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道路：条件、原则、方式与未来———个规范性的解释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范性论文,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框架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把发展理解为在人类文明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中国的发展可以溯源自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不过，在一个人口众多、国土广大、经济落后的大型国家，国民经济1978-2013年保持了年均9.8％的超高增长率，初步解决了数以亿计人口的贫困问题，2013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而且，中国后30多年发展的道路和经验不仅与前30年显著不同，与欧美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也颇多差异。那么，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是前30年发展逻辑的延续，还是全面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特殊模式，还是一般性的国际经验?中国奇迹的条件、原则、方式是什么?如何理解和实现中国梦?显然，全面、准确地揭示中国奇迹的发生条件、一般原则和实施方式，兼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本文首先辨析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大型国家的发展模式与道路的概念差异，进而从中国发展的约束条件出发，尝试刻画中国发展的一般原则和实施方式，最后简要探讨中国发展可持续性的挑战和前景。 一、中国发展的模式之争 (一)未竟的中国发展目标 现代化一般被定义为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知识的全面转型和发展过程，欧洲从15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包括了经济上的市场化、工业化，政治上的自由化、法治化以及思想、知识上的多元化、科学化，生活上的城市化、社会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国唐宋时期就曾经在经济、政治、知识等方面孕育过现代化的某些萌芽，但现代化的真正启动还是始于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所以，中国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外部冲击下的西化、欧化、全球化。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民国的动乱和发展，直到新中国前30年的革命建设和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都是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但现代化至今仍处于进行之中，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依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 关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或转型方式，中外学者曾经识别、概括了所谓的英美模式、法德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苏联模式、巴西模式、西亚模式等不同类型。显然，当代中国发展具有世界性影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刻画中国发展的道路或类型?对于中国发展的经验，也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转型”、“中国逻辑”、“中国案例”、“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奇迹”、“北京共识”、“牛津共识”等概念。极言之，这些概念大致可以归结为中国经验的模式与道路之争：是普适意义的中国模式，还是别具特色的中国道路? 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和中国问题的严峻性都不言自明!然而，这些关于当代中国发展方式的不同概念和命题，国内外各方面既长期关注、广泛使用，又因内涵和解释不同而反复争论、存疑众多，理论上的分析和宣示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和需求。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中国应对和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即将完成，从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2011年3月中国两会上“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的回答，到党的十八大前后关于“老路”、“邪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等方面看，对于变化中的中国发展问题的探讨还将进行下去。 (二)何谓发展模式? 那么，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适意义上的中国发展模式，学界关于中国发展模式及中国经济模式的概括是一个真实的或准确的陈述或命题吗?对于中国发展的模式与道路问题，虽有语言逻辑、研究方法上的争论，但在词语或概念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着文化、理论和政策上的不同理解和诉求。尽管如此，在理论探讨上仍须充分遵照学术研究的规范，具体运用诸如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后30年的发展过程进行逻辑实证和经验检验相统一的分析，以揭示关于中国发展的诸命题，特别是中国发展的模式与道路的命题差异。外来的“模式”(model)又译为“模型”、“模范”、“模特”等词语，如数学模型、航模、服装模特。模式是人们对所观察、研究事物的一种概括和命题，由反映事物的本质、刻画事物的内部关系和运行方式的诸因素或变量构成。如果承认真实世界中的社会经济现象都包含一定的因素或变量，遵循一定的原则、逻辑或规律，那么发展模式作为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或领域的社会现象的抽象总结，是包含了多个命题的复合命题。中国经验如果是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那么其内涵就应当至少包含两层结构：1.既存在于人类现代化进程之中，蕴含着规定、约束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内在逻辑或规律；2.这些基本原则、逻辑或规律在特定条件下的运行、表现形式，各个国家、领域的条件不同，其发展的模式或道路也因地制宜，状态依存，与时而变。 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解释，真命题包含两层含义：不仅是遵守语法、句法逻辑的命题，同时还是准确反映事实(经验)的命题；而伪命题是指不仅违反语法、句法逻辑，而且还指虽在逻辑上成立但不是准确反映事实(经验)的命题。因此，如果判定“当代中国发展模式”这一命题，就要求它具备以下判断性标准。1.形式逻辑上成立，是遵守语法、句法逻辑的真命题。2.是关于事实的真命题，是可分析、可检验的命题，能够达到逻辑与历史即理论与经验的统一。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命题不是先验的假设、玄虚的理念或神秘的信条，而是对中国改革发展过程和结果的准确总结，是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原则，基于一定的概念、规则而提出的可操作性、可检验的命题，不仅可以进行形式上的归纳分析或演绎分析，而且可以赋予命题中的概念或变量以客观性、数量化的指标，进行定量描述，并可运用不同的经验数据对命题进行重复性的检验和完善，可以预测以至指导中国的未来发展。3.普适性。