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对汉代今、古文经学之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汉代论文,古文论文,魏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源和龚自珍同受刘逢禄《公羊春秋》学，于晚清今文经学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魏源在谈他倡今文经学之宗旨和意义说：
……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注：《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魏源集》上册， 第152 页。 中华书局1976年3月出版（下引同）。）。
此所说文质再世必复、王道三微一著，是以文质（治乱）交替、天道循环，譬喻今文经学长期湮没而今到了恢复其本来面目时候了。魏源所谓“复古”是指改变考据学（训诂、声音）之脱离实际（典章、制度），以及进一步发扬西汉今文经学之注重微言大义，以推动今日之社会改革，此乃“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之“鲁一变至道”的现实意义。
一、《书古微》之作对《今文尚书》学师法之辨析
魏源于《诗》、《书》、《易》、《礼》、《春秋》皆力求辨明其今文师法，从而实现其为西汉今文经学拨乱反正之目的。关于《书》，他曾作《书古微》，他说：
《书古微》何为而作也？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09页。）
魏源这样说，表明他是完全站在西汉今文经学立场，由辨析今文学之师法，而批判东汉古文学之凿空无师传而不得成立。魏源这里所说“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是指西汉时期今、古文相一致，并未有学派分立，当时所谓古文实际统一于今文之中。魏源又说：
自伏生得《尚书》二十九篇于屋壁，而欧阳、夏侯传之，是为《今文尚书》，孔安国复得《古文尚书》四十五篇于孔壁，校今文多佚书十六篇。而安国从欧阳生受业，尝以今文读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司马迁亦尝从安国问故，是西汉今、古文本即一家，大同小异不过什一，初非判然二家也（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09页。）。
魏源认为西汉所传为伏生《今文尚书》，其师法传授十分清楚，欧阳生和大小夏侯《尚书》皆受传于伏生。然自孔安国于鲁壁发掘得《古文尚书》多佚书十六篇，是为西汉《古文尚书》。然亦因孔安国亦今文学家，曾受业欧阳生，当时亦是以今文读古文，故《尚书》古佚书未曾单立学派。又从司马迁尝从孔安国问故，而《史记》所举《尚书》皆属今文，因此，亦可证明孔安国之《古文尚书》并未得以流传。这些亦都证明西汉时今、古文并未分家。魏源又说：
自后汉杜林复称得溱书《古文尚书》，传之卫宏，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遂显于世，判然与今文为二。动辄诋今文欧阳、夏侯为俗儒，今文遂为所压。及东晋伪古文晚出，而马、郑亦废（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09-110页。）。
东汉古文《尚书》学，以西汉孔安国《古文尚书》为据，又因东汉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而为重要根据，这对于《尚书》古文学之成立甚为重要。从此古文兴而今文衰，古文诋今文为俗儒之学，而当东晋伪《古文尚书》出现，马、郑之古文学亦遭废止。魏源是由西汉孔安国为今文学家，其虽有发掘《古文尚书》之说，而他并未形成古文学派，汉世对孔安国《古文尚书》佚书，未能读懂，而以今文解之，致使该佚书未传于后世，所谓东汉传孔安国古文说是靠不住的。他又说：
国朝诸儒知攻东晋晚出古文之伪，遂以马、郑本为真孔安国本：以马郑说为真孔安国说，而不知如同马牛〔冰炭〕之不可相及（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0页。）。
清儒辨东晋伪《古文尚书》，而仍崇尚马、郑之《古文尚书》学，承认马、郑和孔安国有师传关系。魏源认为这是大错特错。魏源不仅认为马、郑古文与孔安国古文无有渊源关系，而且杜林是否真正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亦大成问题，他说：
《后汉书杜林传》言“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期诸生复能传之！’”此古文本所自出。考漆书竹简，每简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一字。若四十五篇之《书》漆书于简，则其竹简必且盈车。乃谓仅止一卷，遭乱挟持不离，不足欺三尺童子，其不可信者一。（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0页。）。
