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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一场金融风波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 导致这一地区出现近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紧接着，香港股市连跌4天， 损失总市值近万亿港元，并有由香港引发全球性股灾之势。11月，韩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经过多番讨价还价后， 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最大的援助计划，整个计划金额高达570 亿美元。而IMF要价之苛刻，令韩国人恨之入骨，达成协议的12月3日甚至被称为韩国的“国耻日”。接着，日本著名的证券公司宣告倒闭，金融危机进入日本，使原来已严重不景气的日本经济进一步受挫。而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新兴国家的经济长期不振又导致危机进一步涉及到那些以出口能源和资源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澳大利亚、南美诸国、中东地区乃至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等，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开始危及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可以被看作是冷战结束之后最重要的国际事件。其之所以重要，当然不只是由于这一事件的直接经济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亚洲金融危机与冷战后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联系在一起。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较少程度上直接与大国间的战略竞争相关联，但是，这场危机的结果，显然给冷战后世界经济格局转型与中、美、日三个大国间关系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
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鼎盛时期，日本以规模巨大的直接投资为支持，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进而形成了以日本为生产经营指挥中心和研究开发中心，以东亚为生产装配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模式因成功地带领了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备受赞誉。9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时期，亚洲金融危机更使日本在东南亚苦心经营近10年的生产经营体系毁于一旦，同时，日本在东南亚和韩国的大量商业贷款（约有1000亿美元，泰国350亿美元，韩国265亿美元）无法按时收回，加重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困难。而危机之后东南亚和韩国经济衰退，会进一步影响日本对这一地区占总额近四分之一的出口，令日本经济复苏的希望落空，使衰退再持续几年。另一方面，原先国门紧闭的日本和韩国，被迫向美国开放了市场，东盟诸国为摆脱困境纷纷向美国靠拢；美国借国际金融机构诱压并举，加强对东亚国家的经济渗透和控制。以美国为主导的IMF成为向受灾国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唯一国际机构， 事实上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角。美国成为这场危机中的真正赢家。
这场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成是下个世纪初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形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转折可谓是一箭双雕，既破坏了东亚地区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结构过剩最大区域的生产能力，又顺理成章地将这个地区的大量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1998年上半年，美国主要跨国公司已投入300多亿美元购买亚洲关键部门， 如银行、证券、保险业等。80年代日本资金曾大举进军美国市场，大量购买美国公司，使美国感到“小日本”已钻到“山姆大叔”腹内“兴风作浪”，担心日本资金将美国经济改造成“日本模式”。今天，美国正趁亚洲金融危机之机，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手，“全面改造”亚洲，大有报当年一箭之仇之嫌。
如果说80年代日本还叫嚣着欲与美国“平起平坐”，那么，经过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衰退、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以信息产业全面发展为基础的强劲增长，日本经济元气大伤，基本不再具备与美国争霸的能力，将会继续依附美国，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独大局面，再次得到了恢复。可以说，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在政治领域的独霸局面已被公认；而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则确立了二战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独大地位。
美国的经济优势可以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干的产业革命领头羊，主导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第三次产业革命。9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发展和迅速传播，美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96年，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量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与信息工业相关的产业，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的结果，使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走向高科技，真正触发第三次产业革命。英特尔、微软、网景等新企业成为美国工业的拳头，主导全球的信息产业革命。传统产业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信息技术向管理、金融等领域的大幅度渗透，使美国取得了对欧、日等对手的前所未有的优势。第二，美国金融力量大大增强。