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后全球金融版图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版图论文,海啸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版图的内在决定因素
（一）资本规模决定实力
资本规模可以表现在资本市场规模、外汇市场货币比重、国民资产规模、资本化产品市场价值等方面，金融海啸对全球的金融机构都形成冲击，但造成的实际损失在不同的市场阶段有不同的统计。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时，在全球长期居于前列的五大投资银行转眼间灰飞烟灭，美国金融机构资产减记超过5000亿美元，联邦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直接注资和间接担保则超过8万亿美元。[1]除了投资银行，保险业巨头AIG、房地产金融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若无联邦政府数以千亿美元计的直接救助，根本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众多的中小银行和商业贷款公司，以及对冲基金纷纷破产关闭。在欧洲，英国的金融机构受到损失最大，德国次之，法国可能损失较小。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等，无论大小经济体，无一不受到冲击，全球资产价格的缩水高达数万亿美元之多。
世界各国在金融风暴刚刚出现时受到的影响都很大，金融机构受到的损失主要体现在资产价格的下跌和资本金的减计上，这种情况在2009年4月美国政府调整会计标准之后则戛然而止。由于新的会计准则可以不再以公允价值计价，在金融企业认为市场处于不正常状态时可以按金融资产持有到期的现金流折现或根据相关定价模型进行内部定价，金融企业市场价格大幅回升，甚至很多金融机构都不再需要政府的救助，而且还将政府救助的资金分批退回。从现在的情况看，尽管全球经济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崩溃式的资产损失已经不大会发生了，现在可以对全球资本状态进行一个相对静态的描述。
美国金融机构的股价在风暴之后出现了大幅下跌，个别公司股价跌幅达到90%以上，对于其市场形象、融资能力、资本安全性都构成了实质性影响，但部分公司股价下跌的过程，同时则是美联储资本规模扩张的过程，也是美国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货币创造和对金融机构财政性注资，其资本规模从期初的5000多亿美元，到2009年达到20000多亿美元。美国国债2008财年在原有规模上大幅提高了约两万亿美元，同时，美联储与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瑞士银行等其他外国央行的货币互换规模也在5000亿美元以上。因此，尽管美国的商业银行、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总体资产损失很大，其金融资产规模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作用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仍旧是举足轻重的。当美国之外的投资人急于减少损失将资本性资产变现时，对美元的需求反而增加，从而使得美元在危机最严重时反而特别坚挺。
欧洲在本次金融风暴中受的影响较大。由于欧洲的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金融投资类资产较多，特别是大量持有在本次金融风暴中股价下跌较多的金融机构、房地产业和汽车业的股票，欧洲居民和企业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缩水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危机治理过程中与美国的同步行动使其货币自主权受到进一步削弱，从而有了成为美国金融附属的特点。危机处理过程中欧洲紧跟美国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在区域内撒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而欧洲的产业和金融市场又缺少对过量货币的吸收力，欧洲的金融资本在规模缩小的同时，有进一步脆弱化的可能。
日本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长期居于第二位，积累的金融资产规模也仅次于美国，由于多年来日本奉行贸易立国和金融立国的战略，日本国内产业发展相对较慢，金融投资比重很大，从而在金融风暴中的市值损失也很严重，日本可能是欧洲之外金融损失最严重的国家。
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以资源优势占优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巴西和俄罗斯以及与它们类似的国家，在危机刚刚爆发时受到的冲击较大，主要是大宗商品价格发生急剧下跌，市场空前萎缩，人们的投资预期发生改变，资源贸易的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体现在金融市场上则是公司股价的下跌和汇率的下降，澳大利亚货币的汇率一度跌幅超过40%以上，俄罗斯卢布也一度跌幅较大，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而给了它们重新崛起的机会。由于不断增加的货币创造，与货币相匹配的资源变得稀缺起来，从而以金、银等贵金属为前锋，以铜、铝、锌、铅为中军，以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稀有金属和农产品为后卫，对应着美元的缓慢贬值，使这些资源类商品的价格迅速回升，从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也就在金融危机之后较快地得到恢复。澳大利亚央行是全球除了以色列央行外首先实行加息的，澳元则在最近有了接近100%的涨幅。这些资源类国家正在夺走欧洲和日本失去的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份额。
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作为所谓的“金砖四国”，金融风暴之后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有明显提升，而且作为整体开始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四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中国、印度以人口红利、劳动力资源、经济迅速成长见长，俄罗斯和巴西则分别因为丰富的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见长。
（二）制度活力决定弹性
金融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其力量的消长不仅取决于实力的大小，更取决于机制的活力。因此，观察金融海啸后金融版图的变化，必须观察世界各国制度活力有无变化。