这里魏源明白对东汉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提出质疑，而且认为是欺人之谈。这样由否定马、郑古文与孔安国的渊源，又否定东汉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便为东汉古文《尚书》学之凿空无师说找到有力证据。魏源进一步由师法传授否定东汉古文经学。他说：
东汉古文力排今文之本而自有其漆书之本，力排今文之说而自有其师说，则必此佚十六篇者卓然皆有师说，而后可以压倒今文，何以今文无之者，古文亦无师说乎？十六篇既无师说，则其二十九篇之师说，既不出于今文，又出自何人？岂非阴袭其膏，阳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乎（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0-111页。）？
魏源认为孔安国之《古文尚书》于西汉并无师法传授，其较之伏生《尚书》多出之佚书十六篇于西汉绝无师说，这在东汉古文学家亦皆承认。然而东汉古文力排今文时又以其所得之漆书古文为据，而又因无师法传授，即无法与孔安国之佚书十六篇相衔接。因此，魏源怀疑东汉古文实为剽窃西汉《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之义而虚构出《古文尚书》学。他严厉批评为“阴袭其膏，阳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魏源这一议论是大胆的，而言辞亦十分刻薄，此亦表明其维护今文学之坚决立场。为消解清儒对汉代《古文尚书》学之推重，魏源力排段玉裁对西汉孔安国古佚书之考辨，他说：
段氏玉裁甚至谓：“佚书增多十余篇，孔安国皆通其说，尽得其读；并此外壁中所出《尚书》，刘向《别录》、桓谭《新论》及《艺文志》所谓五十八篇者，孔安国亦尽得其读。”则是安国佚书较伏生更多三十篇，不止十六，何以史迁问故，不传一字，而卫、贾、马、郑传古文者，即十六篇亦不传一字乎？矢口猖言，不顾其后，其不可信者二（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1页。）。
魏源认为段玉裁对西汉孔安国佚书之考证并无可靠证据，特别是对汉代另一传说，即所谓《尚书》五十八篇之说，段氏断言孔安国亦十分尽得其读，更是凭空臆说，极不严肃。魏源紧紧抓住《史记》所举《尚书》篇章及其内容为准，以司马迁曾向孔安国问故，而谓孔安国之《古文尚书》与后来马、郑所说《古文尚书》牛马不相及，从而否定马、郑《古文尚书》为真。魏源又说：
《汉书儒林传》言“史迁尝从安国问故，而迁书所载《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微子》、《金滕》多古文说”，则史迁为安国真古文之传，蛟如天日。今马、郑《尧典》、《皋陶谟》、《微子》、《金滕》、《无逸》诸篇，无一说不与史迁相反（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1页。）。
这是认为司马迁尝向孔安国问故，故《史记》所引《尚书》、《尧典》等篇最为可靠，司马迁亲自看到孔安国之古文，证据确凿，皎如天日。而马、郑所传《尧典》诸篇，与司马迁所举内容相反，这就说明马、郑古文绝非可靠。对此，魏源质问道：
岂史迁所传安国之古文，反不如杜林、卫宏杜撰之古文乎？后儒动以史迁之异马、郑者挤之为今文学，岂孔安国亦今文非古文乎？西汉之古文与今文同，东汉之古文与今文异，上无师传，且反背师传，其不可信者三（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1页。）。
魏源强调《史记》所引《尚书》为孔安国之真古文，说明西汉初今、古文尚书尚未分家，所谓孔安国之古文实际今文。因此，可靠者乃《史记》著录而绝非后来杜林、卫宏所杜撰。这里所说“后儒动以史迁之异马、郑者挤之为今文学”，是指清儒段玉裁等在否定东晋晚出伪《古文尚书》之时，又承认东汉马、郑之古文源于西汉孔安国之古文，这完全是错误的。魏源认为西汉今文师法授受甚是清晰，如说：“西汉今文、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传》所言者，欧阳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犹《诗》齐、鲁、韩三家实同一家，此汉儒师说，家法所最重。”（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1 页。）西汉今文学重师法，由师法演进而形成不同之家法，而到东汉古文学则逐渐放宽师法传授，即对师法不大严守了，违背师说的情况多起来。魏源认为这是今、古文之重要区别。他接着说：“东汉古文则不然，马融不同于贾逵，贾逵不同于刘歆，郑玄又不同于马融。”（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2 页。）因此，自相抵牾，随意臆说而不足信便不值得奇怪了。对此，魏源亦发出质问：“有师传、家法乎，无师传、家法乎？乡壁虚造，随意师心，不知传授于何人？”（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2-113页。）魏源认为东汉今文发展到马、郑， 特别是到郑玄引发了今、古文经学家法之泯灭，为光复今文，必须辨析今、古文家法，而澄清马、郑泯灭师法、家法所造成的混乱，于此，他又对清儒提出批评，他说：