模式意味着存在成型的、样板性的原则和方法，具有国际上的普遍适应性。中国发展模式如果存在，它不仅可以成为指导未来中国发展的基准模型，而且可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借鉴、学习的对象和榜样，甚至可能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路径。 那么，在因应世界挑战、解决中国问题的现代化发展上，是否存在一种既为中国所独创、又具有普适意义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牛津共识等是对中国经验的准确归纳吗?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什么? (三)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经验 对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的发展阶段，出现了1929年经济大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以及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拉丁美洲模式、经济连年增长的亚洲四小龙模式等类型。19世纪以来，还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而苏联斯大林模式曾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的经典概括，在莫斯科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中，又被表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国有化、工业化、计划化的莫斯科共识。 然而，在自由竞争和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遭遇了一次次经济危机，苏联模式也被认为是一种在整体和长期上低效、难以持续和改良的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提出了源自约翰·洛克、亚当·斯密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代表性意见是任职于世界银行的美国威廉姆逊(John Williamson)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提出，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会议纪要[1]。这一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包含关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贸易经济自由化和价格市场化；消除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在此基础上的最小化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变革大潮中，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地遵循了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 十分吊诡的，20世纪90年代除匈牙利等个别国家推行渐进稳定的改革战略，波兰、捷克等个别国家经济衰退不明显，深受华盛顿共识影响，推行全面激进改革的大多数苏联东欧国家在转型之初的十年陷入了经济停滞甚至下降的困境。中国的渐进性改革具有一些有异于华盛顿共识的特点，最初并不为多数国家看好，但取得了至今最为突出的经济成绩，这就凸显了中国经验的国际意义，从而引起国外学界对中国经验的重新思考和各种概括。 当代中国的转型与发展经验揭示了产权改革、市场取向的重要性，兼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影子。中国经验的官方解释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做法和经验以及背后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不过，国内外许多学者还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比如，斯蒂格里茨等人1998年提出了修正了的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时代》周刊前编辑雷默(J.C.Ramo)2004年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北京共识》，提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国情、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2]。约翰·奈比斯特夫妇2009年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也宣扬，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和人民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模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3]。 国内学者如林毅夫、何清涟、吴敬琏、黄平、俞可平、陈平、史正富、李君如、姚洋、黄宗智、郑永年、丁学良、詹真荣等人对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的看法并不一致[4]。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民主同盟的罗隆基等人就提出过中国应走“英美的政治自由、苏联的经济民主”的第三条道路。姚洋认为，中国模式具有社会革命与社会平等、贤能体制、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中性政府等四个基本因素。林毅夫2002年与杨小凯、2014年与张维迎就中国发展问题的相互辩论[5]。一些人强调中国发展的中国国情、求实原则和政府主导模式，比如林毅夫强调中国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得益于渐进改革推动、市场基础作用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新近又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一些人认为，中国经验是在传统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市场、民主社会主义即中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沉寂多年后提出，中国走的是既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东欧转型经济的第三条道路[6]。一些学者甚至颇为质疑两个共识和中国模式，杨小凯、张五常、张维迎、周其仁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成绩更多的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7]。 (四)如何刻画中国的发展经验? 不论把中国发展经验贸然提升为中国模式，还是谨慎地还原为中国道路、中国逻辑，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不应拘泥于概念或观念，而是全面、准确地描述、分析中国发展的过程和绩效，揭示中国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特色。由此，才可能真正回答中国发展的模式与道路问题。那么，成绩巨大的中国发展进程蕴涵着哪些基本原则?如何按照学术研究的要求，具体而准确地刻画、分析和评价中国的发展经验，识别和刻画中国的发展方式?显然，中国发展的故事既独树一帜、别具特色，又包含一般性的原则或原理；中国发展方式应当既是一种演绎分析的命题，又是关于真实世界的经验总结。 从中国和世界历史来看，评价一种发展经验、一种文明的生命力不能以年度、十年或个别国家为尺度，而应当以更多数据、更长时间、国际范围为检验尺度。清初中国经济总量曾世界第一，之后江河日下，长期挣扎于落后国家之列。