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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是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了从农业劳动到工业生产的转化，角色逐渐从农民转变为工人，而社会形态也从农村社会发展成为城市社会。因此，城镇化的核心应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过程，而且通常是以产兴城，而不是人为的“造城过程”。 (一)人类城镇化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000年，此阶段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城镇结构主要是由行政中心与农贸、手工业作坊组成，城镇规模较小，人口在5万～10万之间。第二阶段为公元1000年至1800年，在此期间人类社会处在封建社会及其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城镇结构主要是由诸侯国政治中心以及工业、商业与港口组成，城镇发展至中等规模，人口规模在20万～100万人。第三阶段为公元1800年至上世纪中叶，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人类社会走向中期阶段，城镇主要由各类工业中心、商贸都市及港口、铁路枢纽组成，其中大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提升至100万～500万之间。第四阶段为1950年至2010年，自动化工业生产线大大提升了工业规模，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虚拟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期，以巨型工商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催生出人口规模在1000万～3000万的核心大城市。 (二)近两个世纪大国城镇化浪潮 1750年至185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及西欧的城镇化率由20%上升至50%。1870年以后，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应用于各种工业生产领域，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美国(北美大陆)1860年至1950年城镇化率由20%上升至71%。1920年后的50年代至60年代内，日本(东亚)以及前苏联的城镇化率分别由18%、20%上升至72%、60%。
图1 中国城镇化发展趋势 二、中国城镇化中面临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近30年中国高速的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截至2012年年底，城镇化率已达52.57%，城镇人口约7.2亿，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转变为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基本持平的城市型国家。 城镇化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中国发展成为制造大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五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 (二)中国高速城镇化需要解决的五个主要问题 1.中国城镇化是在发展极不平衡下的大国城镇化。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5.879万亿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反观城镇化率，我国仅仅处在51.3%的水平，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比率基本在65%以上)。中国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高达1/3的农村流入人口虽在城市务工、生活，但并未享受市民待遇，形成了季节性流动的农民工群体，有人称之为“候鸟式”的城镇化或“半城镇化”。每年的农民工春运回乡潮，以及城中村农民艰苦的住房条件等现象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外，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人口分布失衡，爱珲—腾冲线以东人口占全国人口84.3%，这也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屏障。
图2 世界各国(地区)基本国情的综合比较 注：1.圆圈大小和灰色程度分别代表总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2.24国总人口及城镇化率指标的展示。 数据来源：城镇化率和总人口数据取自《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09 Revision》(United Nations，2010)，其他数据取自世界银行网站在线数据(2010年，http://www.worldbank.org/)。 2.中国城镇化是在人口众多、农产品供应高度敏感背景下的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发展对粮食安全形成巨大挑战。目前，中国粮食自给率总体水平尚不足90%，城镇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良田的问题又十分突出。前20年，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全国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已从2000年的152.8m[2]/人攀升至2010年的175m[2]/人。 3.中国城镇化是在资源、环境严重制约下的城镇化。近20年的快速城镇化造成土地、水资源和能源的高速消耗。全国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1/4，水资源严重短缺已成为中国北方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刚性约束。据2009年统计，全国有400余座城市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达110座。东部大城市区域空气污染严重。2015年中国中东部城市密集地区多次被雾霾笼罩。2015年1月份期间北京曾连续14天空气质量达到六级污染。 4.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必须城乡统筹、四化协同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更加注重提升质量，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务工、就业和身份转换问题。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现已成为人口迁移的主体，他们没有返回农村的意向。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特别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为此，必须四化协同发展。 5.中国的城镇化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无序膨胀，以县、镇为基础实现就近、就地城镇化。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规模整体处在100万到500万之间；500万到1000万的大型城市有75个，而人口高于1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中国目前已有13个。全国有县2003个(不含853个市辖区)；县域内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0.24%；县域经济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占全国GDP的48.10%。中国建制镇为18000个，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3%，县和镇应当成为当前城镇化的主战场。特别是临近大城市的农产品加工服务、商贸旅游、特色工业等多职能类型的中、小城镇应迅速发展，同时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前20年，资源、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发展滞后。造成北京、上海、广州等一批特大城市“巨型化”发展，无序蔓延，对居民、环境资源保护及城市管理成本都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三、过去50年世界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从特大城市到网络式专业分工的都市群 (一)大城市病的困惑 东京是国际重要的金融、经济和科技中心之一，人口近3000万。然而耗时漫长的通勤交通已成为困扰这座世界级都市的难题。2010年东京首都圈通勤时间为68.8分钟，通学时间为76.9分钟，通勤+通学平均出行时间为70.4分钟。其次城市运行成本巨大，2005年高峰时段东京区部主要道路平均车速为18.8km/h，大大低于日本城市平均水平35.3km/h。城市建设了密度最大的地铁、城铁网络，早在50年前，东京市民上班乘坐地铁就需被地铁工作人员施加外力“装进”车厢，高峰时段地铁的拥挤也严重影响了市民日常的生活幸福感。 近年来，北京、上海开始出现各种特大城市的“城市病”。