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众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评价的实证分析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分析报告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民众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3-0133-09
中国道德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和演进，形成了名目繁多、内涵丰富的道德规范或德目。早在商代，就提出了“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个规范。春秋时期，孔子提倡仁、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管子·牧民》篇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战国时期，孟子上继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说，并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原则。汉代的董仲舒则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宋元时期，在管子的礼、义、廉、耻“四维”上，加之孝、悌、忠、信形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
现当代学者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进行了总结和发挥，本课题基于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中国道德文化的核心理念操作化为忠、孝、和、礼、义、仁、恕、廉、耻、智、节、谦、诚十三个维度。
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仍具有深刻影响，它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宏大的道德理念。近百年来，现代伦理文化因为缺乏与传统理念的和谐对接而引发了一系列道德冲突。当下，全面重建新时代道德文化、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道德人才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课题。那么复兴中国道德文化之传统理念，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无疑是一条必由之路。本文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的电话调查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现代社会践行的基本情况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当前社会的有效践行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在问卷设计上，为了解公众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情况，问卷紧紧围绕十三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进行主体设计，对列出的十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及其总体践行状况进行打分：最高分为10分，最低分0分，分数越高，代表对此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状况评价越好。同时，为了解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各个维度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让被访者列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
在问卷的设计中，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当前社会实际践行情况的测量，综合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您觉得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上在当前实行状况可以打几分”（下称A题）；二是“下面的十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请您根据现实社会中实行状况的好坏打一个分数，最高分为10分，最低分为0分”（下称B题）。A题是被访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对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整体践行情况打分，而B题是被访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对于每项道德传统理念的打分。那么，我们的调查数据是否可信？对此，我们将上述两个不同问法题目的得分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出两道题目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709，对应概率P值接近于0，两种方式的打分呈高度正向相关，显示了调查数据的可信度。考虑到上述两个题目问法的差异，A题是直接针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的总体状况，而B题通过对十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询问间接获取总体情况的得分，因此我们将A题得分的权重赋为2，将B题得分的平均分权重赋为1，最后将二者相加，由此得到被访者对于传统理念的实际评价得分，并将此变量命名为“践行总体评价”。
基于此，我们建立研究假设：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评价因公民个人的性别、城乡、地区、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水平、政治面貌及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为比较不同特征群体在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和认知上的差异，在问卷中添加了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居住地、政治面貌、性别、家庭月收入的问题，试图探讨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的影响因素。问卷中对于年龄的测量设置了“16～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和“60岁以上”五个阶段。在数据处理时，参考五个年龄段对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评分情况，将“31～40岁”和“41～50岁”合并为中年人，将“51～60岁”和“60岁以上”合并为中老年人，由此年龄变量的取值分为3个等级（“16～30岁”、“31～50岁”、“50岁以上”）。问卷中的职业变量共列出了十三个类别，具体是：①公务员（党政人大、政协机关及其所属机构的工作人员）；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科教文卫及其所属机构的工作人员）；③私营企业主；④企业管理人员（企业的总经理、部门经理或负责人等）；⑤公司、企业一般员工（办公室文员、推销员、接待员、话务员等）；⑥个体工商户；⑦专业技术人员（律师、教师、会计师、工程师、医生、记者等）；⑧商业服务人员（营业员、保安、厨师、出租车司机、理发师、美容师、导游等）；⑨产业工人（制造业、建筑业等一般工人，例如建筑工、电工、机修工、装配工、搬运工等）；⑩农民；(11)自由职业者（演员、画家、自由撰稿人等）；(12)学生；(13)失业、无职业人员。数据分析时，为了解各从业领域人群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情况，将上述十三个职业类别合并为“仕、农、工、商、学”五大类。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军人归类为“仕”；将企业管理人员、企业一般员工、专业技术人员、产业人员划归到工人大类中。同时，自由职业者所从事的职业类别比较宽泛，其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总体评价得分和企业的管理人员得分最为接近（自由职业者比企业管理人员的得分低0.03分），因此将问卷中的自由职业者归为“工”；对于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商业的服务人员自然归为“商”。
