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文化与当前中国地缘问题探索
邹 羽
在今天流行的政治话语中，地缘政治的含义基本上已经约定俗成，而地缘经济的说法也慢慢有人接受，但地缘文化的概念好像还很少有人正式提出。相关思想倒是流传已久，比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非常著名的《文明的冲突》（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一书就主张，文化价值系统本身可以造成政治利益的边界。不过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反应一直十分纠结。在文化研究领域，刘禾的《帝国的冲撞》（Clash of Empires ）曾作过这样简洁明了的论断：“帝国之间存在战争，文明之间没有冲突。”
但从今天的角度观察，冷战结束后全球各区域的政治文化状况一直在发生巨大转化，而不同的文化传统（亦即“本源性”文明价值，或者说某些本土讨论中的“道统”）越来越成为政治建设的重要资源，正是这些转化中一个让人难以忽略的核心现象。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将七十周年之际，系统审视地缘文化对于中国政治话语的意义也就变得势所必然。如果说在全球反法西斯主义时代，魏玛左翼学术界就存在着对于文化与政治相互关系的正反辨析——也就是抨击政治的“文化”化，反对希特勒之流利用电影、建筑和音乐来粉饰其阴暗政治目的；提倡文化的“政治”化，支持通过文化介入和意识形态批判来揭示政治现实被遮盖的原本结构——那么在全球化进程发展带来地缘格局重塑的时代，我们又应如何重新理解“地缘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呢？
传统教学观认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学生是学习知识的“容器”，语文教学活动被当作是单纯的知识习得过程，其核心目的是要将课本中所涉及的知识“吃透”，正如叶澜教授所说：“把丰富复杂、变动不拘的课堂教学过程简约化为特殊的认识活动，把他从整体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是传统教学观的最大缺陷”。因此，语文教学应在让学生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发掘蕴含在教材中的人文内涵，将课堂知识与实际生活进行对接，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舒展自己的生命，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
因篇幅所限，本文的讨论以论纲形式展开，具体细节的甄别和考量只能留诸他日。下面我以四个相关问题为起点来谈地缘文化在当下的重要性。首先，地缘文化如何在中国政治学话语的范式变革中出现？其次，地缘文化和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学的关系是什么？第三，当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地缘文化如何帮助中国参与地缘政治并在其中进行自我定位？最后，当代中国政治话语怎样认识地缘文化的构成，并根据自身历史现实和历史经验超越其局限？
一、中国现当代政治话语的若干范式和地缘文化问题的出现
讨论中国政治话语的范式变革而非理论变革，着眼点自然不仅是要介入学术界本身的论争，而且也要从更本源的层面探究政治学的作用。正如一个多世纪前尼采曾经提出“历史何用”，我们追问“政治学在中国的作用”，同样希望在比一般学术讨论更宏观、更接近现实的立场之上，更加深入切实地把握政治话语在中国的当下价值和意义。从话语实用性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言说在中国似乎存在着传统“实践政治话语”、五四后受到西方影响的“学院政治话语”，以及冷战后出现的与族群体验直接相关的“族群政治话语”这三种不同范式。而作为三者结合的“地缘文化论说”，则是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一带一路开发体制下出现的现象。
1.注重实践价值的政治话语在中外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历次重大文化论争，比如先秦的孔墨之辩、汉代的孔老之辩和儒法之辩、唐代以后的儒学与释老二氏之辩等等，其实都包含着为政治运作服务的实践智慧和社会管理的经验。而儒家正统学术活动中的几乎全部经史之学、相当一部分的子集之学，甚至以此为媒介的帝王诏诰册命、臣工章奏书移，重点也不在持续探索和开发有关政治现象的终极理论，而在于保证政治干预的畅通有效。在20 世纪的中国，对于实践效果的关注也在政治话语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不论是在毛泽东提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制之中，还是在文件营构、条块布局、宣传沟通和组织执行这一套施政落地流程的建立过程中，“苏维埃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体的内部认同、运行效率和整体发展态势都是确定不移的终极性关注指标。而新时期以来，中国官产学界涌现的大量智库著述，就其政策建言的性质而言，也可看作传统实践性政治话语的承续和发展。
(1)无标记BLI检测。将光纤传感器末端没入空白奶液中(200μL牛乳+50μL缓冲液)中120 s进行平衡，再将光纤传感器末端没入末端置于待测奶液(200 μL待测牛乳+50μL缓冲液+2μg氯霉素单克隆抗体)中300 s检测牛乳中氯霉素残留量。
