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支出对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中国教育论文,出对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科学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各国的教育发展均是以政府投入作为主要来源，1993年我国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2004年到2008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长23.7%，占GDP的比重从2.79%提高到3.48%，年平均提高0.17个百分点，①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未达到4%。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意见稿）明确指出，要“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保证教育的财政性投入，真正落实优先发展教育政策，是现代科技和技术进步的需要，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长依其源泉可以分解为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传统的增长核算分析是将全要素生产率(TFP)看作一个“黑箱”（索罗剩余），即经济增长中扣除要素投入后剩下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已经成为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要素指标，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将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的轨道上来”，②“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③教育、技术创新等将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较为丰富，能够很好地吸收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思想，有助于提升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更新劳动者的知识结构，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率水平。教育的作用还体现在其所具有的外溢效应上。卢卡斯(1988)[1]指出，当劳动者接受教育后，不仅个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得以提高，还能通过“潜移默化”，使周围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率都得到提高。舒尔茨(1982)[2]认为，教育的最大益处就在于它增加了社会的人力资本。王善迈(2000)[3]将教育的产品属性定义为教育具有的巨大外部效益，一个人接受教育，不仅可以使受教育者获得经济和非经济效益，而且可以使社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和非经济效益。Arrow(1962)[4]将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视为“干中学”的副产品，即教育和知识的溢出效应。
教育对经济增长及劳动者的特殊作用，使得政府日益重视教育的发展，并成为提供教育投资这一准公共产品的主体，政府的财政科技和教育经费投入等公共投资成为人力资本、科技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5]：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经费以及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在全社会的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了主要部分。2007年我国教育经费合计12148.1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8280.2亿元，占68.16%。那么，我国的公共教育投入是否有助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教育对技术进步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呢？本文将从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分析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二、文献综述
Lucas(1988)[1]、Barro(1991)[6]和Romer(1990)[7]等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截面、时序数据或面板数据就教育对技术的直接影响和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有关教育技术效应的假设检验还未取得一致的结论。首先，教育、人力资本等对技术进步具有积极、显著的影响作用[8][9]，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支撑重点已转移至人力资源，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开发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社会、科技、经济全面发展的第一原动力。丹尼森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核算后认为，知识进展对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66个百分点。政府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和科技知识投资的一部分，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从而对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Benhabib和Spiegel(1994)[10]的跨国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能够通过国内技术创新和向国外学习的能力两种机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Aurora和Natercia(2004)[11]研究了葡萄牙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激发一国的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Easterly和Rebelo(1993)[12]对100个国家的截面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政府教育支出通过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劳动效率的提高。Evans和Karras(1994)[13]对美国48个州1970-198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政府的教育性支出显著提高了生产率。彭□(2008)[14]在对外开放与人力资本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发现，人力资本明显地促进了技术进步。郭庆旺(2005)[15]认为，自199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全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许和连等(2006)[16]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直接。王文博(2001)[17]指出，教育部门对非教育部门的外溢作用显著。其次，教育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显著。Pritchett(2001)[18]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教育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Miller和Upadhyay(2000)[19]的研究显示，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高收入国家存在负的影响效应，中等收入国家存在正的影响效应，而低收入国家只有在贸易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的影响，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的独立决定作用。Soderbom和Teal(2003)[20]利用1970-2000年93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人力资本对产出有显著影响而对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21]对21个发达国家5年的平均增长率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教育的公共支出对增长有负向回归作用。彭国华(2007)，似为，中国平均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为负，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有所不同，只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才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陈迅(2005)[23]的研究结果显示，提高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能显著地降低技术效率，而提高公共支出的组成部分占GDP的比例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对我国的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
