故各级新军军官的政治地位有了较大提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四日(1904年12月20日)，由袁世凯主导的练兵处又订定了《新军官制》，把军官的阶秩分为三等九级，并明确了每等武职所对应的品阶：“上等军官有三，第一级曰正都统，秩视提督，阶从一品；第二级曰副都统，秩视总兵，阶正二品；第三级曰协都统，秩视副将，阶从二品。中等军官有三，第一级曰正参领，秩视参将，阶正三品；第二级曰副参领，秩视游击，阶从三品；第三级曰协参领，秩视都司，阶正四品。下等军官有三，第一级曰正军校，秩视守备，阶正五品；第二级曰副军校，秩视千总，阶正六品；第三级曰协军校，秩视把总，阶正七品。”⑨至此，清廷的军衔制前进了一大步，新军军官的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为了“矫人情积轻之习，使文武渐近同科”，“挽营员越次之风，使名实不甚相远”，⑩练兵处又订定了《陆军人员补官体制摘要章程》，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明确了军佐的军衔：“经理饷械、医务、法律等员，是曰军佐。所司事务，重要且繁，必各有专门之学，始能胜任，与军官事同一体，其品秩官阶亦应相似，惟以官名之首，冠以同字，以示区别。拟按现设军职之大小，分别授予同参领以下各官。”(11)这对新军的专业化建设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明确了授衔资格。一是现任军官授予三等实官，必须同时满足“陆军学堂出身暨曾带新练队伍资及三年、谙习训练、通解兵学”(12)等4个条件。二是对在陆军供职人员予以区别对待，“或由陆军学堂出身，或久带新练队伍之文官，或久带新队粗通文理之武官，品学阅历均能及格者，准其按现充军职，授以新制相当之官。次者递降补授，以二级为止。再次者，只给相当或降级之官衔。如久带新队识字无多之武官，只可给予官衔，不得授以实官。”(13)这些规定有利于学堂出身的新式军官的晋升。 第三，明确了各级军衔的授予程序：“上等第一级、第二级军职，均由练兵处会同兵部，请旨简派。自上等第三级至中等第二级各军职，由督练各督抚具奏，暂行委充，俟练兵处考核相符，再行覆奏准其充补。中等第三级以下各军职，由督练各督抚咨明练兵处委充，由练兵处汇案具奏咨报兵部。”(14)这就是说，各级军衔的授予权虽然掌握在皇帝手中，但中下级军衔的推荐权是由练兵处掌握的。 第四，明确了各级军衔的待遇。一是终身享有俸饷：“新设此项官阶，永无候补名目，或带领军队，或办理各项兵事，一经奏准补授，均为实任官。按其官阶给以官俸，按其军职给以薪公。除因案革斥不计外，其供职年久例应退休人员，亦得食减成俸饷。”(15)二是转任相等品级文官：“实授正参领以下，各在营供职计足十五年后，倘筋力渐差，不便行伍，而学术优裕通达治理，其精神尚能任事者……准以对品文职分别奏请简用、选用。”(16)这在官场上无疑具有莫大的诱惑力。 民国建立后，军衔制有了进一步完善。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军士制服令》，将全部军衔分为6等14级。高级军官为将校(大将校、中将校、少将校)，中等军官为领(大领、中领和少领)，初等军官为尉官(大尉、中尉、少尉)，军士两级(一等目兵、二等目兵)，兵两级(一等兵、二等兵)，另有额外军官一级。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又公布了《军官佐士兵阶级表》，一是将士和兵的军衔分别增加为三级(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二是修改军官的军衔名称，上等军官改称将军(大将军、左将军、右将军)，中等军官改称都尉(大都尉、左都尉和右都尉)，初等军官改称军校(大军校、左军校和右军校)。 袁世凯政府更加重视军队建设，先后公布了《陆军官佐士兵等级一览表》(1912年8月)、《海军官佐士兵等级表》(1912年10月)、《陆军官佐补官暂行章程》(1912年9月)、《陆军官佐补官令》(1914年10月)和《陆军官佐补官令施行细则》(1915年8月)、《海军军官进级条例》(1914年12月)、《海军军佐进级条例》(1915年11月)、《海军官佐进级条例施行细则》(1916年3月)和《海军士兵进级规则》(1915年11月)等文件，对各级军衔的任职资格、晋升年限和推荐、考核、授予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至此，我国的军衔制度正式确立。 与清末相比，民初军衔制的进步性表现在：一是各级军衔采用了将、校、尉等国际通用称谓；二是按兵种不同，将校官和尉官的军衔分为步兵、骑兵、辎重兵、炮兵、宪兵等不同类型；三是军佐军衔更加明晰：“军佐与将官同等官只有二级，与校官、尉官同等官仍各分三级”(17)；四是把士和兵的军衔等级分别确定为六等(上士、中上、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五是设立了准尉衔，为优秀士兵晋升为军官铺平了道路。这些做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军队的专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对遏制各地都督专权也有一定效用。 二、袁世凯在军衔授予方面的失误 在清末民初军衔制的引进和完善过程中，袁世凯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军衔制度的施行过程中，他始终把军衔制度当做收买人心的工具。在清末，他利用职务之便，提拔了一大批忠于自己的中下级军官，导致了清廷对北洋军的失控。在民初，袁世凯仍将笼络人心当作统治国家的第一要务，大肆封将授衔，对军衔制造成了诸多损害。 1.授予的将军军衔数量过多 根据《陆军官佐士兵等级一览表》规定，民国初年的将军军衔包括上将、中将和少将三等，能获得上将军衔的有中央军事部门的总长和各军军长，能获得中将军衔的是中央军事部门的次长和各师师长，能获得少将军衔的是中央军事部门的局长、各旅旅长和军校校长，总数不应该超过300人，但袁世凯执政期间，授予的将军军衔有1672个，其中实衔1101个，荣誉衔571个。 第一阶段是1912年9月7日至1912年底。在此期间，袁世凯授予的将军军衔达579人次，其中实衔456人次，荣誉衔共123人次，具体情况如下表(18)：
