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产阶级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和政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滋生和成长的中国资产阶级，带有自身独具的性质和特点。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国际共运史的文件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必须解决而又极为复杂的任务之一。它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认清国情，区分敌友，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历了挫折与胜利、失败与成功的曲折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集中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并制定了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对中国国情尚未深刻了解，还不懂得中国的社会性质，不懂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度里，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依据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因袭俄国十月革命的公式，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区别有了认识，把“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动力之一，但还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党的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采取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但忽略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表明全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但四大对两部分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分析还不够细致，也没有制订出无产阶级对两部分资产阶级相应的正确策略。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资产阶级性质和特点的认识逐步加深。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发表文章，对此都作了贡献。特别是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集中了党内正确意见，提出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的基本观点：其一，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其二，对中产阶级“需要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面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其三，指出中产阶级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其四，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当然，这时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还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如划分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标准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估计问题，等等。但毛泽东的分析，说明他已将马列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一般论述同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初步结合起来，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的初步形成，它为我党进一步认识和处理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又发动华北事变，整个民族都处于亡国灭种的境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的报告，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系统地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规定了相应的策略和政策，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一，科学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作了质的规定。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地主买办阶级，“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而“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看他们是属于买办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是看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的密切程度，而不是看是否卖“土货”或“洋货”，也不是看是否受过资本主义教育。这就把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作了质的规定，从而使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有了科学的含义。毛泽东还根据民族资产阶级与国外资本、本国土地关系的密切程度，把民族资产阶级分成左右两翼。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与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没有关系或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
第二，进一步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其“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两者之间动摇着。”他们参加过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随后又附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今天在殖民地的危机下，又有参加革命的可能。这种软弱性和动摇性，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因此，必须如实地把他们同买办资产阶级相区别，并由此而建立我们的政策。在政治上，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以容纳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共和国里给他们“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上，“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们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
第三，论证了在一定时期内无产阶级可以同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始终与人民为敌的地主买办阶级营垒，在“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里，“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因此，“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以扩大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四，初步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指出，敌人总是千方百计破坏统一战线，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在一定时期能以革命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和装模作样的假相。因此，毛泽东既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孤家寡人策略，又强调必须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复活，要记取1927年“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要求全党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二
任何革命理论的完整形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超越时空。到了延安时期，具备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完整形成的条件。其一，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和特征，已基本上显现出来，这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完整形成创造了条件。其二，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发展到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一个过程，需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需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在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我党既有了成功的经验，又有了遭受挫折的教训，这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完整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使毛泽东等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不再是党的“一些领导人”的认识，而是作为全党的统一认识，毛泽东等同志制定的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不再会不受到重视，而是作为党的决议，在全党得到贯彻执行。同时，我党摆脱了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资产阶级实际，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这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理论的完整形成提供了可能性。由于诸多因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更加深化，分析更加成熟，提出了完整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
第一，关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因此，“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 毛泽东根据两次革命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实现领导的基本办法。这就是：根据历史发展的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奋斗目标和政治动员口号；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成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模范，带领广大群众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而奋斗；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2]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并认为“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3]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 毛泽东又指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4]
第二，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5]“一方面， 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6]因而“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 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7]“但是又一方面， 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8]“ 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9] 革命性和妥协性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兼有，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这是其基本特征。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10]它既不同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大革命后期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也不同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11]在政治上，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三三制政权，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参政；在解放战争时期，经过团结争取、批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共产党的团结争取、批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抛弃了第三条道路，和共产党协商筹建新中国。对于存在反动政治倾向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诸如替美蒋反动集团散布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等等，给以揭露和打击，肃清其反动的政治影响。“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12]在经济上，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并把确保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13]为了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冲突，规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4]作为发展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同时，还规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
第三，关于对买办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党的根本路线和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15]“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保持之。”“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16]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党的对策是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政策。对其不得不抗日不得不联共的一面，采取联合政策；对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采取斗争并加以孤立的政策。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7]的策略总方针和制定了同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18]的策略原则，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胜利果实，发动反革命内战。在被迫同大资产阶级决裂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针锋相对”[19]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以消灭大资产阶级。同时，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人民政府迅速没收了原属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电、银行和其他企业，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处理“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来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所没有的。”[20]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21]毛泽东正确地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征，提出了完整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并正确地加以运用，成功地处理了我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革命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于社会性质、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又一次突出地摆在全党面前。
早在1948年9月党的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就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22]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确认了这种对矛盾的分析。一般来说，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着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但在新中国诞生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和国家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还不是立即着手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彻底打倒三大敌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据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毛泽东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随着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肃清、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1952年6月6日，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23]这意味着毛泽东开始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确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政策。
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24]当时我国的具体情况，主要有：其一，“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25]其二，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有了强大的政治优势，“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26]这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保证。其三，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强大的国营经济，国营经济较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明显的优势，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保证。为此，毛泽东决定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行赎买政策以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采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将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同时，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对民族资本家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把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到1956年底，全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一般按年息5%支付定息，从1956年1月至1966年9月（实际领取定息的时间至1965年），国家共支付定息12亿元（实际领取11亿元）。当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存在求公求纯的偏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急于求成，步子太快。尽管如此，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社会没有发生动荡的情况下，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27]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今天我们面临着将实行“一国两制”的港、澳地区即将回归，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后的台湾，也将实行“一国两制”。同时，国内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建立特区引进外资和涌现了一大批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这就是说，我们今后还要长时期的同资产阶级打交道。因此，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总结其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3页。
〔3〕〔5〕〔6〕〔7〕〔8〕〔9〕〔10〕〔11〕〔15〕〔16〕〔17〕〔18〕〔20〕〔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639、640、673、640、673、608、763、639、607、755、750、604、605页。
〔4〕〔12〕〔13〕〔14〕〔19〕〔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1254、1253、1256、1126、1477页。
〔22〕《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23〕〔24〕〔2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365、365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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