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历史亲缘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亲缘论文,地理学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学与地理学是各自独立而又互为接近的两门姊妹学科。在它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科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从合到分又从分到合的历史发展中，它们相互渗透，交叉影响，铸就了两者同根、依存、交叉与并行等诸多的内在联系。这里所说的同根与依存，主要是就地理学是孕育民族学的母体学科之一，以及民族志资料在地理学中的深厚积累而言的。而它们之间的交叉与并行关系，则是我们追寻这两门学科之间分分合合的发展趋势，从民族学的本质规定性内涵着与地理学的密切关系，以及地理的视野对民族学的建设性价值这样两个全新的角度所得出的结论。
一 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历史溯源
1.国外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历史渊源关系
民族学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从地理学等学科中脱胎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相比之下，地理学的起源则要古老得多。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民族志资料在历史学与地理学中的积累，却一直没有中断过。
最早的民族志资料，可以上溯到人类文明的初曙时期。大家都知道，肥沃的尼罗河孕育了被喻为上古科学摇篮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成就了伟大的巴比伦文明。在这两大文明中，埃及的金字塔内，绘有埃及人、亚洲人、闪米特人、南方黑人与西方白人等许多民族的图像；而后者则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波斯人、大月氏人、蒙古人和印度人等不同民族人们的石刻像。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为久远的民族志资料。为此，我们有理由说，古埃及人与古巴比伦人对于他们周围异民族的认识，与他们对其周围地理环境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
到了古希腊时代，地理学知识与民族志资料，都在业已成熟的地理学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古希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旅行家希罗多德，也堪称是一位地理学家。他著有多卷本的巨著——《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就采用了全部的历史都必须同时用地理的观点去审视的立场，对希腊本土、波斯和西亚等地许多民族的聚居地区作了详细的观察与记载，涉及到了那里的江河湖海、山川地形、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政治和经济等诸多不同的方面。希罗多德的地理描述，采用了地区描述与民族（种族）描述相结合的方式，尤以后者为主。前者描述空间单元，注重每一个地理单元的自然、土地和农业情况；后者描述民族（种族）的生活状况，尤其注重每一个民族的名称和他们特有的风俗习惯，使后人在其著作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民族志资料。故所以，他不仅被誉为“历史学之父”，还被后人誉为“民族学之父”。
另一位古希腊地理学家赫长泰，他由于赋予了地理学以文学形式，进而创立了古希腊的描述地理学而著称。在他的著作《旅行记》中，也特别重视对不同民族居住地及其风俗习惯的描述。例如，他在书中记述了厄庇鲁斯地区的一个叫“德克萨俄”的部落居住在山麓地带，花刺子模人则在平原和山坡上都有分布；佩翁尼人喝大麦啤酒和黍、风轮菜混合酿制的一种酒；埃及人则吃一种叫“西拉斯帝斯”的特殊面包，饮用捣碎的大麦酿制的一种饮料，等等。
古希腊文明衰落和罗马帝国兴起的时期，是西方经典地理学全面建立的重要时期。当时的罗马地理学巨匠——斯特拉波，作为西方地志学和区域地理学的开创者。著有四十卷本的《历史学》和十七卷本的《地理学》。在其著述中，除了明确提出自然因素对人文现象（如聚落、人口密度、风俗习惯）有很大影响，注意到历史对地理的作用之外，他的《地理学》一书在进行地理或区域描述时，还包括自然地理特征、物产、城市、民族及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论述涉及了从不列颠到印度，从北非到波罗的海这一广大地区的数百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
由上看来，古希腊罗马时期，虽然地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还从属于历史学，或者笼统称之为历史地理学，但地理学与民族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大量的民族志资料都依凭于历史学或地理学的著作得以保存下来。由此也就决定了民族学与地理学之间内在的较为久远的历史渊源关系。
到了中世纪时代，西方虽然神权代替了一切，但一些民族志资料，特别是关于欧洲、地中海沿岸、东亚和南亚各民族的情况，亦散见于一些学者、商人、旅行家、僧侣、探险者的著述当中。具体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狱中口述，鲁思蒂恰诺笔录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就较为系统地记述了中亚、中国各地区和南亚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及其居住区的自然地理特征。这本书拓展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对以后的地理大发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十五至十七世纪，就是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期。当时，由于欧洲通往印度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发现，环球航行的成功，使得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一些陆地和岛屿上的未开化民族的体态、语言、风俗、生活习惯，也在一些航海家、探险者乃至传教士的笔下，作了相应的记述，这在客观上同样为我们积累了更为广阔区域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十八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民族学先驱著作。如法国天主教神甫丁·—F·拉菲托著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的比较》一书，就采用了民族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研究指出，当时的印第安人与亚、欧一些古代具有高度文明的各族之间，在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中世纪以来大量民族志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在泰勒、摩尔根、麦克伦南、巴霍芬等人的带动和影响下，民族学于十九世纪中叶才从历史学与地理学中脱胎出来，并在学科性质、特点、体系、内容、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上与地理学有了明显的区别和不同。然而，民族学和地理学虽然显示出各自独立的发展方向，可它们之间的学科“亲缘关系”并未因此而割断，而是在以后的发展中，相互交叉、渗透，互相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特别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民族学与地理学之间又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新的结合与交融，且这次结合，再也不象中世纪时期那种只是单纯“材料”的互相累积与依存，而是“科学内部的深层次”的交叉渗透。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卓越的民族学家拉采尔的贡献。
