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及理论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动态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网络是当下中国社会学界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围绕社会网络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可谓呈指数增长之势，主要集中在中国人的社会网络的结构特点、文化特性、社会网络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等几个方面，但文献缺乏对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的全面研究，即便在若干综述性文献中，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亦很少涉及。（注：李继宏：《强弱之外：关系概念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第3期。）本文综述关于社会网络的动态发展的文献并提出一个可能的理论发展方向。论文第一部分讨论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批判性分析已有的与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相关的理论模式，论文最后部分提出一个可能的整合理论架构。
一、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三个向度
社会网络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齐美尔(1922)、布朗(1952)、波特(1957)和米切尔(1969)等。达沃为厘清社会网络这一概念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他指出社会网络这一概念应包括四个纬度：结构(structure)、资源(resource)、规范(normative)与动态过程(dynamics)。（注：Davern,Micheal..Social Networks and Economie Sociology:A Proposed Research Agenda for a More Complete Social Science.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56,287-303,1997.）结构纬度系指社会关系的类型、关系的强度、网络的大小等，在社会网络文献中这些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资源纬度是指人们可从关系中获得满足其需要的东西，通常区分为情感性支持与工具性支持。规范则由规定网络内或网络之间行动这行为的规则、要求与禁忌等，如责任、义务、互惠。规范深受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下社会网络的规则大为不同，人情、关系、面子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网络学者突出强调的文化元素。（注：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Hwang,K.K.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2,744-974,1987.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King,Ambrose Yeo-Chi..Kuanshi and Network Building: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Daedalus,120,2,63-84,1991.）达沃进一步指出动态过程这个纬度缺乏深入研究，需要进一步的澄清与探究。这一领域缺乏研究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观察网络的动态发展比较费时且需要进行纵贯研究。
什么是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社会网络如何在一定脉络下因时而变以及个人如何操控其社会网络，例如社会网络的大小变动、个人与其网络成员的交往或交换。实质上，对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的关注要求我们从一个动态的视角来考察社会网络，这是与现实一致的——社会网络从来就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易变的。格兰诺维特1982年就呼吁社会网络学者有必要改变静态分析的模式，迈向一个动态的、纵贯的研究设计以全面理解社会网络。（注：Granovetter,Mark..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In Peter Marsden & Nan Lin(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CA:Sage,1982,pp.115-130.）但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文献中总结出一些初步的论点，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社会网络学者认为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可以从三个向度来进行理解：网络建构、关系维持与资源动员。（注：King,Ambrose Yeo-Chi..Kuanshi and Network Building: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Daedalus,120,2,63-84.,1991.Jacobson,David..Type and Timing of Social Support.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27,250-264,1986.）
1．网络建构
网络建构即扩大网络和改变网络的构成。有学者认为可以有三种方式建立网络或关系：经由第三方建立关系、经由社会参与建立关系以及在现有关系上增添新的关系（注：Ferrand,A.,Mounier,L.,& Degenne,A..The Diversity of Personal Networks in France: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Relational Structures.In B.Wellman.(Ed).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Life in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9,pp.185-224.）。张和霍尔特认为在华人社会可以有四种方式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亲戚介绍、寻找以前的关系、人际技巧以及内群体成员的中介。（注：Chang,H.,& Holt,G..More than Relationship:ChineseInterac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Kuan-hsi.Communication Quarterly,39,251-271,1991.）乔健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立与维持关系的多种方法：袭、认、拉、钻、套与联。（注：乔健：《关系刍议》，《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民族学研究所特刊》第十辑，1982年，第345-350页。）
