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定[1]2006年在《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文中指出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文学之集大成者，又是唐格律诗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庾信的作品精炼纯熟，纵横恣肆，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梁朝一代的兴亡和南北朝时期统治阶层和下层人民的生活画面。他把南朝文学的华美绮艳与北朝文学的刚健清新融铸为一炉，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因为“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所以，南北朝以降，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他的论着，绵延不断，相当丰赡。仅就上世纪之初以来的百余年，据统计，我国大陆出版的专着和论文就有200多篇部。这些论着涉及的面很广，有些问题的研究已相当透彻。这样的学术基础，既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借鉴的有利条件，但客观上也使我们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当然就现有的庾信研究成果而论，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定论，存在争议；庾信的生平仕历及其作品的作年等仍有许多盲点；庾信与其同时代人的交游也存在诸多史实不清的情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正是基于以上情况，笔者不揣浅陋，选择了《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拙文对庾信及其作品没有做全面论述，而是站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以下四方面的问题：一、庾信的生平仕历；二、庾信的文学成就；叁、庾信作品的多元主题；四、庾信作品的艺术创新；五、庾信的文学思想；六、庾信作品交游考证；七、庾信作品评价论说；八、庾信研究百年盘点。在这几方面，笔者主观上都力求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即研究新问题，运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因此，此前部分成果以单篇论文形式在《文学遗产》、《文献》、《民族文学研究》等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同仁的关注与好评，这对我的继续研究无疑是一种鞭策与激励。无庸讳言，由于笔者学养不够，鉴赏力有限，拙文一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纰漏，祈盼专家学者匡正。
艾群[2]2004年在《论庾信作品的多元美学追求》文中提出本论文从叁方面来探究庾信作品的多元美学追求： 一悲剧美。时代悲剧。庾信生长于一个战火不息、分崩离析、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混乱时代，加之政治上的危机导致庾信无家可归，丧失自由。他的“念王室、悲身世”的作品中反映出这种时代悲剧。性格悲剧。作为乱世中的软弱文人，庾信多愁善感、忧恨满怀的性格使他对自己失节、出仕敌国的行为陷于深深的自责和惭愧之中。 二意象美。庾信作品中存在诸多以悲为美的意象。悲秋意象表现庾信生命深处的苦闷与忧患。怨妇意象是作者借弱女子的口吻传达自己悲苦的心灵体验。鹤意象象征作者对人世变故的哀婉凄凉之情。 叁形式美。作为宫体诗的代表者，庾信作品注重形式美。讲究声调的平仄和谐，追求韵律的变化配合。隶事用典灵活自如，古雅整饬，使事无迹。语词对仗精工，自然流畅，不失其清新流丽的韵致。字句雕炼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善用虚词使句法变化灵活。
吴嘉璐[3]2014年在《庾信前期诗歌作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庾信的前期诗歌作品为研究对象,以欧美新批评派等文学评论家所提出的细读法和传统的考证方法相结合作为研究方法,试图根据庾信的生平经历划定倪璠《庾子山集注》中属于庾信前期诗歌的作品范围并阐释其美学特征。本文分为绪论、正文、馀论叁个部分。其中绪论主要是阐述和本文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正文由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第一章,此章对“庾信前期诗歌作品”中的“前期”概念作出了界定,并根据前人考证成果以及现有的材料考证出属于“前期”界限的诗歌四十叁首。第二部分是第二章和第叁章,这两章通过将前期诗划分为游览诗、咏物诗、东魏出使诗、艳情诗、乐府诗五个类别对其前期诗歌艺术进行系统研究,并总体推论出庾信前期诗歌的艺术特征主要是在学习宫体诗的艺术营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体物的清新灵动、风格的雅俗兼顾、多样性和重复主题的书写的同时进行,以实现“自律的美感”,企图在同代诗人中出类拔萃。第叁部分是第四章,此章是对庾信前期诗歌的影响研究。该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庾信前期诗歌所创造的艺术成就,为后期集南北之大成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庾信的作品也成为后代诗人所喜好仿效的对象。馀论部分则试图对本文没有展开论述的有关庾信研究的其他生发点进行延伸,比如庾信的接受史研究、庾信与“浪荡子文化”研究、《咏画屏风》组诗专题研究等等。
