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贤[1]2017年在《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利政策在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及保障投资者合法收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为扭转上市公司“重融资轻回报”的分红“异象”、保护投资者合法收益,中国证监会曾多次下文,以“引导”和“半强制”政策要求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但政策执行过程中显现的“监管悖论”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实际上,公司外部的治理环境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方面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企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其发展环境必将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是否可以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手段——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以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以上问题,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结合起来,并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与上市公司生命周期、公司财务特征(成长性、融资约束、自由现金流)、产权性质等因素相结合,综合探索金融发展如何对以上微观公司特征变量产生作用,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另外本文还进一步探索了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经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呈正相关关系;成熟企业倾向于实施积极现金股利政策的结果在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更加显著;进一步,金融发展对成熟企业初次发放现金股利的概率也会产生积极作用,该结论从侧面验证金融发展具有促使成熟企业提早对外支付现金股利的作用;第二,选取公司融资约束、成长性及自由现金流作为反映公司财务特征的变量,考察金融发展对具有以上不同财务特征的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发现:融资约束、企业成长性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呈负相关关系,但金融发展能够促使融资约束及高成长企业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政策;公司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金融发展抑制了自由现金流充足公司实施正向现金股利政策的动机;第三,结合地方政府掏空行为,考察金融发展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出于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考虑,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地方政府更有动机对国有企业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实施掏空,减少企业现金股利支付;地区金融发展提高了银行系统的市场化水平,降低了国有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优势,为节省开支提高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的使用效率,国有企业会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第四,2008年金融危机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危机期间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现象,因此公司会显著减少现金股利发放;由于相对缺乏政府相应支持,为预防未知不确定性事件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危机期间非国有企业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资金储备,采取消极的现金股利政策;但金融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危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负面作用。
唐明[2]2007年在《基于行为财务学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股份制企业的快速成长，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股利政策作为现代公司理财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筹资决策、投资决策的逻辑延续，也是公司利润在再投资与回报投资者之间的一种权衡。在西方，早在1961年，Miller和Modigliani提出了著名的MM理论。在MM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鸟在手”理论、税差理论、追随者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理性、风险回避、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根据情况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等假设之上的，是针对西方成熟资本市场所作研究得出的理论。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在公司制度、市场环境、股利实务等方面较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存在较大差异，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相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是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并且表现出更多的非理性特征。因此，主流财务理论用于解释现阶段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非理性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特点决定了行为财务学用于研究中国的股利政策大有用武之地。本文在对国内外现金股利政策研究进行回顾、梳理的基础上，运用行为财务理论对股利政策的研究成果以及主流财务学原理，以股利分配政策的非理性为线索，分析研究了市场中各决策主体行为非理性的产生、特征及其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相关监管制度设计、规范市场利益主体的行为、提高市场效率等政策建议。在研究角度上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股利分配政策非理性产生的根源及其生成机理，同时还研究了股利政策非理性的规范与矫正。因此，本文既采用了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方法，如对股利分配宏观政策和政府行为的研究；也采用了微观方法，如对股利分配过程中微观个体如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回顾本文发现，无论是对信号传递效应的研究还是对代理成本的研究，在研究样本的选取上，大部分研究都是选取某一年的截面数据，很少有选取几年的截面数据，在中国这种非理性因素更浓重的股市条件下，简单用某一年的数据来验证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或代理成本理论显然缺乏说服力。因此，本文采用了1997年至2005年九年的截面数据，分年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找出上市公司在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的真正的影响因素。本文实证部分的作用首先在于验证主流财务理论关于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次，在于通过分年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检验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因素是否具有连续性、稳定性，从而得出现金股利政策的稳定的影响因素和不稳定的影响因素，进而检验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是否是理性的。本文认为投资者特点决定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不关心，并且由于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以及政府非理性行为的“隐性担保”三者相互作用，导致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加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不够完善，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产生中国上市公司股利非理性现象。并根据所得的结论，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对化解股利分配政策的非理性、规范市场参与主体行为、提高股票市场效率提供帮助。最后，本文认为从长远来看，“看不见的手”不断修正资本市场这个巨大的博弈场的游戏规则，从而完善制度上的缺陷，并淘汰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游戏者，也通过资本市场影响到经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市场参与者)，并逐步改善资本市场的外部环境。随着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日益重视，随着政府监管的加强、资本市场的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也必将经历非理性向理性的转变，不合理向合理的发展。关于这一点，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或许可以为正在匆匆前行的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的美国市场应该就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未来，今天美国学者对股利的研究对研究我国股利政策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今天的美国上市公司成熟的股利政策制定也应该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制定的方向。
