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视野中的市场与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野论文,危机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历史观视野下的市场
人们经常会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市场关系并非是最重要的。相反，“生产方式”占据了中心舞台，尽管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涉及到市场，但是人们宣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关注的重点是生产而不是交换。支持该观点的证据不胜枚举。我们并不打算抨击这种观点。但是，可以从其他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确实将“市场”本身作为分析对象，并提出了以市场活动为重要焦点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轮廓。他写道：
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①
第二个阶段是商品生产社会，其最高级形式是资本主义。第一个阶段所具有的特征（人的依附关系）在这里已不复存在，物的依赖被定义为对市场物质交换的依赖。在单调的经济关系下，剥削被强制实施。相比之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附的社会形态下，生产者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剥削必须通过超经济强制（extra-economic coercion）来实现。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提到第三阶段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两种形式下均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
在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表述中，隐含着两大主要转化，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市场”这一因素。第一个转化创造了市场，第二个转化使市场消亡。并且马克思明确地表示，他把这些转化看成是危机所致，或者说是危机打断。因此，尽管社会变迁可能以其他方式出现，但是危机的确意味着变化将要发生，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而马克思也非常关注对这一观点的阐释。然而，许多现代经济学家发现马克思所主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重视市场的力量，认为市场是交易双方自愿达成买卖合同的场所，市场可以提供灵活性，允许对社会计划进行重组与协调从而使市场参与方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并从中获益。这种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提出的（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的讨论）。市场参与各方虽然在利益上存在差别，但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即使出现矛盾，也可以通过市场的高效率而得到有效化解。香槟贸易（Doux-commerce）理论（即个人私利会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公共利益，类似于香槟那样甜。——译者注）问世于18世纪，后来该理论有了不少的追随者。通常非经济学家们把这视为反映了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不能对科学进行甄别，不注重显而易见的历史变化事实。这也许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毕竟，有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观点并非不同于经济学家。市场体系的确有效率，它激励着参与方携手合作，也使合作成为可能并具有吸引力。因此，当所有参与方均遵循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而行事时，要接受危机触发社会变革这一观点是困难的。但这恰恰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不朽生命力的伟大功绩之一，马克思由衷地佩服市场在协调工作以及提高生产率上所具有的能力，但同时，他也提供了论据以解释为什么市场的产生、运行以及对市场的超越都蕴涵着“危机”，即再生产过程中的严重中断，这些危机有时需要使用武力和暴力才能解决，即使它们是由经济因素所致。
二、第一次转型蕴涵的危机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从未像斯密那样将商业化描述为一个安静的过程。由于马克思的创作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进行的，并且马克思对那段自由激进的革命历史非常了解，因而马克思承认市场扩张是主导力量，但马克思强调了市场也会引发激烈的阶级斗争。大概是受了斯图亚特以及韦克菲尔德（Wakefield）的影响，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他对斯密的研究进行了推进，韦克菲尔德在19世纪30与40年代运用斯图亚特的思想对斯密的商业社会创建观点进行了批评，斯密认为，经济合作关系和经济结构重组促进了商业社会的建立。
斯密把过渡到商业社会的原因解释为城市贸易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附关系减弱。对“自我利益改善”的追求（其可通俗地表述为对“交往、以物易物和交易”的偏爱与追求）支配着所有的经济主体，所以，一旦市场交换成为可能，市场参与方都可以从交易中获益，“交换所带来的利益”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的效率性将使人们的行为发生改变。在农奴对封建领主人身依附关系被解除后，封建领主与农民们重新签订了合约，于是土地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国家机器成为维护和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工具。虽然意识到这是一段漫长的过程，但由于忽略了对细节的更详细考量，或者说是没有重视商业社会前的社会形态差别，因而斯密认为，发生的任何冲突确系高等贵族们不完全理性所致。看起来，从本质上讲，上述过程本身表示危机的发生是一种偶发事件，或者上述过程本身意味着危机是反映理性失败的或然事件。② 然而，即使接受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观点以及承认其所概括的人类行为的永恒本质，也还不足以证明此结论的合理性。马克思以及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详细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强调，有两个领域可能发生激烈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斯密对社会转型的论述一样，我们也将使用现代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方法对之作一概述。