在调查方式的选择上，本次调查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利用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CATI）完成问卷的填答。对于电话号码的选取采用计算机随机生成的方式产生。在调查对象的抽取上，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抽样过程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全国按照地区（东北、东部、中部、西部）配额，每个地区随机抽取1－2个省（包括直辖市）作为一级样本（东北地区抽取1个省，其他地区抽取2个省），抽到的这八个省和直辖市是北京、辽宁、江苏、广东、河南、湖南、四川、陕西。第二阶段：从抽中的8个省（包括直辖市）中再分别抽取2个地级市，作为二级样本框，至此共产生15个地级市（按照所抽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比来确定每个城市的样本配额），产生的城市及人数如下：北京（69）、沈阳（100）、大连（78）、徐州（145）、南京（167）、广州（218）、汕头（140）、郑州（191）、信阳（165）、长株潭城市群（190）、郴州（64）、成都（217）、宜宾（101）、西安（101）、宝鸡（45）。第三阶段：从每个抽中的地级市（长株潭城市群除外）中抽取2个区县作为三级样本框，至此共产生28个区县和长株潭地区（具体区县在此不做赘述）。第四阶段：从电信部门获知每个区县电话号码的区号和局号，据此通过计算机随机生成电话号码。
依据上述方法共完成有效问卷1991份，样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对于问卷数据的处理，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完成。
二、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社会践行基本情况
（一）十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的总体状况
1.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现状
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十三项指标在我国的践行状况进行评分（0～10分），得分情况如表2所示。当前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总体践行评价的得分为6.48分，标准差为1.65分，总体践行情况良好。其中，孝、智、和的得分依次为7.35分、7.29分、6.83分，居十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之首，被认为是当前社会践行得最好的三个理念。而耻（5.75分）与廉（4.85分）的得分没有及格，被认为是当前社会践行得最差的两个理念。从标准差来看，耻与廉的标准差也是最大的，分别为2.69和2.29分，反映出人们对这两个理念的评价分歧较大。而对于智和孝的评分的标准差最小，分别为1.66分和1.88分，说明公众对这两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评分内部差异性较小。
2.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
从表3可以看出，孝、诚、和、廉是当前公众认为最为重要的传统理念。在十三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公众认为重要的道德理念按照重要的程度高低依次是孝、诚、和、廉、义、仁、忠、礼、恕、智、耻、谦、节，选择的个案百分比分别为68.0％、39.0％、35.6％、30.6％、28.8％、25.2％、23.0％、15.7％、11.0％、6.7％、6.3％、5.7％、4.4％。
对比表2、表3，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与公众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状况的评价不同，公众认为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最重要的三项为孝（有68％的被访者选择）、诚（有39％的被访者选择）、和（有35.6％的被访者选择）。传统理念中的“诚”虽然在当前社会践行中并非居于前三，但“诚”被公众认为是最重要的道德理念之一。其二，公众认为廉在当前社会的践行状况是最差的，同时被认为是在当前社会第四重要的传统理念。这种现实的状况与公民的期望形成了较大的差距，因此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的廉在当前社会的需求最为强烈。
（二）核心职业人群践行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状况
1.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当前践行状况总体的评分
如表4所示，在对当前社会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情况的评价中，农民群体的评分最高，均值为6.87分，标准差为1.46分；其次是学生群体的评分，均值为6.65分，标准差为1.23分；其次商业从业人员，均值为6.64分，标准差为1.34分；再次是无职业或失业人员群体，均值为6.44分，标准差为1.46分；再次是工人群体，均值为6.37分，标准差为1.50分；最后是国家公务人员（包括军人）群体，均值为6.27分，标准差为1.39分。总体来看，农民的评分最高，而国家公务人员（包括军人）的评价最低。这与这两类职业人群对于道德标准的认识水平和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农民大多数生活于农村，农村中较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农民对于道德标准的判断比较单一和简单，而国家公务人员则相反。
2.核心职业人群最看重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
前面的分析表明，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为孝、诚、和。通过分职业统计分析发现，不同职业的公民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最重要三项的认知上差异不大，工人和学生群体对于“廉”这一传统理念同样看重。详见表5所示，国家公务人员、农民、商人、无职业或失业人员认为最重要的三项核心道德传统理念是孝、诚、和；工人认为最重要的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是孝、和、廉；学生认为最重要的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是孝、诚、廉。因此，十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孝、诚、和、廉是核心职业群体普遍认为对当前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理念。
3.核心职业群体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评分情况
由表2和表3得出，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十三项指标评分较高的是孝、智、和，而对于耻和廉的评分较低。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是孝、诚、和。因此下文重点对核心职业人群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评价较高、较低及公众认为对当前社会尤为重要的孝、智、和、廉以及总体评价进行职业间的对比分析。
由表6可以看出，不同职业人群对于孝、智、和、廉及总体评价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孝、和、廉及总体评价维度上，其方差检验的F值分别为7.77、3.466、2.89、6.51对应的概率P值依次为0.000、0.004、0.013、0.000。各个职业人群具体的得分如表6所示。运用LSD多重比较检验法对总体的评分差异性进行两两比较分析的结果见表7。
“孝”的评价维度上，体现了国家工作人员和商业从业人员、学生的差异：商业从业人员比国家工作人员的得分高0.75分，学生比国家公务人员的得分高0.69分；农民与商业从业人员、学生群体间的差异也较大：农民对孝的评价比商业从业人员、学生分别低0.48分和0.41分；工人和商业从业人员、学生的差异明显：工人比商业从业人员、学生的评分分别低0.56分和0.49分；商业从业人员和无业或失业人员间的差异明显：前者高于后者0.65分；学生与无业或失业人员间的差异明显：前者高于后者0.58分。
“和”的评价维度上，体现在农民和其他职业群体的差异上：农民对和的评分比工人高0.56分，比国家工作人员和无业或失业人员的评分高0.51分，比学生的评分高0.47分；其次商业从业人员和工人间的差异明显：前者高于后者0.33分。
“廉”的评价维度上，差异主要体现在学生和国家公务人员、工人、商业从业人员之间：学生的评分比国家公务人员的评分高0.69分，比工人的评分高0.78分，比商业从业人员的评分高0.81分。
总体评分维度上，体现了国家公务人员和农民、商业从业人员、学生的差异：农民的评分比国家公务人员高0.59分，商人的评分比国家公务人员高0.36分，学生的评分比国家公务人员高0.37分。农民和工人、无业或失业人员的差异也较明显：农民的评分比工人、无业或失业人员的评分分别高0.50分和0.43分。工人和商业从业人员、学生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商业从业人员的评分比工人高0.27，学生的评分比工人高0.28分。