80年代美国金融业放松管制，到90年代美国金融势力以投资基金（包括那些专门从事投机买卖的对冲基金，索罗斯只是其中一个代表）的方式进入全球，1992年的英镑、里拉危机，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今天亚洲金融危机，无一不是这些基金在兴风作浪。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全球金融中的地位迅速下降。80年代末期，曾排名世界前10名的日本银行，如今已为沉重的坏帐所拖累，日益收缩，纷纷被挤出前10名之列。在越来越重要的投资银行业务方面，1997年8月，美国的高盛、 摩根斯坦利、美林在日本本土的投资银行业务中的比例，首次超过日本野村、大和、日兴和山一（已破产）四大证券公司的市场份额。由于金融力量日益壮大，美元近年来越走越强，却并未象80年代那样影响美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第三，通过政治谈判权和贸易保护政策，重新确立自己在实质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充分利用自己的实力与影响建立了在主要国际组织的归制权，主导了国际经济体制，尤其是国际金融制度的变化。WTO 最近就国际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和信息产业自由化所达成的协议明显地带有美国的痕迹，并将进一步为美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影响创造空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市场，在全球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强大的政治势力为本国谋取利益，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方面。同时，美国利用整个北美洲自由贸易区，巩固自己在美洲的势力，改变与东亚、欧洲的分工关系（如改变纺织品产地来源标准，将进口配额与出口国的人权劳工状况结合等等），使利益分配越来越倾向于北美，有利于美国。
综上所述，经过冷战结束后几年的部署和发展，美国以美元、投资（机）基金、高科技产业、政治强权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信息化、全球化基础之上的四位一体的“金融霸权主义”，再次确定了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势地位。按照目前趋势，这种优势完全可以保持到下个世纪初。因此，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轮廓已经显露，挟技术与金融实力并劲，美国经济的独大地位短时间内不会动摇，日本经济即使可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依附美国，挑战美国经济地位根本无从谈起。
二
日本经济虽然衰落了，但政治上仍然通过《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同美国构成盟友的关系。美国对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将继续使用其惯用的一擒一纵的手法，推行对日协调政策，突出美国在亚太政治经济安全中独有的“平衡”作用。
美国当局曾称，日本经济的增长无论对亚洲，还是对美国甚或对整个全球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美国不希望看到日本经济崩溃。截止1998年1月底， 日本金融机构持有的美国公债余额仍达2933亿美元；截止1997年6 月底日本金融机构对亚洲的银行放款余额在1810亿美元；1997年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海外拥有的股票、贷款等资产扣除对外国的负债（对日投资额）后的净资产余额达到124.5870万亿日元，已连续7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经济如果陷入绝境，那么届时为保住国内经济，势必会凶狠地抛售海外资产（包括美国债券）进行自救，那时，西方世界便会真正感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一再表示，美国经济的长远繁荣需要一个“健康的全球经济”的支持，要使亚洲地区经济“恢复稳定和增长”，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启动日本的经济增长”。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11月访日期间再次敦促日本政府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刺激国内需求，恢复国内和亚洲地区投资者信心，认为接受大量投资有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扩大进口也有利于增加就业和刺激经济，希望日本放宽对电子、通讯和航空领域的限制，进一步开放市场。由于在市场开放和贸易等问题上，日美存在许多不同意见。所以，尽管日美可能就安全等问题达成共识，但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囿于各自的国家利益，矛盾和摩擦将不可避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浪潮冲击下的日本，在全球竞争中毫不相让，力争与欧美金融改革同步。尽管日本经济处于复合萧条之中，日本政府仍于1997年4月1日推出了雄心勃勃的“东京金融大爆炸”金融改革方案，开放日本金融市场，让私人储蓄象水银泻地般地溅向全世界，诱引外资入境，在全球收缩战线，以图在本土上同欧美列强决一雄雌。1998 年4月1日酝酿已久的日本《外汇法》、 《日本银行法》和早期修正措施同时开始运作，标志着金融“大爆炸”改革已进入实质性阶段。这种事态发展下去的逻辑结果，就是日本将成为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金融中心，而香港亚太金融中心地位将受到削弱。
从日本最近的举动看，其战略意图和区域性走势令人十分不安。为期3年的金融改革，其措施包括外汇交易和跨境资本交易自由化， 撤销对委托大宗股票的管制，此项措施一公布，以美国为首的外资纷纷计划进度日本市场。一方面，这些外资趁日本经济低迷，企业叫苦不迭之际进入日本，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导致日本在战后崛起的若干因素依然存在，如日本发展良好的基础设施，充满活力的工作人员；较高的公民储蓄和不断增长的贸易盈余”；另一方面，是日本有意放水。两厢情愿，相得益彰。从金融改革的内容看，撤销5000万日元以上的委托大宗股票交易的管制，必然使日本证券界加剧竞争。有实力的外国证券公司卷入，加上外汇交易和跨境资本交易的自由化，以及大量外国资本跨境而入，将使日本加速成为全球资金集散地和金融运作枢纽，从而催生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诞生。
同香港相比，日本有着世界上一流的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其实物经济成份远远高过香港。香港之所以能在过去发展成为亚太金融中心，根本原因是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加上回归之前英美对国际资源加以有利调配，而日本金融体制则自成体系，对外封闭，决非是香港经济实力超过日本。这种局面一旦改变，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香港银行资产中差不多一半是日资，为应付金融业的激烈竞争，日本本土外的日资金融企业正在贱卖它们在国外的资产，撤回本土加强母公司实力，以同美国为首的外资在本土上竞争，如最近我们看到的大量日本银行从美国撤回本土。一旦在港日资部分或大部撤走，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将构成现实挑战。