首先，在人的依附关系社会形态下，政权和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是统一的，但凡要过渡到发达的市场经济，这种统一局面必定被打破。斯密认识到了分离的不可避免性，但并没有意识到其所暗含的意义。封建领主在解除了与农奴的关系后，并不能确定从依附关系转变为市场合同关系就能确保新的商业化生产关系的实行是适宜的，且其实施成本较为低廉。只有延续他们的政治主导地位才能提供这种保证。然而市场的发展恰恰是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城市资产阶级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城市资产阶级是与市场相结合的群体，但也没有必要支持最有利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交易规则。中央集权国家需要拥护者、税收收入和权力，使其有激励和能力提供最适合现代化地主需要的有效而简洁的执行规则。但驾驭政治谈判是困难的，不但是因为不断变化的环境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是因为在利益权衡上做出的取舍不大可能持续；不是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是可分割的，尤其是获得的政治上的支配地位。经济学家们认为商品的交易是通过签定合同为依据的，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是最优的选择。③ 但“权力”不是一种商品，这就完全排除了以格式合同的形式来达成交易的可能。首先，权力并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或纯粹的公共产品。权力也不属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混合产品。或许用赫希所发明的“地位产品”来称呼它最为恰当，“地位产品”适合于描述关系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因此积累实现互惠互赢的可能性被零和损益蒙上了阴影。第二，拥有权力并不总是可避免的，因为权力从不以孤立的形式存在，它总是与生产力相联系或融为一体，如果行为人拥有权力，不管是否怀有敌意，他们总会对其他人构成威胁。第三，渴望权力可能来自于这一事实，即权力是保证安全的前提条件。但是因为安全具有词典式排序的价值，它可以使对权力的需求完全无弹性，或者说至少是对获取它所花费的成本极其不敏感。④ 第四，权力的平衡与维持是可能的，但决定权力的基本因素并不透明，因而也没有明显的积聚原则。因此，有利于和平的条件也无法被精确地指出，以至于现有平衡的中断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平衡被打破以后要重新建立平衡也不容易。
所有这一切是国际关系理论学家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他们与经济学家一样赞同理性选择理论，但当将话题转向权力时，他们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产生了类似亚当诅咒般地激烈冲突。因此，同样的理性计算（工具理性）当用于不同商品空间时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并非所有的商品都具有同样的性能，适用于某一商品子集的计算结果实际上存在不能延续到这些被省略的商品集上的可能性。只有采用一个被截断的价值要素构成概念，在一个没有危机且决策者是理性和牟利的世界中，经济学家才能够推断合作将始终战胜暴力冲突。
其次，尽管市场关系允诺遵循互惠互利的原则，但市场关系并不意味着分配也能实现互惠互利。因此就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尤其是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之中。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由于经济行为人缺乏明确权属关系的资产，所以不具有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的有利条件。封建势力所拥有的权力并非来自法律制度，因此，对所有权的划定与调整是以假设经济主体能自主决策为前提的。相反，地方风俗和共有的资源是重要的。不能提供复杂的合同而要将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变成完全私有的形式，包括重新界定权利和重新分配财产。因此，不仅在收益的分配上，而且在资产的重构上都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市场的高效率无法克服这一冲突。即使市场体系明确预示着产出总额增加，从而构成了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在前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权势集团可能会阻止其执行，因为新的制度安排妨碍了他们获取至少相当于在生产率更低的制度下所获得的收入。也不可能达成协议，借此失败者可获得补偿因而能同意制度的变化。一旦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那些在分配中遭受损失的人们不能确保谈判得到重视，因此不愿意签订协议。所有这些考虑解释了为什么自由市场体系总是不会如斯密所谈到的那样自发地出现。事实上，任何从独裁统治转变为民主或任何包括改变“游戏规则”的结构变化存在完全相同的问题。这表明了最近罗伯特·巴洛提出的建议存在根本的缺陷，他表示，如果补偿南部奴隶主因废除奴隶制给他们造成的损失，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从奴隶主的角度来看，由于没有可执行的替代合同，因此他们不愿意废除奴隶制。⑤
上述两种可能引爆危机的潜在因素符合斯密对人类的动机和市场活动的看法，马克思对危机的分析并不总是需要做出与之相反的解释。马克思的观点可被归为扩展的斯密主义，突出反映了被斯密所忽视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国富论》中，斯密也承认重商主义实践是作为对自由市场上“交往、以物易物和交易”的一个替代做法，马克思对商业资本早期形式的论述是对斯密的分析的进一步扩展。此外，斯密认为英国经济具有优势，斯密的信念是建立在法国专制主义制度下公职人员的唯利是图和封建特权的维系基础之上的。因此，他自己也承认，经济发展受到所有这些寻租行为⑥ 的束缚，每当公允规则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之时，权力和分配方面存在的利益冲突必定已被包含在了自由市场的建立过程之中。这些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与那些无法寻租，或拥有的租与其权力不对称的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早期阶级斗争和政治对立的描写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再次，马克思被认为是承袭了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而这是斯密自己以及其后来的正统经济学家们所忽略了的或没有阐明的事实。
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斯图亚特意识到经济行为可以采取更多样的形式。被斯密所忽略的斯图亚特的思想激发了马克思的灵感，使马克思意识到生产方式具有历史差异，他的论著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阐述。⑦ 斯图亚特是一个新重商主义者，因此他倾向于认为，积极的国家干预行动可以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这是斯密所没有意识到的。他指出，就农业来说，自给自足的农业严重限制了“交往、以物易物和交易”的发展，他认为这与小生产者的懒散的生活方式有关。因此，他称赞了使用胁迫手段剥夺小生产者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使他们不得不倚赖市场而带来的累进效应。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促使下等阶层们被迫出卖自身劳动力，直到那时，天然的自由条件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劳动力将被引导流向生产活动。⑧ 斯图亚特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见解有很多让人敬佩的地方，但他的坦率使他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较为默默无闻，而斯密的更具启发性的观点占据了支配地位（直到今日）。
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表现出了古典经济学所不具有的人文主义情怀，但它并没有放弃人是理性的假设，因此并没有超出主流经济学理论范畴。尽管马克思引用斯图亚特的观点，认为一定存在使人类“勤奋”的方法，小生产者们不愿进行广泛的市场交易能够用既定的经济概念加以解释。在缺乏完善的保险或国家福利的情况下面对市场不稳定而产生的风险厌恶有利于维持地方自治主义以及自给农业的发展。因此对安全的需要限制了占有欲，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动是非理性的。这在韦克菲尔德的著作里变得更加清晰，他谈到了要限制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移民获得土地的可能性，以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系。这是在旧世界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做出的对新世界的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表现出具备消灭私人财产的基本条件，换句话说，没收劳动者的土地。