2.关系维持
关系维持可定义为“(1)确保关系的存在；(2)将关系稳定在某一水平；(3)将关系保证在一个满意的水平；(4)修补关系”。（注：Dinda,K.& Canary,D..Definition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10,163-173,1993.）关系维持的实质是确保关系的存在而非断裂，关系是否继续维持是网络结构稳定与变化的重要变量。因此关系维持要涉及到采取一定的策略去防止关系的破裂，从而保证网络成员的稳定性。常用的五种策略包括：正面回应、开放（自我披露和开诚布公地讨论关系）、交往、共同完成某项活动、认同。互惠是维持关系的重要规则，即人要回报从他人那里得到的资源或支持——华人用“人情”一词来表达这一规则。
3.资源动员
资源动员是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人们在何种情形下从何处获得何种资源，换言之它涉及的是个人如何使用其社会网络。这是一个寻求资源与接受支持的过程：人们为何求助或人们为何不求助、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找谁求助。（注：Jacobson,David..The Cultural Context of Social Support and Support Networks.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1,42-67,1987。）文献研究普遍发现，人们从不同的关系（或网络）成员那里寻求不同的社会支持，或者说人们的资源动员策略是具有情景特殊性的。（注：Wellman,Barry,& Wortley,Scott..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6,558-588,1990.）
透过这三个向度，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网络是如何在时间纬度上变化和发展的。考察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实质上就是将社会网络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因变量，这势必要求探索隐藏在变化之后的决定性因素。文献发现，影响因素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结构的、文化的以及个人的。（注：Roschelle,A.R..No More Kin:Exploring Race,Class,and Gender in Family Networks.CA:Sage,1997.Emirbayer,M.,& Goodwin,J.Network Analysis,Culture,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9,1411-54,1994.）
文化因素对社会网络的动态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化形构人们对社会网络的理解与评判，从而放弃某些社会网络机会或者选择某些机会。（注：Jacobson,David.The Cultural Context of Social Support and Support Networks.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1,42-67,1987.）面子、人情、缘分、内外有别（或差序格局）、自力更生的观念以及家庭观念都是中国文化中对社会网络行为影响非常深刻的文化元素。（注：Hwang,K.K.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2,744-974,1987.）
很多研究亦指出社会结构因素影响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个人社会网络的资源与机会，促进或者限制个人的网络选择。（注：Fischer,C.S..To Dwell among Friends: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费舍就强调指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命周期都会给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施加限制。（注：Fischer,C.S..To Dwell among Friends: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林南直接提出不同收入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注：Lin,N.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In P.Marsden,& N.Lin(Eds.),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ts CA:Sage,1982,pp.131-145.）低收入人士更容易被孤立或者只拥有很小的社会网络（注：Marsden,Peter.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2,112-31,1987.），且穷人主要依靠来自亲属与邻居的社会支持（注：Stack,C.B.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NY:Harper & Row,publishers,1974.）。性别也是一个重要的给社会网络制造差异的变量（注：Marsden,Peter.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2,112-31,1987.），女性可能更容易与亲属保持联系并倾向于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注：Wellman,Barry,& Wortley,Scott.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6,558-588,1990.）。
