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动中的群体与个人——新微观史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史学论文,微观论文,变动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新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研究的范围涵盖了 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社会史的各个领域，其史学思想对各国史学研究都具有广泛的 影响。(注：笔者在社会史概念的界定上采纳了比较宽泛的解释，费尔南·布罗代尔在 论及什么是社会史时曾引用奥托·布鲁纳的看法，认为“历史就只有两个一般的层面， 一个是政治层面，另一个就是社会层面。…奥托·布鲁纳说得相当明确，在他看来社会 史并非一门专史或一种特殊的门类，‘只不过是一种思考个人和群体在其公众生活和社 会组织中的状况的方法而已。’”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Fernand Bra udel,On History)，芝加哥1980年版，第129页。)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史学”本身亦 综合发展，其包容度日益扩大，产生了诸如计量史学、即时史学、历史人类学、心态史 学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心态史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心态史学家伏维尔甚至 称心态史学为“长时段的优势领域”。(注：J·勒高夫和P·诺拉等主编：《新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的心态史学中，一批史学 家在研究方法上放弃了“新史学”所重视的量化分析，重新采纳了传统史学中最富人文 性的表述方式，对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事件和个人进行有声有色的叙事性描述，从非常具 体的微观角度去考察人们的心态变化，如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回归》等。 (注：N·戴维斯：《马丁·盖尔的回归》，(N.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剑桥1984年版。)同时，这些史家一般都选择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社会变动时期作为其研 究的时段。在这些史家中，有一部分史家，包括卡洛·金兹伯格、勒鲁瓦·拉杜里、坚 尼·布鲁克尔、朱迪恩·布朗等人比较集中地以文艺复兴时期为其研究的文化背景，对 这一社会重大转型时期中的事件与个人进行了细微的个案考察，用流畅的笔调重构出一 幅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场景。(注：C·金兹伯格：《奶酪与蛆虫》(C.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纽约1982年版；E·勒鲁瓦·拉杜里：《罗曼斯的狂欢节》(E.L e Roy Ladurie,Carnival in Romans)纽约1980年版；G·布鲁克尔：《乔万尼与卢莎娜 》(G.Brucker,Giovanni and Lusanna)伯克利1986年版；J·布朗：《不轨之举》(J.Br own,Immodest Acts)纽约1986年版。)
根据他们研究的特点，我们将其称之为新微观史学。与传统的叙事史学相比较，新微 观史学具有如下四方面的特点。
(一)从研究对象看，新微观史学仍遵循“新史学”的基本思想，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城 市的所有居民，对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感兴趣，特别是对历史上的普通民众更加重视 。如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选择16世纪意大利北部一个地位低下的普通磨 坊主作为其考察对象，通过他的日常行为揭示宗教改革思潮的传播在普通民众心中引起 的波动。坚尼·布鲁克尔在《乔万尼与卢莎娜》中，讲述了15世纪佛罗伦萨一对恋人的 悲欢离合。勒鲁瓦·拉杜里的《罗曼斯的狂欢节》以法国东南部一座小城镇为事件发生 地，生动地再现了当地居民在1580年狂欢节时发生的一场社会冲突。朱迪恩·布朗则描 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女修道院长贝内代塔的一生兴衰。总的说来，无论他们选 择的研究对象是个人还是群体，在表述方式上，他们都采用了叙事性的描述，并且其著 作中不乏跌宕起伏的情节，引人猜测的悬念。然而，这并不意味他们重新回复到西方史 学的古老传统。与自希罗多德以降，特别是以普鲁塔克、吉本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叙事史 学相比较，新微观史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两点重要的不同。第一，这些史学家所关注的 对象已不再是精英人物，他们的眼光转向了一般大众，转向了能反映社会各阶层心态的 个人。第二，在具体研究的侧重点上，新微观史学也是选择传统叙事史学所忽略的领域 ，婚姻、家庭、性观念、宗教信仰、日常生活、节日庆典等与普通民众有关的最普遍的 观念行为都是他们关心的内容。