正如罗荣渠、黄亚生等人所分析的，巴西等国在20世纪60到80年代、东南亚在1997年之前都曾实现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高速增长，其中巴西1968-1974年GDP年均增长11.4％，但巴西等国也产生了中国类似的转型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使巴西等国一蹶不振，社会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的发展陷阱[8]。欧洲、北美地区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经济只是低速增长，社会问题曾很严重，但持续发展二三百年后都取得了远远超过中国的现代化绩效。 由此，探讨中国发展的分析框架，应当基于发展问题的构成要素，基于长时间、大数据、国际比较的经验观察和判断尺度，包括发展的基本原则(内在逻辑)和实施方式两个层面，从而提出解释中国发展道路的演绎性命题系统。 第一，从发展问题的构成要素看，人类经济发展包括发展的主体、动机和目标、环境约束条件、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等要素，这是分析中国发展经验必须关注的因素或变量。 第二，内含于中国发展过程、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如果承认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类既具有相似的人性假设和行为动机，社会实践是对人类无限的消费需求与有限的生产供给之间矛盾的解决过程，是人类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满足的劳动过程；人类又受到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约束，人的性质、动机和行为具有社会性、时代性。那么，人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动都应当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的原则或原理，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应当具有其同一性、规律性。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力图透过纷乱多样的现象而揭示人类活动的同一性、规律性，人类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应当遵循这些基本原则，都可以据此建立解释性、分析性的理论体系。 第三，这些基本原则在中国特定的环境约束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形式或实施方式。中国的经济奇迹不是因为中国人发明了什么新的文化理念或经济原理，而一定是在其特定的国情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鲜活的生命激情和古老的经济原理，正确地做了许多看似中国特色但原则正确的事情，才能使国民经济获得了长期高速增长。世界上或许不存在一种崭新范式的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学，但通过全面调查、准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本土经验，可能形成解释、指导中国发展的中国学派。 基于以上的分析角度和框架，中国发展经验的命题系统应当包含中国发展的约束条件、基本原则、实施方式、实施效果等方面的内容。比较而言，莫斯科共识、华盛顿共识或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或姚洋框架，在理论分析和表述的逻辑上都失于散乱无序。中国发展只是一国有限时间的个别经验，本文暂且称为中国道路，而不是国际普适的中国模式。由于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篇幅所限，本文主要是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个规范性的解释框架。 二、中国发展的约束条件 真实世界中并没有所谓的理想状态和最优模式，任何模式都是在一系列假定的标准条件下，基于逻辑和历史而构造的理论模型。因此，好的模式或道路都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约束下，能够为最广大的社会经济主体提供长期普遍的经济激励，符合最小成本最大收益原则，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模式或道路，都是各具特色、各得其所的发展模式或道路。 那么，催生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成功转型，顺利推进现代化的真实的、主要的环境约束条件是什么?中国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方式是什么?可以说，中国的转型发展是在承袭了传统、革命和建设的遗产，发挥了人口、地域大国的优势，利用和平、民主与发展的国际环境的条件约束下，遵照现代经济活动的平等权利、自由竞争、创新发展、全面开放的基本原则，实施了将党和政府有效主导、渐进性竞争性的改革、经济改革优先等策略相互配合的综合发展策略，发挥了国际竞争中的中国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之间的目标动态平衡。 (一)传统、革命和建设的遗产 中国1976年之后的转型发展，首先承袭了传统、革命和建设的遗产条件。1.传统遗产主要指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思想、知识等方面的物质和精神积累，诸如传统道德、贤能政治、民生思想、农耕知识等文化遗产，中国的疆域和民族，传统遗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转型。2.革命指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经济、政治、知识等方面的各种变革，特别是旧、新民主革命。经过100多年来的各种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已经从传统的乡村自然经济、专制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等级、身份社会向权利平等的公民社会转型，个人正在成为具有充分、平等权利的社会主体，这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3.建设主要指新中国前30的各方面建设，城乡居民初步摆脱了文盲、病弱状态，国家建立了统一集中的政治体系和比较完备的工农业体系。不过，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当落后，农村人口和农业依然是经济结构的主要部分，中国GDP占世界比例从1950年到1978年一直停留在5％的水平，1980年人均GDP仅467元人民币或310美元，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2385美元。 尽管如此，从改革的初始条件看，我国以农村人口为主、较少享受计划经济好处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对分散的经济体制，生产技术、分工水平低下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上的既非计划经济，又非自然经济，而是濒临崩溃的混乱经济。在这种经济状态下，中国无论是向计划经济整顿还是向市场经济转轨，都容易增进收益。以至阿马蒂亚·森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社会革命和建设虽然问题重重，但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准备了一定条件[9]。 (二)大国优势 传统、革命和建设遗产当然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更重要的，中国特色的条件是：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型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发展中”都是尚待探讨的、规范性的概念，大型国家、大国优势或大国效应才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大国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因人口、国土、经济、知识等发展要素上的巨大数量、完备结构，一国即便相对封闭仍可形成相对完备的产业、市场、知识等社会结构，引致多样化、竞争性、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优势。