以上研究文献的局限性在于，较多关注教育或教育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生产率的直接作用，而较少讨论教育对生产率分解项的影响及教育的溢出效应。其实，教育投入、教育发展不仅是社会生产率提高的直接源泉，更能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产生外部效应。教育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是科学技术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基础，直接制约着经济各领域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政府教育支出作为社会投资和消费的一部分，不仅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而且通过教育部门、培训机构等，使社会劳动者获得教育和培训，从而提高其智力和知识资本。教育部门的知识生产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使得接受教育的劳动者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这必然会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边际回报递减来实现规模经济收益递增，从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24][25][26]。廖楚晖(2003)[24]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增长对GDP的贡献率达到3.75%。内生增长理论也肯定了政府教育支出对知识生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积极作用及其带来的内源式增长。除此之外，公共教育支出还可以通过鼓励私人投资影响生产率的增长。二是教育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具有典型的外部溢出效应。教育作为一种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外部性，通过教育—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连锁反应，不仅可以提高人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而且可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从教育部门接受教育后的劳动者走向生产部门后，可以有效地学习、吸收、扩散和传播社会经济部门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并利用有效的人力资本进行技术创新，使科学转化为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促进技术进步。一旦获得了技术，具有良好教育水平的人就能提高技术应用效率，获得较高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Haveman(1984)[27]将教育的这种“溢出效应”归纳为多个方面，如促进技术进步与传播、提升社会和谐程度、提高消费者的选择效率以及劳动力市场双向选择的效率等。祝树金(2008)[28]将教育的溢出效应归纳为，相对于经济中其他生产部门，教育部门拥有较高的技术、人力资本水平或生产率优势，对其他非教育部门具有技术溢出作用或技术带动作用，并通过建立要素互补性视角下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模型，说明教育部门存在对其他生产部门的技术溢出。因此，政府若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将有利于经济生产部门获得更多的教育溢出效应。
基于文献研究和对教育影响生产率的机理分析，本文以政府公共教育支出为研究视角，将教育内生于技术进步，研究教育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溢出的外部效应，并利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1-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教育支出影响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机制进行诠释。
三、理论模型和数据来源
（一）教育内生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
假设生产技术是Hicks中性的生产函数：
其中，GE是政府公共教育支出，A是其他影响技术进步的效率参数。
基于前文的机理分析，借鉴Levin和Raut(1997)、Borensztein(1998)以及祝树金(2008)的研究方法，我们将教育支出影响技术进步分为两类：一是教育产生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即提高教育部门自身的技术生产率；二是对非教育部门的外部作用，即对非教育部门技术进步产生的溢出效应。公共教育支出内生化的技术模型如下：
Spe反映了教育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技术溢出。将(3)式两端取自然对数，利用泰勒公式，当Spe较小时，
，考虑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上式可以写为：
其中，tfp、α和ge为TFP、A和GE分别取自然对数后的变量。由于教育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还取决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能使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得到有效的利用，因此，本文通过设计地区人力资本与教育支出的交互项来反映控制变量人力资本(H)对教育促进技术进步的影响。记
，(4)式可以扩展为：
其中，
是随机误差项，
代表控制变量。文献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对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对外贸易水平(trade)主要通过加快本土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
全要素生产率可用Mahnquist指数法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相应的，教育支出活动对生产率的影响也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影响技术效率指数TE（取对数后记为te）和技术进步率指数TP（取对数后记为tp）。我们构建如下两个实证方程：
（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非参数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法是利用一系列线性规划构造生产前沿面来计算效率指数，且不需要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和特定的假设，是一种可以有效地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决策单元是否具有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的统计方法。本文把每一个省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决策单位，并置于相同的生产技术结构下，运用DEA方法构造每个时期经济生产的最佳生产前沿面，落在生产前沿面上的生产单位被称为“最佳实践者”，落在生产前沿面内部的生产单位被认为在技术上存在非效率。引入时间动态t的概念，将单个生产单位实际生产点与生产前沿上的映射点进行比较，可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分解项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TE)和技术进步率(Technological Progress，TP)的变化。本文采用从投入角度的距离函数来定义Malmquist指数：设k个决策单位(k=1，2，…，K)在某时期t有n种投入和m种产出
，则生产前沿就是每个给定产出的最小投入集。在固定规模报酬(C)、投入要素强可处置条件(S)下，t时期第k个生产决策单位的参考技术可定义为：