(二)在研究方法上，新微观史学比传统的叙事史学更加注重深入的分析。在当今社会 科学各学科相互影响，交叉综合的趋势之下，“新史学”广泛地借鉴社会科学各学科的 方法从事研究。分析的微观史学也不例外，他们在研究中主要是借鉴人类学和心理学的 方法，对他们所描述的事件和个人进行分析。这也是他们区别于传统叙事史学的重要特 点之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他们在研究中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实例。节日庆典是这些史家研 究的主要内容，勒鲁瓦·拉杜里在《罗曼斯的狂欢节》中，运用人类学方法对罗曼斯狂 欢节中的战舞进行了详细的背景分析，他认为，这种狂欢节中的战舞在意大利、德国、 英国、西班牙和法国都非常普遍，它具有四种意义，(1)这是一种时空交替的仪式。由 剑构成的玫瑰花窗图形表现了天空中的四季交替景象。在舞蹈的过程中还有象征人物的 死而复生的表现；(2)这也是一种农作物再生的仪式，也可能是一种人类抵抗各种灾异 的求生存的仪式；(3)这又是少年男子进入成年人行列的危险开端。各种商业兄弟会的 新成员入会仪式亦是如此。这种仪式把狂欢节变成了战争时期，至少是一种象征性的暴 力；(4)这还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公开宣告。在皮埃蒙特，战舞常表演除掉那种威胁农民 或强奸农民女儿的坏领主的场面。同时，仪式也有婚嫁的主题，通常是舞蹈者抱走一个 姑娘，或是表演是从坏领主手中解救一个姑娘。勒鲁瓦·拉杜里指出，在罗曼斯1580年 的狂欢节中，后两种意义显然大大超过了前两种意义。(注：E·勒鲁瓦·拉杜里：《罗 曼斯的狂欢节》，第320页。)勒鲁瓦·拉杜里运用的这种背景分析是人类学研究的两种 主要方法之一，他不仅仅是一览狂欢节这一特定事件和行为的表象，而是将这一事件和 行为置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通过社会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反应来揭示其社会意义。
其次，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为新微观史学所借鉴。其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具有 重要的影响。例如，朱迪恩·布朗的《不轨之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修女》一 书中，其分析的理论主要源于心理学。修女贝内代塔自述，在她童年时有只夜莺与她朝 夕相伴。布朗即运用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早期性心理理论去分析这一现象，她指出，这正 是贝内代塔性放纵的早期征兆，因为“在欧洲的民间文化中，夜莺正是肉体相爱和生命 中声色情欲的象征”。(注：J·布朗：《不轨之举》，第27页。)此外，转变性反应， 焦虑这一类的概念在整部著作中随处可见。特别是关于修女贝内代塔的梦幻，布朗更是 充分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去分析各种行为者亦无力进行解释的幻象，力图发现 行为者幻象后面存在的无意识。勒鲁瓦·拉杜里在分析罗曼斯狂欢节中的“王国”(rey nage)时，亦采纳弗洛伊德的见解，认为“王国是原始节庆和文明节庆的综合”。(注： E·勒鲁瓦·拉杜里：《罗曼斯的狂欢节》，第304页。)总之，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方法构成了新微观史学的分析的框架，正是借助于这些方法，新微观史学才有可能比传 统叙事史学更为深入地走入他们所描述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事物表象后面的意义。
(三)在史料运用上，新微观史学比传统的叙事史学更加强调史料的精确性，唯其如此 ，方能更加切近地重构作者所要描述的社会图景。这是心态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即“依 据目击者和参与者的证词，对过去发生的一个或多个事件进行非常详细的环境描述和叙 述事件经过，借以重现过去‘心态’的外部表现”。(注：L·斯通：《叙事的复兴》(L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载《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1979年第85号 ，第16—17页。)对这样的要求，传统的史书是无法满足的，因此，新微观史学所依靠 的主要史料几乎都是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或旁观者留下的文字材料，其中，法庭犯罪档 案和私人笔记信件又是第一层次的史料。