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干涉主义及其危害——以中东国家局势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为例论文,局势论文,主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8-0067-09
干涉主义是西方“制造”的产物,所以通常又称西方干涉主义。过去一段时期,西方干涉主义主要以武力武装侵略为主要特征,直接出兵干预有关国家内部事务或者对有关国家进行军事袭击,如美国出兵索马里以助其“国家重建”,北约对伊拉克狂轰滥炸直至推翻其政权。近两年来,西方干涉主义有了明显变化,突出表现在对中东事务的政策上,即比以往更注重干涉政策的灵活性、行动的选择性和有限性。2011年3—10月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尤为典型。以美为首的北约紧抓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的大旗,如游说联合国通过1973号决议以对利实施“禁飞”并“确保平民安全”,同时组织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以吸纳非洲和中东国家;边打边喊“政治解决”;对利比亚的反卡扎菲政权力量提供轻武器以助其打头阵并配合采用打、停战术;美国在袭击之初挑头、中途则向北约移交指挥权而主动退居幕后,等等。2013年1月,法国独自对马里的反政府武装实施空中打击,美、英、德等盟国均承诺为法军提供后勤和情报支持,但是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辩称:“法国的干涉行动是马里当局请求进行的,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1]这些干涉举动显露出美国式“巧实力”外交的影子,在操作上比旧干涉主义更加策略化了——既坚定打击目标、又努力避免触犯众怒。西方新干涉主义既是一种思潮,又是一种外交策略,并且日益成为一种政治行为模式。它以人道主义救助和捍卫西方共同价值观为借口,以经济、政治及军事等手段,力促他国发生有利于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政权或政策变化,使国际秩序的重构有利于西方。本文主要以西方对中东国家的干涉为例,考察西方干涉主义近几年来发展的梗概及原因、解读其本质,进而分析其危害,以期有助于思考如何从外交战略上妥善应对、防微杜渐,从而更好地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维护本国利益、促进世界和平。
一、西方新干涉主义的缘由
西方干涉主义在冷战后的新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世界体系的转型为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政治环境。由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秩序终结,两大阵营分立、两极对抗的世界秩序瓦解,新的世界秩序尚在酝酿建立之中,世界社会乱象丛生,动荡、失序、不平衡、失控等诸多怪现象纷纷发酵。一方面,世界性军事对抗和人类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过去被掩盖的安全、政治和社会方面问题如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凸显。它们对世界各国、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所引发的灾难有时比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因而日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美欧等西方世界有人鼓吹的霸权稳定论,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即期望依靠像过去那种大国称霸世界、操控弱小国家的国际体制维持宏观上的世界太平。另一方面,世界格局在转型过程中暂时失序、失控,使得曾经受到抑制的种族、宗教冲突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跨国性、国际性的问题异军突起。比如,苏联解体之后,遗留在新兴小国的核武器、核设施和核材料有不少被盗窃、贩运出境,导致核扩散;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境内枪支弹药的管制失控,增加了暴力事件和武装冲突的危险。这些核物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一旦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这为西方充当世界警察、进行对外干涉提供了政治空隙。
第二,全球化空前发展,促使诸多问题、威胁和危险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扩散,为西方新干涉主义制造了口实。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统一市场的雏形显现,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利益关联性显著增强,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参与其中的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获得益处,一些弱小国家可以依靠他国或者国际组织的援助解决其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全球化的一些负面效应日益暴露,危及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一方面,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国内不同地区之间、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发达国家作为最大受益者而更加发达,发展中国家获利微薄甚至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更加贫困、落后。因此,世界范围的发展脆弱性进一步显现,进而引发社会危机乃至动乱;严重的贫困还导致广大民众生活无以为继,使许多人或罹患疾病而死、或铤而走险去从事各种犯罪活动,从而为毒品产销、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的滋长提供了温床。[2](P15-19)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管制,直接或间接地引发诸如艾滋病之类传染病、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酿成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这些全球性问题威胁到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乃至人类整体的存活,将世界拖入“风险社会”。[3](P237-24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是乘世界“风险”之机,推出了新干涉主义,表面上是为了“管治”,实际上是为了树立其作为世界警察的权威和道义形象。