美国作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金融风暴中充分体现了其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虽然这主要得益于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外汇储备货币提供者的地位，但同样得益于美国国内较为完备的危机救助机制和风险化解能力。
中国在本次金融危机后反应可谓及时，推出四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但表现得太君子，资源价格大跌时没有及时抄底，四万亿计划在一定意义上助推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复苏，作为加工业的大国和资源的相对穷国，中国的资源采购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这可能是当时推出计划时始料未及的。中国在2008年10月启动的与贸易伙伴的货币互换行动，是近年来最为积极的金融国际化创新，虽然其规模相对于中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还显得微不足道，而且这些签约者也还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但也显示了中国货币版图的扩张，这种扩张也体现在中国在IMF中份额的上升。
欧洲和日本在本次危机治理中与美国同进退，在利率政策、货币数量政策上都表现了较大的灵活性，其中英国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最具弹性，英国金融体系虽然在本次危机中受到重创，但其富有弹性的制度会大大减轻受到的伤害，甚至有可能提高英国在欧洲以至整个世界的话语权。
（三）市场深度和宽度决定发展空间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产业级次丰富，市场体制基本完备，经济成长性突出，而且与外部市场有较为充分的信息和资源交换，这使得中国经济体具有较强的货币承载能力。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中国的衍生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投资在已经发生的危机中受到的损失虽然总量不小但比重不大，仍然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但中国的外部金融存在由于主要体现为持有的美元资产，则随着美国金融救助规模的扩大而实际购买力受到影响。
美国是金融创新最为丰富的国家，甚至在危机治理过程中，美国也不断在进行金融市场的修正和创新。次贷危机使美国的金融业受到重创，但同时也使美国的金融体系找到自我完善的理由和思路。危机提高了美国的失业率，从而使美国本土的实体经济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出现表明美国在用实体经济的重新增长弥补金融业调整产生的市场缺口。从美国对新的产业方向的积极探索和对世界气候变化的超过以往的热衷看，世界的低碳交易市场中美国又要起到主导作用。
欧洲和日本由于实体产业的外移，本土服务业主导的构局已经相对固化，其经济的复苏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对话语权和经济行为准则的把持。
金砖四国中中国之外的另外三国，作为大国经济体，本身都有较大的市场容量，俄罗斯产业基础雄厚，资源占有丰富，并与中国存在产业互补关系和地理上的相邻位置，在中国市场深化和经济成长中，俄罗斯可能是金融资源积累最为迅速的国家。
（四）技术水平决定发展潜力
如果说早期的工业革命是为金融资源的积累提供了财富的源泉，最近50年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则为金融市场的深化提供了最直接的工具。最近十年，电子信息技术与金融产品定价模型技术结合和交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金融产品的投资越来越技巧化和投机化，并以金融海啸的形式完成对这种趋势的社会化否定。
美国加州因互联网而兴起的硅谷，现在成了寻找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实验场，世界各国纷纷在碳汇技术、核能和平利用、新能源技术、新型环保技术和生物科技方面投下重金，表明人类社会在技术发展的大方向上已经找到共识。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技术储备已很充分的国家，危机后的技术调整和方向选择较为容易，这些国家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也意味着它们把关注的重点重新转向了实体经济，这既有解决国内就业不足的现实压力，也是为一些新的技术的产业化减少国内的竞争压力和扩大市场空间。美国资本市场导向的直接融资市场是风险资本进行技术创新的乐土，从而技术的变革也会为美国的金融业带来新的机会和活力，并大大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欧洲由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和欧元的仅次于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也会在新的技术变迁中占到先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产业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国内金融业也基本形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互补充的构局，在这次全球性技术革命中虽然稍显落后，但经济实力与市场空间决定了中国具有极强的后发优势。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相关理论与技术准备已有基础，全球推动低碳经济的政治架构也已基本形成，产业技术创新型金融将取代危机前的交易型金融创新而成为主流形式。
（五）资源禀赋决定博弈地位
促动经济发展过程的相关要素都是资源，如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制度资源、金融资源、市场资源，但在这些经济资源中有一个是较为原初的资源，即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需要其他资源的配置，特别是技术和市场。在世界各国中，资源丰富但贫穷落后的国家并不少见，甚至丰富的资源还给自己带来持久的战乱，伊拉克就是一个典型。各种资源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存在替代效应。中国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不足，中国占有优势的自然资源如稀土则缺少产业组织制度的有效保障而没有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与战略优势。