李洋[3]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而且能激发投资者对公司持续投资的热情,从而能使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条件和机会。我国的股票市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建立以来,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蓬勃发展,走完了相当于西方股票市场百年的历程。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与成熟的股票市场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还存在很多问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本文以现金股利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外有关股利及股利政策的理论,针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情况,以2006年数据为样本,采用统计分析、logistic回归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特点及影响因素。共分为五章,结构和要点如下;第一章绪论。界定了股利、现金股利及股利政策等相关概念。第二章相关文献综述。首先系统的阐述了传统及现代股利理论包括;“一鸟在手”理论、MM理论、税差理论、追随者效用理论、代理理论、行为学派理论,并得出西方股利理论对我国现金股利政策的启示。接着进行了西方及我国学者对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综述。第三章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现状及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理论分析。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影响现金股利发放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第四章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实证部分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研究是否发放现金股利的影响因素。二是研究现金股利发放水平的影响因素。前者以2006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以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为应变量,以每股收益、上年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本年是否发放股票股利、资产负债率、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等为自变量,对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对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每股收益、上年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本年是否发放股票股利。后者以2006年沪市发放纯现金股利的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以每股现金股利为应变量,以每股收益、上年每股现金股利支付金额,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为自变量,对现金股利发放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对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每股收益、上年每股现金股利支付金额,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五章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针对上文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规范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建议。
王敏[4]2011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股利政策是财务学研究的经典课题之一,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十大未解决的财务问题”之一。从Lintner模型到Miller和Modigliani在完美和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前提下提出股利无关论(简称MM股利无关论),而后学者开始放宽MM股利无关论的假设,产生了税差理论、客户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行为学派理论等,并己识别出诸如公司规模,当前的收益及现金流状况、收益及现金流的稳定性、成长性、财务杠杆、股权结构、机构持股比、产品市场竞争、法律环境等许多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这些研究成果是基于成熟资本市场的公司股利行为发展起来的,很少有研究关注不同制度环境下公司股利政策的差异,尤其是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特殊的制度背景及经济环境。影响国外成熟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是否同样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有待于理论模型的建立和实证的检验。本文首先从早期的股利理论、经典的股利理论以及现代股利理论三个阶段对股利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得出由于每一种理论前提及特定背景不同没有普遍适用的股利理论的结论。同时对从宏观因素、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对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和整理,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变量选择提供了依据。其次,通过比较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韩国股利政策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为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特征提供了一个比较基础并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再次,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政策的特征。然后,在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经济环境下,从制度安排和经济环境、公司特征、治理结构三个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同时选取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运用Probit模型、Log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用曲线拟合方法分析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从而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优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最后得出本文研究结论,并对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提出几点建议并展望后续研究方向。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作者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方式包括现金股利、红股、转增股本三种方式,现金股利是我国主要股利方式,但支付力度较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稳定性较差,具有时序性特征。另外,研究发现我国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行业特征,表现在股利方式及其发放力度上存在明显差异。例如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偏好现金股利且支付力度较大。我国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深证A股和上证A股的股利政策不存在明显差异。(2)制度的安排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股利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市场制度安排上的内在缺陷、历史原因造成部分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法律环境对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显著影响。(3)影响国外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资产专用性、偿债能力、当前的收益(或现金流)状况、收益(或现金流)的稳定性、企业的生命周期、外部融资的成本等公司特征因素同样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但对公司股利方式选择和发放力度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资产专用性、融资成本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4)从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公司治理因素来看,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法律环境、资本市场及控制权市场对股利政策存在显著影响,但对公司股利方式选择及发放力度影响程度及方向存在一定差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存在二次三项式的关系而不是U型关系。其中,管理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董事的报酬、董事会领导结构、产品市场竞争对股利政策不存在显著影响。投资分析师预测收入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存在显著影响而其预测收入则影响不显著。另外,加入公司治理因素后,较多的公司特征因素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说明公司治理因素是影响我国公司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