第三,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分化及其左倾化趋势,为西方干涉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内在政治动力。冷战后,西方社会出现了新一轮政治分化势头。右倾政治思潮遇到左倾思潮的挑战,左、右思潮的斗争似乎更加尖锐,集中表现为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激烈反共、反华。西方社会思潮开始在左、右之间摇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即“第三条道路”冒升。政治发展由此呈现出新的左倾化趋势。当时,二次大战后“婴儿潮”时期的新生代纷纷走上领导岗位,如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及索拉纳等,他们在思想上属于西方体制内的左翼,既接受之前保守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又主张并力图输出国家有限干预、福利主义、社会公平的社会民主观以及“人权高于主权”的全球化价值观,因而赢得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包括统治阶级、中产阶级的支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倾的社会民主党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3国执掌政权或参与执政。从此,社会民主观和全球化价值观在欧美社会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相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使欧美左派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的信心、期望一落千丈,促使他们转向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至今,西方国家这种政治分化的影响仍在继续,并酿成了反对财富及权力垄断的抗议活动,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城市骚乱等。当这种影响波及对外政策领域之时,西方国家就将有悖于西方价值观念、抵制全球化的国家列入“不民主”甚或“失败”国家名单,不时实行经济制裁和打压。这是冷战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断动武的国内原因。美国在越战失败后对外用兵明显收敛,里根时期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公开主张“武力只应用于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重大利益”,[4]但冷战结束后克林顿上台不久即迅速逆转,拉开了新干涉主义的帷幕。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率先打响干涉利比亚的第一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树立其强硬形象,在大选中争取更多选票;左派社会党领导人奥朗德任总统半年后就派兵干预马里的内乱,还是为了其政府的地位和形象。
此外,西方新干涉主义与过去的干涉主义一样,皆仰赖于西方特色思维模式的逻辑支持。西方(欧洲)海洋文明具有不同于东方河流文明的特点。欧洲多面环海,长期以来国家众多、争战不休,宏观生存条件比较恶劣,民众的不安全感比较强,从而孕育出向外发展、物品交换和贸易的重商主义传统,养成了开疆拓土、掠占资源的进攻型民族特性。同时,由于字母文字分割了语音与表意的关系等语言文化因素的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主要是逻辑推演,关注重点是事物的现象和本原、具象和细节,具有线性、精细性的特点,分析问题时易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局部问题全局化,其观点时常带有二元对立倾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因而惯于从自己的立场和偏好出发而将他者视为异类并加以攻讦。正因如此,欧美社会长期盛行“西方中心”论,普遍关注个体的自由与人权,许多人将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民主”、“自由”的灯塔和“人权”的化身,而将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说成非民主、非自由和反人权的制度。一旦非西方国家中果真发生侵犯人权、违背民主和自由的个别事端,西方几乎都会群起挞伐该国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并对其不愿屈服的政府施以武力。于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冷战后虽然实行了对外战略收缩,却时不时要对它们眼中非民主、非自由的“专制”、“独裁”国家大打出手。
二、西方新干涉主义的本质
西方新干涉主义尽管打着与过去不同的旗号、披上了“合法”外衣,但就手法而言几乎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亚非拉国家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翻版,本质上都是一种狭隘的、损人利己的国家利益追求。
