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彦华[1]2004年在《晋阳在东魏北齐时霸府和别都地位探索》文中研究说明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战乱纷争的年代，以军带政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时期，山西及其州治晋阳，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尤其是东魏北齐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晋阳也因此被称为“霸府”和“别都”。本文即在考察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形成的背景和过程的基础上，来探讨形成晋阳这种独特地位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叁大部分。 绪论部分就国内外学术界对晋阳的研究状况及本文的思路作了简要的介绍。 正文分四个部分对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作了考察与分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晋阳霸府和别都的形成过程。第二部分对晋阳霸府和别都的体制做了详细的介绍。第叁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分别从地理位置、军事力量等几个方面对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刻的探讨。第四部分从齐周对峙结果的认识出发，对晋阳霸府和别都地位奠定的影响和意义作总体概述。 论文最后得出结论：晋阳在东魏北齐时期已经逐渐由原来单纯的军事重镇，发展成为当时实际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城市。这种格局的奠定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原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崔彦华[2]2004年在《晋阳在东魏北齐时的霸府和别都地位》文中研究表明晋 阳 在东 魏 北 齐时 期 以 其 优越 的 地 理 条件 及 六 镇 鲜卑 实 力 所 在,又 以不 断 扩 大 的民 族 交 流 中心 区 域 优势和 繁 荣的 经贸 活 动等 条件 ,成 为当 时 的霸 府和 别 都,对中 国历 史 发展 和中 华 民族 的形 成 具有 重要 影 响。
成鹏强[3]2017年在《山西东魏北齐时期军事地理研究》文中认为“后叁国”时期的山西地区主要为东魏北齐所辖,其建立者高欢继承北魏在关东地区的衣钵,占有今山西、河北、山东全境以及河南、安徽、江苏等部分区域,高欢将晋阳作为霸府所在地,山西是它的政治、军事重心所在。山西地区接近内蒙古高原与关中平原,北受柔然、突厥的威胁,西临西魏北周的侵吞。所以,山西地区在东魏北齐时期军事地位显着,对于这个时期山西地区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研究便极为重要。山西地区被东魏北齐重点经营,东魏北齐的统治者将山西的地形地势、山川险要、交通要害、军事重镇等地理环境加以开发利用,并筑城修堡,建造长城,构筑军事防线。本文研究的山西东魏北齐时期军事地理,旨在分析当今山西辖域内的军事地理在东魏北齐时期的原貌及其利用。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山西地理形势与军事地理环境,山西的天然形势使得这块地区成为高氏属意之地,并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游牧民族的交锋当中体现着重要的军事地理价值。第二部分研究今山西地区在东魏北齐时的军事构成与管理,将东魏北齐的军事策略置于时空环境下进行分析,其将领的军事地理思想、步骑兵在山西地区作战中的应用以及东魏北齐重北轻南的国策、晋阳的军事重心地位也都彰显着山西军事地理的作用。第叁部分主要研究山西东魏北齐时期的山川险要、军事重镇及其所筑长城,在空间的视角下对军事活动进行研究。第四部分将东魏北齐的军事交锋分为南北两线,以典型战例分析交战双方战前的态势、交战的进程以及交战的结果,在时间的线索中对军事空间进行观察研究。山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是东魏北齐统治者的核心地区。本文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观察山西在这个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复原山西东魏北齐时期的军事地理环境,从而也能为当今山西军事地理的利用提供一定的借鉴,展现历史地理学经世致用的作用。
武亨伟[4]2018年在《汾涑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汾涑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城市较早形成的主要区域。在历史时期,流域内的城市从形成到逐渐发展,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变化。本文主要对春秋至宋元时期流域内城市的形成与演变截取不同的时间剖面进行详尽的复原。同时,汾涑流域内中心城市的变动多体现在政治地位的升降上,本文亦对不同时期中心城市的变动及其内部结构等问题进行复原。总体来讲,本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对春秋晋国时期汾涑流域内的都城和城邑进行研究。对晋国都城的研究主要针对翼、绛与曲沃展开。翼、绛并非一地,翼都可能在苇沟—北寿城;曲沃桓叔所封之古曲沃在今闻喜一带,不在今曲沃,但随着晋国小宗势力的不断扩张,古曲沃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展至今曲沃一带。自曲沃代翼以后,历代晋公大多归葬于曲沃,曲沃也是晋国宗庙之所在,因此完全可以看做是晋国之“圣都”;曲沃不仅担负着重要的宗教祭祀职能,而且还是晋国控制涑水河流域的前沿阵地。晋都新田遗址由品字形宫城、四座卿城、祭祀遗址、手工作坊遗址及多处墓地组成,其城市布局主要有叁个特点,即1.宫城”+“郭区”的总体布局;2.存在明显的功能分区;3.东西对立的分布格局。春秋时期汾涑河流域内的城邑最初集中分布于汾河下游地区,涑水河流域也集中了大量城邑,但随着晋国疆域的扩张,汾河中游地区的城邑也逐渐增加。