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反思与发展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发展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管理学已经具备了进入自主创新发展阶段的条件与环境。探讨“中国式管理”、“中国特色的管理”和“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意义已经跨越了今天的现实需求，正在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不仅是要解决管理理论与管理实务相脱节和适应市场经济体系下组织的经营和管理问题，更长远的意义在于中国管理学对国际管理学发展所具有的划时代的作用。
1 传统中国本土管理学带有“苏联管理模式”的特征
我国建国初期全盘引进“苏联管理模式”，对我国管理学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苏联管理模式”明显地与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必须对其进行修正。在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度希望用“鞍钢宪法”等对“苏联管理模式”加以改造，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但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初衷。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在保留“苏联管理模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制度前提的条件下，在“苏联管理模式”的生产技术系统维度基础上，增加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2个维度，形成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即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1]。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为这一管理模式感到骄傲和自豪，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管理优越性的体现。这种自负使我们拒绝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拉大了我国管理与西方管理的差距。
不可否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管理学的发展遵循的是以经典理论的教条阐释和机械搬用，以强调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关系为主的“苏联管理模式”，明显带有“生产关系阐释学”的特征。这一时期中国管理学的主要特点如下：
（1）在指导思想上，这一体系仅仅局限于对一些经典理论的教条阐释和机械搬用，严重脱离实际，排斥西方管理学的科学成分，仅仅注重管理二重性中的特殊性，而不愿接受共性，将西方管理学中合理组织生产力的内容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盲目地加以排斥。这种状况使中国管理学的发展道路越走越窄，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2）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强调抽象研究方法，否定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的理论范式，实证研究被看不起，谁搞了实证研究就被斥之为眼睛向下，只抓芝麻不抓西瓜。
（3）在管理的实务上，只讲空洞无味的大道理，过分强调和夸大人的精神力量和集体主义，否定个人物质利益。其结果是造成中国管理学理论形态的单一性和封闭性，没有学术争鸣和创新来激发理论活力。
（4）在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方面，理论得不到管理实践的有力支撑，与实践严重脱节的中国管理学理论走进了自己精心构筑的象牙塔，成为一种抽象研究方法制造出来的逻辑精品。
（5）在推动管理学发展的学术环境方面，缺少民主的学术自由意识和自由的学术氛围，意识形态浓烈的“斗争哲学”和“无限上纲上线”造成管理学研究学术氛围的紧张气氛，管理学理论难以在客观、科学和冷静的层次上展开学术争鸣和发展提高。
我国管理学的这种先天不足是有多方面原因的：①中国的社会、历史、经济的演进过程，没有形成管理学赖以产生的社会人文环境；②在我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对封建主义的糟粕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人们意识中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主义的观念；③苏联教科书范式一输入中国，正好与中国知识界重考据、阐释的传统合拍，必然形成轻理论体系创新和实证研究的局面。可以说，传统中国管理学更多的是在抽象思维中构造出来的“社会生产关系维度”的逻辑精品，是一个基于乌托邦理论状态上的产物。
历史已经表明，“苏联管理模式”对我国管理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必须对其进行扬弃，必须进行管理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才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发展中国管理学必须从西方管理学理论、中国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3个来源上寻求结合点[2]。
2 西方管理学对中国管理学变革的影响
西方管理学的学科基模体系（disciplinary matrices）引入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意义：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现代化的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现代化以至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管理学发展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变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管理学面临的是一个“古今中外”管理理论碰撞的复杂局面。与西方“内源的管理现代化问题”（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不同，中国管理学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外源或外诱的管理现代化问题”（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即中国管理学界受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而引起的学术思想和学科的变革，进而推动管理实践的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中国管理学现代化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一种“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即跟踪模仿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是管理学发展的主流，而中国管理学界自己的内部创新反而居于次要地位。直到今天，大量的西方管理学理论和教材被引进，管理思想的传播使人看到了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市场。今天流行于世的以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原则的形成，正是20世纪初以来泰罗“科学管理”进行全球扩张的产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naturalized hegemonic discourse）。所谓“自然化”是指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准则已经内化为世界各国管理学界接受的常识性管理理念。
可以这样说，中国管理学在经历管理现代化的过程时，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况，面对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国管理学节节败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人为的因素，如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奇技淫巧”，中国管理学界知识阶层从对“洋务运动”的技术向往，对实证分析技术与精确计量方法的推崇，发展到管理学界精英阶层的整体西化，尤其是管理学教育领域也偏重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案例，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积淀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教育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有时代发展的必然一面，如国有经济制度的变迁、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的兴起，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计划经济体系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具有传统中国管理学特征的理论失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身份，而不再有制度上的优势。