以大国经济优势为例。现代化经济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分工和交易基础上的大工业、市场化经济，而分工、交易的展开与加速又需要一定的条件。斯密在《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3章[10]揭示，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都揭橥了分工、发展与市场范围(规模)之间的关系[11]。按照张培刚、李由、陆铭等人的研究，分工、竞争、交易和合作并不是随时随地发生的，而是有着一定的条件和概率，都受到市场范围或经济规模的限制。只有当进入市场的经济主体数量多，交易数量和频率大，分工和专业化优势、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企业之间的聚集经济才能够发挥，公共治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才可有效提供，资本流动、企业并购与一体化、研究开发、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产业形成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才能够持续普遍地进行。这就是欧洲近现代经济增长与打破各种关税壁垒、扩大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以及与苏联东欧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和西欧建立经济共同体等现象相伴发生的原因，这就是建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合作的原因。 市场范围或经济规模主要由人口、国土、经济发展水平等三大要素和制度特性所决定，而中国是一个人口、国土和经济的总量大国。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长到13亿人，数以亿计的低收入、年轻化、普遍接受多年教育的劳动人口在经济转型中激发了巨大而持久的经济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几乎与欧洲相当，自然资源总量大、品种多，加上数量庞大的人口，中国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经济组织体系和产业结构。由此，新中国即使在前30年的政治动荡、经济封闭的条件下，中央集中体制也可以克服小国封闭的局限，发挥大国经济的潜在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开发、配置各类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工厂生产、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保障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后30多年来一系列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措施，更不断扩大着分工、交易、竞争、合作的市场范围，调整、优化了企业、市场、产业和政府的结构，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 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上看，中国因人口众多、国土广阔、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等大国特征，地区之间禀赋差异明显，发展路径不相同，发展水平不平衡，这就可以在保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通过人口流动、市场竞争和地区分工、地方政府竞争，充分发挥各个群体、各个地方发展与变革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中国发展的大国优势。 (三)和平、民主与开放发展的国际条件 如果说传统、革命和建设的遗产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条件，大国是国内的、内在的条件，那么中国发展还是在和平、民主与开放发展的国际条件、外部条件约束下进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性战争未再发生，中美两国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乒乓外交后也转入了40多年的和平竞争，中国现代化不仅获得了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且通过中美建交、中日友好、中苏和解而充分利用了这一发展机遇。苏联东欧剧变后，国际格局从两极对抗变为基本稳定的一超多强，中国又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10+3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印和谈等而强化了与各国的开放、交流与合作，全力推行了大国开放的现代化战略。由此，国内现代化因对外开放、开放经济而获得了各国知识、技术、管理、资源等各种因素的支持，中国迅速融入分工和竞争的全球化体系。 三、中国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上述环境条件约束下，对于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发展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解释。那么，中国在解决经济发展的主体、动机和目标、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上，遵循了哪些重要的原则和方法?一些文章从改革开放、所有制结构、宏观调控、多种分配方式、先富后富等角度的归纳解释看似全面具体，其实失之肤浅混乱。从国际比较、发展模式的角度看，就需要通过经验研究和抽象思维，比较、识别哪些条件、原则和方式是中国特色的还是普遍适用的，哪些是短期、偶然、过渡性的还是长期、稳定、普遍性的?显然，某些条件、原则和方式如果属于特殊性、过渡性的前者，最终将归并、收敛到人类发展的某些类型或模式，这些中国经验的意义就并不显著了。某些条件、原则和方式如果属于普遍性的后者，这些条件、原则和方式综合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那么它的存在条件、适应范围是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国家所学习、借鉴? 观察、分析和比较中国的发展经验，基本结论是：中国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实施方式具有显著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特色的国情和手段导致中国式道路空前绝后，难以复制；但中国发展暗含的基本原则又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是人类近现代几百年反复试验、普遍有效的经济常识和行为逻辑。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成功正是汲取了国内外现代化的教训和经验，考虑了中国特定的环境条件约束，遵循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平等权利、市场竞争、创新发展、全面开放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解释了中国发展的主体、动机和目标、资源占有和配置方式、经济增长原因等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合命题或理论框架。 (一)平等权利 产权清晰、自主决策、自由竞争、市场交换是经济有效运行、有序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这一切都必须确立全体居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主体，必须建立在全体居民享有充分、平等的公民权利的制度基础之上。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主体、目的，还是生产要素、劳动对象和工具?