首先,从战略和政策看,西方新干涉主义是从西方国家自私、自利的动机出发的。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官方许多人都认为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是美国的胜利,并称它为美国在全世界实现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带来了百年一遇的机会。在老布什政府卸任前夕的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美国“需要设计新的战略”来保护其利益——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鼓励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强调支持国外民主和人权是改善美国安全的核心战略原则。其后,克林顿政府确定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三目标就是“加强美国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繁荣”、“推动海外民主和人权”。[5]小布什政府曾宣称,美国将“把自由的好处扩展到全球”,“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6]美国领导北约开始袭击利比亚后,奥巴马总统则坦言:“鉴于军事行动的代价和风险,我们当然不愿意使用军事力量去应对世界上的许多挑战。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面临危险时,我们有责任行动起来。”[7]由此可见,西方新干涉主义就是为了维护西方的霸权主义利益,推广符合其利益的西方发展模式。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对象都是发展中国家,干涉的借口是为了制止所谓“人道主义”灾难、捍卫“人权”,干涉的目标都是这些国家的所谓“专制”、“独裁”政府。这暴露出新干涉主义的结构性特点,即后冷战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国内学者经常援引一项来自美国官方的统计称,美国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干涉行动冷战期间每年约2.8次;20世纪90年代每年约4次。[8]按地区计,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涉行动中有14次在欧洲,31次在亚、非、拉;[9]重点干涉对象是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其间,法、英屡屡跟随美国充当了主要帮凶。“9·11”后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在谈到反恐战争时,就曾称之为“新十字军东征”。[10]亨廷顿甚至声称,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类渲染冲突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认识。
其次,从手段和目标看,西方新干涉主义是地道的恃强凌弱,尽显霸道和残忍。西方国家声称,其对有关国家的干涉行动是出于帮助“重建”或者阻止屠杀和政治迫害的动机。实际上,美国为首的北约公开显露出来的动机则是企图主导有关国家政局变化,甚或推翻其政权、赶其领导人下台。美国冷战后首次出兵介入他国的“重建”、“缔造和平”是在索马里,但其间却直接卷入当地的冲突而成冲突方。在对伊开战前两天,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发出“最后通牒”:“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他们拒绝这么做将导致由我们决定何时开始的军事冲突。”[11]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德和北约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卡扎菲必须下台”。北约对利军事袭击的主要目标除了利政府的军事设施和军营外,还有卡扎菲的官邸或住所。美国海军上将、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洛克利尔(Samuel Locklear)将军承认,北约部队目前在利的任务包含“杀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12]南非总统祖马(Jacob Zuma)2011年6月26日在非洲联盟会议上就抨击北约试图改变利比亚政权、对卡扎菲实施“政治暗杀”,他指出“安理会1973号决议意在保护利比亚公众,加快人道主义救援,没有授权发动旨在改变政权的军事行动,或者搞政治暗杀”。因此,他呼吁有关各方尊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就在第二天,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发出了逮捕令。这是该法院第二次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合法首脑发布逮捕令。这与之前美对伊拉克、北约对前南的政策如出一辙:打压开路,再行军事袭击,以促其领导人下台,最终借法律之名囚禁甚或消灭之。
更为严重和令人发指的是,西方在干涉的过程中进行了连续的持久狂轰滥炸,使受干涉国家山河破碎、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无辜平民大批伤亡。例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从2003年持续到2011年,在伊造成60—100万人死亡、约50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或者流亡国外成为难民,[13]使这个曾经相对安定的国度深陷动荡与安全威胁之中。利比亚总人口约为600万,但由于北约的连续轰炸,内战不断加剧,2011年5月初已有大约75万人流亡国外成为难民,联合国要求提供3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救助。[14]西方国家在军事袭击中甚至大量使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集束炸弹和贫铀弹,严重破坏、污染了当地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使当地居民罹患癌症、心血管、神经系统疾病和新生儿出生缺陷等危险的剧增并将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虽然北约否认了国际舆论对其在利比亚使用贫铀弹的指责,但可确认的是其20世纪末在袭击前南、伊拉克时曾分别投下了5万(北约承认3.1万)枚、近100万枚贫铀弹,[15](P216)导致“海湾战争综合征”和“巴尔干战争综合征”,殃及双方甚至第三方驻当地的平民、士兵,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人。
