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新论——由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联想到“两个务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全会论文,二中论文,十六大精神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3-0010-06
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即率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当年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重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带领全国人民扎扎实实地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七届二中全会距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全党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会感到特别亲切，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我们会觉得其中有许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并对它作出新的思考与阐释。结合对十六大精神的学习贯彻，本文试图对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作些新的探讨。
一
在对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作出新的探讨之前，我们对这次关系到能否抓住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大发展机遇，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重要会议的历史背景作较为深入的分析与了解，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我们从全会召开的大背景来分析。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夏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短短的6年中，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即背负着拯救国家与中华民族之重任，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最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共产党人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但大革命失败并没有使共产党人屈服。相反，他们举行了100多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这些起义由于受“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的指导而归于失败。然而，共产党人屡败屡战，愈挫愈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武装起义失败后，冷静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大胆决策，终于在1927年10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了。如果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算起至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其间，共产党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下，领导革命斗争达22年之久。
其次，我们就全会召开的中期背景来看，自1935年遵义会议起至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14年中，可以说，中国革命是排除万难，争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后，在党与革命面临生死攸关的危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解决了当时对党与红军来说是两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即军事问题与组织问题。随后，红军战胜千难万险，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三军会师，在陕北又重建了革命的大本营。此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逼进，共产党又首倡全民族的联合抗战。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经过全民族的共同奋斗，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既存在有利于中国革命，同时也存在不利于革命的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大。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它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
我们再从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近背景来作些分析。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较量。国民党要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前途，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使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下。而中国共产党决心要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将抗战胜利的天下变成人民的天下，在中国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国民党蒋介石为达到目的，玩弄反人民的两手策略，一面施展“和平”阴谋，一面则武力挑衅，准备内战。最后，国民党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内战。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共产党人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在国民党军队挑起全面内战后，共产党组织解放区军民，相继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就是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解放军即将转入战略反攻之际，1947年5月至1948年5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先后抵达西柏坡。到1949年3月初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在这段时间里，西柏坡成了共产党进入北京、解放全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显然，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革命正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
大略地回顾一下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背景，时跨20多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冲突重重险阻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对其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作出认真的总结。本文认为，其中关键的有以下几条：一是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党终于有了自己可以完全信赖的领袖，完全改变了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的十多年中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极不稳定，政治思想不够成熟的局面。二是在2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终于有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三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谋幸福，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坚决拥护。四是在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所形成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这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考虑是严峻的，成绩是巨大的，经验是宝贵的，头脑是清醒的。党对要完成的任务也是明确的，即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并着手建设新中国。
二
重温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背景，考察那段不平常的历史，重新阐释这次全会的基本精神，在学习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的今天，我们会有哪些新的认识，对这次全会精神作出哪些新的概括与论述呢？
（一）与时俱进的进取意识
如前所述，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革命下一步该如何走？对此，毛泽东曾在1939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1页。）他还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第343～344页。）显而易见，中国革命的下一步，即将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就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究竟如何完成革命转变呢？毛泽东在这次全会所作的报告体现了对完成革命转变所提出的清晰思路，这种工作思路集中表现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全会明确指出：“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的劳动人民，执行了这个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从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了乡村的时期。”（注：《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4页。）