金兹伯格探索磨坊主梅罗奇奥的思想所使用的 资料是梅罗奇奥在教会法庭上受审时的供词。布鲁克尔叙述乔万尼与卢莎娜长达12年的 爱情纠葛所依据的，主要是佛罗伦萨世俗法庭和教会法庭若干次审判过程中留下的30个 人的证词。布朗重现修女贝内代塔一生所用的资料包括教会法庭的审讯记录，教会官员 给教皇大使和美第奇大公的报告，以及泰亚廷女修院中修女的日记。勒鲁瓦·拉杜里描 述罗曼斯1580年狂欢节的那一次社会冲突前后过程的基本材料，是当时一个佚名作者所 记叙的事件经过，一位公证人的日记，以及罗曼斯和附近几个市镇档案馆的档案。这些 文献都是手稿，手稿的作者身份不尽相同，既有法庭书记员，也有教会官员，还有公证 人及佚名者，无论他们写作的动机如何，他们留下的资料一般都具有三方面的特点：(1 )即时性。这些材料都是当时人留下的文字记载，法庭记录是在审判过程中由记录员当 庭录下。他们的速记被看作是合法的，记录的内容相当详细，“不仅仅记录被告的所有 回答和申诉，而且要记下被告在受刑时发出的所有声音，甚至包括被告的哀叹、嗥叫、 伤心和哭泣”。(注：C·金兹伯格：《奶酪与蛆虫》，第Ⅸ页。)有的材料是作者在事 件发生的过程中写下的，如勒鲁瓦·拉杜里所用的那个公证人皮耶孟德的日记和佚名者 对事件经过的记载。有的材料是对事件经过的追述，如证人追述乔万尼与卢莎娜关系的 证词，贝内代塔和其他修女追述她的梦幻和日常行为。因此，这些材料可以说是最接近 事件本身的历史时空点的证据。(2)情节性。由于新微观史学要求其著作富有人文性的 描述，因此，资料本身的情节性不可或缺。这样，新史学家所常用的一些材料，诸如教 区登记簿，税收记录一类可供量化分析的材料在新微观史学著作中就不多见了。他们依 靠的主要是法庭记录和私人笔记信件，在这些材料中包含有大量的场景描述和当事人的 对话。只有通过这些生动的材料，才有可能重构一种具有情节性的历史的场景。(3)客 观性。由于材料都是目击者和参与者的“证词”，是第一手的历史见证，因此，其客观 性无疑是高于传统史家经过筛选并含有史家褒贬的论著。例如，法庭记录的内容就相当 的详尽，当时教会法庭在审判被告时，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记录员的任务就是要将法 庭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有时提问和回答都是以第三人称录下。这可 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材料的客观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材料就具有绝对的真实性 ，比如，私人日记就难免撰写者个人的情感好恶影响。即使是法庭上的证词，也不易区 分真实和杜撰的内容，如在为乔万尼和卢莎娜作证的证人中，有的说他俩举行过婚礼， 有的则说他俩没有举行过，双方均振振有词，绘声绘色，令人真假难辨。(注：G·布鲁 克尔：《乔万尼与卢莎娜》，第15—39页。)又如，修女贝内代塔梦幻的内容和她童年 的奇遇，就与当时流传的民间故事和圣徒生平极其相似，很难判断这些证词中的内容究 竟是模仿文艺作品，还是实有其事。(注：参见J·布朗：《不轨之举》。)然而，我们 应该看到、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认识水平去衡量几个世纪以前的认识能力，在我们今天 看来不真实的东西，当时人就完全可能认为是确有其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 “误置的真实”恰恰反应了当时人的心态。新微观史实家对这类史料进行克利福德·盖 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那种“近距离解读”(closereading)，从而能够对当时 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态作出生动的描述。
(四)新微观史学著作是一种具有情节性的叙事史，但这些史家并不是为了叙述故事而 叙述，而是通过他们叙述的事件和人物揭示其社会与文化内涵。勒鲁瓦·拉杜里描述罗 曼斯1580年狂欢节两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目的主要为了对法国“在宗教改 革的关头，巴洛克时代之始，和反宗教改革兴起之时的一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戏剧作 出阐述。”(注：E·勒鲁瓦·拉杜里：《罗曼斯的狂欢节》，第16页。)布鲁克尔在叙 述乔万尼与卢莎娜婚姻纠葛时，广泛涉及佛罗伦萨社会的司法制度、人际关系网、人们 的等级观念、婚俗等诸多方面，最后他指出，通过卢莎娜的诉讼，“给500年后的我们 提供了一次更准确地理解她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机会”。(注：G·布鲁克尔《乔万尼与卢 莎娜》，第121页。)布朗随着修女贝内代塔的生活步调，展示了意大利小镇佩西亚在文 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深刻变化。在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上的最新风格和最时髦的日常 用品开始涌入佩西亚，这些东西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整个小镇的面 貌，从中世纪的外壳下，涌现出大批新的店铺，新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宫室、新的教堂、 新的修道院，总而言之，涌现出一个新兴的城市。”(注：J·布朗：《不轨之举》，第 30-31页。)