拉采尔作为一个涉猎广泛、著述宏富、颇具影响的民族学和地理学家，他一生的著述几乎都明显地昭示着地理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趋势。尤其是其按照地理分区记述诸民族文化的《民族学》和二卷本的《人类地理学》，更是强烈地表现出这种相互结合、交叉而进行研究的倾向。在拉采尔看来，“人类地理学是民族学的辅助学科”，“民族学是‘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中，在人类向社会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研究人类’的科学，它搜集物质和文化的新材料，以探求它们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联系。而人类地理学则关注业已形成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的传播，并探索它们与环境和空间的联系。”①与拉采尔有着共同研究倾向和看法的是，本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法国学者蒙塔东。他著的《文化民族纲要》，亦是民族学与地理学相结合而进行研究的典范作品。
上面我们介绍了西方民族学与地理学的相互依存发展脉络，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历史渊源关系。
2.中国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历史渊源关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但我国的民族学研究起步甚晚，过去一直被视为是禁区。自从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开展民族学研究工作以来，一大批学者以极大的热忱对民族学的诸多理论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才初步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尽管如此，在中国古代的疆域地理志、地方地理志、山川地理志中，就早已包含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地理学体系中，地理学与相关的民族学资料往往是互相掺杂交织在一起的。
《尚书·禹贡》作为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据顾颉刚先生考证，成书于战国时期②。在这篇自然地理著作中，作者以自然地理实体为标志，把当时的国土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和雍等九州，并进一步“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以京畿为中心，制定出逐级控制和管理的“五服”结构。在依次叙述各州、各“服”的山川湖泊、物产交通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各个州内一些民族共同体的生产生活情况。
与《禹贡》相提并论的另一部早期地理著作是《山海经》。《山海经》包括《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前者以“山”为主纲，方向与道里互为经纬，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大区来逐一描叙，广泛辑录各地山川、民俗资料。后者以“海”为主纲，内容较为怪诞。其中的《海外西经》、《海内西经》的“海”，指的是华夏范围之外的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等少数民族分布区。③对于这一部著作，“欧美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山海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理志，是一部令人感到惊奇的包括整个世界旅行的记述，是一部记述有关地理现象的著名的古典文献。”④台湾学者凌纯声先生则更为具体地写到：“《山海经》乃是以中国为中心，东及西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西南亚洲，北到西伯利亚的一本《古亚洲地理志》。”⑤著名的民族学家杨塾先生则从民族学角度出发，指出《山海经》“可称为我国最古的一部世界民族志”，因为它最早记载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及其分布区。⑥
在我们看来，《山海经》不论作为地理志还是作为民族志，其突出价值都在于对地域广阔的自然地理与文化空间和各种民族共同体的生活、风俗习惯作了较早的描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民族学与地理学较为久远的互相依存关系。
汉、魏晋时期，司马迁游名山大川，对中国境内若干个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开创了为各民族作“传”的先例，著有四夷列传，收入其《史记》中。其中的《大宛列传》云：“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河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廓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短短数语，道出了大宛的地理方位，居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司马迁之后，班固作《汉书》，承袭了《史记》为少数民族作“传”的体例，仍把“匈奴”列传列为四夷列传之首，其次为南越、东夷、西南夷列传，同时又增加了包括列国数十的“西域”传。魏晋时期，常璩的《华阳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在记述各地理区域内的山川湖海的同时，也旁及了那个地区的风土人情、民族民俗等。
唐宋时期，李吉甫著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也有相应的部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作了描述，涉及到了一些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樊绰著《蛮书》，不仅对唐代云南的山川、道路、城镇作了详细的记述，还对当时南诏各民族的分布、居处情况、生活习惯作了全面的介绍。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同样也采用了民族学与地理学、历史学的交叉研究方法，对广南瑶、僚、黎以及西南的白、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物产进行了分类研究，不仅是我们研究南方民族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而且，对地方史志、历史地理、经济地理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同时期的《岭外代答》、《大唐西域记》、《太平寰宇记》、《诸蕃志》等著作，亦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概貌。