再次,从法理上看,西方干涉主义是非正义的、非道义的。其一,西方新干涉主义在实质上不具有合理性。西方干涉主义的主要理论武器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等论调。实际上,这些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权与主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权的保护与主权的维护是不可分割的;各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对人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方式不同,一国没有权利将自己的认识和政策强加给他国。例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1999年4月发表题为“国际社会准则”的演讲,抛出著名的“布莱尔主义”,其中就提出:“不干涉原则必须在一些方面加以限制”、“当压迫导致难民潮、扰乱邻近国家时,那就可以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世界上有许多政权不民主而且行事残暴。如果我们想要有错必纠,那么我们不干涉就什么都做不了。”[16]布莱尔几乎将西方国家当成了世界社会的法官和警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态度与布莱尔并无明显区别。北约停止对前南的轰炸后,克林顿发表讲话时宣称:“为了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为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一个更强大的美国,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17]话中意味,似乎世界就是美国的,美国所为都是为了世界。这代表了西方干涉主义的根本观点,即唯干涉国的立场和利益是从,与霸权主义无异。所以,约在20世纪末,“国际上基本上达成共识,人道主义干预不合法、也不可行”。[18]进入21世纪,西方正式抛出所谓的“保护责任”。联合国在不久之后对其予以确认、界定和限制。[19]其核心是,如果一国政府在发生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反人类罪的情况下却无意愿或能力履行“保护责任”,国际社会必须随时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的保护行动。[20]但是,自冷战以来西方对外干涉行动严格说来除了朝鲜战争外都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但考虑到国际道义的要求,西方总要将其干涉行动与联合国挂钩,挂钩不成则干脆绕开联合国,因而在程序上缺乏合法性甚至是非法的。2011年中东剧变期间,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剧变国家对于自身利益重要性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对巴林、阿曼、也门等国“网开一面”而唯独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涉,“保护责任”在这里就成了美推翻卡扎菲政权这一真正目的的华丽外衣。
其二,西方新干涉主义的理由不具有正当性,甚至是谎言。它们对外进行干涉的借口是,一些国家政府“侵犯了其人民的权利”、出现了政治迫害或者族际屠杀,进而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威胁了国际安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无法接受并且必须制止之。实际上,一些国家的所谓“侵犯人权”现象,都有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其政府的确有管理失职之责任但极少有故意加害之动机,一味地将问题归咎于其政府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道义上的“欲加之罪”。相反的是,凡是遭受西方干涉的国家,由“侵犯人权”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干涉行动开始之后日益严重。西方干涉的借口表面上颇讲“道义”,实际上是以“保护人权”为名,行“侵犯人权”之实。西方区别对待利比亚与海湾国家,更暴露出虚伪的“保护人权”还有双重标准,要经受与西方利益关系远近的检验。这无疑是欺世盗名。
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伊拉克的战争更是以谎言开始、以失败告终,是自欺欺人的。2005年5月,英国的《唐宁街备忘录》曝光了2002年7月前后美、英两国合作策划伊拉克战争的全过程。该备忘录表明,无论伊拉克是否拥有核武器,美英两国都要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伊战前,美英都大肆渲染来自伊拉克的威胁,夸大宣传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造成灾难,这些都是为发动战争寻找理由。[21]如今,美、英的民意和美国前总统布什的道歉对此做了反证。在美国,2006年底以来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组织、CNN、ABC等机构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不约而同地显示,越来越多且占大多数的受访人员都认为伊战是错误的,他们反对这场战争。[22]在英国,2013年3月优格夫(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53%的受访人认为侵略伊拉克的决定是错误的,22%的受访人认为布莱尔应该被当作战争犯。[23]美国前总统布什过去一直认为对伊战争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在2013年伊战10周年纪念日当天改而就伊战公开道歉,认为那是“他的最大错误”。“‘9·11事件’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保护美国免遭新的袭击上,”他辩解说,“遗憾的是在我们保卫美国的激情中,我的政府夸大了针对美国的威胁”[24]。但是,布什的道歉指向只是“美国军民”,而非无辜的伊拉克民众。