近世治《尚书》者，江声、王呜盛多祖马、郑，孙星衍持平于西汉今、古文，而段玉裁则凡史迁本之异于马、郑者皆挤为今文学，专以东汉乡壁虚造之古文为真古文，且谓今文之说皆不如古文，而伏生、欧阳、夏侯、孔安国之微言大义几息灭于天下。予寻绎有年，深悉东汉杜林、马、郑之古文依托无稽，实先东晋梅传而作伪，不惟背伏生，背孔安国，而又郑背马，马背贾，无一师传之可信（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4页。）。
魏源于清儒中著重于批评段玉裁，因为段氏之考证学甚具权威，而段氏之以为凡史迁本之异于马、郑者皆挤为今文说，自亦不妥。然魏源以段氏之见解使《今文尚书》之微言大义几息灭于天下，亦未免言过其实，因为今文学之衰落，历史已久远，而非咎由于段氏。当然，魏源之批评段玉裁之过分崇信古文，其意义并非仅在于辨明清儒之是非，而且重要的还在于辨明汉代今文师法，而黜古文崇今文，使清代今文学得以确立，故他又说：
……天其复明斯道于世，尽黜伪古文十六篇，并尽黜马、郑之说，而颁西汉古谊于学宫矣乎，抑由不可复明矣乎？先王先圣之灵，尚其鉴之（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19-120页。）！
这是要以《今文尚书》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要求得到官方之认同，立今文于官学。魏源《书古微序》自称“咸丰五年正月，叙于高邮州”。咸丰五年（1855）魏源正值高邮知州任上，次年，咸丰六年（1856），他便去世了。此后今文学逐渐得到发展，终于成为近代变法之理论武器，而酝酿了戊戌维新运动之发生。
二、《诗古微》褒三家《诗》贬《毛诗》以彰显微言大义
魏源为辨明汉代今、古文师法，亦竭力黜《毛诗》而褒三家《诗》，以齐（辕固生）鲁（申生）韩（燕韩婴）三家《诗》为今文真传，他说：
《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倒，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来世也（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20页。）。
三家《诗》和《毛诗》之区分乃今、古文学分立之重要标志。此所以是魏源站在今文立场崇三家《诗》而贬《毛诗》之原因。钱穆曾说魏源“谓《毛诗》晚出，据齐、鲁、韩三家撰《诗古微》”（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一章·龚定庵》，中华书局1986年5月出版，第529页。）。从上引魏源所述他著《诗古微》之主旨，乃是为发挥今文学之微言大义，而发明《诗》之礼乐典章意义，明《诗》是为周公、孔子之道，并以此彰视后人。魏源所说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是不赞同仅仅将《诗》看成褒颂或讥刺之作。魏源称他正是由发挥微言大义而对三家诗作整理（补苴罅漏）和发凡（张皇幽渺）的，并以此矫正《毛诗》之浅陋。他又说：
盖自“四始”之例明而后周公制礼作乐之情得，明乎礼，乐而后可以读《雅》、《颂》；自迹熄《诗》亡之谊明而后夫子《春秋》继《诗》之谊章，明乎《春秋》而后可以读《国风》（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20页。）。
此处所说“四始”，是指《诗》之《关睢》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四始”皆是颂周代仁义盛德的，其内容皆与礼乐相关。魏源将礼乐归之为周公制礼作乐之情，而后方可读《雅》、《颂》。这说明，读《诗》亦在于明了其微言大义。魏源又将《诗》和《春秋》相联系，发挥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注：《孟子·离娄下》。）之义，强调读《诗》亦在于明道。因此，明乎圣人作《春秋》之微言大义，方可读《国风》。这样，魏源便将读《诗》提到极其重要地位，即将《诗》之讽谕提到《春秋》之寓褒贬、别善恶，便将《春秋》微言大义注入于《诗》了，他由此以批评《毛诗》：
正、变之例不破，则《雅》、《颂》之得所不著，而礼乐为无用也；美、刺之倒不破，则《国风》之无邪不章，而《春秋》可不作也。礼、乐者，治平防乱，自质而之文；《春秋》者，拨乱返治，由文而返质。故《诗》之道，必上明乎礼，乐，下明乎《春秋》，而后古圣忧患天下来世之心，不绝于天下（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 第120-121页。）。
此所说正、变指正风、变风，又称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正风、正雅以歌颂盛世：变风、变雅以讥刺衰世。魏源破正、变之例，即要人不能将《诗》仅仅看成褒颂、讽谕之作，而应以《雅》、《颂》乃礼乐之作，读《诗》是为了明礼乐。所以说美、刺，亦是褒颂讽谕之意，美者美其盛德，刺者讽其不正。魏源认为读《诗》在于明道，领悟其微言大义，自是不能仅仅满足于美、刺了。魏源认为《诗》之《雅》、《颂》，在于明礼乐，而当时周公制礼乐乃为治平防乱；而孔子作《春秋》则在于挽救礼坏乐崩，乃为拨乱返治。《诗》与礼乐《春秋》相联系，故《诗》之道为上明礼乐而下明《春秋》，以此读《诗》便可以明了圣人作《诗》和作《春秋》之用心了。魏源又说：