朱莲华[5]2008年在《中国A股市场股利税收问题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股利政策作为上市公司三大财务政策(投资、融资和股利分配)之一,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股利之谜”一直是中外经济学家争论的重点。本文首先就股利及其相关理论,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整理和综述,阐述了我国股利政策的发展和现状,并对市场、税收政策等股利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我国两次股利个人所得税税改前后税收效应的差异,选取修正Brennan税后CAPM模型对1990-2007年我国A股市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引入市场因子对税后CAPM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实证结果表明:(1)在1990年对现金股利以及1998年对股票股利征收个人所得税后,税收效应显著,肯定了税改对股利政策的显著影响;(2)在引入市场收益率后,修正后的模型回归效果更好。(3)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的收益率系数c0都不等于其边际税率,说明除税收外,预期收益率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研究股票股利同现金股利的区别,本文对两者进行了对比研究。比较其股利收益率系数发现:现金股利的系数c0大于0,小于1,而股票股利的系数c0要小于0,证明由于个人所得税的作用,股票股利收益率的增加会使得预期收益率减少,市场对股票股利包有排斥的心态。另外,本文通过对除权除息日价格行为的研究发现: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在除息日的股价实际下跌额要小于其发放的现金股利金额,而发放股票股利的公司在除权日当天通常表现为一种超额下跌,进一步印证了市场对股票股利的消极反应。最后,本文借鉴美、日等主要证券市场股利所得税制的经验,提出政策建议。
严金国[6]2017年在《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央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分级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享有相应的出资人权益。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地方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其他国家,在我国研究地方国有企业的财务政策更有实际意义。股利政策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有股东实现回报的重要途径。本文对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及其成因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较其他类型的上市公司更为消极,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控股股东利益侵占两方面的影响。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采取的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或侵占公司财务资源的行为,挤占了上市公司本可用于现金股利支付的资源。文章按照“现金股利政策←地方控股股东行为←地方财政压力动机”的逻辑结构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既能扩展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控制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理解,也能为改善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的行权机制、完善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力度提供政策参考。本文共分为9章,主要结构如下:前2章是全文分析的基础。第1章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对研究问题和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全文的研究框架。第2章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回顾了股利政策、地方国有企业财务政策等方面的文献,总结现有文献的研究不足,为本文后续研究和实证分析建立了基础。第3章和第4章从历史制度演变和现状两个方面分析了基本情况。第3章梳理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相关制度的历史变迁,分析了现行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第4章分析了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重点对现金股利的总量、区域分布及不同政府层级控制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水平进行了研究。第5章发现问题,提出研究假设。本章分别采用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证实地方政府控制对现金股利政策的抑制作用,并重点分析了地方上市公司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三大成因假设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第6章和第7章在前文发现问题的基础上,根据可能的股利政策成因分别对过度投资假说、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假说进行分析。第6章证实随着过度投资程度的上升,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呈下降趋势。地方政府控制加剧了过度投资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抑制作用。第7章证实以控股股东相关的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或以关联担保金额衡量的政府股东利益侵占程度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构成负面影响。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消极股利政策成因及其危害,为政策建议做好铺垫。第8章进一步考察了地方政府干预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动机,证实在财政压力较高的地区,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更低,与其他类型公司之间的差距也更明显。本章证实,地方财政压力是导致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消极现金股利的最根本原因,财政压力加剧了过度投资、利益侵占对现金股利的抑制作用。第9章对全文的分析结论进行总结,根据分析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与可能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本文结合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深入研究了我国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丰富了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这一所有权性质对现金股利影响的研究。第二,本文首次构建了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下过度投资以及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等行为对现金股利影响的数理模型,并与实证分析相印证。文章将股利政策研究纳入企业整体财务决策中,分析了过度投资、利益侵占等控股股东行为对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发现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过度投资和股东掏空行为将抑制现金股利。第三,本文分析了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对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干预行为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增量贡献。财政压力成为政府控股股东获取私有权收益的动机之一,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较大时更有动机去干预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减少了上市公司可用于利润分配的资源。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地方政府干预,不利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以及国有资本收益的归集。第四,微观层面的研究揭示出宏观层面国有资本收益总量不足的内在原因。地方国有控股公司的利润上缴水平仍有待提高,但首先需规范政府对企业财务资源的占用。本文的统计分析有利于财政部门掌握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产收益及利润分配状况,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纳入国有资本收益打下了基础。
