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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美学启蒙的可能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数年前当这一政经学术语还只是刚刚出现时，人们的注意力恐怕更多还是在它的后半部分——“市场经济”上。囿于经验和想象，这还是颇费思索的“新生事物”，对它的“主义”之属，则一时未能充分顾及，但历史吊诡，随着“经济转型”的到来与深化，人们逐渐感到了这被忽略了的语词的分量。近年之种种怪端百出，烦恼莫名，也许皆为这种忽略所致。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历史把这一命题无比严峻地凸现在社会面前，而按照我们的理解，美学之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则也正应在“主义”方面有所确立。
资本社会是不同于奴隶社会那样的“军事社会”或封建社会那样的“宗法社会”的以经济效益为轴心原则的“商品社会”。它重构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把文化舞台从战场、延庙搬到了市场。在利欲驱动下，商品市场几被扩大至无限规模：生命、人格、信仰、情操、荣誉、尊严等无不为利润施暴，强行打上了“卖点”。人也异化为“工具”、“手段”，社会为之失去了神圣的道德价值和温馨的情感价值。
对此，在资本社会，审美精神作为“一种生存论和世界观的主张”，作为“身临现代型社会困境的一种生存论态度”[①]，对这种经济形态本质上的人性自我疏离倾向就曾作过尖锐的批判和殊死的抵抗，留下了光辉而沉重的一页。美学学科的人文属性也在这种抗击中得到辉煌的体现。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更高度文明的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运行中也理当有着与资本社会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断然不该重蹈“物质”异化“精神”的覆辙。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具有审美的——人性的全面解放、发展的精神维度。在“人是目的”这个终极命题下，审美精神势将站出捍卫人的整体生存价值，破除集体无意识中的“商品崇拜”，而必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有所限定，不然便是社会史和精神史的倒退。审美精神将成为人们走出“市场迷宫”的一个“阿莉阿德尼线团”。
人文精神的守护者自身须得到守护——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守护。社会主义从行政策略上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对经典艺术的生存与生产彰明昭著地予以保护，不可以漫不经心地任其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播弄、打击。对社会主义来说，保护经典艺术，正是保护确立其自身的“合法性”的精神资源，在它的旗帜上无疑应有“美”的光辉。而美学，以其深刻的人文学科属性，正是要致力于建立评判审核“精神文化”与“经济文化”的“双重标准”，在社会主义的文化法典上，“物”就是不可能与“人”有同一甚至更高的地位，美学要来确立代表人类未来利益的形上层面的“公平”。
市场经济处于社会主义这一政体形式的限定下，便“先验”了意识形态乃题中应有之意，意识形态，尽管被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无犀利地视之为奴役。麻醉大众的文化霸权，但客观上还是揭示了它对社会的推引框范之用。而且既然连资本社会都有意无意未能忽视这种作用，社会主义又岂能无视它的客观存在？“权力”本来是无所不在的，问题是谁来操作和操作的目的性。操作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资本社会可以之作“麻醉”的工具，社会主义也可以之作“启蒙”的武器。至少，退一步说这也是社会管理由自在进入自为的表现。有观察者即指出，实际上资本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干预的范围确有所扩大。鉴此，社会主义岂不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它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优越性”？这应是它操作意识形态的极有力的政治资源，只要它不违反科学与民主的操作规程。
