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式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方式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毛泽东、邓小平的共同追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一生，我们可以说就是努力把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并取得了成功。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他同样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没有采取苏联、东欧国家那种主要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从而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改造的办法；而是主要采取“赎买”、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平方式来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政治体制上，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是一党制，而我国则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关系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许多诸如此类的有效措施，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伟大长征。
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毛泽东领导下，也同样在努力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在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成一个首要的目标，认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建立了丰功伟绩，其所作出的贡献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直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共同追求。这点，连西方学者也已看到，正如施拉姆所说：“许多事情说明，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有改变：即为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254页）
二、毛泽东、邓小平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式比较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个全新的历史课题。从总体上讲，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知之不多，经验甚少。“苏联模式”被毛泽东看作可以仿效的模式，这是他探索的第一个特点。在苏联直接帮助下，我们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中国并不都是成功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国一些部门、一些人陷入了一种盲目性，一切照搬苏联，这实际是五十年代的“凡是派”倾向，这种观点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盲从与迷信。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首先提出教条主义地抄苏联是不行的：一方面有可能将“苏联模式”中正确和错误的一同抄来；另一方面，即使在苏联是正确的东西，由于国情的差异，搬来中国也不一定合适。
第二个特点是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据薄一波回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发生一系列事件，已使毛泽东觉察到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及时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积极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自觉性。毛泽东后来曾说过，我们最初搞建设，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在这过程中，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导致此的原因，根本就在于他认为此种做法违背了他一贯倡导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清醒地看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之间的矛盾，认识到“苏联模式”并不是唯一的道路，它本身也是特殊性的产物，不过在“苏联模式”的个性中，又蕴含着社会主义矛盾的许多共性。这是毛泽东高于其他许多共产党人的重要之处，从而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问题。他后来追述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毛泽东对于如何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了如下思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人的精神解放；人的精神解放，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全国人民表现出高涨的建设社会主义热情，所以毛泽东试图通过“大跃进”的方式，使生产力高速发展；通过人民公社运动，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毛泽东探索的第三个特点。但是这个探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
第四个特点是毛泽东发动与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式，来巩固与建设社会主义。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提出了他设计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他已开始感到这场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圆满，但他已来不及进行总结，只能把这个任务遗留给后人。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只能是一场灾难。
在毛泽东近20年的苦苦寻求和探索中，他提出了许多人们闻所未闻的理论主张，还在实践中进行过多次试验。其中，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转瞬即逝的，也有一以贯之的；有的是做了的，有的是没做的；有的是做了做好了的，有的是做了没做好的。这些理论与实践，有的并非照搬什么人的经验，而是他的独特创造，要说特色，是够鲜明和突出的。可是毛泽东的探索其正确的方向固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并已经由邓小平继承；即使是毛泽东的错误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邓小平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有着自己的发展过程。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在三次探索与三次责难中不断发展，最后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六十年代初期是第一次探索，当时邓小平形成了一些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即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思想观点，如对“包产到户”表示理解与赞同。因此可以认为，六十年代初是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萌芽或孕育的起点。这次探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第一次批判与责难。1975年是第二次探索。在此时，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全面的整顿。1976年又一次遭到批判与责难，被“四人帮”诬称为“右倾翻案”。毛泽东当时批评邓小平“还是‘白猫、黑猫’啊”。第三次探索，是从真理标准讨论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开始。邓小平在1982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改革。虽然在1989年我国发生政治动乱、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形势下，有些同志站在“左”的立场上对邓小平的探索提出了质疑。但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通过对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进行了新的概括、新的提炼，回答了各种责难。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党的十五大，明确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具体可以用继承、坚持、改正、发展来概括。继承，是指邓小平的探索与毛泽东的探索是前承后继的关系，即在同一轨道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坚持，就是坚持毛泽东探索中的正确理论、立场、观点与方法。改正，就是改正毛泽东探索中的偏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发展，就是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新的路线，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邓小平继续毛泽东“以苏联为鉴”的同时，也向全党提出了“以资为鉴”的课题，这是邓小平探索的第三个特点。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对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是积极拥护的，他强调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则，“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9页）当然，这是当时领导人的共识。实际上，“以苏为鉴”可以说贯穿了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应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深刻的再认识，“以资为鉴”，从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中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邓小平始终强调中国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它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他认为，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有益的东西，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相反，闭关自守更会葬送社会主义。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三、毛泽东、邓小平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式不同的原因比较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在把握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特色的个性的关系上，前期基本上是正确的，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病，同时坚持走自己的路。但到毛泽东的晚年，他的把握有了失误。造成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是前期能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后期没有很好坚持这条路线，这个原因又是复杂的。
首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判断，有重大失误。这主要表现为超越阶段的“空想论”和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因此在实践中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做法与口号。他没有充分认识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义，他曾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但后来又批判，认为这会导致两极分化。
其次，他过分严重估计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试图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纯洁队伍与思想，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使他晚年的探索完全失败。
再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片面性，使他从未放弃对绝对公平与平等的“理想王国”的执着追求。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毛泽东把中央领导核心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工作上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于是愈益维护“苏联模式”。后又把一些国家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摆脱苏联控制同样视为修正主义。到1964年，进而认为“苏联模式”也不够纯洁和完美了。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则干脆勾勒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全国办成一个革命化大学校，每个成员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实行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经济。这是一种空想色彩相当浓厚的社会主义构想，实践中的失败也是不奇怪的。
最后，对中国国情的判断正、误结合，也影响了毛泽东把共性与个性更好地结合起来。他承认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但不甘心落后，并努力改造落后。这个国情他用“一穷二白”来概括。他谈到中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只有一部《红楼梦》等外，其他都不如别人，骄傲不起来。针对这种国情，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意识，著名的“球籍”说也在这种精神压力下形成。压力下又表现了毛泽东的乐观主义和诗人气质，使他对国情的判断又有了失误。不是把“一穷二白”视为包袱，而是认为“穷则思变”。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对增强人们的信心，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没有看到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异常艰巨性，和由穷到富、由白到美转化的客观条件性，从而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
邓小平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世界范围看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同时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使他异常清醒地认识到，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共性和中国的个性的结合，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大事，否则是死路一条。
其次，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判断。邓小平是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运用辩证矛盾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不仅比较了不同时期的国情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同时分清国情变化的主流和支流；不仅进行历时态的纵向比较，还包括同时态的横向比较；不仅与自己比，而且与外国比。这种全面的分析，一方面是冷静、客观的；另一方面是坚定、自信的。由此得出了正确的、积极的结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个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这是从社会性质来讲。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是从社会发展程度来讲。最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揭示。他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同上书，第139页）“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同上书，第225 页）邓小平这些坦率的话包含深刻的内容。很明显，我们还不具备建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能力。这些使邓小平从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反思，即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
最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时代把握。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经验、模式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不是社会主义，没有两个文明也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基础上，他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书，第373 页）这个回答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把非本质的东西排除在外。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的首位，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样，他就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与以往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既强调不发展与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将是空中楼阁，又认为没有共同富裕，同样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使他们对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也表现出不同的结果。这些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各种矛盾的产生与解决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也决定了只有正确地分析这些矛盾，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引导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