向俊龙[7]2014年在《企业生命周期与现金股利政策》文中研究表明企业生命周期,是指企业类同于自然界中的生命体,也存在着降生、成长、成熟、衰老直到消亡的过程。近年来,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去,其中就包括了对企业生命周期与股利政策制定关系的研究。从早期资本市场的研究开始,股利政策一直就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关注重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关于两者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其股利政策一般具有较为显著的企业生命特征。我国企业生命周期与股利政策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主板市场上。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成熟,并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影响股利政策制定的因素可能更为复杂,就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企业生命周期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而言,学术界的研究尚无一致结论。本文旨在研究和分析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企业生命周期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联系。在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假设后,本文在实证研究部分以2005年至2012年在中小板上市的701家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企业三大现金流量特征组合的方法,定性地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构建Logit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中小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两个方面,对假设进行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在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两个方面,与其企业生命周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中小板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与上一年度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收益质量、偿债能力、资金充裕度和盈利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中小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与上一年度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企业规模和偿债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收益质量、成长能力和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企业生命周期与现金股利政策不具备显著相关性的原因可能是受到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相关监管层政策以及存在“超能力派现”和“象征性分红”等现象的影响。本文首次在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企业生命周期与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性研究中采用企业三大现金流量特征组合的方法,以此对企业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划分,另外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为了避免财务指标的单一性、局限性和易操纵性,没有采用大多数学者的做法,以留存收益与投入资本或者总资产的比值作为企业生命周期的代理变量,而是创新性的用含有三个虚拟变量(Lifecycle1, Lifecycle2, Lifecycle3)的组表示企业四个生命周期,此作为企业生命周期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最后,本文依据最终的研究结果,从投资者、上市公司管理层和证券市场监管部门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在变量考虑的完整性、数据缺失的影响、研究领域的成熟度较低等方面具有不足之处,使本文的研究过程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定的影响,期望未来的进一步研究能解决上述问题。
方彩霞[8]2012年在《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对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股票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上市公司已经成为现代股份公司的主要存在形式，其特有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已经使股利分配决策成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面临的重要决策之一，受到了学术界和企业管理实务界的高度关注。过度自信作为人们的一种经常性心理偏好,已经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作用。公司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好更强于一般人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好，其必将对公司经营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从理论和实证上系统深入地研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好对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对于强化中国上市公司经营决策科学性、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经营效率、改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进而保障中国股票市场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①在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假设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条件下，以公司现有股东在项目投资周期内获得的总收入（由公司现在分配的现金股利和未来的每股净资产组成）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建立恰当的数学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好对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乐观时，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悲观时，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减少。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随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债务融资利息率上升而减少；股权融资数量随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债务融资利息率上升而增加。②在对现有相关研究文献中提出的过度自信度量方法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合理的过度自信度量方法。并以此为基础，以2004至2010期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持股情况和股利分配情况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恰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好对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好、公司规模和现金流可得性都将对公司股利分配决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公司资产负债率将对公司股利分配决策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许如意[9]2016年在《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大多数中小股东不能分享上市公司的经营成果,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现金股利政策不太合理。中小股东们进入股票市场也主要是为了获取短期股票交易价差收入,这将会导致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氛围浓重。现金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决策的核心内容,其实际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谈判与博弈的结果,与公司、股东、管理层、债权人及其他各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众多学者关注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而金融业上市公司,由于其经营业务的独特性,研究者往往都将其从研究中剔除。但是,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量虽仅占沪深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总数的1.62%,但其总市值占比高达35.25%,所以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属于名副其实的权重股,且随着金融行业的高速发展,金融业上市公司也会越来越多,因而金融业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本文以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现金分配水平及其稳定性进行研究,主要回答了三大问题:一是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现状是怎样的,二是对于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现金分配倾向和现金分配水平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三是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状况如何改善。