个人的能动性因素同样受到关注。尽管后面提及的理性选择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都强调了个人的选择与权衡，但它们没有将个人的选择与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结合起来并探求其间的互动关系。Emirbayer和Goodman认为个人的能动性就是表示个人改变或再生产其社会网络的能力（注：Emirbayer,M.,& Goodwin,J.Network Analysis,Culture,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9,1411-54,1994.）。有学者亦认为在研究中国人的社会网络行为之时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是富有意义的，（注：Wellman,Barry,Chen,Wenhang,Dong,Weuzhen.Networking Guanxi.In T.Gold,D.Guthrie,Doug,& D.Wank(Eds.),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Institutions,Culture,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Cambridge: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21-242.）因为在文化上，华人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关系的积极构建者（注：King,Ambrose Yeo-Chi.Kuanshi and Network Building: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Daedalus,120,2,63-84,1991.）。但个人的能动性如何呈现则缺乏深入研究。
二、现有理论的回顾与批判
正如前述，众多因素可能对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产生影响，因此这一过程本身是复杂的。由此，建构解释这一动态过程的理论架构决非易事。尽管选择——限制视角、社会交换视角、理性选择视角、社会组织策略视角、面子与人情视角试图把握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某一（或某些）层面并强调了某些重要因素，但它们无法全面洞察社会网络在社会文化脉络下的动态发展过程。然而，批评性地回顾已有的理论视角是建构新的理论架构的基础。
1.选择——限制视角(Choice-Constraints Approach)
该视角强调社会结构对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所提供的影响：提供机会或施加限制，个人的社会位置、直接环境和宏观社会脉络等超出个人控制的因素等是个人建立和维系特定社会关系的外在因素。（注：Feld,Scott,& Carter,W.C.Foci of Activity as Changing Contexts for Friendship.In R.G.Adam,G.& Allan,(Eds.),Placing Friendship in Context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36-152.）
费舍认为个人行为的社会限制性因素，如规则与规范，社会关系的形成与维系是基于在一定选择范围或资源条件下所作出的选择。所以，个人的社会情境不同，他们作出的选择就不同。这一视角认为，社会结构性因素，例如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影响着社会网络的动态发展。（注：Blau,P..A Macrosociological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3,26-54,1977.）相应地，处于同一社会位置的人倾向于相互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围绕着一系列的活动中心而组成，如工作、休闲、家庭聚会。有机会参与以上活动中心的人就有更多可能结识他人、建立新的关系和维持关系。有研究表明，邻里、家庭、社团、朋友和另外的场合对人们交朋接友有重要意义，那些无法接近这些活动中心的人，其社会网络受到限制。（注：Feld,Scott,& Carter,W.C.Foci of Activity as ChangingContexts for Friendship.In R.G.Adam.G.& Allan,(Eds.),Placing Friendship in Context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36-152.）
由此可见，该理论视角突出了社会结构对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的限制。然而，它未能注意到个人作为一个能动主体有能力突破社会结构的限制。另外，相同的社会结构因素在不同文化脉络下有不同的影响。进一步地，文化因素实际上可以直接影响人们之间的互动与交换。
2.理性选择视角(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范登波尔采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社会网络的大小与结构不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是在权衡可能选择的成本与效益之后选择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至于社会网络，人们将在评估所有潜在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和维持其网络。根据这一视角，与他人建立或维持关系的成本将因下列因素而变高：与他人接触的机会越少，与他人的交通距离越远，与他人相识的时间越短；与他人建立和维持关系的收益将因下列因素而变高，个人网络的越小，自我披露的倾向越强，依附于此类关系的重要性越大。（注：van der Poel,Mart.Personal Networks:A Rational-Choice Explanation of Their Size and Composition.Netherland:Swets & Zeitlinger B.V.,Lisse,1993.）
然而，尽管在这一理论视角之中，个人选择得以强调，但由于方法论上的限制，这一理论在经验研究的时候却将重点置于社会结构决定要素。由此，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与选择——限制视角没有太大差异。（注：Hechter,M,& Knazawa,Satoshi.Sociologic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3,191-214,1997.）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因素被化约为潜在的成本因素，难免有简单化之嫌。最后，文化因素没有被考虑其中，文化差异被视而不见，而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价值与目标不同，对成本与效益的算计亦相差甚远。
3.社会交换视角(Social Exchange Approach)
社会交换视角试图理解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三个要素：网络建构、关系维持与资源动员。其聚焦点在于社会关系的交换纬度，并假定行动者受利益或奖赏／惩罚的驱动。人们因与他人享有共同的信念、能力、价值与态度而相互吸引从而建立关系，进一步地，如果与他人的交往可预期有满意的结果，这一关系就更容易确立。关系的维持亦有赖于持续的互惠性交换和对未来获利的期许。资源动员亦是如此：人们愿意帮助那些未来可能帮助自己的人。因此，个人应该向那些自己过去曾经帮助过的人或者未来他能够帮助的人寻求帮助。那些不能与他人保持互惠交往的人将不愿意寻求帮助或者缺乏合适的支持资源。（注：Cook,K.& Whitmeyer,J.M..Two Approaches to Social Structure:Exchange Theory and Network Analysi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8,109-127,1992.）