金融危机后由于西方国家大多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等量的自然资源对应的货币总量增多，特别是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使资源型国家特别是资源大国如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和巴西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升，相关国家的货币也升值明显。从短期看，这些国家因有实物资源作保障，其货币有向美元超出经济实力的部分提出挑战的倾向。但是，由于技术进步对传统资源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特别是化石类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很多具有污染与高碳排放特性，这种博弈地位的变化如果没有其他经济资源的补充和加强，其自然资源依赖并不一定长久。
二、金融海啸后全球金融的新特点
（一）美元的权威地位受到强烈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规则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美元的强势货币和世界货币的地位，并通过美国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对联合国的主导得以体现，这种状况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对美元发行的放水而受到普遍的批评，并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但由于紧随其后的金融管制放松和不断增强的金融创新，特别是20世纪后期全球计划经济体包括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为美元拓展了新的市场空间，美元的地位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9.11”事件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意味，这种非传统的恐怖活动打破了美国最安全的神话，并且表明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已经与其他文明发生了难以协调的冲突。伊朗准备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结算货币，这是与美国文化冲突的力量对西方货币力量的一种分化。沙特阿拉伯最近宣布从2010年起的石油出口结算放弃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改以一篮子货币计价，更是意味着石油美元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南美各国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新的当权者主张用南美本地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南美8国的结算和交易货币，则表明在美国的近邻也出现了挑战美元的力量。
美元的地位也会因为美国政治经济地位的走弱而相应走弱。这种情况在戴高乐时代法国人对美元放水的不满时就播下了种子，在日本和德国经济崛起时就有了现实的力量，在欧盟成立和欧元产生以后就有了有实力的竞争者，在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并让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和其他新兴国家买单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2]但是，这种变化也并不会像一些人所预期的，美元会彻底失去其全世界储藏货币、结算货币、交易货币、计价货币的资格。由于美国的金融体系会调整，全世界已经形成的货币格局会有路径依赖，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能力仍然会起作用，美元地位的调整只会是为其他货币的崛起让出一点空间。10年之后，美元占世界货币的比重可能会从现在的63%左右降到50%附近，世界货币格局将出现多极化的雏形，但以美元为主，几种主要货币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状态在相当长的时期都不会发生变化。
（二）国家干预性金融成为主导型金融形式
金融风暴发生之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各国，纷纷采取国家注资、担保、提供流动性支持，实行低利率政策等方式干预金融市场和拯救金融机构，出现了人们所说的金融国有化的趋向，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还是会持续较长时间呢？
金融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工具和系统，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别是作为金融主要载体的货币，体现国家的威权，所以，当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时候，通常都意味着经济体系已经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这个时候依靠经济体系的自我修复时间会特别长，社会成本也会特别高，而且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各自处于不同的利益地位，其自我调整的结果很可能是增加经济的失衡，偏离公平的目标。公众授权的民选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器，虽然也可能存在小团体的利益，但受制于制度的约束和公众的监督，在实施危机救助时，通常更能代表公众和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从而超脱于各经济主体之上。这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性原因。
此外，财政和货币政策通常是政府常用的经济手段，可以通行于各个经济领域，财政政策可以将公众的过往积累和未来收益用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可以调节不同社会阶层的分配关系，可以用于较长期的经济治理；货币政策则可以通过参数调节和数量调节引导当期的资源配置，实现预定的经济目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还可以通过国际协调采取相对统一的经济政策，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
以上两个方面都在这次危机治理中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在国际协调中G20机制从以前的一个信息沟通论坛演变为国际协调的重要机制，并通过对IMF资本金安排和投向的影响而对既往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行调整。新的世界金融体系必须在深刻反思本次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在对金融体系进行合理监管的基础上，在世界各国充分协调的背景下重建，显然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无法替代。