何世剑[4]2009年在《二十世纪以来庾信研究综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庾信研究是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从时间上来看,可以1949年、1978年为界分为较为明显的叁期,经历了由承传新创到曲折演进再到深入拓展的嬗变历程。从表征来看,庾信研究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几个热点:庾信年谱考订、作品系年校正和文集整理评介;以《哀江南赋》为焦点的庾信赋文研究及争鸣;以《拟咏怀诗》为核心的庾信诗歌研究及论争;以"文风"为主导的庾信文学作品艺术成就研究;庾信"人格"评价、文学史地位及影响史研究等。
仲瑶[5]2013年在《庾信在唐代诗坛的接受》文中指出由于庾信本身杰出的诗歌成就以及他在诗歌发展史上所处的特殊坐标,对于庾信的接受一直贯穿于唐诗近叁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甚至早在周、隋时期,庾信的直接影响就开始了。以北周明帝、赵滕诸王以及隋炀帝为核心的宫廷诗坛效“庾信体”,对庾信艳情、咏物、乐府之篇的倾心效仿,北周本土以及羁旅作家群对庾信羁旅、怀古、边塞、幽居等题材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埋下了唐代诗坛庾信接受的最重要的几条发展脉络,也奠定了唐代诗坛庾信接受的基石。武德诗坛大抵是周隋诗坛的延续,《艺文类聚》大量全面地收录了庾信的作品。在太宗重振儒学的文化政策下,贞观史臣对庾信加以严苛批判,冠以“辞赋之罪人”的骂名。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诗才凋零,贞观诗坛新体之声律律、偶对技巧远逊齐梁、陈隋,以唐太宗为核心的贞观君臣在声律、体制诸多方面效仿庾信体。随着高宗朝声律、偶对技巧的发展,“庾信体”一度被“上官体”所取代,但仍风靡于中下层文士群体以及私人宴乐场合。至于武后中宗时期,随着声律难关攻克,“沈宋体”确立后不复再有明确的效“庾信体”之作。宫廷诗人对庾信诗歌声律与体物技巧也朝着更加娴熟的方向发展。在占据主流的宫廷诗坛庾信接受之外,以四杰、沈宋、陈子昂等人为代表,从体裁、题材、体制等层面对庾信五言艺术加以继承或反驳,蕴育出盛唐庾信接受的某些先机。盛唐前期的诗坛仍然延续了齐梁余风,《初学记》对庾信作品的收录以及玄宗宫廷诗坛对庾信接受皆与初唐一脉相承。与此同时,盛唐诗又能全面取法诗骚、汉魏六朝以来的诗学传统,其对庾信的接受也摆脱了初唐的局限,呈现出新的视野和超越,如张说对庾信诗歌“气骨”一面的凸显。继沈宋之后,王维将庾信五言艺术体制又加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其盛唐五律正宗地位。当李白取法齐梁写景造境艺术时,在题材与浪漫清新之情调上与庾信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同时,又延续陈子昂对庾信《拟咏怀》的接受,最终完成了盛唐五古以复为变的道路。从“清新庾开府”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对庾信的接受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与时代、人生遭际有关,更与其自身各阶段的诗歌创作状况以及诗歌理念、追求有关。正是在这种深层接受契机下,承沈宋、杜审言、王维等人对庾信五言艺术的发掘而来,杜甫对庾信五言的字法、句法、章法、偶对、用典等技巧都有深刻领悟和借鉴,将庾信五言诗歌艺术的能量发挥到极致。风格上,在初唐的“清新”、“绮丽”之外,杜甫对庾信后期诗歌中的清峭、刚健、萧飒、朴拙等风格加以全面体认,由此突破了齐梁至盛唐前期五七言近体以清新、典雅为主的局限,构成了其诗歌集大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他对萧飒、朴拙一面的接受开中晚唐诗坛庾信接受之先声。诗文之外,其对庾信身世遭际的深刻同情以及悲哀形象的塑造奠定了中晚唐诗坛庾信接受的重要基调。中晚唐诗坛的庾信接受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时代精神、诗学传统与个性色彩相互交织。韩孟等复古一派延续了初唐史家的批判基调,发出“尘埃徐庾词”的批判。而与此同时,齐梁诗复兴之势已成,“庾信体”在试诗、帖诗中得到一脉接受,庾信的宫体之作也成为艳诗创作的取法对象。诗论家皎然对庾信诗歌的接受深刻地体现了中唐人对齐梁诗的界定与评价,或褒或贬,带有鲜明的诗诗学色彩。其中,以李贺、李商隐对庾信“宫体”艺术的借鉴最为深刻、独到。承杜甫而来,乱世羁旅下的中晚唐诗坛对庾信的同情也达到了顶峰,并重塑了一个羁旅不归、悲哀愁苦、隐逸的庾信形象。总之,唐代近叁百年间庾信接受产生的内在动机、外在表现以及各阶段的沿革变迁背后隐藏着复杂的诗学内涵以及内在规律。以此为切入点,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庾信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及其在诗歌史上地位的沉浮变迁,更有助于把握唐诗自身在近叁百年间发展过程中对六朝诗歌的继承、扬弃、超越与复归,以及会通地理解唐诗大家的诗歌创作渊源和历程。