一旦政治权力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维护自我利益的资源，以及自愿订立的合同也是有限度的，那么扩大市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得比斯图亚特自己所想象的就要更复杂些。市场不再与自由主义有必然的联系，甚至也不会产生间接的影响。相反，有着强烈的增加资本盈余动机的前资本主义财产所有者在面对更广阔的市场机会时，他们面临选择加强束缚关系以增加产量或者选择维系人的依附关系。恩格斯明确指出，发生在东欧的“第二版农奴制度”⑨，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成熟性超越了斯密。现在经济发展之路主要取决于对立阶级为其利益而斗争的能力差别，因而人的依附形式成为了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⑩ 这可以用来诋毁马克思理论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强调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终极决定力量，而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一般说来，虽然我们赞成用技术决定论来解释马克思的著作，但在特定情况下，这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与此相反的解释是将重点放在阶级自治的重要性上，其更好地反映了发达与欠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情况。(11)
在特定时代下，毫不奇怪，斯密、斯图亚特和马克思都对“第一次现代化”给予了重点关注；在英国，来自底层的力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是，资本主义一旦实现，必然改变其他经济体的环境，并激发前现代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愿望。“来自外部的革命要求”，如殖民化的外部威胁或依赖，激起统治者改变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于是其他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反应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了。日本明治维新是一经典案例。虽然有人会把这种现象归为反映了人们具有“自我改善”的倾向，其天然渠道是“交往、以物易物和交易”，这里涉及到的渠道来源与斯密版的并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平衡的联合发展是不稳定的，使新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加，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忽视这一点。列宁和托洛茨基直接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他们的革命理论。
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
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排除在市场体系建立之前会因为外生性冲击或内生性机制而发生周期性危机。不过，关于非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经济危机的讨论，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对其进行了更详尽地阐述。在这个问题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打破了“普遍过剩”是不可能的结论，但他无法用其前辈的思考模式和方法解释生产过剩的机制。(12) 在分析发达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时，斯图亚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建立的影响要大于任何的斯密主义。
智力超群的历史学家们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出评价时，并没有看到这些理论有何明显的缺陷，总的来说，马克思相比于他同时代的人在周期性危机理论的发展上所做的贡献更加突出。的确，有太多的值得赞扬之处。马克思基于危机发生的各种可能性对市场所进行的分类是非常深刻的，动摇了萨伊定律成立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生产总价值绝不会超过实际有效需求。他也否定了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他认为金融是内生的，金融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单纯地扮演仅作为实体经济面纱的交换手段这一角色。马克思将产出增长的波动性归因于投资的波动性，而投资的波动性本身是被盈利的波动性所解释。他看到因资本与产出比率上升、工资成本快速上扬或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利润崩溃，进而触发经济危机。随机冲击总是威胁着扩大再生产的进行，金融机构收紧流动性进一步使经济恶化，延长了经济衰退期，使经济紧缩加剧。然而，这些论述都不能形成对危机的系统和连贯的阐释。原因之一是马克思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问题是危机是供求失衡所导致的，而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主要是李嘉图式的，均衡的性质主导了他的分析，均衡被定义为独立于供给和需求。
马克思是在吸收李嘉图学派科学成分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要是一个持长期均衡观点的理论家。虽然他并没有以市场的出清为条件，但是马克思的均衡观没有涉及盈利机会的不足。他认为均衡是由固定价格向量组成，包含所有投资的统一利润率以及支付给工人的统一的工资率。马克思在阐述劳动价值经济学时假设存在这样的均衡，因为对价值的定义包括了上述条件达到均衡。这些范畴不仅形成了商品价格决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构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失业率上升和利润率下降。所有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均衡中所包含的一系列事件，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并没有发生。
此外，马克思认为，均衡的决定独立于供给和需求，但这正是导致周期性危机的失衡因素。在这里，他再一次延续了李嘉图的观点，他写道：
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格”这个范畴，然后提出问题：这一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马上认识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劳动的价格也像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无非是说明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定的量上下波动。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而这个价格才真正是应当分析的对象。(13)
上述观点如果放在传统的分析背景下，它是比较连贯的，因为它遵循了萨伊定律。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否定了萨伊定律，他认为，均衡经济学观点的得出与周期性危机理论的推导并没有在同一维度下。(14)