明清时期，民族学与地理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或者地理学旁及民族学的重要著作有：《徐霞客游记》、《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皇清职贡图》、《瀛环志略》、《西域水道记》、《苗防备览》等。其中的《皇清职贡图》就对我国的藏、维吾尔、苗、瑶、侗等民族的历史、风俗、生产生活、地理人文景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记述。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作为一本以新疆河流为主纲，将自然、人文地理融为一炉的地理学著作，对我们研究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清以后，修方志之风甚炽，综合记载地方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各种通志、专志不断涌现。从生态民族学的角度去“志”民族的民族志，和以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为主轴的区域性民族志亦包括在各种省志、州志和县志当中。如新编《四川省志·民族志》的《土家族篇》中，就从民族生态环境的角度去“志”四川土家族居住区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各种自然资源、自然灾害及其对民族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八个问题。
由上看来，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民族学与地理学之间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或表现为一些著作既是民族志的重要作品，又是地理志的经典文献；或为同一历史著作中，既有民族志的资料，又有地理志的资料，民族学与地理学共同从属于历史学；或为地理学著作旁及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民族学的研究又兼顾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这一属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其实是一部民族学从地理学、历史学中脱胎出来，而又与地理学、历史学相互交叉、渗透、影响、依存，互为从属、相互储存和积累学科资料的“科际”关系史。
二 民族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并行发展关系
民族学是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文化、风俗、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独立学科。⑦而地理学则是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异的学科。⑧民族学和地理学作为两门相互独立的社会科学，除了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交叉、同根、依存关系外，在各自独立的并行发展中，民族学的本质规定性内涵着与地理学的紧密联系，地理学的视野对民族学又具有建设性的价值。
1.民族学的本质规定性内涵着与地理学的密切联系
大家都知道，民族学研究的客体是民族。而民族作为一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现象，具有自然的、社会的、生物的（人种的）多重属性。其中的生物属性以民族作为种族存在的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虽然种族属于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的范畴，民族属于历史学或民族学的范畴，民族不等于种族，但是，同一民族包融不同的种族，同一种族又分属不同的民族，已被现代民族、种族发展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种族与地理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的两个主要因子，种族的各种特性和分布情形，往往同地理有密切联系，也就是说，种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烙有明显的自然地理印痕。具体如，尼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的特征就是在炎热和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其深色皮肤和卷曲的头发，可以预防烈日伤害；大鼻孔有利于在水汽蒸发的空气中呼吸。蒙古人种发达的眼睑褶和内眦褶，是在草原和半沙漠地区形成，对防止风沙有很大的作用。而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则取决于北欧和中欧寒冷而潮湿的气候条件。⑨这是从种族的肤色、毛发、面型等方面，所看到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种族影响的最直接的例子。如果相对于人类群体对洲际范围自然环境的长期适应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而言，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印度、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八大地理人种，又明显地具有各自的区域地理特征。
民族虽然不是纯种族共同体的凝聚，但作为种族存在的一种属性，不仅在生物基因遗传上、体质特质上，表现出一定的特点，还和种族一样，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有其自然属性的一面。我们常言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就是围绕某个主体，占据一定空间，构成主体存在条件的所有物质实体和社会因素。其中的自然环境不仅对种族特征产生明显的影响，还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它包括各民族居住的共同地理区域的地理位置、地貌、地质、地表各种自然资源（动、植物）、气候条件等诸多方面，主要属于自然地理学的范畴。它制约和决定着民族的变化和状态，对民族的素质（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外貌特征、地理分布（主要是人口密度），有着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影响与联系。某一民族往往由于聚居于某一特定地域而受环境特点和资源条件的影响，使民族特征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某一地域也往往由于特定民族的聚居而表现出地域的民族性。况且，无论是地域的民族性还是民族的地域性，都同时强调了共同地域这一点。