如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的根本原则，以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经典论述，那么社会主义应当是人本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官本的、资本的国家主义，人类个体是社会的主体和目的，个体有目的、能动性、自觉自为的行动是社会行动的基础，而资本、科学技术、企业、公有制或私有制、法律和政府等生产技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从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看，人类个体是其利益进而也是人类利益的最终、最佳判断者，构成人类实践的真实基础是个体的人，社会实践以个人为主体，以个人行动为基础，人类面对的问题都可归结为个体面对的种种取舍以及个体在这些取舍之间的选择，社会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并可以通过后者来得到解释，个体的利益之和就是国家和人类利益。相对地，集体行动是众多个体自发性或有组织的共同行动，国家、组织是个体为了保障自己的某种权利或利益而组成的，习俗、法律等是个体强制性或自愿性达成的行为制度或规范。在经济活动上，个体应当是占有、配置资源的基本主体，个体的分工和创新，以及个体之间基于平等权利、自由竞争的交易和合作是现代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方式，公民、私有制、市场竞争应当先于政府、国有制和政府干预，国家、组织等集体、公共行动只是对个体、市场失灵的补救。 个体如果真正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经济活动的动力，就要求通过宪法和宪法实施，赋予并保障居民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或自由。居民的权利可以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例如我国现行宪法首先拨乱反正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主辅关系，进而规定了公民普遍享有的18项基本权利，以及过去曾经规定、现在有待恢复的公民的居住和迁徙权、罢工权、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权等权利。因此，人为主体，个体充分、平等的权利应当是实现发展的基础性原则或第一原则，这一权利安排才能够有效激励亿万民众的经济、政治、知识活动，才是知识创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制度保障。 (二)市场竞争 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主要是劳动创造的私人物品，人类解决生产劳动中的信息、决策和实施问题，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大致有二：一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权力、行政命令的方式；二是分散独立的竞争和交换的市场方式。市场的本质是在公民充分、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将社会分工的众多买方和卖方协调起来，通过自由竞争、自愿交易而共同决定产品和服务价格，从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方式或机制。人类历史和中国经验充分表明，市场是现代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决定性方式，国有制和中央计划主要是一种在紧急状态或公共物品领域才相对有效的资源配置的补充方式，而好的、有效的市场必须是自由竞争、平等竞争、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并直接得益于政府大幅度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创造和维护个人主体、市场竞争的制度条件的结果。 自由竞争、平等竞争、完全竞争是交叉性、关联性的概念。大致来说，自由竞争侧重指居民、企业具有充分、平等的经济权利，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市场主体在交易的对象、方式、条件等方面具有充分的选择和合同自由，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收入分配首先并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得任意干预市场。平等竞争侧重指市场竞争和交换的统一、一致的规则，个人、企业、政府等主体应当处于平等一致的法律地位，市场主体独立地行使权利，恰当地履行义务，善意地对待对方，严格执行依法订立的合同，遵守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行为准则和经济秩序，反对独家交易、欺诈交易和强制交易。完全竞争侧重指竞争状况和市场结构，构成市场供求双方的都是自由、平等、数量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是竞争性结构，即便由于规模经济、专利制度等而导致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也应当是受到法律管制和社会监督的市场，商品的价格、产量等不能单方面地规定和控制。 (三)创新发展 现代经济不是社会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本因素或方式不再是简单依赖劳动力或物质资源的投入数量，应当是基于分工和交换方式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持续提高主要依赖于知识或科技创新，依赖于知识创新的迅速扩散和全面应用。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或方式，国内通俗而流行的说法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这一玄妙讨巧的总结不能说错误，但内涵何其肤浅、模棱、苍白。在现代社会，个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首要因素是知识创新和运用的能力，创新带来了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不断进步。创新概念由熊彼特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明确提出，熊彼特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是产品、生产方法、市场、材料或供应来源等方面的创新[13]。不过，对于长期处于农业经济和专制社会，又经历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国而言，创新不只是狭义的经济创新概念，而是包含了观念、知识、产品、市场创新和法律、组织变革等方面内容的广义创新。现代社会就是建立在知识、技术、制度的创造、应用、转移、扩散基础上的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社会，知识、技术进步导致了企业生产函数中知识资本比重的不断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研究开发是创新的主要来源，个人、企业是研究开发和创新的主要实施者，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个人主体、充分权利、自由竞争的发展机制，有赖于全面贯彻改革、开放原则，这正是来自我国转型发展的基本经验。然而，由于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制度残缺，我国的创新机制还不健全，创新效率还很低下，60多年中几乎没有重大性、基础性的知识创新，创新偏重于开发应用性创新而不是基础理论、基本制度创新，创新偏重于政府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创新而不是个人需求主导的诱致性创新，经济增长方式有待转换，中国社会还没有全面转向资源消耗低、经济效益高、成果惠及民生、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四)全面开放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无法长期孤立地发展，人类的多样性文化和互动性交流才能保障一国社会经济的健康繁荣。