马克思专注于长期均衡的原因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类似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其他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关注相似的问题。但是这必然意味着马克思不能直接对产能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进行分析。通过强调维持均衡所必须的条件，对均衡的讨论最多仅能对危机的发生前景作出预测，对于均衡理论的发展来说，这只是第一步，这种间接的目的并没有普遍引起均衡理论家的兴趣。然而，实际上马克思远远胜过李嘉图，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使用均衡理论来检视均衡（尤其是他的再生产模型）的脆弱性。再生产模型以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部门之间的依存关系而闻名于世，其中，该模型还说明了为使均衡增长能够持续下去必须满足的一些条件。它们是一个两部门的增长模型，具有后凯恩斯主义和一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特征。然而，马克思的均衡概念及其做出的简单化假设是从复杂的技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中抽象出来的，但却给予了这些模型以工程般的精准质量，实际上大大夸大了合作失败的可能性。可能发生的情形是在生产和消费阶段，经济主体为应对价格、工资和利润变化会做出一些选择，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由于经济行为对价格的变化不敏感，当预期将出现协调问题时并不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因此市场的灵活性被遮蔽，再生产过程就会出现中断。
这些缺陷也反映了马克思不能处理同时决定问题（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这在他试图进行进一步创新时变得更严重了。李嘉图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原因在于他创造性地使假设简单化，避开了经济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采取了将问题依次解决的方法。熊彼特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将这称为“李嘉图恶习”，但在19世纪初期，当时理论条件还很原始，李嘉图所使用的方法是存在闪光点的。相反，马克思被证明是不愿意或不能够对其思想作出类似地简约处理，因此面临着他从来就没有能够解决的同时决定问题。例如，他承认存在技术的选择，但又经常认为劳动价值似乎是外生的；他认识到，资本深刻改变了单位工人的利润，但他并没有将此纳入技术改变的分析中，而坚称利润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他提出失业率上升是限制工资上升的力量，但他在假设工资是常数的情况下得出劳动力市场存在超额供给现象。(15)
即便如此，在分析产能过剩导致的供应过剩危机上，马克思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他写道：
在所有的危机中，下面的循环过程与工人有关：雇主不能雇用工人，因为雇主不能售出他的产品。产品销售不出去是因为没有买主。没有买主是因为工人们可用于交换的东西除了劳动外一无所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能交换他们的劳动。(16)
将此与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观点相对比：
最近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主题之一已将经济萧条的原因概括为“合作失灵”。更直接地说，没有工作岗位是因为公司的产品没有需求，产品没有需求是因为人们没有工作。(17)
因此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发现了凯恩斯理论所主张的重要观点。然而，他并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研究，因为他对李嘉图方法论的成见，该方法被他善意地与当代的“庸俗经济学”相对比。他认为，后者没有实质性的分析内容，因为其关于供给和需求的概念并不是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庸俗经济学缺乏深度仅停留在意识形态上。部分来看，马克思是正确的；当代供给和需求理论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他自己所构建的供给和需求的外生性特点，为得出协调失败的结论奠定了基础，这表明这种类型的分析方法从整体上看，并不具有一致的质量。
对李嘉图主义经济学进行批评的同时代学者，的确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然而，就生产过剩的研究而言，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西斯蒙第、马尔萨斯、贝尔图斯、拉萨尔、杜林以及一些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全都对萨伊定律提出了质疑，并将此作为其研究的部分内容，他们认为，面对持续的需求不足，资本主义制度将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危机被看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急性病症，尽管这一观点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观点之一。鉴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角色是为过渡到“自由人”提供物质基础，以及解放理论的普适性性质，马克思不得不拒绝任何认为资本积累依赖于外部需求的系统阐述。
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萨伊定律的批评者们所持观点截然相反。对他来说，危机不仅是周期性的，而且是一个循环机制中的某个阶段，该体系的运动规律致使市场失去平衡。熊彼特曾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而引致的危机描述为一场“令人畅快的冷水淋浴”。马克思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他可能已接受了这个术语所包含的实质内容。马克思认为，周期性危机并没有威胁到经济增长；它们是循环机制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危机，循环机制得以持续下去。(18) 更特别地，资本的集中和积聚（马克思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趋势）通过周期性危机的方式得以实现，并产生了更合理的组织形式。不过，在马克思看来，正是集中和积聚使市场本身被废除的基础得以形成，下面我们将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
四、第二次转型蕴涵的危机
马克思在过渡到“自由人”的分析中，他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仅摒弃了资本是一种静止物的思想，还否定了商业社会代表了历史的终结这一更根本的论点。相反，社会主义乌托邦理论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 然而，这些观点的实现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结构重组，马克思将结构性重组与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及其危机相结合，这里他对危机的看法与他在研究第一次转型时所提出的观点相类似（参见本文第2部分）。