虽然，《诗》教止于斯而已乎？《韩诗外传》言昔者子夏“弹琴以咏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至于发愤忘食。然夫子犹造然变容曰：“子已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不入（於）〔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丘尝（冥）〔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填填正）〔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此所谓深微者也。深微者何？无声之礼乐志气塞乎天地，此所谓兴、观、群，怨可以起之《诗》，而非徒章句之《诗》也。故夫溯流赤页则涵泳少矣，鼓弦急则适志微矣。《诗》之道可尽于是乎？乌呼！以俟假年，以待来哲（注：《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20—121页。）。
这里所说《诗》教，指《诗》之教化，然而《诗》不仅仅于教化，而在于发明其微奥之义。魏源引《韩诗外传》所说子夏弹琴故事，子夏弹琴咏先生之风，不管有无人听，皆至于发愤忘食，然而孔子犹不满意，认为子夏知乐功夫仍未到家，只见表未见里，窥到门户而尚未入门，故不知室内所藏。孔子认为要真正窥探乐理，必须全身心投入其中（琴咏），如临高岸如临深谷，警惕而立，才可以功夫到家。魏源说这即是“深微”，即是获得道之境界，即塞乎天地之无声之礼乐志气，而由此所引起之兴、观、群、怨，方可以称之为《诗》，是奥藏之《诗》，而非徒章句之《诗》。这些均表明魏源作《诗古微》，全在于探求微言大义，而要求得微言大义则不能滞于肤浅，此所谓逆流而进则不能涵泳，操玄急亢则无法适志，只有涵泳柔松，琴调和畅，方可窥探《诗》道，魏源以此作为他治《诗》的志向。
三、推重《公羊春秋》和董子《春秋》，发挥《春秋》当新王之义，为改制变法提供理论
魏源的今文经学，自然亦表现在他的《春秋》公羊学，他极端推重《公羊春秋》和董仲舒的《春秋》学，他说：
《春秋》之有公羊氏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谷梁。《史记》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以制义法，为有所刺记褒讳抑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汉书》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夫使无口受之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而得之，赵、崔子方何必不与游、夏同识；惟无其张三世、通三统之义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诎。是故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谷所同，而大义迥异，则以谷梁非卜商高弟，传章句而不传微言，所谓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此江公与董生齐名，而董生之业卒显欤（注：《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册，第132-133页。）！
此所说《春秋公羊传》异于《春秋左传》，自是指《左传》未传微言大义：所说《公羊传》与《谷梁传》之异，是指《谷梁》在传微言大义方面远不如《公羊》深刻。《公羊》所传微言大义具有《春秋》改制立法意义，即所说“以制义法”，此为《春秋》深层含义，仅从刺讥褒贬抑损之文字难以窥知的，故有孔门后学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之说。当时如无口受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随己意作出解说。此后人治经之不如古人处，如赵、崔子方生于元代以后，故其治《春秋》不能与游（子游）夏（子夏）同识。这里魏源强调张三世、通三统之义为《公羊传》所独有，此其异于《谷梁传》，谷梁赤与公羊高同受传于子夏，而谷梁赤并非卜商（子夏）高徒，仍限于章句之传，而未得微言大义。这样，魏源便将《公羊春秋》提到极高地位。魏源又极推重董仲舒对《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之义的系统发挥。通三统之说见于何氏《解诂》，而其义之发明在《春秋繁露》。由此而使董仲舒之《春秋》学成为汉代显学，而使与董仲舒同时之江公（瑕邱江公）之《谷梁》学大为逊色了。
魏源为彰显今文学之张三世，通三统之义，突出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为后王改制立法之旨，他批评清儒回避《公羊春秋》之微言大义，他说：
清兴百有余年，而曲阜孔先生广森始以《公羊春秋》为家法，于以扩清诸儒据赴告，据左氏，据《周官》之积，箴贬众说无日月、无名字、无褒贬之陈羹。讵不谓素王之哲孙，《麟经》之绝学？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谷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注：《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册，第133页。）！
