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两面旗帜：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人道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两面论文,旗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它是从人的角度对世界发展规律的反映和概括。它与从社会角度对世界发展规律概括和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倾向：要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否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么用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抽象人道主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同时高举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两面旗帜，进行“左”、右两个方面的斗争，才能促使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走向胜利。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通常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问题的全面论述。既有对人的问题的本体论的论述，也有认识论的论述，还应当包括伦理观的论述，也就是说包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在欧洲哲学史上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他的本体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则是他的伦理观。在实际的诸多文献中，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并不是时时处处都有严格的区分，而往往有通用的情形。那么我们能不能按照威廉·奥卡姆的“思维经济”的原则，把上述几个概念集中、精简一下呢？譬如我们把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通用一个词来表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称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样既避免了概念的重复，在意义的表述上也比较鲜明。本文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即并不限于理解为伦理观，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完整论述，既有本体论又有认识论、伦理观。
马克思主义是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的，也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分为三种形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关于人的学说，或者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三者都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辩证唯物主义是从自然角度（即从自然出发，以自然为中心）对整个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既包括自然本身的规律，也包括认识自然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概念不仅包括外在的自然，也包括人以及人所组成的社会。马克思把人称为“自然存在物”，“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 人和人组成的社会也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因此这个自然概念包含的是从自然之镜看到的整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的、自然的存在。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了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认为以太粒子存在的话。”〔2〕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规律，是整个自然都遵循的规律。例如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如此，不仅外在的自然，特殊的自然——人，社会也遵照这一规律发展。因此，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所谓的“自然主义”，恩格斯所讲的自然辩证法都是一致的。所谓自然辩证法，不仅是指外在自然的辩证法，而是指从自然棱镜中所见的世界总体的辩证法，整个物质世界的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认识和思维的辩证法，则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从社会角度（即从社会出发，以社会为中心）对世界发展规律的概括和反映，在这里不仅把人当作是组成社会的元素，也把自然当作社会的一部分。自然是社会存在的环境条件和要素。比如，马克思就曾把“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的条件，例如空气、水、土壤、阳光以及瀑布、河流、森林、煤炭等当作社会存在的自然环境〔3〕， 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社会这面镜子来看待整个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规律等等。自然作为社会的环境和条件，人作为社会的因素，都不能逃脱这些规律。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从人的角度（即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对世界发展规律的反映和概括。人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要探讨说明人的本质、人的发展等等。但又不局限于研究人本身，要在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现实关系中研究人。这样一来，也要说明整个世界，把自然、社会都当作人生存、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要就是要研究人性、人的本质发展的规律。人的本质决不只是坚执于自身的抽象物，它离不开自己现实化、对象化的条件：自然和社会。作为人的本质实现条件的自然，成为人的自然，或者说“人化的自然”。因此，人的本质发展的规律，也要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自然、社会在这里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条件。