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共同体应当对内竞争、对外开放，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共同推动社会经济进步，这可从斯密以来的国际经济理论，A.J.汤因比关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挑战与应战的分析，到谢德华关于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制度性外包的总结等一系列研究中得到说明[14]。中国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特例，国际贸易、鸦片战争等外部冲击曾是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诱因，中国当代发展也必须融入人类文明的全球化进程。 综观我国30多年的发展过程，早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7月，中国就率先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批准在广东、福建试办经济特区。从1992年起，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由点到面的新阶段，推进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改革外贸、外汇管理体制，大力引进港澳台和国外资本，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终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贸易依存度从1990年的29.9％、1995年的40.9％提升到2005年以来60％以上的高点。我国实施从出口导向到开放经济的发展战略，其整体和最终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利用境外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更是为了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一体化，中国嵌入、置身于全人类、全球化的分工、竞争和合作，以开放来促进、强化、优化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引进境外先进的文化观念和制度安排，促使中国的开放发展不可逆转，并获得因国际分工和交易而带来的红利。 (五)全面、彻底、持续的改革 以充分、平等的居民权利为发展的基本制度，以竞争性市场为发展的基础方式，以全面创新为发展的主要途径，以全面开放为发展的推动和实现途径，这就是我国30多年发展经验的实质因素和基本原则。尽管古代传统、近现代革命和前30年建设为后30多年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条件，但并没有充分提供平等权利、市场竞争、创新发展、全面开放的条件和原则，支持和保障后30多年发展的条件和原则主要是通过经济政治不断改革而获得的。如果说，平等权利、市场竞争是我国实现创新、全面、持续发展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原则，那么通过思想解放、体制改革而确立了个人充分、平等的权利，形成并保障了自由竞争、国际竞争、创新推动的发展道路，改革可称为我国实现创新、全面、持续发展的保障性、第二位的原则。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透视我国60多年的曲折多变的发展进程，诸如最初的废止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而代之以村镇政权体系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宪法修订，逐步废止中央计划、统购统销体制而代之以自由交易、市场竞争体制，废止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的户籍制度，废止国营经济体制而代之以工效挂钩承包制、公司制以及财政、金融、资源、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改革，其总体和最终的取向都是为了改革原先低效率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元社会主体，建立产权清晰、权利平等、自由竞争的发展机制。中国的制度改革不仅全面释放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被隐藏的经济红利，而且行使了保护产权、维护竞争的政府职能，充分调动发挥了个人、企业的经济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了更多的经济红利[15]。 如何认识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居民、政府的性质和功能，如何认识和遵循平等权利、自由竞争、创新发展、全面开放的基本原则，如何处理居民、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我国1982年宪法将曾被颠倒了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回“国家机构”之前，以及宪法确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的人身权利和精神自由、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等方面的18项基本权利，颁布的立法法、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都在科学界定和建立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普遍、平等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中性、有效的政府，而不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严重偏向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16]。 相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如果出现了停滞，主要问题也出在未能遵循上述看似平常、实则根本的发展原则，未能处理好居民、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是市场化、民主化改革推行不力的结果。中国这30多年的现代化转型虽然史无前例，个人、群体、组织的偏好、目标并不相同，对于改革开放也一直充满了不同意见而不是共识，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和动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党和人民并没有拘泥于经典理论和既定政策，而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从以民为本、效率基准出发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和实践标准。改革，只有改革，全面、彻底、持续的改革，才可保障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中国发展的实施方式 人类个体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和手段，物质和知识资源只有配置运用，才能够有效地发挥效力，实现目标。如果把中国后30多年的社会经济转型谨慎地称为中国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的实践特色就在于根据中国的环境条件，相机实施适宜的而非教条的改革和发展措施，迅速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的过程，而苏联东欧激进转型初期的受挫也正因为没有准确考虑各自的约束条件，盲目照搬照套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共识试图构建的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则，北京共识试图提供中国发展经验的具体解释，国内学者如姚洋、张宇、杨其静、俞可平等人也尝试提出了各自的分析[17]。 