马克思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念。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自由、平等、无市场的计划经济社会，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萌芽于资本主义的成熟期。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私有财产和市场组织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因此注定要被取代。不断发展的社会化生产（根除了不同生产活动之间的孤立、独立和分散的状态）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与此同时，资本的集中和积聚逐渐使计划机制代替了市场组织，股份制企业中所固有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减少了私人所有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公民社会中存在的这些现象显示出广泛的社会干预是必要的，因为个人利益间的相互影响导致集体受损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些情况表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经济需要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加。这是将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与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方式（我们已在前部分有所论述）。然而，其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并无太大意义；它们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反映了进一步束缚社会生产力的过程。
周期性危机重要性的下降很容易引起争议。毕竟，马克思在阐述使后资本主义社会来临的致命断裂中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描述最引人注目。特别是在失业率和贫穷化率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他期待这些危机将引发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即使所有这些已经被证明是真实的，要满足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还是不够的。从马克思角度来看科学社会主义，需要有更多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被具有更大潜力的另一体制所代替。否则，资本主义的关系将被重建。马克思认为，即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具有风险（失业率长期上升的趋势、利润率下降和日益严重的周期性生产过剩问题），这也不会妨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反资本主义革命后又被重新建立起来。这是来自于整个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系统性危机；并非是仅对构成其微观基础的资本——劳动效率关系施加的影响。因此，除非社会主义被证明是在每项活动上更有效率，否则只有通过胁迫或者自我约束才能防止资本主义行为在市民社会中再次出现。但是胁迫与马克思通常所假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具有较大的自由发生了冲突，而相关的自我约束看起来也似乎需要假设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形成，所以这像是空想社会主义。
这就说明了马克思所主张的以下观点的重要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终将产生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化的和无市场存在的经济体制，其在各个方面的经济效率均要高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关系下的社会。这种说法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技术变化使生产资料得以集中和积聚。一些指标确实表明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出现在了个别经济体中。但是马克思假定，并且必须做出这样的假定，垂直整合和集中与积聚是相伴而生的。换句话说，他的论点必须要求消灭市场。(20) 直到那时他才能认为直接管理取代了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被证明是比资本主义经济更有效率。然而，从经验来看，市场重要性的下降并不是很明显：伴随着资本的集中与积聚，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也显著加深，实际上，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看起来已经在发生。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与经济活动组织规模变大、数量变少的趋势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两者都已经发生在最富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重要经济部门之中。再者，大规模公司内部组织通常是按照准市场原则建立的，这就是所谓的非市场机构。在大公司分部之间及其他机构之间经常涉及到资金往来关系、层级关系以及合作关系。
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如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析被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可以合理地想象，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发生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实现。与第一次转型（在本文第2部分已有论述）涉及到的问题类似，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由于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高效率使无产阶级的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恩格斯自己也暗示过存在这种可能性，并发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表述，最著名的是希法亭的观点，即只需要将柏林六家最大的银行国有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
五、与当代市场体系有关的一些结论
资本主义积累的失败使市场关系消灭或被削弱揭示出为什么在混合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阶级调和的策略，寻求改良该体系而不是推翻它。上述观点还对分析停滞、危机和苏联生产体系的崩溃给予了一些启发。由于这些生产体系是按非市场路线予以组织并且严重依赖于外来技术，生产力发展必然受到较大束缚。然而，这两个历史现象是否可以作为任何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限制的确凿证据取决于未来技术革新计划的前景。因为这不可能完全由外部作用因素确定，所以在技术设计上人类所具有的能动作用就成为了一个争议点，即使在强调生产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下也是如此。这提出了生产方法的可塑性问题，以及提出了建立物质基础以促进自身发展的政治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合理的问题。最近，对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说法比较引人注目的观点之一是由福山给出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代表了“历史的终结”，但他并没有提及上述任何问题。从斯密的视角来审视福山在其著作的前半部分提到的观点，其说服力就被削弱了。在本部分的后文中，我们将就为什么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矛盾将变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进行解释。