世界无非由自然、社会、人构成。在阐述世界发展的规律时总要从一个角度出发，不可能同时从三种角度出发。每一种角度看到的是一种世界，反映的是世界发展的一种规律。三种角度综合起来，才是立体地、综合地反映了世界发展的规律。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离开辩证唯物主义也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一点，一些文章论述的较多，在这里就不详述了。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因为不掌握唯物辩证的方法，当然不可能对人的本质及其发展作出唯物辩证的说明。没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能科学地解释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就不能理解自然的人的本质，不能科学地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及人和社会的关系，就不会有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问题有待深入论述，但它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就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关系作出说明。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因为没有对历史发展辩证过程的正确认识，就不能正确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就会对人性作出抽象的理解。只有科学地解释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理解人的真正本质，只有知晓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清楚人性发展的规律。历史唯心主义和抽象的人性论是相辅相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猛一听似乎是奇谈怪论，其实不然。在马克思还没有对人性作出科学理解，仅仅从人的本身看待人的本质时，他用这种带抽象性的人的本质作为他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石，把社会结构看成是人的本质的逐级异化，把历史发展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与扬弃的过程。当他认识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他抛弃了抽象的人性观，也不再把人的本质和存在的矛盾视为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才得以在经济分析中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依据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科学地解释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同时诞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则是和历史唯心主义相联系的。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用人道和神道相对立，歌颂人的力量，提高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18世纪法国的人道主义者和宗教、神学彻底决裂，确定了人的自然的本原。他们认为上帝是人们虚构的，人来源于自然，非常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尤其是肉体的感官的特性，爱尔维修曾说：“感官的痛苦和快乐致使人们行动和思想，它们是推动精神界的唯一砝码”，〔4〕肉体感受性是人的唯一动力， 快乐和痛苦永远是支配人的行动的唯一原则。人是一部机器，为肉体的感受性而发动，必须做为肉体的感受性所执行的一切事。费尔巴哈继承和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说：“我的学说或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界和人，从我的观点看来，那个做人的前提，为人的原因或根据，为人的产生和生存所依赖的东西，不是也不叫做神（这是一个神秘的、含糊的、多义的词），而是并且叫做自然界（这是一个明确的、可捉摸的、不含糊的名词和实体 ）”。〔5〕在费尔巴哈看来的人的基本规定就是他的自然本质。人依赖自然生存，自然界转化为人的本质。我们所吃所喝的东西，变为我们的肉和血，把它的本质变为我们的本质。他说：“……我所吃所喝的东西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而反过来说，我也是它的本质。因此，可喝的水，即能够成为血的组成部分的水是带有人的性质的水，是人的本质，正是因为人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是具有含水的血和本质的含水的生物”。〔6〕
旧的人道主义者认识了人的自然本质，论述了人的自然属性，人来自自然这一点，他们的确是搞清楚了。但是人究竟怎样从自然来的？自然界怎样成长为人？人的自然属性是怎样形成的？他们说不清楚。因为他们不懂得劳动、生产、实践的重要作用，用形而上学、直观的观点看待自然，看待人和自然统一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7〕， 在他们看来，自然界开天辟地以来始终如此，人的自然属性也是与生俱来的，始终不变的。
他们还把人的社会属性归结为自然属性。如费尔巴哈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归结为生物学上的“类”关系，在这种类关系中，两性关系占着重要地位。他说：“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8〕，费尔巴哈所说的“团体”、 “人与人的统一”并不是指人的社会关系，而是指人的类关系，特别是两性关系。他说：“作为一个男人，你却本质地和必然地将跟另一个‘我’和实体——女人发生关系。”〔9〕费尔巴哈把理性归结为人的类本质， 但是他所说的理性，并不指社会意识，而是指作为一种自然人的属性的个人意识。
因此，旧人道主义者所讲的人的本质、人性并不是现实的人性，而仅仅是自己对人性的主观想象，是关于人性的主观观念。这样的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人，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这种抽象的人正是他们的社会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
他们不是用现实的社会关系说明人性，而是从抽象的人中引申出现实的社会关系。比如正义和法权就不是历史的形成的观点，而是从人的天性中必然引申出来的。“在一切富有感觉及获得思想的能力的生物间，正义和法权的思想必然是同等式样地形成的。因此他们是一样的”。虽说会有人曲解它们，“但是任何正确地思考的人在道德上将同在数学上一样必然地达到一定的思想。这些思想乃是从实质上是感觉的思维的生物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10〕它们从人的天性中引申出一定的资产阶级秩序，贸易自由，国家不干涉商品的思想观念等等。
他们一方面承认人是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又用人的天性的不变的属性来解释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他们有的说，人在自然状态时是自由的，平等的。但是后来把自己的天赋权力转让给了国家和统治者，后者反过来压迫他们，于是人失去了自由，以后人性又要求扬弃这种异化，同专制统治者斗争，以求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性社会。有的则说人把自己的本质分离出去，异化给了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上帝，把理性、意志、爱都异化到了天国，结果人世间非理性笼罩一切，人对人像狼一样，只有批判宗教神学，扬弃宗教的异化，才会使人的本性复归自身，使理性和爱从天国降临人间。这样援引抽象的人的本性，脱离了特定的社会关系，等于抛弃了历史现实的基础。这种以自己的主观观念决定历史发展客观过程的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所以旧的人道主义由于不能科学地理解人的本性，必然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同样也可以说，他们不能科学地理解现实的社会历史，所以导致了对人的本性的抽象的理解。旧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是不可分的。他们一般说来在看待自然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成了一个唯心主义者。