在当今转制、竞争中的亚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安全概念，相当程度上正在被“经济安全”概念所取代。谁成为金融中心，谁就能够在竞争中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对此，日本当然当仁不让，势在必争。
三
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使中国在亚太地区势力均衡发展态势中处于不利的境地。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具有多极化趋势的国际环境，也即多极化还并未全部成为事实。一定程度上，当前的亚太局势尤其表现出力量不均衡的特征：一方面是美国凭借其经济、战略和政治影响在亚太坐大，另一方面是除中国之外的各个次区域和国家都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亚洲开发银行在1998年4月底发表的《1998 年亚洲发展展望》中指出：尽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表现了强劲，但亚洲区股票近期大幅波动，可能很快就引发汇市投资客狙击港币和中国人民币市场。结合今年美国在亚太金融业投资增长20%，日本金融自行爆炸，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的不可阻挡等因素，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安全环境存在着现实和潜在的巨大挑战。在国企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方面施行了大手术，以及在国内社会总需求不足，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增强的情况下，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确保国民经济8 %的增长和通货膨胀低于3%。此外，中国还必须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保证， 还要迎接澳门回归，并将实现台湾的和平统一提到议事日程，这些因素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和巨大困难。
亚洲金融危机不仅在体制改革问题上，对中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也即如何在继续开放和扩大内需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而且，在对外关系上也向中国提出了既要关注国内事务，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要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维护地区和全局的稳定，争取通过共同努力来避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从1985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平均增长率维持在15%以上，以中国庞大的资源条件，加上其与香港、台湾经济的成功整合，成为世界市场上一个强大竞争者。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出口结构的升级，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化，中国出口与全球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会越来越激烈。例如，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已成为最大类的出口商品，在80年代中期通过进口替代发展起来的家用电器产业，经过90年代的技术改造、企业重组和严酷的市场竞争之后，其产品可谓全世界成本最低、质量上乘（如中国的彩色电视机、洗衣机以至最新推出的VCD都是如此），目前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完全将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的组装货打垮。长虹、海尔、宝钢、一汽（载重汽车、面包车等）等大型企业若经过国内整合，其实力进入世界前500强，打入国际市场只是时间问题。然而，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80%的行业存在30%～40%的生产能力过剩，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将再次进入一个调整期，亚洲经济即使能够止跌回升，也很难在2～3年内重现昔日辉煌。加上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由于货币贬值、经济紧缩、需求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步伐。因此，过去曾经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的拉力将明显减弱。在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未来几年尽管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政策，以保持适度增长，但不宜再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而应从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受到重创之后才进行被动和事后调整的国家吸取经验教训，抓住“软着陆”之后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势头的时机，适应世界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对我国经济结构等方面进行积极主动的事前调整，以便更好地参与到新的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当中去，力争在今后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占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同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样，中国从扩大进口和稳定汇率两方面对防止亚洲危机的扩大作出了贡献，并继对泰国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后，对东盟提供4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以帮助东盟渡过外汇短缺危机，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被称为“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和作用因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提高正在得到不断加强的同时，中国所采取的经济对策和对经济政策互动的反应也正成为考验我国国际形象的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