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如何成为可能？改革开放如何在地缘意义上，将一个政治整合后的中国发展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国？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接下来的发展会是何种势态？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地缘博弈中到底发展出了何种优势？这些优势会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产生何种影响并发生何种变化？这些问题如何回答，中外官产学界众说纷纭。大概而论，市场体制的活力导入、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整合优势、改革开放时代的特殊变通（比如说权力下放使条块分割中的“块”演化为所谓“经营性地方政府”）是用来阐释改革成就的几项较为常见元素。张维为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改革经验中推导出来的“能力国家+混合经济”模型，相比仅仅着眼于当代政治经济现状的宏观讨论，对此更有独到的解释力和概括力。当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政治体运行面临互联网时代的扁平管理和技术创新挑战，我们的经济利益在国境以外也存在。我们如何展望下阶段中国政治体的地缘博弈优势？我们是否可以从“能力国家+混合经济”模型中获得启发，提出“创新国家+跨境经济”的一带一路时代新模式？下面我从“半韬晦状态”“学习型文明”和“发展中大国”这三个角度来说明中国地缘博弈优势在一带一路时代的发展前景。
3.虽然学者们通常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国际政治姿态迥异，但至少在地缘利益开发的方式和势态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连贯性。换言之，邓小平和其思想主导的整个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战略上的确通常被命名为“韬光养晦”时代，但仔细观察“从经济开发中创造性地获取地缘政治收益”这一总体取向，不难发现它与毛泽东时代国际政策的相互匹配。如果说毛时代外交利用了美苏两大国际体系之间的政治缝隙，较多争取到中国自身的根本政治稳定，那么邓时代外交则是利用发达西方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两大体系之间的经济缝隙，更多争取到中国在经济力量上的重大发展与升级转型。毋庸赘言，后者的成功一部分是以模糊中国政治体本身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代价的。从地缘角度，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被描述为“地缘政治的保守主义”与“地缘经济的开放主义”相互叠加。所谓“地缘政治的保守主义”是指参与国际治理的被动姿态；而“地缘经济的开放主义”则是指在争取国际产业链角色和比重时的充分积极性。
3.相对于西方政治学内部的两个源流，冷战后在全球范围内更是出现了政治学话语的两个不同走向。一方面，在西方主流学界和受到西方主流影响较大的非西方学界，上述“弱干预型”政治学话语，比如环保、女性及各种少数族裔等等立足于保证“文化发声独特性”和“族群利益正当性”的多元政治诉求开始盛行。所谓“弱干预”，也就是说其政治介入常常仅满足于重新定义“政治正义”和“政治程序”的学术性和文化层面的诉求表达，而实质性的体制改革与整合则非常缓慢和受限。另一方面，以西方地缘利益为边界，特别是在与西方存在地缘利益差异的政治区域，比如说中国、俄罗斯、阿拉伯世界、印度、东南亚的一部分地区、拉美和非洲，学术圈对全球主流政治话语中由西方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价值所定义的“政治正义”和“政治程序”产生了整体性不满，并开始从自身传统和历史文化价值中寻找政治话语资源。如果这两个走向具有任何共通性的话，那么它们都代表着某种与族群实践结合紧密的文化政治话语。这套话语在西方表现为族群文化政治，在非西方则表现为地缘文化政治；或者说，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中体现为少数族裔、性别和环保政治影响下的政治碎片化和去政治化迷思，亦即政治“文化”化，而在非西方的全球化文化危机中则体现为某种地缘政治意识的觉醒，亦即文化的“政治”化。在当下中国的官产学界，这两种政治话语走向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②1931年2月，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制定约法，曾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实在说一句，当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何在?而且也无从认识你们”(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5页)。可见，胡的革命资历是其就党义问题发言的重要资本。
二、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学中的文化因素