马克思曾受到旧人道主义的影响，特别是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的费尔巴哈主义者，他把旧人道主义逐步改造成了具有科学形态的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他改造旧人道主义的一个关键是引入实践观，从而使得人的本性得到科学地解释，使抽象的人开始转变为现实的人。马克思指出只有以实践为基础，才能正确理解人的本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是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11〕人的各种自然属性、各种感觉，都是由于对象世界的创造形成的。“……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因此自然属性、感觉并不是天生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12〕这样就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人的自然属性的形成，同时又揭示了人的比自然属性更为深刻的本质——劳动、实践，比自然属性更为重要的属性——创造性。但是仅仅一般的引入实践观，而不了解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机制，还不能彻底改造旧人道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引入了实践观，但他当时还不了解生产实践的内在机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因此他虽然把生产实践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但是无法阐明整个社会历史活动的规律，最后又把人性看作是比物质生产更深刻的原因，仍用人的本质和存在的矛盾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对人性的理解仍然带有形而上学色彩，把人性当作理想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认为现实的劳动不符合人性，是异化的劳动，而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货币、竞争、资本、国家、法、宗教、艺术等等的异化。社会结构成为人性的逐级异化，社会历史发展是人性异化与复归的三段式，这同卢梭等人向自然状态的回归，仍然是一个框架。
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它使得马克思可以从生产力出发，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为依据，阐明社会历史现象，无需再设想一个抽象的人性，以人的本质和存在的矛盾为依据，阐明客观的历史过程。于是，他抛弃了抽象的人，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不再从人本身出发去说明现实的社会关系，而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说明人的本质，他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13〕，这样马克思就完全从抽象的人转到了现实的人。
显然，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同时产生的。现实的人是在现实的社会中行动的人，要科学地说明现实的人的本质，必须科学地理解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到生产力的高度，就是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样才能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也才能对人的本性作出科学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史告诉我们，后者的发现和科学人道主义的产生是同一时期，正是在作出这一发现之后，马克思才同旧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彻底决裂。
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割裂开来，视为互不相容的现象：有的声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否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有的则相反。前者大致上有四个理由，下面逐一分析。
其一，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力出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从人出发，二者的出发点不一致，从人出发是唯心史观。生产力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它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的主要代表是人，生产工具也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对象化，所以说生产力实际上也是在说人。马克思明确讲过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14〕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发展，同时也是人的对象化本质的发展。正是在生产活动中人改造对象世界，自然界人化，无论是物质的生产还是精神的生产都是这样，“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5〕所以，把生产力和人对立起来是错误的。马克思讲过要从“现实的人”出发，这和从生产力出发并不矛盾。从“现实的人”出发，也是从现实的生产活动，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总和出发，正说明把人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加以分析，而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的人”为导向才能逐步深入地分析人的生产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出发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其二，二者所作的历史分期是不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力出发，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依据，把历史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却从人出发，以人性和社会关系的矛盾为根据，把历史划分为人性异化与复归的三阶段，这种划分方法已被成熟的马克思所抛弃。马克思确实批评过他早期以人的本质和存在的矛盾为根据所做的历史分期。他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在他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之前，他对人性的理解是抽象的，还没有完成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过渡。他这时对人的本质和存在的矛盾的理解也是带有抽象性的，是用带有理想性的抽象的人的本质来和现实的社会关系相比较，并以此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显然带有历史唯心主义的性质。所以在他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之后，放弃了这种方法，这在前面已有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人道主义，不再研究人性的发展阶段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后来是把人性的发展阶段的划分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他在《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的发展明确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6〕。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以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市场经济由此形成和确立；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期。马克思在这里是以生产力的水平和经济关系为基础来划分人的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划分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一致的，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划分的三阶段和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生产关系出发所划分的五阶段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它表明，马克思已经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圆满地统一起来。