地域属于地理学的重要范畴，它和“自然区”、“自然带”、“区域”、“区位”等地理学概念有着一定的联系。而民族的共同地域则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是指一个民族所居住和生活的地域，在地理上联成一片，没有被巨大的自然界限（如海洋、高山等）所分隔、切割，在政治上基本统一，没有长期被国家或其它政治区划所分割。对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民族特点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往往根据民族的共同地域性特征和地理环境对民族经济文化影响所形成的民族特点，把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分为山地民族、坝居民族、极地民族、雪域民族、海洋民族、内陆民族、海岸民族、低地民族、热带民族、温带民族、寒带民族、渔猎民族、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等等。这种带有明显的地理特征（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民族分类，就是民族学所必须借助地理学的相关资料、手段和方法，来逐一进行揭示和研究的客体。
民族学所研究的客体——民族，是区域地理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分布，虽然包括民族的行政分布、族际分布、地缘分布、民族生态环境分布。但与地理学关系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还是属于民族生态学范围的民族的生态环境分布。民族的生态环境分布，是指一个民族是处在哪一种生存环境之中，它的生存地区是处在哪一种或哪几种自然环境中，是生存在河谷地带、丘陵地带、高山地带，还是草原地带等等。⑩而民族生态学则又是在与地理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民族风土志边缘领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研究民族群体和整个民族在其居住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明条件下，生命保障的传统特点，已经形成的生态上相互联系对其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征和他们对这一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方法，民族生态系统的职能及其形成的规律性。(11)从总体上来说，属于广义民族学的范围。采用的是区域性、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手段与方法。
区域性、综合性是地理学最本质的特性。我们在探讨民族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时，引入这一地理学的重要特性，是侧重于民族这种地理现象的区域分布规律、地区差异或空间差异来寻求切入点的。同时，还要看到民族的地域分布规律和空间差异的形成，是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要素包括民族分布地区的岩石、地貌、土壤、水文、气候、生物等诸多要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人文地理要素包括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然而，影响民族地域分布的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用系统的全面的观点，去研究民族文化地理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研究民族的聚居区、杂居区、散居区扩展和收缩的机制及其演变的趋势，研究民族的演变（分化、兼并、融合或同化）、迁徙、流动过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历史民族区的民族构成、聚落形态、经济文化类型、生产生活习俗与环境条件的关系，等等。
概而言之，由于民族学把民族这一区域地理现象作为整体来进行全面考察，其方方面面都与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要素息息相关。所以，民族学的本质规定性在客观上也就内涵着与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内在紧密联系。
2.地理学视野对民族学的建设性价值
当我们从民族学——民族——民族的地域分布这一视角，来揭示民族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时，也不应忽视地理学的视野对民族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体如，地理学常用的“区域”概念，和民族学研究中从社会学引入的“社区”概念，都共同强调了地区、空间、环境这一“区”与“域”的层面。相异的是，民族学所研究的“社区”，侧重指向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利益、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所生存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即民族的生产生活区。
从方法论及学科资料相互补充方面而言，地理学学科体系中的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地名学、地图学等分支学科的相关材料和方法，在研究民族的历史、聚落、文化，绘制民族分布图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地名学与民族学的合作研究，向来都被大多数民族学家和地理学家所重视。这是因为，地名作为人类对地球和其它星球上表示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所赋予的一种语言文字代号，人们藉此语言文学符号，不仅可以探索创造地名的民族群体的史前史，还可以为研究民族的历史、族源、民族分布、迁徙、民族关系、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提供大量的信息。关于这一点，更具说服力的事例有如：恩格斯所著的《法兰克福方言》就是利用地名资料研究民族历史的典范作品。法国学者A·多扎的《地名起源和发展》、日本学者柳田国男的《地名的研究》等等，都注重从地名学的角度去研究或揭示与民族学相关的一些具体内容。
总之，民族学与地理学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亲缘关系及内部深层次的紧密联系。
注释：
①〔日〕石川荣吉、佐佐木高明著，尹绍亭译，《民族地理学的学派及学说》，《民族译丛》1986年第5期。
②)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辩》，第一册。
③、④、⑤、⑥转引自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1-43页。
⑦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⑧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
⑨参阅H·H切博克萨罗夫：《人类种族的形成与分布》，《民族译丛》，1980年第4期。
⑩参见石开忠：《试论民族分布》，《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11)参阅B·科兹洛夫著，王友玉译，《民族生态学的基本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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