吉定[6]2009年在《回顾与展望:庾信研究六十年》文中提出本文作者在广泛搜集和充分占有文献材料信息的基础上,首先对六十年来海内外庾信研究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梳理;然后再分六个专题论述了庾信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并对以往研究的重要成果与不足进行系统的回顾与反思,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有待今后努力突破的研究方向。
吉定[7]2015年在《论庾信文学作品的创新》文中指出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地位源于其对于文学作品的不断开拓创新。这些创新包括体制创新、主题创新、意境创新以及语言创新四方面。惟其如此,所以后人称其作品"新奇"、"清新"且有"创见"。影响庾信文学作品推陈出新的主要因素有:南北朝政权更迭和庾信个人家庭变故、庾信在南北朝文学交游甚广、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景观迥然不同、南北方民族同化与融合等。
胡优优[8]2013年在《庾信对《左传》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为着名的作家之一,他的诗文成就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令狐德菜、李延寿以及倪瑶都认为庾信擅长《左传》,庾信诗文既大量直接引用《左传》典故,又间接反映出其对《左传》中的民本思想、宗庙礼法、忠孝节操的独特理解。本文试图从庾信接受《左传》的角度出发,先对庾信辞赋、诗歌、骈文叁大体裁援引《左传》进行文献分析,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庾信接受《左传》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色,探索春秋大义在庾信个体生命体验中的意义以及《左传》对庾信文学创作笔法上的影响,对其文学创作受惠于《左传》之处有所指摘,以期阐明庾信的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绪论简要介绍了前贤皆认可庾信“尤善《春秋左氏传》”这一事实,进而阐述了庾信研习《左传》的理论依据。在纵览学界庾信研究现状后,重申了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第一章概述了庾信接受《左传》的多重背景,先从官方和私人两方面分别介绍了南朝和北朝时期《左传》的传承状况,又集中讨论了庾信研习先秦经典的家学渊源与个人学术经历。第二章从辞赋、诗歌、骈文叁大体裁上对庾信援引《左传》典故作了文献学的初步统计分析,总结出庾信援引《左传》典故的四种方式：因传遣词、相机使事、移花接木以及反弹琵琶。第叁章集中论述了庾信接受《左传》的思想特征。《左传》中的民本反战、宗庙礼法、羁旅情怀以及忠孝节义思想都浸润在庾信诗文中,表现了庾信文学观中的政治理想。第四章以《哀江南赋》为中心,侧重分析了庾信创作中的史家意识、春秋笔法,主要探究庾信接受《左传》的艺术技巧。
刘娟[9]2010年在《庾信碑志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碑志文发展史上,庾信是继蔡邕之后又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碑志文作家。作为由南朝入仕北朝的文人,庾信的碑志文在继承汉魏碑志文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对于唐代碑志文及其他文风演变起到了重大影响。新世纪以来,庾信的碑志文作品逐渐得到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的着述也相继问世。然而这些研究或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或是散见于一些专着及硕博士论文中,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因而不足以反映庾信碑志文创作的全貌。鉴于此,本论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庾信的碑志文作为论述主体,旨在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与论述,进而为研究整个碑志文发展提供个案支撑。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四章,前有引言,后有结语。具体如下:引言部分论述庾信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影响,以及学术界对其碑志文研究的现状。通过对研究成果的分析,指出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同时介绍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第一章,主要论述庾信的生平经历与其碑志文创作的关系。在第一节,阐述了碑志文的含义及其在汉魏六朝时期的发展流变,为研究庾信的碑志文提供背景材料;第二节对庾信的生平经历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提到了他人生中所经历的几次重大事件,并分析这对他碑志文创作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对庾信的碑志文作品进行考述。首先,交代了庾信作品集的着录与流传情况,然后结合史书、《文苑英华》及《庾子山集注》等材料,对其碑志文的篇数、篇目名称进行了考证,并分析造成各类文集记载不一致的原因。最后,从版本的角度,对九本文集收录的庾信碑志文作品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校对、勘正。第叁章,主要对庾信碑志文作品内容进行分析。