李富春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以《贯彻二中全会的路线，贯彻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为题向党的干部发表演说，他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的与时俱进的工作思路，他说：“全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建设时期，我们全党将面临一个更伟大更光荣的任务，在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新中国的任务。”他重申了毛泽东在全会报告的重要观点，即“在目前全国胜利形势下，全党的工作应该有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城市来领导乡村，城乡兼顾，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工人与农民要结成巩固的联盟。党在城市工作中，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讲行”（注：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1册，第250页。）。李富春的讲演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工作思路是明确的，战略决策是果断与英明的。
紧随中国革命的前进步伐，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将主要任务由组织革命战争转到组织开展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适时地转变自己的工作重心，适时地转换自己的工作环境，适时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手段，这体现的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进取意识。
（二）抓住机遇，面向未来，高瞻远瞩的革命胆识与气魄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内形势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对中国革命发展极为有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就是一种于革命发展非常有利的机遇。到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经过3年的英勇斗争，已经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00多万。之后，又乘势向南方和西北，“执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最后肃清残余的敌人，已经为期不远了”（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1册，第250页。）。中国革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的确“具有伟大国际意义”。但是，也要看到，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国大陆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国民党尚存近200万军队在负隅顽抗，还有大批反动势力企图阻挠革命向纵深发展，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与建立全国的政权。对眼前的工作斗争局面，共产党的思想认识是非常清楚的。毛泽东集全党智慧之大成，他明确指出：全党“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54页。）总的来说，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而言，当时，形势大好，机遇难得。形势的发展对革命有利而大大不利于反动势力。只有抓住这个时机，充分利用这个时机，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超党的甚至是跨越式的发展。若看不到这种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时机，坐失良机，不但发展不了革命，而且，取得的革命成果也将丧失。
历史雄辩地证明，七届二中全会紧紧抓住了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在抓住机遇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以超党的革命胆识与气魄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还豪情满怀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667页。）抓住机遇，面向未来，以高瞻远瞩的革命胆识与气魄提出自己的发展目标，这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
（三）积极、务实的工作与学习态度
为了顺应工作重心的转移，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七届二中全会采取了一种积极、务实的工作与学习态度。具体来说，第一，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灭，残余部队尚存在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大陆的完全解放，全会适时地提出了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等三种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全会分析说，目前，用战斗解放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准备的，决不能松懈战斗意志。同时，又要注意用和平改编以及暂时保留等待改编的方式去解决敌人。实践证明，以实际出发而采取的这三种解决残余敌人的方式是成功的。第二，全会提出，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须是一支工作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需要准备大批干部去建立革命政权，巩固革命成果，准备把210万解放军全部就地化为工作队，去学习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根据形势的变化与实际工作的需要，对人民军队提出新的工作任务与要求，无疑是一种积极、务实的态度。全会还号召全党同志要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与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这种态度也是积极、务实的。第三，针对当时南方与北方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也是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态度。全会分析说，南方和北方的情况不同，工作任务也须有所区别。南方仍处在国统区，我军要迅速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北方，中心任务则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第四，全会对基本国情的分析与采取相适应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是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657～658页。）从这一基本的国情出发，毛泽东阐明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理论问题，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既反‘左’，又反右，处处闪烁着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如何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6页。）。毛泽东所提出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基本点是：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纲领，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生产力。利用、限制和改造是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我们还必须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占有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从以上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基本点来看，都是积极、务实的。第五，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及时地改变组织形式，这也是一种务实的工作态度。李富春在学习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讲话中指出：“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与新的任务，不仅工作作风要改变，组织形式也要改变的，今天我们正准备重新确定编制，重新确定工作与生活制度，这不是从过去在农村中的精兵简政的观点出发的，也不是简单地照原有组织机构减少几个人，也不是单纯从节省财政开支出发。而最主要的是情况、任务变化了，组织形式要与其适应，要随之改变。”他还强调：“我们的任何组织机构决不要宠大，不要层次太多，不要人浮于事，以至变成官僚主义的机构与作风而不自觉。”（注：《中共党史教学参与资料》第11册，第253页。）由此可见，组织机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实际的工作情况变了。为了完成各项艰苦任务，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全会还号召全党同志要加强学习，“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要多读马列的书，要注意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把党委的领导工作进一步提高”（注：何虎生：《毛泽东初进中南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2页。）。从上可知，七届二中全会根据工作重心的转移所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积极、务实的。
（四）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