那么，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根据国内外条件，采取相宜措施，具体实施其发展原则，取得发展奇迹的?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归纳、概括出中国实施发展的四种基本的策略或方式：一是党和政府的有效主导；二是渐进性改革；三是竞争性改革；四是经济改革优先。正是借助于这些实施方式，过去30多年形成了以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为主要特征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产出了大规模、低价格的加工业产品，国内生产和对外出口迅猛增长，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红利以及制度红利、全球化红利推动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一)党和政府的有效主导 中国市场取向、国际竞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要求社会成员的有效组织，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自由流动。然而，中国的发展又起始于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通过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确立平等权利、自由竞争、创新发展、全面开放的基本原则。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和环境条件的约束，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一旦实施不当，难免引发经济失衡和社会动荡，而经济发展又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组看似难以同时达到的多元发展目标组合，拉丁美洲和苏联东欧的发展转型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训。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早已形成了党政一体的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和组织体系。1976年之后，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行动能力的党和政府经过历史反思和真理问题讨论，将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果断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一个革命的政党转型为一个执政的政党，通过适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稳更替，政府目标的相对中性，党员队伍的规模扩大、结构多元和素质提高，自上而下的动员组织和体制改革等措施，使中国政府保持了一种统一、强势、高效的社会动员、组织和领导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奇迹般地同时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政治稳定这些目标的多元组合和动态平衡[18]。 (二)渐进性改革 中国是以体制改革而推动发展的现代化奇迹，充分发挥居民以及企业、政府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合理选择改革的对象、目标、措施和策略，稳定有效推进改革就至关重要，中国改革是“群众路线”的主体论、“黑猫白猫”的目的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的有效结合。中国改革具有政府主导、渐进推进的特征，改革的渐进性体现在各个领域改革顺序上的先易后难、逐步推进，体现为改革对象、内容和措施的选择性，有所为有所不为，许多改革措施在事后以法律方式而认可、规范，这是有效推进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经验[19]。中国经济改革几经调整，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取向一直未变，并在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进性的市场化改革策略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经验。 渐进性改革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比如在不同领域的改革顺序上，我国选择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竞争领域、后公共领域，先经济领域、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先易后难的改革路径，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在每一领域、每一项改革的具体推进上，树立各种各样的改革样板，划分各种各样的改革试验区，不断试点，循序渐进，很少采取急风暴雨式的休克疗法，比如国有经济、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财政体制、资本市场、社会保障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再如，为了推进改革，既保护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格局，又缓和意识形态争论和体制改革震荡，甚至在同一领域还实施了双轨制、增量式改革；或者在同一行业、企业内，部分经济活动保持旧体制，部分或新增部分实行新体制；或者在同一行业、地区，部分企业保持旧体制，部分或新增企业实行新体制，如价格、外贸、金融等方面的改革。渐进性改革虽然产生了设租寻租的腐败行为，但始终不渝地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试验、纠错和改进，大致保证了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平稳实施。 (三)竞争性改革 由于许多改革措施先在不同的地区、行业、企业中试点，这就形成了地区、行业、企业之间的改革竞赛或竞争，各种创新在改革竞争中得以产生、试验和推广。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一发展中的大型国家，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教育科技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着广泛性的差异，这不仅为市场竞争、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省、县等地方政府之间也可以进行竞争，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发展竞争的准联邦主义现象成为解释中国转型的重要视角，如张五常、钱颖一、周业安、周黎安等人的解释[20]。 比较而言，渐进性改革主要体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社会主体原则，竞争性改革主要体现了中央集中制国家的地方政府、基层官员的社会主体原则和竞争创新精神。当然，中国式的准联邦主义具有两面性，如果居民与政府、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不能在宪法层面规范，如果地方官员的考核、薪酬、晋级、监督体制不健全，居民不能充分行使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权利，不健全的体制可能导致政令混乱、地区分割、设租寻租、政商合流等恶果，这也正是近年来中央政府大力推出取消行政审批、惩治官员腐败、统一社会保障体制等政策的重要原因。 (四)经济改革优先 一个国家的改革战略是全面改革、整体推进，还是重点突破、循序渐进，这是一个争论至今的问题。比较而言，苏联、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普遍推行了政治改革主导的经济改革。相反，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推行了经济主导的改革，政治改革相对滞后。