美学及审美，作为意识形态中的某种存在，标帜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程度，体现了一种国家体制的根本的价值吁求，同时它也是熔铸一种高尚的国民精神风貌的有力手段，它理应引导或协助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对市场经济作精神境界的定位，当此文化危机频仍之时，为避免种种负面因素及巨大的社会浪费，重返被种种庸见所遮蔽的意识形态是应予考虑的。
二、社会“物化”中的美学启蒙
市场经济使社会之“物化”倾向空前严重。这在西方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引发了一代又一代紧张的思考与论辩。大批学人纷纷把目光转向美学，几乎一夜间使这原本哲学的分支成为显学。原因在于，人们愈益感到，在审美之途潜隐着困境中拯救与超越的某种希望。虽然，对于所谓“审美主义”的怀疑一向也是存在的。毕竟审美虚幻看来似可有可无的游戏，以此来制胜机械的冷漠与感官欲求，是否太过乐观？但人类历史岂非精神不断战胜肉体，文化不断战胜自然的历史？在此意义上，审美是人类的“宿命”，用尼采的话说是人在本质上就是个艺术家。审美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最后依托，对它的信心应是对人的自助、自赎、自救能力的信心。
文艺从来是“向死而生”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落入危机，文艺从不会置身局外。苦难是滋生惊世之作的最适合的土壤。也可以说，社会危机与伟大的著述存在着一种双向需求：社会困顿亟需文艺来救治；文艺又有赖苦难来玉成。“江山不幸诗家幸”，这是早已为古人所发现了的苦涩的真理。福柯在他的“权力生成论”中也曾这样表明，对于权力，人们一般只看到了它对对象的打击、束缚、压抑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实则还有解放、生成、发展了对象的另一方面[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若无社会的大困顿则文艺何为？只能是无的放矢，无病呻吟。当然这决不是说文艺反应该希冀庆幸社会的腐恶，而不过是表明，无须杞忧，“哀怨起骚人”，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优秀的文学艺术从来是“不平则鸣”的结果，社会一日不昌明，文艺一日不会终止“以笔为旗”的歌呼。
为阻止道德对美的侵凌，美学家们曾长时期致力于美与善的“划界”，其实，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美与善确是并行不悖，难解难分的。古代哲人多认为美就是善，善就是美，事出有因并非全无道理，对二者关系的理会，主要是践履性问题，而不是知识性问题。而若论矫治社会的“物化”倾向，美与善更须同舟共济，达致一种水乳交融的默契。
所谓“物化”，依我的看法当分两种情形，但多被混为一谈，至少造成解决上的方法论的粗疏。第一种是为工业文明、科学主义等造成的人的感性丧失、感情匮乏，如达尔文的自述中的情形：“以前图画使我得到颇大的愉快，音乐使我得到巨大的愉快，但是现在多年来，我不能持续读完一行诗。……我的头脑似乎已经成了大量事实积累中挤压出一般规律的机器，……这些爱好的丧失也就是幸福的丧失，而且可能会伤害智力……”[③]另一种则是“效益原则”带来的道德崩解，物欲横流。人异化为“经济动物”，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都曾有揭露和反映。对矫治第一种物化倾向，美可以独当一面，因美可以生成感性，卢梭、席勒、尼采、海德格等都有这种思路。但对于第二种物化的矫治，则美必须有道德的助力。我们认为，批判并不是美的“强项”。美并不善于“思想”，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除非是某些特别带有道德意味的审美范畴，如崇高，感谢康德的限定：美，只是勾通真与善的桥梁。“‘判断力’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能力，它既不能像知性那样提供概念，也不能像理性那样提供理念。它只是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寻求关系的一种心理功能。”[④]这实际是指出了美的依附性。
美学启蒙，鉴于两种物化的并发，在救治上理当兼顾，但从我国当下的语境出发，我以为对第二种物化的批判与矫治更为紧迫。因为此时尚是市场经济初创之时，如许多国家所经历过的这个阶段一样，人的“单面化”尚未彻底形成，而大面积的道德崩解却已是火烧眉睫。
三、崇高与市场经济下的美学启蒙
可以说从康德起，美学在哲学中崛起，崇高在美学中崛起，这是具有某种历史必然的。席勒深化了康德美学，尤其是对审美范畴的思考，更为自觉地把美学作为社会救治的手段。但他也从而发现了诸审美范畴作为救治手段时的内在冲突：优美可整合人性，但失之蹈虚；崇高长于批判，但不脱道德层面，故最终不是终极意义的解决。而我们的思路是这样，从我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出发，双重物化中尤为严重的非道德化倾向，决定了美学不能置身局外而势将有以担当，而在这场审美启蒙中的攻坚任务，不能不瞩目于“崇高”，这是由它并非“纯美”而是带有大量严峻意味的特质决定的。这里拟对它的特征作一些探发，以确认它在审美启蒙中的独特作用。