若TE和TP大于1，就意味着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得到了改善，反之则意味着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出现恶化。为了测算各省市从时期t到t+1的生产率，其距离函数可以通过求解4个混合距离函数的线性规划问题实现，见(9)式(Fare，1994)。对于K个地区、T个时期的问题而言，以上过程共需求解K×(4T-2)个线性规划方程。本文应用DEAP2.1软件来计算。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除西藏（数据缺失过多）和重庆（重庆市在1997年后成为直辖市，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1997年后重庆的数据被合并到四川省）以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时间跨度为1991-2007年度的面板数据。
(1)以1978年不变价格的实际GDP作为产出变量，投入量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劳动投入采用就业人数来衡量，资本投入采用通用的永续盘存法来度量：
《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其中的个别地区在个别年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有所缺失，我们用商品零售额指数代替，折旧率δ=9.6%（张军，2004）。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可以测算TFP、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和技术进步率指数TP。
(2)教育溢出Spe是由教育部门的产出来决定的，解垩(2005)用在校大学生占劳动力的比重来衡量高等教育溢出，祝树金(2008)从投入和产出角度定义两种教育溢出指标，分别选取了普通中等和高等在校学生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和教育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本文认为，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变化主要依赖于教育部门向整个经济部门的知识和人才输出，而教育活动表现为输送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人口参与经济活动，故应选择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来度量，记为Spe1、Spe2和Spe3。
(3)教育支出变量GE用各地区教育经费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度量。其中，1992-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1991年的数据由各级各类教育预算内生均事业费推算而得，2007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
(4)人力资本水平h用社会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5)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和对外贸易水平(TRADE)分别选取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占本地区GDP的比重、进出口总额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实际利用外资额和进出口总额均利用当年外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四、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与变化
表1（见下页）是我国1991-200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和技术进步率变化指数(TP)的平均值。纵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上可以判断全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0.972，未达到效率生产前沿，其平均增长率为-2.8%。由于技术效率增长率为-8.8%，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为5.3%，技术效率下降的速度快于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全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同时也说明，1991-2007年17年间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即生产前沿面的外移），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改善（实际生产未达到最佳生产实践）。从两个分解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指数来看，省份经济的技术效率普遍较低，存在效率恶化的现象，导致全国的技术效率也无改善；各地区的技术进步表现明显，全国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另外，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中以技术进步率差异尤为显著（最高为1.109，最低为0.931），效率变化差异相对较小（最高为1.008，最低为0.858）。
表1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1991-2007年）
注：表中指数为全国及各省份历年的几何平均数。
图1是采用非参数方法给出的1991、1995、2000、2007年四个代表性年份全要素生产率的Kernel核密度分布情况。从核密度分布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各地区生产率由“双峰”分布逐步演变为“单峰”分布状态，反映了地区间生产率差异的持续变化过程。1991年的“双峰”分布状态意味着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生产率的内部收敛性及两类地区差异的显著性，2007年曲线主体表现为“单峰”分布状态，体现出地区间差异的缩小以及地区间生产率存在收敛性。
图1 部分年份生产率指数的核密度分布图
五、计量分析与实证结果
本文根据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和计量模型，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出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实证研究了我国1991-2007年教育支出因素对生产率增长绩效的影响。为了避免因变量具有单位根而对计量分析结果产生负面影响，我们采用四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变量的水平值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检验统计量均显著地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见表2）。
表2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一）教育对生产率影响的分析
表3（见下页）是对本文建立的计量模型(5)的回归结果（计量结果是应用stata10.0软件计算得出），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公共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结果，模型3和模型4是加入教育溢出变量和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结果。经计量模型的LM检验、F检验和Hausman检验，两种计量模型均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有较好的拟合效果。整个回归结果显示，公共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显著为正，且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与TFP有很强的相关性，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即公共教育支出比重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反之，则全要素生产率越低。模型1在不考虑教育溢出和控制变量的影响时，公共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2841，而加入教育溢出和控制变量后，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有所增加（见模型3），变为0.39，且教育溢出效应均为正（尽管模型3中变量Spe3显示出不显著的效应）。这说明教育支出对增长率的显著影响是稳健的，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增加教育支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教育成为有公共财政保障的教育。教育的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初中和高中教育人口对全要素增长率的溢出效应是显著的正效应，高等教育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不显著的正效应。这是因为，教育的外部性因教育在级别、类型、性质、区域等方面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别，是其内部多样性的表现。