4.中国政治体地缘姿态的确立，当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经济体量的继续扩容和一带一路体制的落地而发生的。“韬晦时代”的地缘政治保守主义（geo-conservatism），特别是对于中国地缘利益边界的延迟确认，已经无法持续下去。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对西方发达经济的追赶以及对于新兴工业国家经济的替代，中国政治体的地缘发展机会所在也逐渐从冷战时代的政治模糊性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跨界性转向一带一路时代的文化协同性。也就是说，随着地缘经济的扩张，中国政治迈向地缘政治的积极参与（active geo-participation），或者说地缘政治开放主义（geopolitical openness），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比前两个时段更加复杂的地缘局势。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相互排他博弈和全球化时期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梯队位置博弈相比，目前，随着美国政治经济领导力的降低，亨廷顿所谓全球各个文化传统内或真实或虚构的基本价值正在主导地缘政治的觉醒。在这样的局势下，政治力量和经济影响在地缘整合过程中的比重仍在，但不再是仅有的坐标；文化方面的互动互容，越来越成为各政治体之间共同发展的地缘前提。而中国政治体在一带一路时代的地缘博弈中面临的挑战，也就远超冷战和全球化时代那种多重地缘边界的平面交错，而包括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这三个层面的立体重叠。
1.在帝制时代，所谓“天下”意识显然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同强烈的“华夷”意识相互关联。历史上周之与猃狁、秦汉之与匈奴、魏晋南朝之与北方诸族、五代和两宋之与辽夏金元，无不针锋相对，分野森然。那种“六合一统，至大无外”的政治意识如要获得全面的说服力，或许仅能存在于唐、元、明、清几代的某些时期、某些地域和某些人群中。而作为常态，中国政治话语“天下为表，华夷其里”的操作模式并未偏离一般政治话语在表达普世文化价值的同时追求片面地缘利益的基本格局。而有论者认为，中西近现代政治话语的实质性反差，实际上并不来自“天下—国家”的对立，而是源于历史上汉民族在本土的压倒性优势，它使得中国话语认识中的中外文化地缘边界常常呈现单一化和伦理化的特点，不像西方中世纪王权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那样，在基本存在的层面就必须同时面对多重复杂化的文化地缘边界。
2.除了传统的“天下—华夷”话语，近现代的半殖民地和革命解放经历也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留下了重要的地缘思想遗产。特别是20 世纪早中期，中国政治体饱受帝国主义的地缘侵犯和挤压，在屡次面临国体革命挑战的同时，实质上也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地缘观念。概括言之，它们分别是晚清的内顾型“天下观”、五四的价值输入型“世界观”，以及统合两者而立足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人类解放观”。由于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政治体在国际地缘环境中积贫积弱的劣势，这些地缘观念或内倾、或外顾、或兼容，大部分都在为当时政治体的存在寻找理由和自我肯定，而在国际秩序维护和变革、国际力量的主动平衡等方面较少关注。但是，在较不明显的层面，由于外部地缘力量的各种分化重组，原来“天下—华夷”话语中的单一性和伦理化的地缘边界被一再打破。这为二战后中国政治体在各种国际地缘矛盾之中创造性地保护和谋取自身的有限利益（特别是政治体的内在稳定性和国民经济的初步现代化）提供了最初空间。
湘西，作为乌托邦的化身，承载着作者精神的寄托。在这水一般的世外桃源里，所有的人和事都被蒙上了一层唯美的光辉，人们生老病死，世代轮回，生命作为独特的存在个体展现出多样的人生态势，而每一种人生态势都是顺着时间，平静地向前推移，没有大风大浪般的起伏，即使有冲突，也都被特有的湘西风情淡化，继而转化为乌托邦般的和谐。然而，在这和谐的背后是一个个“生的悲剧”，可这样的悲剧却被赋予了强烈的美学意蕴，人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呈现出悲美的人生状态。
虽然在近现代西方语境中，因为基督教与伊斯兰之间、新旧教之间、各民族国家之间、殖民地“母国”与被殖民地域之间以及最近东西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执，文化在地缘政治中的主导作用似乎不证自明，它在同期中国语境中却不是这样。比如20 世纪90 年代在中国史学界甚嚣尘上的所谓“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型理论中，不少人似乎认为在前殖民时代“天下”思维的笼罩下，中国政治话语中无法产生甚至容纳地缘概念。其谬误之处在于未能认识到在任何一种政治话语内，文化价值的普世诉求和地缘条件决定的片面利益都是相互矛盾但难以取舍的一体两面。但对于“天下”思维的质疑，的确也指出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内倾性政治话语长期以版图为“天下”，搁置外部矛盾、集中处理政治体内部问题的现象，以及这一内倾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中国巨大的地缘经济参与热情之间的矛盾。就此而论，类似质疑在一带一路开发时代仍有价值。同时，也正由于本土历史文化对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话语的特殊影响尚未得到系统厘清，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初步勾勒。