其三，二者对阶级斗争的看法不一样，历史唯物主义承认阶级斗争，而人道主义否定阶级斗争。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尔都塞就说过：“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拒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即事实上，人道主义这个词语已被一种意识形态利用来对抗，扼杀另一个真实的词语，也是对无产阶级生死攸关的词语：阶级斗争”〔17〕。同阶级斗争学说对立的是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不否定阶级斗争学说，而是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人的解放。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所有制关系相联系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因此只有带有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只有推翻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才能使被压迫阶级的人性得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要把人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它首先要求解放无产阶级，同时要求解放全人类，而且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还在青年时期就明确地把现实社会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看作是人的解放，他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8〕。资产阶级革命主观上上也想解放全人类，但是实际上没有达到这一点，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彻底的革命，只有社会解放才是全人类的解放，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把无产阶级当成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把社会主义理论当成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就能获得解放。他在寻找“一个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9〕。所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必经途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其把阶级斗争学说列入历史唯物主义，倒不如说它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四，二者对于历史创造者看法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群众史观，人道主义主张英雄史观。因为人道主义认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阿尔都塞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拒不认为人创造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即事实上，这种表述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利用来对抗、扼杀另一种真实的表述，一种对无产阶级生死攸关的表述：‘群众创造历史’”。〔20〕宣扬英雄史观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唯心史观为根据，把理性意识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于是他们这些具有理性头脑的伟大的个人就成了“救世主”，历史的黑暗要靠他们来驱除，愚昧的群氓要靠他们来教育和引导。群众人数虽多，但不过是一串零，要是没有他们这些“个位数”，那一串零就毫无意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代表——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历史人物只能加速或者延缓历史发展的过程，但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杰出人物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有所作为，人民群众是大海，他们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说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正是说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21〕。难道我们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就说他们否定群众史观吗？
另一种人鼓吹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观点大致上也有四种：
其一，说历史唯物主义见物不见人，出现了人的“飞地”，只注意经济，把社会历史发展看成单纯的经济运动，忘记了人道主义，仅仅注重所有制的变革。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应当有人道性，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没有人道性，这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过错。他们把消灭剥削关系、推翻私有制和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似乎不用推翻私有制，就能够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他们鼓吹要实行一种“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用消灭私有制，不用消灭资本剥削劳动的雇佣关系，就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就能使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些改良，提高工人的工资，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推行种种社会福利政策，使工人阶级也能与资产阶级共享文明的成果。这些改良措施确实对工人的解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保留了私有制，保留剥削关系，使得这种解放和发展具有严重的局限。而且由于这些改良措施根本目的在于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使得它们实质上成了人的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的障碍。那些在“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帜下恢复了私有制的国家，人们重新受到剥削关系的奴役，从自由的人变成了受奴役的人，失去了往日的尊严与地位，这难道不是令人感到痛心的事实吗？