三、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现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将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依此寻找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影响因素。
（一）性别和城乡因素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践行现状进行性别和城乡的检验后发现，性别和城乡变量在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总体践行评价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见表8），独立样本T检验的相伴概率均接近于0，小于显著水平0.05。女性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现状的评分要高于男性，农村居民的评分高于城市居民。
由于文化程度和家庭居住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二者的Eta系数为0.402。因此，有必要对文化程度进行控制。控制文化程度之后，家庭居住地和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践行评价的差异在初中及以下和大专两个文化程度的群体上消失了，在高中、中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中，对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上的差异仍然存在。具体如表9所示：高中、中专、本科及以上群体内部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P值分别为0.016和0.023，均小于显著水平0.05。因此，城乡在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上的差异不是绝对的，而是在高中、中专、本科及以上的群体中体现的。
（二）地区因素
对不同地区（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在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践行现状进行方差分析（见表10）发现，在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现状的评价上，不同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F检验的值为1.31，对应的概率P值为0.270，大于显著水平0.05，接受零假设，即认为不同地区的公民对目前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的评分无显著差异。
（三）文化程度和年龄因素
由表11可以看出，文化程度与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弱相关，相关系数为－0.193，对应的概率P值接近于0。而年龄与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对应概率P值为0.521，年龄与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评分主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考虑到当前中国社会的实情，年龄和文化程度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①。因此，有必要对年龄变量进行控制，在控制年龄变量后，我们发现，各个年龄段内，文化程度与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的相关性依然存在（见表12），尤其是在文化程度与评分的相关性系数上，中年民众比青年民众的相关系数要大，而中老年人的系数最大，达到－0.3。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程度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现状的评价间不是虚假相关；文化程度越高的群体，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现状的评价越差，并且年龄段越高，文化程度与评价分数呈现的负相关性系数越大。
（四）政治面貌因素
对不同政治面貌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进行方差分析（见表13）发现，在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现状的评价上，不同的政治面貌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F检验值为2.286，对应的概率P值为0.045，小于显著水平0.05，因此认为政治面貌在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践行情况的评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运用LSD多重比较检验法对其差异性进行两两比较分析（如表14所示）发现：在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践行评价上，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群众的认同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共党员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评价分别低于共青团员和群众0.80分和0.67分。
但是，我们发现政治面貌与文化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二者的Eta系数为0.399。那么政治面貌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的影响是否受到文化程度的影响？为此，我们将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对政治面貌和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之间的关系再进行检验。如表15所示，控制文化程度变量后，政治面貌在部分文化程度群体上评分的差异消失了。初中及以下和本科及以上的群体基于政治面貌对传统道德文化理念总体践行评价的方差检验的F值分别为0.039和0.663，其对应的概率P值为0.990和0.575，因此认为这两个文化程度的群体，政治面貌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评价没有影响。而高中、中专、大专的群体，基于政治面貌对传统道德文化理念总体践行评价的方差检验的F值分别为2.640和2.865，对应的概率P值分别为0.049和0.037，说明这两个文化程度的群体，政治面貌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评价的影响确实存在，但显著度不是很强。
因此，政治面貌因素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评分的影响因素是局部的，表现在高中到大专文化程度层次的群体，中共党员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评价比共青团员和群众的得分低。
（五）家庭月收入
对家庭月收入水平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进行相关性检验（见表16）发现，两者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27，相伴概率接近于0，家庭月收入水平和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的评分之间存在微弱的负向相关性，即家庭月收入越高，其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践行情况的评价越低。
但是，通过检验发现，家庭月收入水平与文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425。因此我们将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再检验家庭月收入水平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评分之间的相关性。这时，二者间的相关性消失了。如表17所示，控制文化程度之后，家庭月收入水平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36，相伴概率P为0.117，因此，家庭月收入水平和对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评分之间的相关性是由文化程度的差异造成的，同一文化程度层次上，不同的家庭月收入水平和对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评分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四、结论与建议