与这些推理性描述相对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持续性是很明显的。大量数据显示总体经济活动存在波动性，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了经济波动的周期性性质。马克思将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正确的，并且就各部门是如何运行的也进行了概括性分析。然而，经济周期所呈现出的两大特点与马克思所预见的并不相同。战后经济的周期性似乎已经变得明显地不是那么严重了，虽然反复发生，但并不是定期有规律性地到来。这些现象导致主流经济学家将波动性理解为是由经济增长趋势下的随机冲击和脉冲传播机制引起的，这些波动的发生可以得到自我纠正。
然而，分歧仍然存在，并且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论争类似，即周期性波动是否包含有普遍的过剩。如果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表达，可以表述为，这个问题取决于增长机制是否涉及非自愿的数量调整（这里“非自愿”的意思是不符合标准的新古典主义下的最优化结果）。许多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自由市场相对于任何其他经济生活组织方式效率都要高。用来论证这一观点的逻辑机制比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所运用的更加精确，这解释了为什么用“neo（新的）”前缀来描述这一理论。但是，其所主张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太多。
关于新自由主义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大萧条往往被忽视或否认。(21) 第二，得出的结论显然内置于假设之中。我们说“显然”是因为结论的得出不存在任何甚至近似于违反直观的看法。假设有一良好性状偏好的行为人在新古典模式下优化其自身的行为方式，并假设行为人对技术变化产生的商品价格变化比较敏感，同时商品所具有的公共性质、不可分割性和信息不完全的程度很小，可以认为周期代表了市场体系应对外部冲击而作出的有效反应。因此，并不存在诱导危机的内生性因素。第三，许多新凯恩斯学派的学者对此观点做出了重大让步，他们试图证明在短期内上述条件并不能确保市场平稳运行，但从长远来看可以接受价格的灵活性保障了市场出清。第四，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为主要形式的基于微观基础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稳健性产生了怀疑。
处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后凯恩斯主义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流派。其追随者怀疑李嘉图和马克思所运用的长期均衡研究方法的适应性问题。因而，他们长期坚持从供应和需求角度进行分析，但这种方法强调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外部冲击的作用。一旦实现均衡，均衡就被视为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只有通过实现投资预期均衡才能得以维持，这是非常脆弱的。后凯恩斯主义主要分为两大支派。一派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均衡的不同类型以及均衡得以继续维持的条件。这归结为阐述预期变化的限度，在此限度内，不会对再生产构成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或“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中包含了这些想法。他们为大量的具体的理论学说提供了一个一致的主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战后的繁荣时期。
另一派后凯恩斯主义者表示，社会结构对结果的影响总是非常有限的。相反，极端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本能冲动”是积累背后的核心动力及其断裂的原因。一波又一波的乐观或悲观情绪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影响，并且这些情绪也不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一种状态下以使经济能够或者说接近于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这普遍适用于资本主义，但是在某一特定的制度正在崩溃、新的制度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后凯恩斯主义的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制度”或“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对经济制度的转型分析衔接了起来，特别是对第2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它代表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研究主题，即已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复杂关系，这一想法起源于《资本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制造业和现代工业进行了区分。自那时以来，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最初用来分析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过渡的理论进行了阐述和扩展。(22)
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关键取决于政治和经济之间以及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过去25年里，市场之间的关系，包括生产和金融以及贸易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因此，国家权力的管辖权不再与统治精英利益最相关的经济活动群相一致。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这一矛盾都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23)
在国内，一国要对流动的生产要素进行征税将变得更加困难，这意味着财政收入将主要来自劳动工人，尤其是来自技术不熟练的工人。政治当局调节经济活动以及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下降了。权力集团间为争取资源再分配而进行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受到了抑制。特别地，变化过程中的任何“失败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容易得到补偿了，即使国家工作人员赞成这样做。同时，对国家来说，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筹措资金已变得更重要，这加剧了削减开支的压力。所有这些削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建立制度的有效性，特别是自1929年以来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持最低收入的制度，它们使大部分市民免受严酷的市场竞争的影响。经济活动全球化隐含着竞争程度的加深，使旨在保护民族资本的制度的有效性受到打击。(24) 而且，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趋势得到了强化，因此，如果福利国家仍然保持传统制度形式，那么相对贫穷的公民对市场激励的反应就会变得迟钝。(25) 自从税收负担逐渐压在中等收入阶层身上后，对于政府所承担的角色及其不断地扩大，民众的敌意情绪日渐高涨，改变这一倾向的趋势正在形成。这遭到的阻力较少，因为现代生产制度下的技术具有的灵活性特征，使工作经验变得多样化以及劳工组织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反过来，这种分裂强化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扩张之势，使政治当局履行其更广泛责任的能力受到限制。