魏源肯定清儒孔广森辨《公羊春秋》家法，然他认为孔广森只是矫正诸儒据赴告（又称讣告，赴者告丧，而告亦具有通报各国大事），据左氏和《周官》而未能明白之条文，亦不过是于日月、名字、褒贬之老套（陈羹）下了功夫。而未有深入到三科、九旨。虽提出天道科、王法科、人情科，然仍未脱章句巢臼，而无益于发挥微言大义。如此治《公羊》，看不出《公羊》之异于《谷梁》。魏源以孔广森为孔子（素王）哲孙，未明《麟经》（《春秋》）绝学（公羊微言大义）而惋惜，他对孔广森继续批评说：
推其意，不过以据鲁、新周、故宋之文疑于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于凿空。不知孟子言《春秋》继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为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颜渊；吾其为东周，复见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观，吾舍鲁何适，复见于《礼运》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见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忧天悯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将见之。后世杜预、范宁之徒，訾议，皆夫子所谓罪我者也。必如其说《春秋》，功则有之，何罪之有（注：《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册，第133页）！
孔广森虽辨《公羊春秋》家法，因其非今文学家，故不严守公羊家法，甚至怀疑其微言大义。此即魏源所指“以据鲁、新周、故宋之文疑于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于凿空”。这是不明了《公羊春秋》张三世、通三统之义，以《春秋》当新王为后世改制立法为倍（背）上，而三世之预想为凭空。因此不敢承认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乃行天子之事，要变革衰周，此所以孔子说“知我罪我”之意。孔子论为邦要兼采夏、商、周三代礼制，又说吾其为东周，欲应公山不狃之召，以及与子游说夏、商、周道皆不足观，而应改制立新法，等等。魏源认为必须了解孔子这些行事和言论，才可以窥知《春秋》之用意，亦即孔子所说：“我欲见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又说：“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即是借《春秋》之行事，以寓其改制立法之大义，此乃忧天悯人救世之言。而后世杜预、范宁之徒，否认《春秋》微言大义，而谓孔子无素王改制之志，恰是犯了孔子所说“罪我者也”。孔广森怀疑孔子为新王立法，以孔子非继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恰是孔子所说“知我罪我”，而不以《春秋》微大义为然。魏源又说：
又其意以为通三统之义不见于传文，止见何氏《解诂》，疑非公羊本义。无论《经》、《传》有元年文王、成周宣榭之明文，且何氏叙明言依胡母生条例，又有董生、太史公之书，皆公羊先师七十子遗说，不特非何氏臆造，亦且非董、胡特创也。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奚微言之与有（注：《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册，第133页）！
这是说，《公羊传》有通三统之义，并无三统之文，文见于何休之《解诂》，这使孔广森怀疑《公羊》通三统之说。魏源认为通三统乃七十子之遗说，胡母生条例（已佚，见何休《解诂》引），《春秋繁露》、《史记》皆有明文叙述，是有确凿证据的。三科、九旨，据何休解说：“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微言大义在于通三统和张三世，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注：《公羊春秋传注疏·隐公卷第一引何邵公作〈文谥〉》，《十三经注疏》，《公羊春秋传注疏》上册，第23页。中华书局1957年12月出版。）可见《春秋》当新王为其著作宗旨。魏源认为孔广森治《公羊春秋》避《春秋》当新王之名，实际上亦是不可能的，如他说：“《春秋》有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即是证明，此乃天子之因革（注：《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册，第134页）。魏源又说：