在上述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与建议。
（一）在现实社会中，公众认为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践行评价基本良好，对于“孝、智、和”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状况较好，意见也较为统一，而对于廉和耻的践行评价最差，分歧也最大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深深地融化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并内化为民族性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时，也感到一些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正如调查数据所反映的，公众认为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践行的状况不是很乐观，其中“孝、智、和”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得比较好，但廉和耻践行得比较差，公众对这两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评分均未超过6分。
（二）公众认为“孝、诚、和、廉”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当前社会非常重要，由于廉的实践状况与重要性落差最大，因此可以认为其在当前社会的需求最为强烈
公众认为孝、诚、和、廉是十三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最重要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其中对于孝、诚、和的选择较为一致，而工人和学生群体对于廉的选择也较多。孝文化是公众一致认可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孝敬父母、尊敬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调查的数据也再次验证了这一事实。诚实守信、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指导着华夏子孙崇尚和平、追求自强、实现自我，在当今中国社会，她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仍然意义重大。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为民的前提，也是我们党和政府自身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廉的实践状况最差，其重要性评价彰显了当今社会对廉的强烈需求。
（三）当前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的评分因职业的不同而差异显著
经过统计分析发现，不同职业的人群对当前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的评分具有显著差异。农民的得分最高，其余依次是学生、商业的从业人员、无职业或失业人员、工人、国家公务人员（包括军人）。总体来看，农民的评价最高，而国家公务人员（包括军人）的评价最低。这与该两类职业人群对于道德标准的认识和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农民大多数生活于农村，农村中较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的习俗，农民对于道德标准的判断比较单一和简单，而国家公务人员则相反。
在孝的践行情况评分维度上，商业从业人员打分最高，国家公务人员打分最低，二者相差0.75分；在智的践行情况评分维度上，商业从业人员打分最高，学生打分最低，二者相差0.42分；在和的践行情况评分维度上，农民打分最高，工人打分最低，二者相差0.57分；在廉的践行情况评分维度上，学生打分最高，商业从业人员打分最低，二者相差0.82分。
（四）核心人群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现状评分因性别和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并部分受到居住地和政治面貌的影响
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因性别和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上存在差异，具体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女性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上要高于男性；二是文化程度越高，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总体践行现状评价的平均得分越低；三是城乡居民差异方面，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本科及以上的居民中，农村居民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上高于城市居民；四是政治面貌差异方面，高中到大专的文化程度层次的群体，共青团员和群众较中共党员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评价高。
（五）文化程度是影响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评价的最重要因素
对于个体来说，道德文化的内化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过程。教育是社会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或实现途径。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认知由浅入深，并对事物的要求和期望程度会提高。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影响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诸多因素中，教育程度是相对最大的一个因子。这个回归系数是一个负数，即受教育越多，对传统理念践行的评分越低。受教育越多，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要求和把握可能更高，也更倾向于对社会进行批判，更具备社会评价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是我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生成和践行的最佳途径。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深层次的发扬光大和传承不可小觑。提高核心职业人群的教育水平可以在更高的标准上诠释和践行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将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瑰宝注入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六）提升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水平的建议
第一，加强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播与教育，特别是要坚持孝、诚、和、廉等重要理念的宣扬；第二，廉耻是当前社会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的薄弱环节，要在各行各业特别是政治道德与职业道德领域加强廉耻教育、引导及其监管；第三，商业领域是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的监管重点，特别是要加强生产领域和商品流通领域的道德控制，确保民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第四，把传统美德教育列入国民教育体系，除性别、居住地及年龄等先赋性因素外，教育是非常有效的工具或实现途径，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深层次的发扬光大和传承不可小觑；第五，提高核心职业人群的教育水平可以在更高的标准上诠释和践行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将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瑰宝注入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执笔人：李建华、董海军）
注释：
① 年龄和文化程度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278，相伴概率为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