在国际层面上，国家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概率上升。不仅是贸易摩擦加剧，更重要的是，在安全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全球化的投资网络要求超越国界规划军力，因而强化了建立地缘政治的必要性。因为权力具有零和性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与此同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保护难度变大，因为他们的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工人阶级的产生，这使得打败反对力量变得更加棘手。
所有这些发展都对修改管辖权提出了需要。有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一种是将政治权力向上转移至超国家机构，一种是将政治权力向下转移到区域性机构。(26) 上述两种过程均不是一帆风顺的，两者都遭到了利益集团的抵制，他们将维护自身的利益等同于维护国家的利益。并且即使当人们认为需要对一些权力重新进行分配时，对于究竟是哪些权力以及超国家机构如何行使这些权力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27) 另一方面，在现有的领土边界内，将权力交给低一级别的机构将使维护国家标准与确保公平竞争问题变得尖锐。
全球化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使市场参与方对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这表明，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描述其意义经久不衰，比他自己所认为的还要深远。这个概念不仅适合于描述资本主义的起源，它还可以用来解释资本主义体系内反复出现的为增强灵活性而制定各种政策。(28) 十分明显，严重的冲突是该过程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使该过程能够实现权力机构往往会表现出独裁专制的一面，这使那些受益的人们也常常显得惴惴不安。在新兴市场的南部和东部对原始积累的需要十分明显。该过程的特点在于无产阶级的发展已比较充分，而拥有私有财产的所有者阶层正在形成或被重塑。成功的前提是政权比较牢固，权力机构具有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各种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显然至少前苏联就不是这样的，其向市场经济过渡采取了对前苏联中普遍存在的特定阶层结构施加限制的形式。的确，在东欧至少出现了四种剩余的提取模式：“合法的”政治当局利用公职直接创造利润；封建领主或资本主义黑手党为提供的保护服务收取费用；不平等商业交换网络将他人资源转移到私人腰包；通过雇佣劳动和维护客观市场的发展以确保资本主义顺利运行。如果后者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国家的形成必定较为盛行，通常其演变过程非常曲折而且冲突不断。
六、重温马克思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包含的三个维度，我们在前四个部分已经进行了阐述。然而，它们代表的仅是一种分析方式，通过纳入其他形式的理论，我们可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我们已经在本文的不同地方表明了这一点，另外，还需要认真对待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各种形式，最初他们仅研究孤立的市场活动，最近其开始将“政治”纳入分析框架。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其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一致，但他们也没有盲目支持新古典主义的核心假设（而主流理论学家对这些假设给予了较高评价）。因此，出现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观点趋同的现象。目前的情况与马克思本人所面临的有所不同。毕竟，最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过批判性吸收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而形成的。
本文发表于《国际应用经济与经济计量学》杂志2002年7月至9月号。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104页。
② 最近，保罗·克鲁格曼对国与国之间在开展对外合作中遇到的困难作出了一个类似的诊断。在一篇名为《国际贸易冲突的幻象》的文章中，他指责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决策者和商人把贸易和冲突相联系在一起。克鲁格曼认为，“对国际贸易问题的大部分讨论都可以贴上十足的无知这个标签……所以必须了解国际经济冲突的危险不是来自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益冲突，而是纯属子虚乌有。这是经济冲突幻觉，虽然与事实大相径庭，但其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他继续写道：“我相信，在公众讨论中，如果将国际贸易描绘成斗争的说法仍然大行其道的话，那么在政策辩论中，持有这种错误观点的人最终将会占据绝对优势。也就是说，贸易将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前相对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将会分崩离析，但是只有几个教授相信自由贸易理念……那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教授们概括的自由贸易的所有缺点是正确的。许多制定政策的知识分子想象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仅是一种幻觉，但它是一种能破坏现实贸易利益的幻觉。”
③ 在现代经济理论商品被设想为符合德布鲁条件（Debreuvian terms）：商品总是完全可分的、商品可以通过规格、地点、获得的时间以及经济环境变化导致的一组偶然事件的发生来加以区分。当然，斯密和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大部分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把他们对商品的看法用这种方式进行描述，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通常要求牵涉到的商品具有这些特点。
④ 词典式排序的偏好的名称由来与字母表顺序有关。假设有两种商品需要做出选择。如果不同的商品束按照单独的一个元素的相对大小进行排序，若遇打结则按照第二个元素的相对大小再进行排序，这种偏好被称为是词典式排序的偏好。若超过两种商品，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到第三、第四种商品等等，商品束里的元素决定他们的排名。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吸毒者可能被描述为具有词典式排序的偏好。面对任何的选择，成瘾者总是更喜欢含有较多海洛因的选项，而不管可供选择的其他商品。因此，这就阻碍了瘾君子间进行互惠互利的贸易活动。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别人的需要（海洛因），而不愿意用海洛因来交换他人愿意提供的其他物品。正如约瑟夫·奈在讨论安全时说，生存第一。
⑤ 这里的问题可以用新古典主义术语进行理解，即使所有商品遵循德布鲁条件，危机也会发生，因为当事各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⑥ 寻租是现代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进行分类时所使用的概念，寻租活动的目的是使产生超过价格的收入。它以自由的“游戏规则”作为参考标准，并指定边际价格，因此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不宜使用这一概念。然而，该术语的使用范围已扩大到任何包括非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为导向的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不是财富的生产活动。