互惠原则在这一视角之中得以强调，但不同的社会对互惠原则有不同的理解，文化影响互惠原则的意义，而这一原则规制社会网络的实践。因此，社会交换论不能充分解释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社会网络实践。另外，互惠原则在不同的关系之中有不同的意义，例如交换视角无法解释不同关系之间的非对称性的交换长期存在的原因。（注：Stroebe,W.,& Strocbe,M.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ocial Support,in E.T.Higgins,& A.W.Kruglanski(Eds.),Social Psychology: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London:Guilford Press,1996,pp.597-621.）
4.社会组织策略视角(Social Organization Strategy Approach)
社会组织策略视角关注的是个人如何求助于他人或组织，它假定个人权衡其行动的后果，即便其选择受制于理性、规范、结构制约。它强调人的能动性的重要性，然而与理性选择不同的是，个人的行动与选择是以网络为中心的或以事件为中心的，是社会因素决定的。简单地说，个人的行动是受制于其网络，而非纯粹的理性选择。（注：Pescosolido,B.A.Beyond Rational choice:The Social Dynamics of How People Seek Help.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7,1096-1138,1992.）
该视角强调社会网络对个人行动的影响，即个人镶嵌于社会网络及其社会交往动态过程。社会网络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人们可以借此体认、理解与试图解决不同情境下的难题。资源动员的过程涉及个人对问题的确定、社会资源有限性的了解以及找出评估行动后果的方式。因此，社会网络透过中和社会结构因素而影响整个资源动员过程。
这一视角强调了社会网络在资源动员过程之中的中和影响，并注意到能动主体作用于这一过程，它也试图透过社会网络的桥梁作用整合社会结构与个人选择。然而，这一视角没有考虑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资源动员过程的。进一步地，它没有从经验层面阐明人的能动性具体表现是什么。
5.面子与人情视角(Face and Favor Approach)
面子与人情视角是由台湾心理学家黄国光根据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以及本土的文化概念而发展出的一个理论模式，旨在从理论上总结华人的社会交往行为——即华人的人际行为是判断关系的一项游戏。（注：Hwang,K.K.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2,744-974,1987.）
黄国光将关系分成三大类：(1)表意关系，即相对持久、稳定的社会关系，包括家人、密友等这些可提供个人安全、温暖、依恋与情感的重要他人。(2)混合关系，即那些人们经由人情与面子可以影响的人。在这种关系中存在一定的表意关系但没有表意关系那么强烈。混合关系包括亲戚、邻居、同学、同事、师生、同乡等。(3)工具关系，即个人与外人或陌生人建立的关系，一般这类关系并不长久。不同的规则宰制不同的关系——公平原则宰制工具关系，人情原则宰制混合关系，需要原则宰制表意关系。因此，与不同关系相关的期望、规范与行为迥然不同。
这一理论视角强调了社会交换与社会网络的规范纬度，指出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规则。另一方面，它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文化纬度并且把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概念纳入其中——面子与人情。但其理论出发点是社会交换论与符号互动论，这导致它难以避免忽视社会结构因素的弱点。
前述理论视角都各自强调了影响社会网络过程的不同侧面——文化、结构与能动性，为我们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洞见。然而，它们都没有将上述因素整合进一个理论模型。限制——选择视角强调子社会结构提供的机会与施加的限制，但忽视了信仰、价值与认同在动态过程之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充分注意到人的能动性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既定的社会结构。理性选择视角与社会交换视角的架构之中，人的能动性占据核心地位，但将个人活动的目的概念化为狭隘的效用最大化。（注：Emirbayer,M.,& Goodwin,J.Network Analysis,Culture,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9,1411-54,1994.）社会组织策略视角试图透过社会网络的居中作用整合社会结构与人的能动性，但没有考虑到文化因素。面子与人情视角注意到了文化规范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但没有考虑社会结构因素，从而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个整合文化、结构与能动主体的综合架构。
三、一个可能的理论整合方向：结构、文化与能动性的交织
鉴于现存的理论视角都有一定的缺失，这导致其理论解释力大为减弱。本文试图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可能的理论整合方向：将文化、结构与能动性联结起来以解释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的复杂性（如表1）。
表1 一个整合的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解释框架
这一框架显示个人可以经由网络建构、关系维持与资源动员改变社会网络的资源与结构，且社会网络的动态发展是镶嵌于一定文化、结构与能动性的互动架构之中。网络建构与关系维持可影响网络的结构，资源动员的模式会影响个人从其网络中获得的资源。与此同时，社会网络的资源与结构亦影响个人的社会网络实践。
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可视为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限制与促进因素。同时，个人作为能动主体可以突破社会结构与文化限制，或者使用社会文化脉络之中的资源去重组社会网络。结构、文化与能动主体三者交织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之中。那么，如何去理解这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呢？我们必须首先明晰如何去理解这三个核心概念。
1.结构
吉登斯认为结构限制行动，但不可夸大限制的重要性。实际上，结构既是限制因素也是促进因素，结构允许能动主体做一些他们通常情况下不能做的事情，或者说个体在日常行为中始终保持着本可以以另外的方式行为之的转化能力。（注：Giddens,Anthony.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olity Press,1984.）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利用规则与资源并再生产社会结构。