在这期间，袁世凯对将军军衔的授予是比较公允的，获得上将军衔的分别是黄兴、黎元洪和段祺瑞等人，获得中将军衔的既有袁世凯的老部下何宗莲、李纯、曹锟等人，又有两湖集团的孙武、蒋翊武等人，还有革命派的蒋作宾、黄郛、柏文蔚、蔡锷等人。 第二阶段是1913年上半年。此前陆军部提出了停止补授将军军衔的建议。这个建议具体内容是：“窃维上等官佐体制较崇，虽铨授之始不妨从宽，而名器攸关，未容或滥。若非酌定停止日期，略与限制，则滔滔不竭，纷至沓来，何以杜冒滥而昭核实？兹拟定补授上等各级陆军官佐限于本年阳历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其有应补上等各级陆军官佐人员，务于期限内赶报到部，以凭核办。”(19)这个建议显然引起了袁世凯的重视，故授予的将军军衔大为减少。即便如此，他授予的将军军衔仍有有134人次，其中实衔有74人次，荣誉衔60人次。具体数量如下表(20)：
第三阶段是1913年下半年。由于刚刚镇压了“二次革命”，需要论功行赏，故袁世凯授予的将军军衔明显增多，共429人次，其中实衔253人次，荣誉衔176人次。具体情况如下表(21)：
第四阶段是1914年和1915年。这两年，由于政局基本稳定，军人立功的机会较少，袁世凯授予的将军军衔也明显下降。具体情况如下表(22)：
第五个阶段是1916年前3个月。由于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授予的将军军衔又多了起来，共授予将军军衔77人次，其中实衔42人次，荣誉衔35人次。具体情况如下表(23)：
自此，袁世凯授予的将军就达到了1672人次，其中实衔1101人次，荣誉衔571人次。此后，封将授衔虽然没有停止，但无法辨别是否与袁世凯有关，故未做统计。那么，当时需要这么多的将军吗？根据《洪宪帝制前后中央及各省军费预算表》(24)统计，洪宪帝制前后，全国军队共有25个师(含2旅)、29个混成旅，3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外加1个混成团、1个骑兵团、17个步兵团、23个步兵营以及甘肃新建军13营，新疆陆军29营，安徽安武军37营，巡防营260营。根据军衔与军职的对应关系，全军有资格授予中将的只有25个师长和中央军事部门的次长，有资格授予少将的只有84个旅长和陆军部、海军部、参谋部的司长和局长以及军校校长，据此推算，有资格获得将军军衔的不该超过300人。而袁世凯授予的将军军衔竟然多达1672人次。这与当年太平天国滥封诸王的历史闹剧如出一辙，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2.将军军衔授予的频率过高 除了授予的将军军衔数量过多之外，频率过高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在袁世凯当政的1301天内，袁世凯签发将军授予命令的天数为418天，即平均3天就要签发一份或数份将军授予的命令。具体情况见下表(25)：
从上表情况看，频率较高的时期有两个，一是1913年下半年，袁世凯不到2天就要签署一份或几份将军军衔授予命令，二是1916年前3个月，袁世凯不到3天就要签署一份或几份将军军衔的授予命令。这么高的频率，必然会刺激中、高级军官的晋升野心，其结果必然是人心浮动，重蹈“将骄兵惰”的泥潭。 3.军衔晋升中的冷热不均现象比较明显 民国初年，袁世凯授予将军军衔的数量和频率都很高的形势下，军官晋升的冷热不均现象也比较突出。 一些军官的军衔晋升过快。如李文运，1915年1月被授予少将衔，1915年8月被授为少将，1915年11月被授予中将衔，1916年1月被授为中将，(26)可谓青云直上。再如张敬尧，1913年8月被授为少将，两天后被授予中将衔，1914年8月被授为中将，1916年3月被授为上将衔，(27)晋升速度也是很快的。再如李厚基，1912年10月被授为少将，1913年8月被授为中将，1915年10月被授为上将衔，(28)固四年晋升了三级。再如石星川，1912年11月被授为少将，1913年6月被授予中将衔，1913年10月被授为中将。(29)根据经济学效用递减原理，如果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人们就会更多考虑维持现状、规避自身风险。这些军官晋升过快，不仅会助长本人的骄傲自满情绪，也会滋长志得意满、明哲保身、不思进取的惰性，这对北洋军的管控是非常不利的。 与此同时，一些军官的晋升速度却很慢，朱泮藻、叶长盛和唐天喜就是这样。光绪三十年(1904年)，朱泮藻、叶长盛、唐天喜都是步队标统(30)，军衔相当于上校。直到袁世凯去世前夕，三人的军衔依然是少将(31)。情况相似的还有刘富有、刘跃龙等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刘富有、刘跃龙都是管带(32)，军衔相当于中校，但直到袁世凯去世前夕，这两个人的军衔还是少将衔(33)。现代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受到激励，一个人通常只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如果受到有效的激励，就能发挥其潜能的80％-90％。(34)在绝大多数军官晋升速度过快的情况下，那些晋升过慢者，失望和怨恨情绪必然滋长，这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是非常不利的。 三、结论 “军官是治军建军的骨干，是军事活动的决策者、组织者、指挥者、协调者，处于军队活动的中心位置，是军队凝聚力、向心力生成的核心。”(35)因此，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无不重视对军官的管控。