（三）金融业的高薪状况将受到限制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民众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人员的高薪状况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在危机后产业和技术将得到更多的关注，金融服务的普遍性将高于金融交易的复杂性，金融行业的进入壁垒也会减少与其他行业的差别，这是因为多层次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多类别金融服务的开展，以及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的更充分展开。中国消费信贷公司的立法已经完成并进入实施阶段，小额信贷公司正在成为民间信贷从地下转向阳光下的新的途径，乡村银行则正在成为将货币化程度最低的传统区域纳入到现代金融服务网络。金融服务的普遍化本身就可以消除金融行业的自利倾向和神秘感，出现利润平均化趋势，这也有利于社会高端人力资源向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行业配置，实现行业间的均衡发展。
（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将成为国际金融的重要形式
金融危机之后，各主要国家的央行为了应对危机采取了很多一致行动，美联储与西方主要国家央行为了向市场注资并保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多次进行大规模的货币互换。中国中央银行为了保证贸易汇率的稳定性，也与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白俄罗斯、阿根廷、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地区）进行了接近1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与俄罗斯和巴西也就货币与贸易合作达成多项协议，其中与俄罗斯在多个贸易项下商定互以对方货币结算，实际上也形成了货币互换。在南美洲和非洲，多国金融合作的局面也已形成。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盟开启了10+1合作，亚洲金融危机后10+3合作、中日韩合作和东亚峰会也相继启动。最近在泰国召开的东亚各国领导人会议决定，各国出资1200亿美元形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其中中国出资250亿美元，这就表明东亚经济合作有了新的进展，新的金融合作还会进一步展开。
（五）多极化货币体系将孕育一批区域超主权货币
欧元在新世纪初启动以来，虽经动荡，仍然保持了币值的稳定，并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次金融海啸的发生，一方面表现出主权国家联盟的应变能力不如独立国家，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这种国家联盟特别是超主权货币的承受力。欧盟和欧元都在这次危机中受到考验，总体来看，超主权货币已经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并对保证相关国家的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伦敦峰会召开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提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为基础组建超主权国家货币，引起世界各国的热议，表现出新兴经济体对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愿望。虽然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形成世界性的超主权国家货币尚需时日，但欧元将近10年的运行史表明，区域超主权货币是可行的，而且也有助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多极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
事实上，目前世界上除欧元外，区域性单一货币还包括西非经济货币联盟8个成员国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6个成员国使用的“中非金融合作法郎”。此外，亚洲、南美和中东产油国等关于建立区域统一货币的构想也在不断催生和发展。自2008年10月开始，巴西与阿根廷两国间的贸易将启用双方的货币雷亚尔和比索代替美元结算。这是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等7个国家在2007年12月决定成立南方银行后，南美国家向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东亚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有成立亚元的呼声，美元的持续贬值使东亚各国通过建立巨额美元储备规避经济风险的做法受到严重损失，并进一步在经济上寻求共同利益。区域内中日韩三国经济实力最强，其中日元已是世界储备货币之一，中国则与日本的经济规模不相上下，并与日本位列世界外汇储备的第一和第二位。如果形成区域货币，日本和中国在东亚区域货币中的作用将类似于德国和法国在欧元形成中的作用。尽管形成共同货币的道路还很长，但更紧密的货币和经济合作则是明朗的。[3]
（六）黄金将在世界货币格局转变中充当重要角色
在世界金融格局大变化的过程中，兼具金融与资源属性的黄金将发挥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元的信用度和市场份额将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而超主权货币的出现也可能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货币将出现春秋战国时代，在各种货币之间，最能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就是具有深厚金融文化积淀并在发达国家具有较多储备的黄金。黄金在这个历史阶段将充当世界货币“锚”的角色，各国央行都会相机增加货币储备中的黄金比重，以增强其在世界货币市场的话语权。由于世界上黄金总量有限而且民间用金量有限，当金价上涨到远超其开采价值之后，其他贵金属包括白银也有可能加入到世界准货币的行列。当世界金融格局基本稳定之后，黄金的重要地位将慢慢淡出。
三、世界金融版图变化中的中国角色