从城邑体系来看,曲沃代翼后流域内逐渐形成了以“绛—曲沃”为中心的城邑体系,到了晋国晚期,“晋阳—平阳—安邑”的崛起取代了绛和曲沃,成为流域内新的中心城市。第二章对战国至西晋时期汾涑河流域内城市的数量及其分布进行考察。从城市的数量来看,其变化不大,一直稳定在27-30之间;从城市的区域分布来看,汾河中游地区一直是城市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而汾河下游和涑水河流域内的城市则较为分散,其原因与不同亚区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有关。这一时期的城市多集中分布于汾涑流域河谷地带,但大多沿支流分布。西汉时期的城市出现了多种职能,如经济管理型、经济都会以及祭祀型城市等。平阳在秦汉时期虽仅为一普通县治,但其是河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曹魏以后,平阳成为郡级治所城市,因此汾涑流域内在汉晋时期,城市一直以“晋阳—平阳—安邑”为核心城市。前汉时平阳经历了较快的发展,前汉在平阳大肆营建,但从总体来看,其城市建设过模仿长安、洛阳等中原都城,少有创建,这也是游牧部族进入中原以后,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在城市建设中的表现。第叁章对北魏至北周时期的城市进行探讨。北魏是继战国以后城市发展的又一个关键阶段,不仅城市数量较汉晋时期有所增加,而且不同亚区内城市的分布也较前代不同,汾河下游地区城市增加最快,超过汾河中游地区成为流域内城市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从而也改变了汾河中游和下游的数量比重。而从城市的更新模式来看,汾河下游地区以新增城市为主,而汾河中游地区则多废弃汉代城址,另择新址为主。从城市的地理分布来看,部分城市出现了向汾河主干汇聚的趋势。周齐时期,汾涑流域内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但总体上仍延续了北魏时期的基本格局。北魏末期侨置于汾涑流域的侨州郡县主要分布于汾河中游的寿阳、汾阳和介休一带,这是出于这些地区人口较少,而且北魏政府希望藉此防范山胡势力的入侵;而在汾河下游地区则主要分布在平阳一带,这主要是由于该地自然条件较好,便于侨民恢复生产。蒲坂在这一时期取代安邑成为涑水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其城市地位上升的原因是由于潼关的崛起,从而使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互配合的防御体系,而安邑僻处于盐池以东,交通相对不便,因此城市地位下降。蒲坂在北魏时逐渐由军城转变为郡治城市,其城市职能有所转变,并最终为其在唐代成为中都奠定了基础。第四章对隋唐时期汾涑河流域的城市进行分析。隋唐时期,在北魏基础上城市数量又有所增加,到唐代时达到顶峰。而且随着城址的不断移动和城市数量的增加,西汉时期的城址在流域内的比重逐渐降低。隋唐时期的大多数新增城市集中于汾河流域两侧的山地地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流域内地理分布。唐代汾涑河流域内的城市体系呈现以“太原—蒲州”为中心的州郡县叁级城市体系。唐代太原在北齐基础上城市规模大大扩展,其城市呈现“叁城并立,汾水贯中”的形态。整个太原城防御坚固,建设雄伟,城内除叁座宫城外,还分布有多座寺观。西山地区是太原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童子寺等石窟寺的建设大大拓展了太原城市的空间。唐代太原对西山的开发还表现在对晋水的利用上,不仅西城赖晋水而生,就连东城的日常引水等也依赖晋水。第五章对宋元时期汾涑河流域城市的演变予以考察。宋元时期承袭唐代城市的基本格局,变化不大。城市的增设与省废主要出于军事形势和人口数量的变化,城址的迁移也与加强军事防御或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宋元时期平阳在国家都城东移北迁,以及金元军队数次南下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上升,其不仅是这一时期晋西南地区的高层政区治所,同时也是山西乃至北方地区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平阳城市地位的上升,汾涑流域内的城市体系转变为以“太原——平阳”为核心。
何菼[5]2014年在《北齐服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齐一朝历时短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似乎很不起眼,但在服饰史上却处于重要地位,是中国服饰由“上衣下裳”制向“上衣下裤”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山西作为北齐统治下的重要地区,又是别都晋阳的所在地,多种文明在此融合发展,开创出独具特色的北齐晋阳文化,其中服饰文化也深受影响,既有北齐服饰的共同特征,又表现出山西服饰所独有的特点。本文在搜集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先对北齐社会概况以及北齐统治下的山西进行了解；其次从制度和图像学两个层面分别进行研究,按人物性别不同从各个阶层对北齐服饰制度进行总结,充分利用山西墓葬出土的北齐壁画和陶俑等图像资料,对北齐山西服饰作一归纳与整理；在此基础上,再总结出北齐山西服饰的种类、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再现当时服饰文化面貌,进而分析其对当时社会以及之后各朝代尤其是隋唐服饰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晋阳在东魏北齐时霸府和别都地位探索[D]. 崔彦华. 山西大学. 2004
[2]. 晋阳在东魏北齐时的霸府和别都地位[J]. 崔彦华. 晋阳学刊. 2004
[3]. 山西东魏北齐时期军事地理研究[D]. 成鹏强. 西北大学. 2017
[4]. 汾涑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D]. 武亨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5]. 北齐服饰研究[D]. 何菼. 西北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