《春秋》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犹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故虽以齐襄、楚灵之无道，祭仲、石曼姑、叔术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讨贼复仇、行权让国之义，实不予而文予。《春秋》立百王之法，岂为一事一人而设哉？故曰：于所见微其词，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谷梁氏所不及知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拨乱致治，于所闻世见治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此又一义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孟子述孔子成《春秋》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后，为第三治，请引之以告世之以《春秋》罪孔子者（注：《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册，第134页。）。
这里所说“《春秋》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亦是对《春秋》当新王所作之说明。《春秋》所记事，不过是寓义的一种手段，所记事不过是假借（犹六书之假借）或断章取义（犹说《诗》之断章取义），例如齐襄、楚灵皆无道之君，而可以借他们的军事行动说讨贼复仇的道理；祭仲、石曼姑、叔术亦非属真能行权让国者，而不妨以其事迹明行权让国的道理。这便是《春秋》笔法：实不予而文予，文和实未必相副。因此，不必执着于记事，而应从《春秋》为百王立法著眼，非为一事一人而设，此亦所谓“我欲见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空言非空，乃微言大义，可于行事去求得理解，而行事未必切合实际。例如张三世，所传闻之世为拨乱世，所闻世为升平世，所见世为太平世，然而实际恰恰相反，所见世乃乱世，所闻和所传闻相对较好，三世说则颠倒其次序所见微其词，所闻痛其祸，所传闻杀其恩。都在于为改制提供理论，为社会发展绘制蓝图。正由于这个意义，孟子述孔子成《春秋》，其功劳如同禹抑水和周公兼并夷狄相同，为第三治，即《春秋》为未来王道设制蓝图。
魏源认为董仲舒《春秋繁露》最得公羊学宗旨，其思想体系之博大，于汉代公羊学无有能与比较者。他著《董子春秋发微》，并自述其著作主旨：
《董子春秋发微》七卷，何为而作也？曰：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母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注：《董子春秋发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34—135页）。
魏源认为，读董仲舒《春秋繁露》最能探知公羊学之微言大义，这是胡母生之《条例》（已佚，何休《解诂》有引文）与何休之《公羊春秋解诂》所不能及的。然而胡母生与董仲舒齐名，而何休之《解诂》又成为后儒治《公羊春秋》之必备的导读之书。魏源认为必须矫正此种状况，而使学者的注意力转向董仲舒。他说：
《汉书儒林传》言董生与胡母生同业治《春秋》，而何氏注但依胡母生《条例》，于董生无一言及；…若谓董生疏通大诣，不列经文，不足颉顽何氏，则其书三科、九旨灿然大备，且弘通精森，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母生、何邵公章句之上。盖彼犹泥文，此优柔而餍饫矣；彼专析例，此则曲畅而旁通矣；故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注：《董子春秋发微序》，《魏源集》上册， 第135页）。
魏源对董仲舒《公羊》学思想之评价很高，也是很中肯的，汉以后今文经学之衰落，《公羊春秋》之微言大义很少有人问津，治《公羊》者多限于章句，故何休之《解诂》得以流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便不引起重视了。魏源认为，公羊学到了董仲舒，其三科九旨学说才灿然大备，而发挥其弘通精森、内圣外王之义理，可谓蟠天而际地，无与伦比，胡母生、何休之章句之学自是相形见绌了。魏源此处批评胡母生、何休之泥于文字和限于析例，具有语义双关，亦是对清代考据之学的讥讽。他所说董仲舒学说优柔餍饫，曲畅旁通，是要人注意今文学之义理，从而开创清代新的今文经学，以打破考据学所造成的桎梏，此即借董生之名而揭示的“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在中国近代历史转折之际，要发挥今文学之微言大义，而创立一种新的学说，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这是魏源倡今文以反对古文的用意。魏源又说：
今以本书为主，而以刘氏《释例》之通论大义近乎董生附诸后，为《公羊春秋》别开阃域，以为后之君子亦将有乐于斯（注：《董子春秋发微序》，《魏源集》上册，第135页。）。
魏源以后，《公羊》学之新发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终于为变法者视为基础理论，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发挥《春秋》张三世之大同三世说为变法之最高理想，指导了戊戌变法之蓬勃发展，实现了魏源“为《公羊春秋》别开阃域”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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