北京等七个城市开始出现“全面拥堵”现象；城市小汽车乱停车问题极为严重，大量占用公共空间甚至消防通道；自行车等绿色出行和公共交通出行所占比例日益萎缩；城市发展中形成的“职住分离”现象更导致钟摆式的交通，加剧了交通阻塞现象。新型城镇化必须重视公用设施建设，克服各种“城市病”。近20年来，城镇建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开发区、中心商务区等城市“名片”及招商引资的重点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欠账严重。城镇运行安全隐患突出，内涝、火灾等灾害频发，2012年7月21日北京特大暴雨，因灾死亡人数多达77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16.4亿元。 (二)发达国家的都市带发展 发达国家上世纪中叶就开始用都市带/都市群来替代超大型城市，以提高要素效率、生活质量。实际上，都市带/城市群/都市连绵区(Megalopolis)最早是由1915出版的《演变的城市》(Patrick Geddes)一书中提出的。但是在1957年让·戈特曼在美国《经济地理》杂志上发表的《大都市连绵区：美国东北海岸的城市化》论述后，才被广泛使用并讨论。现在全球主要的城市群有： 1.美国东北部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城市群是趋向专业化分工的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群，其主要大都市区的主导产业与功能各有特色。坐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高校的波士顿地区主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教育；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的纽约拥有发展金融、商业和生产服务业的绝对优势；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则以清洁能源、制药、航空制造和交通服务的发展为主；华盛顿特区在施行首都政府职能的同时，发展了旅游和高技术服务业，也带动了周边巴尔的摩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2.伦敦及东南部城市群。大伦敦规划和东南部区域战略互为支撑，强调廊道引导和节点开发强化分工，网络化发展。其战略区域主要由机遇增长区、强化开发区、复兴地区构成。同时为塑造专业节点，通过政策扶持，引导高端产业和物流航运业外迁，系统的谋划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自1944年大伦敦规划提出以来，一直延续城镇节点间的绿化隔离带的理念，因此其发展具有强化规划的延续性。 3.大巴黎城市群。大巴黎规划强化沿高速公路、高铁走廊的枢纽节点集中开发。走廊地区依托轨道交通站点将新的商贸、服务、办公整合在一起，并规划都市区的交通副中心。 4.首尔集中了韩国近50%的人口，为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出了首尔2006年-2020年第三次重组规划。对于工业、大学、重大项目实施分区管理要求，并在税收等政策上采取差异策略。对于拥塞抑制区(首尔、仁川等)，区内的工商业所得税、登记税提高三倍，财产税提高五倍。对于增长管理区(京畿道)，只允许建设一般的工厂和满足基本需要的办公、科研、企业、居住等设施。对于自然保护区(汉江上游)，禁止开发，保持其原生态环境。
四、中国在2030年前新型城镇化的三个重点区域 (一)中国东部三个城市群人口快速集聚 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是过去30年外来人口集聚的城市群。2000年以来，天津、北京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下一步中国应以城镇群为主体形态，构建“5611”城镇群格局，即：五个国家核心城镇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长江中游；六个战略支点城镇群：海峡西岸、海南(南海)、天山北坡、哈长、滇中、藏中南；11个区域支撑城镇群：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关中—天水、北部湾、黔中、太原、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兰州—西宁、淮海(徐淮)等。
(二)新型城镇化的三个重点区域 1.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全面落实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要求是：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的改革引领区；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态修复与环境改善的示范区。实现以上四方面的要求，对于协同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京作为首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也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重要窗口。《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了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为首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全面落实《纲要》提出的四个中心定位，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利于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快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补齐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治理两个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发挥首都创新资源密集的比较优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提高创新引领能力，实现北京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 天津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纲要》对天津市的发展定位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纲要》要求天津市着力提高先进制造研发水平。构造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形成技术领先、配套完备、链条完整的产业集群，成为高端产业的承接地与聚集区，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基地，使高新产业聚集度、研发转化成功率与创新服务体系都处于全国先进水平。要把天津打造成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就要以海空两港为核心，轨道、公路交通为骨干，陆海空三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积极发展空铁、海铁、空海联运，全面提高航运服务辐射功能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京津冀人流、物流、信息流一体化创造条件。天津要打造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充分利用自贸区和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以行政审批简约化、投资贸易便利化，以及互联网+金融改革为重点，形成金融创新运营的示范区，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投资贸易高度便捷，示范引领作用强劲的改革开放先行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省的定位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要把河北省建成“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就必须立足京津冀，面向全世界以立体综合交通网络为支撑，以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为龙头，全面提升商贸物流业的信息化、网络化、国际化水平，打造国家现代商贸物流主要功能区和连接丝绸之路与东北亚国际贸易的新兴增长极。要把河北建成“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是实现河北跨越发展，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要通过有序化解过剩产能、着力构建工业与服务共同主导、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崛起双轮驱动的发展新格局，为全国产业升级和化解过剩产能提供可复制的经验。《纲要》提出要把河北省建成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示范区”，这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战略选择，要按照京津冀“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结点”的总体城市空间格局，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沿快速轨道交通廊道，规划建设生态城镇。