三、中国政治体的地缘参与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地缘文化博弈定位
2.随着五四时期后西式现代高等教育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推广，注重学术逻辑本身是否周延、分析范畴相对稳定，并与政治实践保持距离的现代政治学也像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的学科一样逐渐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在改革开放以来更形成了我国自有的学术规模和谱系。当然从实践应对角度看，作为这一话语范式源头的现代西方政治学仍然包含两个不同源流。一是在古罗马、欧洲中世纪、近代早期相当发达，在工业革命高潮中得到复活的干预性政治话语，在这里我们可以列出恺撒、西塞罗、早期基督教政治神学、《君主论》和《利维坦》这样的西方现代政治学奠基之作，工业革命时代起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魏玛右翼政治哲学，以及目前的环保政治和女性话语等等。二是在古希腊时代兴起、而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和现代人文社科学术体系逐渐形成而成熟的“普世性”学院政治学，包括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时代的卢梭、康德，再到当代理性选择学派诸家是其代表。严格说来，在西方学院政治学系统内，如何回应政治实践和政治现实也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4.至于中国政治话语范式的整合，这显然不是学术界或者文化界本身的主动行为，而是由于新时代一带一路开发体制的推行所致。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展开产业布局和产业链重塑，中外政治交往和文化碰撞日益频繁。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已有的政治经验和理论知识显然无法成为解决问题的恒久资源，而关注当下实践的政治建言正受到社会各方面越来越多的倚重。同时，由于大国经验的复杂性和国际局势的多变性，不限于一时一地，而富有历史穿透力、概括力和预判力的学理性整合对于政治决策也变得极为难能可贵。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为适应中国经济的跨国境和跨地域发展，并保持和推进中国文化本身的创造性活力，中国政治话语不但有必要深度认识地缘文化重要性，合理回应中国政治体内外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的族群诉求，而且还需要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对地缘文化的局限性有所反思和超越。因此，在一带一路新时代，中国当代政治话语的发展轮廓体现为下述两项基本平衡：即在方法上既着眼于政治干预有效性，同时又具有高度学理抽象能力；而在内容上既积极回应全球族群政治的诉求，同时又能超越地缘文化本身的局限性。
1.从地缘角度看，韬光养晦是冷战后全球化时期一种相当成功的博弈策略。通过在适当程度上模糊地缘利益边界，它使得中国政治体不仅能够相对顺利地进入当时由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组成的“产业链梯队”，而且获得了在原有产业上下游位置和世界经济比重结构中不断进步的机会。如张氏模式所述，这种博弈的基本实施手段是有效政府干预和活跃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但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特别是一带一路体制下，继续模糊地缘利益边界的策略已经不再可能。由于经济比重发生变化，美欧工业化国家以及全球新兴工业国家对于来自中国的强势竞争防范日深。以美国为首的地缘政治力量甚至开始考虑重启与中国的地缘对立，来带动与中国经济脱钩，回归到冷战博弈的“舒适”环境中去。鉴于地缘政治在冷战后的再度板块化以及地缘经济的非合作性竞争将会给业已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带来灾难，笔者认为有必要实施某种“半韬晦”或“缓称王”政策，用以应对此种新冷战迷思，继续推动全球产业升级和经济扩张。其基本原则是进一步用好中国的国家能力和经济活力，在显示地缘实力的同时克制地缘冲突，积极参与规划国际治理结构但拒绝承担国际领袖的权威与责任，并在中美关系进入逆境时重点倡导与美国共同布局全球经济发展的正面合作愿景（prospect of positive geo-coalition），而不是纠缠在彼此地缘经济比重消长的零和游戏之中。
从表8可知：如果每年降水中有20 d形成下渗补充地下水，则形成的下渗深度分别为3.26 m和1.56 m；按土壤给水度为0.1计算，则形成的地下水量分别为326 mm和156 mm；均大于多年平均降水量的20%。对于水田而言，去掉渗水严重的暗棕壤和其他土类，平均渗透系数为0.024 m/d，每年有水层的时段(含泡田期)大于80 d，故形成的下渗深度大于1.92 m，形成的地下水量大于192 mm，接近表7中田间平均耗水量的30%。