1.道德性
崇高具有批判性，这种特质盖来自于它的道德性。“道德使人崇高”，这是此范畴最为鲜明的特征，思想史上，凡具有社会批判倾向者，所以不约而同地仰慕崇高，原因便在于它严峻的道德精神。康德是崇高之道德性的最有力的揭示者，他感到这个审美范畴对社会之负面因素天然具有的抗生力量。席勒更把崇高这种道德功能向社会问题拉近了一步，崇高是在异常的情况下，也就是在遭遇到巨大的困难的情况下，对我们进行审美的道德教育。市场经济就其对传统价值突然、巨大地颠覆而言，可谓“异常的情况”，丹尼尔·贝尔便说过：“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看来对于灾祸就根本缺乏道德与心理上的准备。”[⑤]那么，在今天我们有义务追问：社会主义对它的“异常的情况”是否已作到了足够的“道德与心理上的准备”？是天真的乐观情绪，还是脆弱的报喜不报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必要用“崇高”来做好抗击“巨大的困难”的准备？
2.自律性
就在商品经济躇踌满志之时，对它的消解神圣、颠覆价值、唯利是图、人欲横流……渐有越来越多的人以悲剧性的目光注意到了：“今天世界上正飞快地发展着另外一种看法：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术。”[⑥]也许该是这种经济形态在上述方面作出它的自忏的时候了，不管它是处于草创之时，还是穷途末路。不能证伪便不能证实。这种自忏早一天到来，人类的未来便多一分光明。
“从哲学看，20世纪最大的教训乃是人类僭越天道。”[⑦]而矫治这种“僭越”的根本之法，又不得不仰仗崇高的自律性。崇高是自由的表现，但康德认为这种自由必须建立在道德的自律的基础上。具有道德的自律性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崇高，反之便是非道德的自我扩张——僭越。市场经济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但这种“自由”并不“先验”地含有“自律”的质素。论者指出，公平与理性确是支撑市场良性发育的两大支柱，但它们并不是从市场中自发地产出。它们还是市场之外的人文价值所赋予的。这样，也许我们会突然发现，自律其实才是对市场经济的最大施惠者。而崇高，一身二任；他律性的社会批判与自律性的自我牺牲，使之成为一个启蒙与救治中舍此无它的角色。
3.超越性
是以道德的自律性为条件，构成了崇高的又一特征——超越。“在崇高感中，我们人的精神力量扩大了，提升了，超过了自然界。我们取得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胜利。这样，崇高感和道德感具有密切联系了。”[⑧]何为超越？也即人格境界等最终对物欲、平庸、苦难、不公等在精神上的制胜，超越何以可能？则是在自律的基础上实现，康德认为崇高是由痛感转化而来的看法发人深省。痛感意味着自我牺牲自我救赎，须落实在三个方面：在“人天关系”上，对大自然须存敬畏之心，放弃“人类中心论”；“人人关系”上，多一些平等谅恕的不忍之心；审视自我，能解消物欲，“诗意地栖居”。
自律性超越，还是扩张性僭越，决定了市场经济，最终还有整个国家、民族、人类的命运。“天作孽，不可活”，不远处便是为物质凌虐中的“荒原”、“虚无”，也许，我们正应该如此严重地提出问题。
西方，从康德、席勒的“浪漫哲学”到今日“后现代”、“西马”等的社会文化批判，审美启蒙是贯穿其间的一条重要线索。现代中国，美学西来，经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竟也是因文化启蒙之需。凡此可证，以美学进行市场经济下人文精神的启蒙，并非异想天开。
注释：
① 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前言》，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 参王善钧主编《由“结构”走向“解构”》，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8页。
③ 转引自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页。
④ 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
⑤ 转引自赵一凡著《美国文化批评集》，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20页。
⑥ 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05页。
⑦ 尤西林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⑧ 蒋孔阳著《德国古典美学》，商书印书馆1984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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