优化创业发展环境，激活创新要素，努力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绿色生态、清洁宜居的“创客天堂”，承接首都研发转化、教育、医疗、事业单位的疏解。河北省地域广阔、山川湿地、森林草原，历来是京津水源和生态涵养之地。《规划》要求河北建成“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这就要求河北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山水田林湖湿地的保护和修复、规划，在生态敏感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消耗上限，建设天蓝地缘、林茂水清的生态环境，为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提供生态环境支撑。 2.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旨在加强中国与中亚等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商品贸易、产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促进沿线各国经济联系与共同发展。这一战略构想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对密切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深化区域交流合作，统筹国内国际发展，拓展西部大开发空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诸多合作领域中，资源能源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经济合作开展的中心环节和支撑点。 (1)“丝绸之路”的由来。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从长安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国交流的通道，形成横贯东西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中国》一书中首次用“丝绸之路”替换了“玉石之路”“佛教之路”，德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man)进一步阐释，“丝绸之路”一词被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古代“丝绸之路”可分为国内段和国外段，在国内段，有西北和南方两条主要的陆上通道。
(2)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建设新亚欧大陆桥，加快西部城镇化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新亚欧大陆桥即第二亚欧大陆桥，从江苏连云港市起至荷兰鹿特丹港，是一条连接亚洲与欧洲的国际化铁路交通干线，在中国境内途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七省区，430多个县、市，到中俄边界的阿拉山口出境，比原有陆上的亚欧运输(经西伯利亚)缩短了2000公里，比绕道印度洋水运缩短一万公里。
(3)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合作十分必要。一是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整合作用，重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已经确立在2020年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及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二是加强扩展区域内公路、铁路、电力、通信、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中国和中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在道路、机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完全可以参与中亚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制造业赴中亚各国投资奠定基础。 3.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国家总体发展中的功能定位主要是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中国经济新增长极；城乡统筹发展、四化协调推进的示范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以水资源保护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区。 (1)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及产业集聚地。武汉东湖高新区是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拥有高新技术企业2468家，居全国第三位；从业人员32.88万人，居全国第四位；中国光谷东湖高新区已形成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新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优势领域，是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南昌国家高新区是江西省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辖区面积231平方公里，全区企业900余家，外资企业200余家，美国的微软、科勒、耶兹、瑞士ABB，德国G&，台湾东元等一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和中兴通讯、深圳方大、江铜集团、TCL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在区均有投资并取得良好回报，九江红鹰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总装和销售SW-4等型号直升机，年产39架直升机，出口额可超1.4亿美元；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国家级综合性高新技术产业带，拥有三个国家级高新区，10多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是全国六大综合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之一。 (2)长江中游城市群教育事业发达。创新驱动的关键在人才，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全国主要城市群中，普通高校数量最多，在校生人数位居第一，为城市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应发挥武汉、长沙、南昌三大中心城市的引领功能，提升一批各具产业特征、网络结构、功能互补的中等城市。
(3)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区域城市群的重要支撑点。2014年4月底，李克强总理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上讲话，将建设承东启西的重要纽带——“黄金水道”确立为发展目标。“让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形成直接带动超过1/5国土、约六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长江中游城市带要建成水清、地绿、天蓝的生态廊道。“统筹江河湖泊丰富多样的生态要素，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以长江干支流为经脉、以山水林田湖为有机整体，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水清地绿天蓝的生态廊道。” 五、结束语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劳动方式、社会形态变革的结果，通常是“以产兴城”，而不是“造城运动”。因此，城镇化的核心应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近30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伴随着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已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与世界城镇化率基本持平的城市型国家。但中国城镇化是发展极不平衡下的大国城镇化，同时，又是在人口众多、农产品供应高度敏感，以及资源环境严重制约下的城镇化。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城乡统筹、四化协同发展，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无序膨胀，以县、镇为基础，实现就近、就地城镇化。 过去50年全球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发展多功能的单一特大城市转向网络式专业分工明确、交通快速便捷的城市群。这不但有利于降低城市管理成本、保护资源环境，也使居民生活舒适、便利。中国在新世纪初(2030年前)新型城镇化的三个重点区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群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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