在教育级别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外部性依次减弱。这也体现出由于我国教育投资的不足，目前的就业人口仍以初高中人员为主，人均受教育年限低下，经济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仍以初高中教育程度人员为主要动力。由于我国仍存在不适宜的制度环境，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不平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员配置效率低下，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等现象。从模型3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交叉项来看，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教育支出未能通过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得到充分吸收和有效利用，没有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技术效应，这与我国教育结构不合理、教育质量低下等因素有关。两个控制变量对生产率的影响一致，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和对外贸易水平(trade)对TF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对TFP的提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3 教育支出对生产率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表4 教育支出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二）教育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影响的分析
表4为教育支出影响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3为固定效应分析，模型2和模型4为随机效应分析。经计量模型的LM检验、F检验和Hausman检验，模型1和模型3的固定效应分析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其中，教育支出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进一步说明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有提升技术效率和加快技术进步的作用。但在教育溢出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中，只有初中教育程度人员的技术效率溢出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其他教育溢出效应为负。三个溢出变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为正，只有高等教育人员表现出显著性。这说明教育对技术进步有正的溢出效应，而对技术效率的溢出有负效应，这与颜鹏飞(2004)（以下简称颜文）的结论不同。④可能与模型的设计和变量的选取有关，颜文中以在校大学生人数与总人口比例代表人力资本指标，所以，教育对技术的外溢效应主要源于其加快了技术进步。表4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提高公共教育投资应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善。但对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和财政教育支出结构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教育支出在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结构不尽合理，高等教育经费偏高，如2007年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在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比例为1∶0.71∶0.16，⑤导致各级教育的技术效应不显著。同时，人力资本与教育支出的交叉项有利于改善技术效率，但不利于技术进步。这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即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不高不利于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尽管人力资本与教育支出的结合有利于改善技术效率，但显著性不强。同时，这一交叉项符号在技术进步中表现为负，说明只有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提高才能使公共教育支出发挥改善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另外，由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引起的本土技术和管理溢出，无助于改善技术效率，但有助于本土经济的技术进步。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教育作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源泉，已经得到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支持和认同。本文就公共教育支出是否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这一论断，提供了中国数据的实证结果。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省份经济的技术效率较低，且普遍存在效率恶化现象，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分布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单峰”分布状态；(2)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均有显著的正效应，各级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不是很显著的正溢出效应，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失衡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低下，是导致教育外部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教育与生产率之间的密切关系，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证经验。
教育支出的技术效应是显著的，政府加大教育支出是促进社会技术进步的有效财政措施。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了教育投资对经济持续增长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如教育优先发展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教育对日本现代化起了主要作用。但在我国，教育支出还只是“剩余财政”，20世纪90年代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一直徘徊在2.5%的低水平，2000年也只有2.87%。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我国花费在教育上的总投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要低很多（见表5）。因此，应增加教育支出，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早日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目标，使教育充分发挥出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同时，要注重地区内外部教育制度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改善，适度扩大对外开放规模，积极引进外商投资，充分发挥教育支出与教育溢出的技术效应，推动地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表5 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注：a为2005年的数据，b为2006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统计年鉴(2008)》和《国际统计年鉴(2009)》整理得到。
注释：
①参见《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②参见刘国光、李京文主编的《中国经济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④颜鹏飞(2004)认为，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负的作用，但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为正的贡献。
⑤参见《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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