在向西方学习管理学的过程中，有的人站在价值判断的普遍主义原则（presumed universalism）的角度，认为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与管理学范式不切题，是错误的和平白无味的，主张用西方现代管理学取代中国的管理学。有人主张原汁原味地全盘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学，甚至有的MBA院校用西方的原版管理学教材来取代所有的中国管理学教材①。但是，它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现实的管理问题？原汁原味没有错，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但全盘引进和取代就会使我们丧失自我。中国人自己在制造西方现代管理学的神话，结果中国人同时也就成了这种神话的信徒，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管理学者的自我异化和悲哀，这会使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管理学范式的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说穿了就是主体理性，就是自己成为主体，他人必然是客体的那种理性。
回首往事，我们曾经以无比豪迈的勇气“破旧立新”，朝着“管理现代化”一路狂奔，其间虽然也有个别声音提示我们注意传统中国管理学被完全颠覆的危机，但是都因为与我们主流的声音相左而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一度出现管理理论“全盘西化”的思想。
然而，仍然有少数管理学者把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作为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假设和前提。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管理实践，终于使我们懂得了一个真理：管理现代化的陷阱原来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倒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屑一顾。这就是说，为了走向管理现代化的未来，需要的不是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彻底决裂，而是应该妥善地利用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管理现代化的大厦。目前沿着中国文化传统这条路径进行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①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言，目前的研究仅仅只是初步的甚至是表面性的概括，远未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核，并形成对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目标的基本概括；②研究方法和手段极度落后，与西方现代管理学完全成了“两张皮”，相互间毫无关系，且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③少数管理学者没有摆正文化的客观性与历史继承性的关系，这些学者所持有的态度令人担忧，他们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纷纷抬出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并强调儒家伦理对中国管理学管理原则的发育、发展所起的主导作用。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斯·韦伯把西方新教伦理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发生、发展的精神动力；当代儒家伦理思想也应当是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原则产生、发展的精神动力。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颠倒了时间坐标定位上的“以现实组织的管理活动性质与状况为主，以历史继承性为补充”的主次关系。按照这些学者的逻辑，我们无须建构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原则，只要学习和宣传儒家的伦理思想就行了。试想，将从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的管理活动的中国人塞进2000多年前自然经济条件下古人的行为规范中，用古代落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行为规范来要求现代组织的管理行为，现实的人能够遵从吗？这种错误见识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摆正文化的客观性与历史继承性的关系。
当我们总结这一时期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状况时就可以发现，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进的西方“现代管理学”没有包容和检讨“中国管理学”所需要的理论条件，因而目前在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中，正在出现一种“西方管理学亚文化群”，在管理学学术研究体制中拥有越来越明显的权势地位。在他们看来，中国管理学启蒙时代已经终结，除了西方管理学之外，其他一切思想言路都是“陈旧的和保守的”，可以一网打尽。在这种风尚中，“西方现代管理学”的标签成为“知识先进”和“取向正确”的天然凭证，只要站在“西方现代管理学”的旗帜下，就获得了可以四面出击却免受批评的特权。但事实上，“西方管理学亚文化群”的新方法如同早先基于“苏联范式”的中国管理学解释一样，陷入了片面和只看眼前的泥淖，形成了自身解释范式的危机。
笔者认为，某些庸俗化的西方管理理论对中国管理理论构建和具体实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值得警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思想的滥用都是危险的，而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可能被滥用。我国管理学研究中正在出现一种庸俗化的倾向，并有蔓延的趋势。这就是有的学者真的将西方管理理论的思想言路作为一种“主义”和“范式”，一种“革命性纲领”，一种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批判武器来实践和构建中国管理学。在他们那里，管理学源流思想家所树立的谨慎、细致、高度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分析风范几乎荡然无存。在管理学理论研究中，到处可见的是，以引述代替证据，以关键词（如“范式”或“霸权”）游戏代替逻辑论证，以宣言式的声讨代替深入翔实的批评，以西方的管理量表来代替中国企业实践的维度。
西方管理学为什么在中国有市场？这是因为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精神之旅笼罩在神圣的光环之下，如标以西方现代管理学或哈佛案例的字样等，这是一个在中国管理学主体之外而由西方管理学主体制造出来的范式统治我们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块由这类范式统治的空间。古罗马帝国晚期著名哲学家AUGUSTINE[3] 早就以超越时间性来给其界说。当代西方宗教学家、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OTTO[4] 分析了主体如何在心理上循环性地制造神圣，这种循环自然是说中国管理学必须在西方管理学的精神现象中率先孕育出神圣模本，再赋予外在性以神圣的形式，并把这种神圣移植到我们的心灵深处，让它在那里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一场把主体性剥离开主体的外科手术，神圣性就这样穿上了客观性的外套。这样，最缺乏主体性色彩的语句便充当了描述神圣的基本单位。照此的推论自然是中国管理学可以立于世界之林。