⑦ 马克思所称说的原始积累这个术语是指在欧洲通过强制性手段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关系。他强调通过圈地运动强行征用农民土地，通过颁布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强迫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放高利贷、殖民掠夺以及贩卖奴隶活动使商人和高利贷主的财富急剧增长，他们所积累的这些货币财富使其可以用来购买生产工具和雇佣劳动。他补充了一相反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评价现代经济学家斯密的思想时仍然是有用的：“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为了替所有权辩护……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重大的作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卷820—821页）
⑧ 之后列宁确定了两种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路径，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或许可另称为斯图亚特式道路和斯密式道路。但是，列宁认为要走上美国式道路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虽然如此，列宁所归纳的斯密式道路在尼泊尔的粮食危机下被发现存在缺陷。
⑨ 用特里维廉（Trevelyan）在其他场合所说的话来表达就是，这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历史没有被突破”。
⑩ 我们知道布伦纳（Brenner）并没有主张贸易繁荣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是不重要的。相反，他强调贸易发展是有可能产生此种反应的，实际是否发生关键取决于特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性质。
(11)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技术决定论成为真实，只是马克思有时错误地将其向后推广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
(12) 在这一部分与下一部分，我们把周期性危机看成是生产过剩危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生产过剩危机不过是危机的一种形式，区别于资本积累过剩、消费不足与比例失调。然而，我们选择生产过剩危机这种表达方式并没有涉及实质性内容，选择其他的替代术语对我们要表达的观点将不会带来任何影响。
(13)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卷第588页。
(14) 对于李嘉图或马克思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如果均衡涉及到需求和供给的平衡，那么均衡可以被认为是需求与供给差异最终可达成的状态。用这种方式分析均衡问题可将其与危机理论相联系，关键点在需求与供给的差异。
(15) 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处理同时性问题的能力已经得到显著提高。但是，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依然是普遍的。举例来说，新古典主义者指责凯恩斯主义者直接基于理性选择和贸易利益进行的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者回应道，新古典主义批评家所持观点的理论基础也是依赖于特定行为人的行动，而“看不见的手”对此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对此问题似乎没有一个解决方法。
(16) Marx,K.(1847),'Wages',in Marx and Engels (1976),pp.415-437.
(17) Stiglitz,J.(1994),Whither Socialism,Cambridge,Mass.,MIT Press.
(18) 这就产生了以下问题：为何危机会结束？资本积累会重现？解释这些问题时，马克思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他否定了萨伊定律，他认为是藉着收益增值过程而产生的量的调整。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尝试性地提出了增长的周期性特征可以追溯到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回声效应。这为其解释经济的周期性循环提供了基础。然而，由于大部分固定资本在技术上不具有重置性，使得循环并不存在一个有规律的周期，这些观点并没有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19)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些理论家分成各种类型，并对每一类都进行了评论。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观点。
(20) 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功绩之一，这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有关，在主张消灭市场的任何建议中所包含的意思是明显的。
(21) 然而，最近发生在日本的经济停滞和亚洲经济危机已经引发了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采取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进行重新评估。
(22) 理论家对“制度”和“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赋予了特定的内容。在这里我们使用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坚持该概念的创始人的观点。
(23) 本部分接下来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到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其他明显的巨大变化。除了全球化之外，在过去的20年，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经历了一个生产增长率相对停滞的时期。这削弱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实力，比如债务占GDP比例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使主权政治当局之间的合作更难以实现。总的来说，这三个发展增加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此问题。
(24) 在电信业这种情况最明显。放松管制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没有它，一个国家的居民将通过很迂回的途径避开国家垄断部门与外国公司进行交易。
(25) 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原因备受争议。但是，如果全球化继续深化，它将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26) 人们有时说，民族国家对于处理重大问题来说是太小；对于处理地方性问题又太大。第二个方面与新技术和游移性工业导致经济集聚有关。就美国来说，许多强大的集团抵制将权力移交给超国家机构。因此，除非世界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统治及其相关规则，否则就会产生贸易联盟的倾向。
(27) 这一点在欧盟很明显。前英国保守党政府和现在的法国“社会主义”政府都赞成单一市场计划。前者认为这样做是因为这被看成是推行自由贸易，而后者看到的则是实行统一的规章制度所具有的优势、加强对资本利得征税的能力以及制定更可行的社会政策。
(28) 波拉尼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学者。他还预见到了奥尔森提出的一些论点。“原始积累”的普遍相关性还表明，对于当前大家所关注的问题，现代初期的历史学家提出的理论可能比当今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理论价值更大。在目前的新型“国家建设”方式背景下，此种认识得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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