2.在提倡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还有一种对自己更有内在说服力的文明定位，那就是在近现代令人痛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一张白纸”式的学习型文明。与众多非西方后殖民地现代文明不同，半殖民地中国虽然经历了传统的崩坏，但没有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系统性文化同化（systematic cultural assimilation），所以在充满焦虑的长期探索中形成了从世界各强势文明体系吸收整合其优秀成分，而同时对各弱势文明又具有深切同情和援助意愿的现代政治文化传统。这种在文明形态上学习包容、谦卑进取的心态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混合经济及其背后的积极地缘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也可在一带一路时代为由中国资本主导和参与的科技创新和跨国产业扁平化布局提供文明对话的重要语境。特别是现当代中国学习型文明传统中呈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政治伦理和“引领共同发展”的历史责任心，可以为下阶段中国地缘博弈积累广泛的跨国资源和国际信用，从多个侧面分散中美关系持续严峻造成的地缘压力。是为一带一路时代的“广积粮”。
3.当然，要实现“创新国家—跨境经济”的地缘目标，国家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低调而有力的投射是必要条件。由于国际局势和地缘力量比重变化，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中大国”自我定位中，长期以来受到强调的“发展中”认同应向“大国”认同倾斜。与此同时，中国政治体原有侧重内部整合的政策可以适当向外部整合倾斜。这意味着两点：一是逐步硬性规范地缘利益边界。虽然在未获国际地缘布局制高点的条件下，哪怕中国局部利益边界的划定也会受到霸权强国的干预，但利益边界从来不由抽象条规保证，而必须通过或明或暗的实力冲撞达成。拥有地缘实力而不用，不只等于不拥有这样的实力，而且也会造成原有隐形地缘边界受到不断侵蚀和践踏，引起政治体内部危机。二是地缘参与模式应从有效沟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逐步向有效应对（effective impact）转化。尽管一带一路时代中国政治体的首要发展目标是要保证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但对于国际联盟的文化地缘分合势态和走向，以及相关政治体本身的文化话语运行，也应增加有效理解和影响杠杆。是为一带一路时代的“高筑墙”。
四、对地缘文化的认识和超越
地缘文化把国际政治从与个人生活距离甚远的事件变成各个民族故事的一部分，从而和政治体内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地缘文化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政治想象共同体的支柱，也为韦伯（Max Weber）所谓政治的拥有感提供了内涵：政治体内的分散个人不仅是因为政治上的敌我关系以及经济生活上整合关系，也是因为共同的文化习惯和价值认同关系聚拢在一起，并对政治体的存在及其行为产生拥有感。通常，这种共同价值由于超越了极端狭隘的个人视野而具备一定程度上的普世诉求，但在其他群体性价值面前，它又呈现某种自组织和主观化的排他倾向。因此民族国家普世诉求的实现，往往反讽性地受到地缘政治条件和动机的约束。但同时，冷战结束以来，影响国际地缘局势的重要因素除了地缘文化促成的非西方国家政治觉醒之外，还必须包括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后者不仅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文化共同体内的融合，而且也使得原有政治整合的边界变得模糊而具有高度流动性。换言之，冷战以来的地缘文化振兴，一方面可以看成传统价值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科技带来的成功，因此它不仅呈现出文化上的怀旧保守，同时也依赖于技术上的灵活创新。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也使得纯粹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地缘认同必须面对各种亚文化群落的不断出现而重新整合，难以维持长期稳定。这也就是互联网科技对于地缘文化的根本挑战。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说政治体的整合大致上可以从政治参与、经济激活和文化共享这三个渠道实现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体，经过革命时代的政治参与模式和改革初期的经济激活模式，在改革新时代进入了一个文化共享的模式。就此而论，我们也许无法彻底摆脱某种地缘文化的必然性。但由于近现代特殊的半殖民地历史，当代中国政治体的建设者时常具有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和非西方后殖民国家政治家所缺乏的视野，可以超越地缘视角的文化主观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将普世情怀引入地缘文化的建设之中，并且将学习型文明当作价值基础来推动创新国家和跨境经济的落地。一带一路时代中国地缘文化建设的目的，也是要在经济升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让其他各种文明或者文化自认同群体都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并获得共同拥有感的共享型中华现代文明，而不是像现当代欧美基督教文化那样表达优越而异质的征服型现代文明。
作者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