上述史家所选择的文化背景，正是欧洲社会由中世纪管近代转型阶段的文艺复兴时期 ，在这个社会变动的重大时期，处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严自各方面的冲击，人们的经济地位，宗教信仰，伦理观念，价值取向也会相应地发 生变化。人们内心的平衡有一个被破坏和重建的过程，旧时的观念被迫放弃，新的观念 在经过内心冲突之后被逐渐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心态的变化必然比平静时期更具 彰显的外部征象。这些征象既可能显现在像罗曼斯狂欢节那样的人数众多的冲突事件中 ，也可能显出于象乔万尼与卢娜那样较小范围的人际关系中，还可能显现于象磨场主梅 罗奇奥和修女贝内代塔那样的个人的日常行为中。上述史家通过这些群众和个人的言行 ，重构已经逝去的历史场景，使当时的社会更为清晰地凸现在我们的眼前。金兹伯格指 出，“在一个基于口述传统的社会中，集体记忆都无意识地倾向于掩盖和淡化变动。与 物质生活相关的灵活性都纳入一种与过去景象一致的超静态状态。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 ，整个世界亦复如是。只有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才会出现新的景象，通常都是神话般 的，与现实不同的美好的过去——一种完美的模式，在这种模式当中，现实是一种堕落 和蜕化。‘当亚当耕作，夏娃纺织时，谁又是乡绅呢?’于是，变革社会的斗争就成为 一种回到神话般过去的自觉尝试”。(注：C·金兹伯格：《奶酪与蛆虫》，第77-78页 。)因此，可以这样说，变动社会中的群众与个人是新微观史学最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正是通过这些群众与个人，新微观史学才得以实现其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目标。
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新微观史学的基本特点，目前，要对其作出全面的评价似乎还为 时尚早，但作为当今史学发展潮流中涌现的一条支流，新微观史学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 定的。其一，在历史学的文化影响方面，面对后工业社会广大群众“简单化倾向”的壁 垒，内容高深的史学著作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新微观史学家走出象牙塔，在其著作中 以通俗的语言和鲜明的形象争取广大读者，同时，他们的著作又保持了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种使高深的专门研究著作适应广大读者，以实现史学文化功能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赞 许的。其二，新微观史学是进行非常具体的个案考察，这些史家依据准确的资料，对事 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描述，由特定的个别人物事例演释到一般的结论，其成果的 科学性显然是高于传统的叙事史论著。克利福德·盖尔茨曾这样说过，“探索处于众多 个案中的一项个别案例，洞悉众多不同世界所取得的成就，这就能发现这些成果虽小却 来之不易。而倘若没有这样的志向，客观性就会成为虚妄的借口，宽容就会成为虚设的 伪装”。(注：C·盖尔茨：《地方性知识》，(C.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 ，纽约1983年版，第16页。)近年来，有人批评微观研究“碎化”了史学研究。其实，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每一种严肃的探索总会产生其合理的成份，微观研究与宏 观的综合研究并不矛盾，两者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两种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 索，共同完善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同 一个宇宙，在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选择只不过是挑选一种恰当方法的问题。值得 注意的是，现在很多史学家发现显微镜适用，但这并不必然就意味着他们视望远镜为过 时之物”。(注：E·霍布斯鲍姆：《评<叙事的复兴>》，载《过去与现在》1980年第8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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