军衔制是世界通用的军事激励制度，它能够提高军人的责任感、荣誉感，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清末，袁世凯是实施军衔制的主要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因为中下级军衔的推荐权直接掌握在袁世凯手里，那些获得军衔的人，就有可能出任相应文官，自然对袁世凯感恩戴德。吴虬曾经这样评价北洋军官与袁世凯的关系：“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于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意谓不如此则为‘忘恩’，受同人道德责备，此北洋军人之共同心理。”(36)在这种形势下，北洋军逐渐蜕变为袁世凯的私家军队。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在民国初年将军军衔的授予过程中，袁世凯授予的将军军衔人数过多，频率过高，一些军官晋升过快，另一些军官晋升过慢。这些问题不仅限制了军衔制效力的发挥，也对我国军事现代化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清末民初军衔制度的引进和实施过程中，袁世凯的贡献和失误都是非常明显的。在清末，他提拔了一大批忠于自己的中下级军官，进而将北洋军变成了袁家军，最终导致了清廷对北洋军的失控。在民初，他肆无忌惮地封将授衔，对军衔制度造成了严重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北洋军管控。军衔制度在清末民初的命运，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不断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但要想使这些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克服人治的弊端。 注释： ①此前有关清未军衔制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刘岩：《中国军衔百年史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张建基：《民国军衔制度述略》，北京：《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孔曼：《论清末民初中国军事奖惩制度》，河南大学2006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②⑤⑩(11)(12)(13)(14)(15)(16)(36)来新夏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0、559、559、559、560、560、561、560、562、966页。 ③④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255页。 ⑥⑦⑧廖一忠、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5页。 (17)《陆军官佐士兵等级一览表》，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8月21日。 (18)据1912年5月1日至1912年12月31日《政府公报》统计。 (19)《陆军部呈大总统拟定停止补授上等各级陆军官佐日期请批准施行文》，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11月25日。 (20)根据1913年1月1日至1913年7月1日《政府公报》统计制作。 (21)8月份的数字是根据1913年8月1日至9月6日的《申报》统计而来，其他5个月的数据分别根据1913年7月、9月、10月、11月、12月和1914年1月6日的《政府公报》统计出来。 (22)本表数据是根据1914年1月6日至1916年1月6日的《政府公报》统计而来，个别日期《政府公报》缺失，则查阅当时《申报》的“命令”专栏。 (23)根据1916年1月6日至4月1日《政府公报》统计制作。 (24)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119～124页。 (25)此表数据是根据1912年5月1日至1916年4月1日的《政府公报》逐天统计的，个别日期的《政府公报》缺失，则查阅当时“申报”的《命令》专栏。 (26)北京：《政府公报》，1915年1月10日、1915年8月6日、1915年11月21日、1916年1月22日。 (27)上海：《申报》，1913年8月20日、8月23日，第2版，北京：《政府公报》，1914年8月21日、1916年3月11日。 (28)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10月7日、1915年10月12日，上海：《申报》，1913年8月20日，第2版。 (29)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11月2日、1913年6月5日、1913年10月16日。 (30)(32)《奏报常备军翼长等官衔名折》，廖一中、罗贯真：《袁世凯奏议》(中)，第970、972页。 (31)(33)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11月2日、1912年10月7日。1915年2月1日、1914年6月8日、1914年2月2日。 (34)刘学峰等：《军人任职激励机制设计与政策建议》，北京：《军事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35)彭光谦等著：《军事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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