全文主要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内容主要为国内外关于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分别从公司财务特征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两个角度进行较为全面的概述。第二章内容主要为相关的概念和理论。阐述了现金股利基本概念、界定金融业并说明金融业的特殊性,同时阐述现代股利理论。第三章内容主要为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现状。首先介绍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然后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归纳目前金融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股利支付率水平、现金股利支付方式以及现金股利分配连续性等方面的现状。得出金融业目前现金股利支付倾向较高,但是股利支付水平仍然较低,且各子行业的水平差异较为明显,而且证券业和信托业的股利支付波动性相对较大,现金股利的支付方式仍是金融业上市公司的主要股利支付方式,但是近几年高送转现象较多,值得投资者和监管层关注;最后,金融业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持续性相对较好,但是稳定性不足。第四章的内容主要为金融业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该研究以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007-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主要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的影响因素和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展开研究。最后得出结果: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与公司营运能力、成长能力、资产规模、股权集中度有关,而与偿债能力、现金流状况、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占比没有显著相关性;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则与公司盈利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资产规模以及股权集中度相关,但是仍然与现金流状况、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占比没有显著相关性。第五章的内容主要为改善金融业现金分红状况的政策建议,本文建议从内部财务能力、公司治理方面以及外部监管三个方面共同完善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包括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健全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第一,本文对金融行业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行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以房地产、资源类等实体行业为主,且将金融业从研究范围中剔除,本文考虑金融业的特殊性,单独研究该行业的现金股利政策,具有一定创新性;第二,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从公司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大多学者都是从公司财务角度而忽略治理结构方面的影响。本文的不足之处有:第一,影响现金股利分配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公司内部角度着手,但是国家监管因素、法律因素、宏观环境等外部因素也对股利政策有重要影响,由于这些变量无法进行量化,以及数据不易获取,对其进行实证分析有难度,所以其并未引入模型进行研究;第二,本文选取的财务指标有待进一步优化。本文主要选取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几大常见指标,并未考虑其他财务方面因素的影响。由于本文研究水平的限制,未能对所有财务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这有可能会影响本文模型的解释力度,有待未来进一步改进和优化。
罗静[10]2008年在《QFII持股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及业绩的相关性研究》文中提出资本市场开放既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中国加入WTO的现时选择。而QFⅡ制度作为新兴证券市场向外资开放过程中的制度创新,能在实现开放的同时降低外资进入所带来的风险,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合理而必要的选择。此外,近年来随着机构投资者的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已经成为证券市场的重要力量,逐步显现出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来获取长期投资收益的意愿。QFⅡ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了10多年的实践经验,带来了成熟市场的投资理念与价值观。OFⅡ制度在我国实行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这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逐步深入到我国资本市场,他们的投资行为也随着投资额度的增加,不断加大对我国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影响力度和范围。因此,在肯定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能对证券市场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学者们也日益关注其对上市公司治理及业绩方面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已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进行综述,为其后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接着回顾QFⅡ制度的实施现状以及在我国5年的发展历程,比较分析QFⅡ和国内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等方面的不同之处以及他们的对上市公司所可能产生的特殊影响,探讨在QFⅡ持股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及业绩可能发生的变化。实证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对OFⅡ持股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股利分配行为以及绩效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外国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融资、股利分配行为并未有强相关关系,但与上市公司业绩间呈显著正相关,说明QFⅡ的进入对国内上市公司的业绩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这也有可能是QFⅡ倾向于投资业绩较好公司的结果。因此总体来说,他们还未积极介入持股公司治理中,这可能是因为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我国的时间太短,而管理层对其政策较为严格,加上我国证券市场本身不够规范所导致的。在实证和文献的基础上,针对进一步发展外国机构投资者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文提出了改善证券市场环境、进一步降低QFⅡ门槛、完善QFⅡ自身治理以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积极发展各类投资者等建议。
参考文献：
[1]. 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D]. 吴春贤. 石河子大学. 2017
[2]. 基于行为财务学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D]. 唐明.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3].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研究[D]. 李洋.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4]. 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D]. 王敏. 中南大学. 2011
[5]. 中国A股市场股利税收问题实证研究[D]. 朱莲华.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6]. 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研究[D]. 严金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7
[7]. 企业生命周期与现金股利政策[D]. 向俊龙.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8].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对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研究[D]. 方彩霞. 重庆大学. 2012
[9]. 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研究[D]. 许如意.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6
[10]. QFII持股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及业绩的相关性研究[D]. 罗静. 浙江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