我国改革之初曾经推进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但80年代后期以来，长期以经济改革和发展为主，社会发展与政治改革为辅，直到2006年才向经济与社会改革并重、政治改革为辅转换。经济改革优先的发展策略，在一定时期和一些国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发展成绩。 从实践上看，中国发展的独特实施方式之所以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伟大成果，归根结底是基于我国的一系列既适应国情、又顺乎民意的经济改革，许多改革措施不约而同地与个人主体、平等权利、自由竞争的现代经济原则若合符节。比如，我国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等方面的改革，因为契合了现代经济原则，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反，由于政府干预色彩依然浓厚，金融、交通、能源等领域体制改革缓慢，教育、研究、出版、媒体等领域改革滞后，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远未市场化，知识创新能力相当缺乏，社会观念、伦理严重失范，实用主义、工具理性过度，中国发展的软实力严重不足。 不过，中国改革的上述措施也具有显著的中短期、特殊性、过渡性的特征。随着竞争性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某些改革策略和实施方式又在异化为限制甚至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如何认识改革和发展的主体力量和主导方式?自上而下改革与自下而上改革如何有机结合?这就要求我们高瞻远瞩，顶层设计，把每个人的自由、尊严、健康、安全置于首位，政府只追求普遍、公共的利益，从而推进政治经济的系统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中国发展的挑战和前景 虽然在过去和近期，中国式发展仍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现代化道路。然而，这种发展道路是一种可持续、一般化的模式吗?过去30多年，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竞争，建立在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人口、资源和制度的红利毕竟有限，积存的体制弊端和增长问题也逐渐暴露和加剧，中国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成果之时，也日益遭遇了经济、政治、知识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经济增长的成本和劣势正不断推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多重转型中的大国，13亿人口的诸多小问题都可能转换为国家的大问题，同时13亿人口的大问题又必须放在70亿人口的世界体系中加以考虑，经济问题往往又与社会发展、政治改革交织在一起。这些新旧问题构成了中国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加艰巨繁重。 (一)中国发展的深层挑战 经济方面至少面临着两大挑战。1.个人主体、市场取向的改革仍待推进。如政府及国有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多、不当干预，政府产业领域投资过多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效率过低，金融、交通、能源、通信、土地、医疗、出版、教育等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近年来，国进民退势头又起，国家权力与国有资本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垄断力量限制着市场竞争，市场主体特别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还不能充分平等、自由地竞争发展。2.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路径不稳。如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不高，研究开发和创新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并非自愿和有效的高储蓄、高投资而低消费的经济结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全社会生产率提高缓慢，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偏低甚至下降，城乡、行业、地区之间的收入与财产差距扩大化，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约0.2迅速提高到危险的0.5左右，广大居民不能充分、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发展还面临着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挑战。苏联的悲剧就在于它虽然在军事、工业和科技现代化的道路上曾经走得很远，但社会、知识、政治现代化严重滞后，居民平等权利和社会参与相当有限，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严重滞后，广大居民不能充分分享发展的成果，最终导致国家解体。我国前30多年的伟大转型，实际上还是一项尚待完成的巨大工程，现在，诸如因政府体制、户籍、社会保障等改革滞后，地区、行业、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发展不协调问题有加剧趋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还存在着重大差距。 (二)中国发展的可能前景 如果把中国发展比喻为过河，最初我们可以看到河的对岸即发展目标，但并不清楚河流的状况，也缺乏桥、船或其他过河的工具，这是过去采取政府主导的渐进性、竞争性改革的重要原因。30多年前，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最终确定了居民主体、市场取向、全面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这是中国成功转型的关键性选择。 综观欧美历史、苏联教训、中国经验，我们对于中国发展的状况、问题、趋势和前景应当具有高度清醒、全面理性的认识。如何全面凝聚并充分发挥改革的大智慧，针对现代化进程的各种条件和挑战，勇敢地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全面坚持以人为本、效率取向的实践标准，全面贯彻平等权利、市场竞争、创新发展、全面开放等普遍性的发展原则，全面调整、转换中国发展的改革重点和实施方式，坚定而稳妥地全面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系统性、整体性改革开放，这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不仅是人口众多、国土广大的大国，也是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勇于实践、包容进取的大国。在认识和处理国内问题、国际事务上，我们只要按照“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实践标准，秉承平等、开放、理性、诚恳、勇敢、负责任的态度，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每个人的健康、安全、幸福置于首位和目标，把科学技术、所有制、民主、法治等等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政府保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的权益。那么，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以至中国发展模式的涌现都将可以预期[21]。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华盛顿共识论文; 逻辑框架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