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中，结构限制或促进人们的网络建构、关系维持与资源动员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挑战简单的结构决定论认识——个人是被动地在社会结构限制下进行选择。实际上，从吉登斯的理论假设出发可以考察在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之中，个人如何在既定的结构下发挥作用。进一步地，从一个纵贯的视角看，社会结构的作用是否因时而变？社会结构本身会不会因时而变？文化观念是否影响人们对社会结构的定义并进而影响社会网络？
2.文化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这里不想赘述。Swidler富有创意地将文化阐发为一个工具箱：文化是由一系列的工具组成，它们以大家均可使用的符号和社会实践的形式呈现，例如文化信仰、世界观、仪式以及沟通模式等；人们可以用不同的工具去解决不同的问题。他认为人是积极的问题解决者，而非文化傀儡，人从可供选择的工具箱之中挑选工具并使用它们去创造新的工具从而达到预期目标。（注：Swidler.Culture in Action:Symbols and Strateg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1,273-286,1986.）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可不断获得新的工具，尤其在一个变动很快的社会里（例如大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尽管文化可能限制行动者的选择机会，但它亦促使作为能动主体的人去理解这个世界，去建构目标与期望、去从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
在这一理论架构之下，我们可以考察文化因素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下如何影响人的社会网络行为与实践。尽管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杨国枢的社会取向、李沛良的工具性差序格局以及翟学伟的三位一体模型都可以视为理解中国人的社会网络的出发点（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三联书店，1998年；李沛良：《试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载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66页；杨国枢：《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见杨国枢、余安邦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第87-142页；《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但上述理论模式都过于抽象且没有充分考虑社会结构因素和个人的能动性因素，如果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工具箱”，有理由相信个人在建构、维持与动员其社会网络时可以创造性地使用相应的文化“工具”。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面子与自力更生的观念可能会阻碍求助行为，但人们在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足够资源的情况下会作出怎样的选择？个人的能动性是否浮现？差序格局具体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内外有别如何影响个人与外人的交往？在一定的条件下，外人是如何被建构成“内人”？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文化资源的利用？将文化视为“工具箱”并把它与社会及个人因素连接起来才能发展出能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理论建构。
3.能动性
个人可被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可以透过有目的、反思性的行为而改变其生活环境。个人的能动性表明人既非抽象结构的玩偶也非“精于计算的个人主义者”，而是为社会文化结构所影响但可以反过来影响社会文化结构的、具有改变能力的个体选择或行为，人的能动性是因时而变、前后相继的，如同吉登斯所言，个人的反思性行动是一种绵延、一种行动“流”。
Thoits认为我们如果没有考虑个人的积极性就无法全面理解社会网络的动态发展。因此，个人应该被视为：(1)有目的地行动；(2)根据从文化的工具箱中所获得的文化影响下的观念与行为偏好行动；(3)反思性地行动；(4)根据情景而改变其行动。（注：Thoits,Peggy.Stressors and Problem-sclving:the individual as psychological activist.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35,143-59,1994.）对人的能动性的强调并没有忽视其置于其间的社会文化脉络。什么情形之下，人的能动性浮现？文化与社会因素是阻碍或是推动其浮现？人的能动性如何改变社会文化情境？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议题。
在核心概念澄清之后，这一理论架构透过结构、文化与能动性的交互作用可以尝试回答下列重要的研究问题：
(1)社会网络是如何因时而变的？人们是怎样建立、维持与利用社会网络的？
(2)结构性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作用？在具体情境下，是那些结构因素的影响力更大？
(3)文化因素如何影响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那些文化因素比较突出？
(4)个人的能动性如何影响社会网络的动态发展？如何重新定义文化与社会因素？它们是什么？
上述问题的回答可有利于我们从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视角去理解社会网络的动态发展。而这个理论架构的适用性则需要透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前述文献回顾与讨论发现社会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需进一步研究，尽管不少理论视角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去把握社会网络的这个特殊纬度，但它们没有很好地整合隐含于这一过程的结构、文化与个人能动性因素，本文在此理论述评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理解社会网络的动态发展的理论架构，该理论架构旨在透过强调结构、文化与个人能动性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来透视这一不断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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