革命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即将转移，奋斗目标已经明确，工作方针已经确立，究竟如何使全党同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新的革命与建设高潮的到来呢？在这一点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究竟依靠谁？在解决阶级路线的问题上，当时党内有的同志提出要依靠贫民群众，有的同志认为进城后主要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指出，这些提法都是糊涂思想。刘少奇明确指出，管理城市，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为此，要使我们生活有保障，要加强教育，要组织工人，与工人群众结合起来（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2页。）通过热烈讨论，全会提出正确的做法应是：“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守中立。”（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1949年3月13日）这一提法就克服了党内存在的糊涂认识，解决了党在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问题。其二，在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如何对待党外人士的问题上，全会认为，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中，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问题。全会指出，为了现实我们的工作目标，“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和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注意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新中国，对这一点，中央领导集体头脑冷静，态度明确。其三，在对待革命转变与弄清即将成立的国家政权性质问题上，全会也是非常明确的。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可以和平解决的。但“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他还说，“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59～285页。）。可见，全会对以上诸多问题的认识是极其清醒的。
（五）发扬“两个务必”的工作作风
为了接受执政以后新的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与宗旨，为了解决历史性的新课题，把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防止出现贪图享受、骄傲自满、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致息的危险，七届二中全会特别指出：革命的胜利“只是一出长剧中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党内一些同志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但进城后，他们有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被不拿枪的敌人所征服。”“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了使全党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全会号召，务必使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提出就为全党同志顺利地完成工作重心转移，积极开展经济建设，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提供了思想上的有力武器。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具有与时俱进的进取意识，能抓住机遇，具有超常的革命胆识与气魄，以及具有积极、务实的工作态度，又在胜利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发扬了“两个务必”的工作作风，因此，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历史意义深远，尤其是它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思想与理论指导作用。
三
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到十六大，50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在全国掀起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热潮之际，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与时俱进，抓实、抓牢发展机遇。
七届二中全会与时俱进，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并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十六大纵览全局，看准21世纪头一二十年我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作出的历史抉择。与时俱进，抓住、抓牢发展机遇，今天特别强调它，自有它新的深刻内涵。在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之后，新的世纪中国人民又有了新的期盼：新世纪的头2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两番，过上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实现宏伟的目标，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们能否按“三个代表”的要求，真正抓住、抓实20年中的种种发展机遇。我们有了各种有利于加快发展的可能性，就要充分利用，并针对此机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将机遇带来的各种可能性迅速转化为现实。1992年初邓小平曾指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转引自屈伸：《牢记“两个务必”坚持艰苦奋斗》，《瞭望》2002年第51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壮大自己，这就是硬道理。
（二）务实求新，因地制宜，依据十六大精神，提出自己工作的新思路，开创各自工作的新局面。
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党的工作要讲究务实、创新。李富春在东北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贯穿了务实求新的精神。他反复强调只有扎扎实实地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创造出新的工作业绩，才能加快新中国的建设步伐。十六大闭幕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在认真学习十六大精神。如何贯彻落实呢？要看到中国地大，人口多，地区之间，就是一个省内各地之间的发展条件也差异甚大。因此，他们在规划自己奔小康的行动目标时，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实事求是，切莫蛮干。一味地空喊口号，热热闹闹走过场，或不顾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而乱提发展目标，这不但办不成事，反而会把事情办坏。各级领导都要走下去，认真调查，要坐下来，认真研究；要有实干精神，有自己改革的新举措，要下气力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才能开创各自工作的新局面。
（三）要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改革意识、大局意识、发展意识。
七届二中全会后，新中国的建立，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都是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现的、完成的。同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人民群众的大事要靠党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才能干成。2003年是宣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年。各级党的组织、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丰富多彩、又能为老百姓所接受的方式把十六大精神传达到人民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的聪明才智发挥了，群众的冲天干劲鼓起来了，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四）切实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牢记“两个务必”，坚持艰苦奋斗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后，我们党就以此为标准切实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对建国初期党内出现的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的处理，我们党决不心慈手软，坚决予以严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深知，不切实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不发扬“两个务必”，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与队伍建设，党的肌体不健康，革命和建设就要打败仗。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重而道远。牢记“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很有必要。胡锦涛在考察西柏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注：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光明日报》2003年1月3日。）这段话的确语重心长，意义重大。在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热潮中，全党同志更须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磨炼艰苦奋斗的意志，经常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居安思危，增强优患意识，克服贪图享受、浮夸浮躁、急功近利的思想，与全国人民一道实实在在抓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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