首先,结合《文心雕龙》、《文章明辨》等分类标准,将其碑志文作品按文体分为碑与墓志两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依据碑志文内容及墓主身份将其细分。其次,通过研读文本,把握庾信碑志文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进而以此来透视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政治、生活、文化状况。第四章,主要对庾信碑志文的艺术特点进行分析。首先,概括了蔡邕以来碑志文创作的基本结构形式,然后论述庾信在此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其次,从叙事角度、取材详略等方面对庾信碑志文的叙事方法进行了阐述;再次,概括了庾信碑志文作品在语言技巧上的特点,即隶事用典、语词丰富;句式整齐、骈散结合等。结语部分概括了庾信碑志文作品在史学、文学、文体学及美学上的价值,并分析了其对初唐气象的形成及后世碑志文创作的影响。为了研究的方便,本论文在正文之后还有附录。
舒安洁[10]2017年在《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文学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魏晋之际,天下大乱。二十余年的曹马之争使得当时众多文人名士纷纷卷入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之中。“竹林七贤”作为当时名士的翘楚,自然难以在纷乱时代中独善其身。他们七人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阮籍不拘礼法、我行我素,嵇康逍遥山林、亦隐亦仕,山涛亦官亦隐、沉浮于世,向秀逍遥,王戎悭吝,刘伶醉酒,阮咸弹琴……各不相同、其志各异。而在后世士人的接受过程中,竹林七贤却逐渐形成了集体化的艺术形象。他们作为独立个体时的人生选择几乎涵盖了我国后世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大部分模式,他们作为集体出现时又呈现出谈玄醉酒、自然风流的魏晋名士形象。作为我国古代着名的文人团体,竹林七贤的命运遭际、艺术创作以及审美境界,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文人心理和文学作品的发展。七贤在世时便已经颇具名望,关于他们的精神、行为、生平、外貌和气度,不断被当时及后世文人追慕和效仿。以竹林七贤其人和其文学创作为契机,后世文人创作了众多的关于竹林七贤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批评理论。不同时期对竹林七贤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不同年代文士和文学的面貌。对于文学作品中提及前人事迹和文学创作的现象,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诸多的理论可以解释,用典、化用、咏史怀古……立论各异,众说纷纭。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竹林题材文学,则是以接受者为中心,研究接受者的接受特点与文学再创造,赋予接受对象新的意义和时代价值。魏晋南北朝作为竹林七贤接受的开端,当时的文学接受情况奠定了竹林七贤在我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具体形象。本文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结合现代接受学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接受史,以魏晋南北朝时间为序,以该时期主要的竹林七贤接受作品和文艺批评为研究对象具体讨论,对理清竹林七贤的接受史源流和发展状况有着深刻意义。
参考文献：
[1].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D]. 吉定.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2]. 论庾信作品的多元美学追求[D]. 艾群.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3]. 庾信前期诗歌作品研究[D]. 吴嘉璐. 山东大学. 2014
[4]. 二十世纪以来庾信研究综论[J]. 何世剑.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5]. 庾信在唐代诗坛的接受[D]. 仲瑶. 北京大学. 2013
[6]. 回顾与展望:庾信研究六十年[C]. 吉定. 建国六十年来六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9
[7]. 论庾信文学作品的创新[J]. 吉定.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8]. 庾信对《左传》的接受研究[D]. 胡优优.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9]. 庾信碑志文研究[D]. 刘娟. 扬州大学. 2010
[10]. 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文学接受研究[D]. 舒安洁. 贵州师范大学. 2017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竹林七贤论文; 诗歌论文; 庾信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左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