其二，说历史唯物主义只讲集体，不讲个人、个性。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当然注重观察社会、群众、集体。但这不等于说历史唯物主义忽视个人、个性。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历史唯物主义既注重考察社会，也不忽略人的问题。它既看到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也论述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独特作用；它注重研究集体，也注意到集体中个人的作用，个性的发展。个人和集体是不可分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离开了对象人就成了无。这是费尔巴哈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的是有道理的。这对象既有物也有人。人性的丰富性和它的对象的丰富性是不可分的。比如说，他要爱，就要有爱的对象；他要有友谊，就得交朋友。所以，一个人的发展离不开集体，离不开社会。在私有制社会，私有制把人隔裂开来，人与人之间互相敌视，像狼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那时的集体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构的集体”，是根本利益相冲突的一种共同体。人在这种集体中处于异化的状态。整个社会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者受奴役、受剥削，他们像机器零件一样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他们创造了文明，却把愚昧留给了自己；他们建造了宫殿，自己却住在贫民窟内。在这样的“集体”中，他们的对象化就是失去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他们人性的现实化，就是失去自己的人性，哪里谈得上人性、个性的发展。就是在现时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仍然是文明的奴隶，他们的异化状态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每一个人都成为他人与整个社会联系的纽带。我所创造的对象是为别人服务的，它既满足了别人的需要有利于别人的人性的发展，也有利于自身的人性，我的创造性的发展。人的创造物真正成为“社会”的创造物，人的社会的本质真正得到体现。这样的集体给个人的发展、个性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注意观察集体，是为了变革集体，创造有利于个性发展的条件，怎么能说会忽视个人、个性的发展呢？相反，那些宣传个人绝对自由的人，像存在主义者萨特那样，不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碰了壁吗？
其三，说历史唯物主义只讲阶级斗争，不讲人道主义。这种观点和前面那种“左”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认为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是相对立的，只是前者说讲阶级斗争好，后者说不好。在上面已经分析过，阶级斗争不是和人道主义对立，而是实现人道主义目的的手段。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难道不都是靠斗争得来的吗？如果奴隶不反抗奴隶主，农民不反抗封建主，工人不反抗资本家，会有丝毫的尊严和地位吗？只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才会宣扬阶级调和，用抽象的爱和人道的迷魂汤来麻醉工人阶级，这实质上也是对自己过去的背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绝对不是爱的呓语和人道说教的杂碎汤，而是战斗的号角，是反封建斗争的舆论准备。只是在他们掌权之后，才改变了人道主义的进步性和战斗性，把它变成麻痹工人阶级斗志的工具。当他们用机枪和大炮瞄准起义的工人时，嘴里还在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阐明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为说明阶级斗争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具体阐述了阶级斗争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它公然表明自己既讲人道主义又讲阶级斗争，而且指出那些把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对立起来的人不是自己无知，就是有意骗人。实际上他们也不可能不搞斗争，不过是想让别人沉醉在梦中，乖乖地成为他们的俘虏罢了。
其四，历史唯物主义只讲铁的规律，不讲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还谈得上什么人的发展。他们认为，历史是可以选择的，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决定论，没有什么客观的规律可循。他们有的说，历史决定论可以同基督教中的宿命论相比，是在工人运动早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被压迫阶级当时缺乏首创精神，于是自我安慰，认为“历史规律”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因此自己是必定要胜利的，这是一种“准宗教的信仰”，是“白痴式的自我满足”。必须抛弃之，才能发挥首创精神和主动性。有的说历史决定论把人看成是朝着共产主义不可逆转的开动着的巨大的时间机器的一个齿轮，或者是开向共产主义列车上的一个乘客，只要向共产党的售票员买一张通向共产主义的车票就万事大吉了。他们主张用人的决定论来代替历史决定论。应当说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看成僵化的脱离人的活动的抽象规律的宿命论观点是存在的。这种观点把人看成是提线中的木偶，没有主动性、能动性，只有被动地接受历史命运的安排。第二国际时期的考茨基等人就有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它给工人运动造成了危害。反对这种宿命论观点，重视人的能动作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人的主体作用、能动作用和人的意识心理同历史客观规律对立起来，则是完全错误的。列宁指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于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身上”〔22〕。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他不是赤裸裸的进入历史，他遇到了一定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总和，他是在这些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同历史决定论对立起来的所谓人的决定论，实际上是意识决定论，甚至是本能决定论，是一种唯心史观，靠这种观点，实现不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目的。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今天只有同时高举马克思主义的这两面旗帜，进行“左”、右两个方面的斗争，才有助于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受到的挫折和困难，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走向胜利。
注释：
〔1〕〔11〕〔12〕〔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第96页、第126页、第95页。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4页。
〔3〕〔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2、292页， 第104页。
〔4〕《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务馆出版，第475页。
〔5〕〔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23页、第427页。
〔6〕〔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530页、第185页。
〔7〕〔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第43页。
〔10〕孔多塞：《人类智慧进步史概论》转引自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版，第2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1—222页。
〔17〕〔20〕阿尔都塞《作为战争武器的哲学——与玛利亚·安东尼塔·马塞奥奇的会谈》载《列宁与哲学及其他论文》新左翼评论出版社1971年英文版。
〔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2页、第4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
〔22〕《列宁全集》第1卷，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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