（一）中国国有银行上市前的大规模注资和随后的上市是危机中中国银行业市值稳定的根本原因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银行业由于经营不善，资产质量恶化，事实上已经濒临破产，先后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剥离了大约1.6万亿元的不良资产，通过发行特别金融债券和注资，四家银行的资产质量得以发生改变，再通过股改前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前融资，银行资本金得到充实，这使中国银行业无意中占了先机。中国银行业的无形资产包含了中国财政的隐性担保和中国市场的巨大网络和规模，由于之前没有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发现机制，海外战略投资者得以在上市融资前低价入股，并在上市后高价变现，这种市场价值型利益输送，其总值高达上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以如此高的经济成本换来本次危机中的相对安全或不大的损失，只能说聊以自慰。
（二）中国经济30年来的强劲增长是中国金融业实力增强的宏观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货币化，使得民间金融力量和政府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加，储蓄类资产增长幅度很快，从而为中国金融业提供了极为充分的资金流。中国的社会储蓄总量已达58万亿元，银行业资产总量则达70多万亿元，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已位居世界第三，即使经历了本次金融危机，2009年前3季度的GDP增长仍然达到7.7%，全年有望超过8%，这样的经济增长和储蓄补充，是中国金融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
（三）中国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和相对落后的融资结构形成了对本次危机的免疫力
中国金融业的业态主要是传统的业态，创新少，杠杆率也就较西方发达国家的低，银行主要靠利差，保险主要靠险资规模和赔付比率，证券主要靠经纪收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金融业的市场准入至今并未真正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的规模有限，经营仍未形成盈利效应。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多次出现乱局，最后都靠整顿清理，几年前信托业的清理、证券业的全行业亏损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中国中投公司的海外投资巨亏，中国银行业出海QDII溃不成军，中国中信证券差点在美国贝尔斯登破产前高价入股，都表明中国金融业现时的好运气更多来自偶然，如果走向更加开放的世界金融市场还有很多的不适应。
（四）中国上市银行市值上升其实是一种日本现象
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规模和社会储蓄率的居高不下，特别是庞大的外贸规模，推动了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的扩张。这就如同战后日本经过30多年的重化工业化和贸易立国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其银行业资产在世界上排到前列一样。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类似日本但比日本更甚，因为日本金融业以法人持股或财团持股为主，而中国则是国家直接持股，国家财力的增强可以直接体现在金融业特别是银行的资产规模上。而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的立足点并不是大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在美国建国之初甚至把大银行作为限制的对象以促进竞争，美国除了有高盛、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这样的规模巨大的银行，还有成千上万家规模不等、业务各异、分布极为分散的中小型银行和贷款经纪公司等金融中介，这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努力的方向。如果做一个比喻，中国金融是主动脉发达而小血管较弱，美国则是主动脉、小血管和毛细血管都很发达，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这是美国先进技术不断产业化，中小企业不断成长为大企业的金融环境。在中国市场化和货币化的过程中，中小企业也在呼唤这样的环境，但正规融资不畅而非正规融资大行其道，由此导致的权钱交易和政商勾结，则毒化了社会风气，并使众多民营企业的成长，都难以摆脱原罪的渊薮。
四、结论
第一，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版图会发生一些变化，美元的地位会有所下降，资源大国的资源型货币地位会有所上升，但美元主导世界主要货币、美国主导世界金融体系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在应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美国由于既有的金融地位、充足的技术储备和创新机制，会在世界金融中处于主导地位。
第二，国家干预金融将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成为潮流，市场交易型金融创新将会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其规模会有所收缩，但产业创新型金融将会得到更多的发展，并成为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第三，双边和多边的经济金融合作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中的重要形式，一些超主权货币将在这种合作中得到孕育，但形成超主权全球货币的道路仍很长。
第四，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的金融和货币地位会有所提升，但由于这四国经济规模大而不强，相互间也存在一定的竞争，无法撼动美国的货币霸权地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容易诱发类似当年日本的盲目自信，并成为发达国家集中攻击的对手。所以虚心向内，切实注重经济内在结构的完善和质量的提高，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第五，黄金在世界金融调整期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需要加强黄金的生产和收藏，并作为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太大，集中采购黄金会对世界黄金市场产生重要冲击，黄金战略必须与中国的资源战略协调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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