我们要问，西方管理理论凭什么可以获得对这种危险的天然豁免？打起西方管理学的旗帜绝不意味着在学术上和研究方向上的当然进步。西方管理学可以用来支持中国管理学学科基模体系的构建，也完全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和形而上学结盟。一种开启了的思想言路，一旦被庸俗化地滥用，也有可能流变为专断与独尊的意识形态，“西方管理学”就可能变成“西方管理学疯狂”或“西方管理学梦魇”。因此，西方管理学的学科基模体系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管理实际，这就注定了西方管理学和它在中国的后继者无法在这个框架里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3 发展中国管理学应当是现实问题优先，而非学派构建优先
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历史上总有某个时期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分水岭。一些学者将管理学中国学派的确立看成是21世纪管理学发展的分水岭②。
在管理学文献中，管理与管理理论的普遍主义的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是一个常见的假设。也就是说，西方管理理论提出的、表述的和预测的是一个稳定且普遍的现实管理世界。然而，理论如果有用，一定是既要随时适应所要顺应的特定文化背景，同时又要在与其声称提出、表述和预测的现实关系上是递归和自反的关系（recursive and reflexive relationship），即能够重返实践。
发展中国管理学，让西方管理学成为参照物，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在管理学范式的知识体系之林中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人文精神的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在自己的特定生存空间以特定的方式创造自己，只有在这种自主创新中，中国管理学才能成为真正的、有特色的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管理学。鉴于此，发展中国管理学应当有2个基点：①要有中国特色，这体现在国情上，立足点是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现状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②要强调问题意识，即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入手来发展中国管理学。
然而，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还有诸多必须克服的障碍，这包括：
（1）应当看到，中国管理学的发展难度将会高于西方管理学，这是因为我国管理学本身并没有实证研究的传统③，我国管理学从“苏联范式”的抽象研究方法转向实证为基础的管理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的从无到有，在逻辑层次上会天然地遇到一个逻辑的断层。另外，从抽象研究方法转向实证方法，我国管理学研究者还面临着一个转换观念和看问题的视角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管理学者形成了带有“先验的”、“内省的”的思维去进行抽象研究的传统，管理学者的“思维惯性”使管理学研究向实证方法转变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
（2）管理学人才的培养既需要一个周期，又需要有承上启下的连续性，同时还需要改变当前我国管理学界“近亲繁殖”造成的管理学“物种退化”的现象。
（3）中国商学院还需要加速改革，管理学教学与研究脱离实践的现象必须得到改变，中国企业案例与中国企业家在商学院应有一席之地。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教授BENNIS等[5]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指出：“现在的商学院正在使自己不合时宜”，“由于招募和擢升那些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商学院正催生这样一个教职员工队伍：他们主要的职业理想就是献身于科学研究。”他们尖锐地批评到：“现在的管理学终身教授可能从未真正涉足一家企业——除了作为该企业的消费者。”这说明，商学院的教师应当投身于国民经济的主战场，获得实践经验。MINTZBERG[6] 在《管理者而非MBA》一书的《导言》中说：“对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人传授管理学，好比对一个除自己就从未见过第二个人的人谈心理学一样荒谬。”“总之，我们要看到管理学的真面目，使之在实践中成长，才是我们管理教育的最终目的。”
（4）主张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去进行评价和研究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国内管理学者们所接受，多方位、多角度、多元化的理论流派还没有形成。
（5）中国管理学发展一直没有树立起一个清晰的学术目标和学术精神，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里形成的东西，是民主、宪政、法治、自由意识的稀缺，必然导致传统中国管理学的现代化进程不顺畅，这是中国所独有的难题。
（6）西方管理学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在短期内不容易找到。这是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管理学理论还处于一个引进、消化、吸收、总结阶段，还没有完全进入自主创新发展的自由王国。
（7）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管理学研究还缺少一种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有民主的学术自由意识，有自由的学术氛围，有代表性的人发展起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技术。中国管理学落后，归根结底是中国缺乏先进的人文精神。爱因斯坦指出：“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社会也能做很多事来促进它实现，至少不该去干涉它的发展。”[7]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是人文精神，真正的动力机制是人组织自己的技术。管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论范式只是人文精神的副产品，也只有把人管理自己的技术在管理学领域中实施才能使它兴旺，因此，管理学中国学派只是人文精神的结果，而不是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原因。
笔者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构建，毋宁冷静地思考和认识当前我国现实管理实务中急需解决的管理学命题。这可能才是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方向。当前对付中国管理学的危机，重要的是管理学家群体的积极反应，即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包括对中国现实管理问题的挖掘和对中国管理学面临问题的自身反省2个方面。对现实管理问题的挖掘涉及管理学理论解释力的问题，这需要进行管理理论的创新；而对管理学面临的问题的自身反省则涉及中国管理学科学哲学的问题，这需要进行方法论的革命。
4 结论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应当是管理学中国学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中国管理学变革的根本动力，它可以为管理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创新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我们完全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并据以指导实践。这表明，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结合，因而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的假设，是管理学中国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管理学中国学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注释：
① 目前在我国MBA教育中，核心课中没有管理学这门课，代之的是《组织行为学》。这里说的管理学是广义的管理学，它包括管理理论、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生产运作管理、市场学和财务管理等。
② 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提出，“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奠定在未来10～20年中逐步建立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学科基础”。
③ 或许有人会争辩说，我国士大夫阶层具有乾嘉时代的考据传统，但必须注意，考据传统不等于实证研究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