三、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危害
从长远看,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危害极其严重。它造成的潜在秩序危机、人道主义危机及环境、生态威胁肯定会延续许多年,关乎国际关系的和、战与人类文明的进、退。
其一,西方新干涉主义违背并践踏了平等、和平、共存的人类文明之基本法则。人生而具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地球上的每个生命体都有和平生息的权利!这也是西方文化一贯承认和提倡的法则。西谚即云:“Everyone is unique and special!”天赋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带来了生命形态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绵延、繁衍的自然法则,也是人类文明共生、共荣的社会铁律!任何自视优越、无视或者欺凌他人乃至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意识和行为,必然造成恶果。新世纪以来,西方新干涉主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其颠峰事件应该是,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后,美国以武力、金钱赎买的方式逐一抓捕和处决萨达姆政权主要领导人或其家族成员。2011年5月,美军突击队擅自深入巴基斯坦境内击毙隐匿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这是以暴易暴、侵犯国家主权行为在反恐斗争领域的延续,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此类行为在形式上与丛林行径和恐怖杀戮并无殊异,客观上是一种以暴制暴,是在延续人类相互厮杀、相互制服的劣根性。这从侧面反映了物质文明之下工具的发达和滥用。西方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不惜投下血本甚至动用战机和导弹对一些国家进行“改造”,显露出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和对价值理性的偏废,暴露出其以自我为标准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假“卫道士”面目,也是对人类道德理想的亵渎和对人类文明本身的侵害。正如美国的路易斯·亨金教授指出的那样:“使用武力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一种非常严重的——最为严重的侵犯。任何捍卫其他人权而必须的主张都不能为此开脱。法律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以人权遭到侵犯为理由而实行武力干涉,破坏别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25](P61)倘使这种势头继续下去,则许多国际问题乃至国家内部问题的应对就会陷入人类各种群体之间以暴易暴、怨恶相报的泥潭中,人类社会无异于倒退至丛林时代。
其二,西方新干涉主义严重损害国际秩序,危害世界和平与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主义打着维护“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为的却是自己国家的私利和霸权主义目标,结果是害人害己,祸及全世界。这种发端于私欲、伪善甚至谎言的非正义行动,严重违背国际公共法理和行为规范。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是,国家之间一律平等,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一国的和与战、治与乱是该国内部事务,应由该国人民做主,任何外部力量无权横加干涉。西方干涉主义违背了这一原则和精神,造成了国家间矛盾与国际关系动荡。必要时,联合国是授权采取集体干预行动、以实施人道主义保护的唯一合法机构,西方干涉主义假借联合国名义或者绕过联合国、曲解联合国决议,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引发新的国际制度问题。
西方学界、政界等不少有识之士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教授2003年5月指出,美国在今后10年或20年无疑仍将在军事上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为所欲为与毫无作为同样危险”。[26]北约对利比亚干涉行动开始后,美国国防专家约翰·派克(John E.Pike)就担心利比亚可能沦为第二个伊拉克。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史蒂文·梅茨教授更是预言,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袭击将成为北约走向终结的挽歌。[27]因为随着对利军事干涉的推进,北约内部的分歧和裂痕日益突出。法、英军队被迫采取大多数作战行动,挪威、丹麦和加拿大等国家只参与空袭行动,更有一些国家仅从事巡逻,另一些国家如德国等没有参与战争。在国际上,北约对利干涉行动遇到的谴责和反对更广泛。俄罗斯从一开始就高调反对。中国、非洲联盟等始终呼吁政治解决,并对北约军事干涉行动表示遗憾和谴责。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对利实行“强制武器禁运”、“禁飞”、“冻结资产”的1973号决议时,“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都投了弃权票;南非虽然投了赞成票,但后来一直严厉谴责对利军事干涉并在利对立双方之间奔走斡旋。即便是这次干涉行动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美、英、法等国也日益力不从心,时有抱怨。英国评论称:“美国总统能够干脆地说出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的时代已经结束”;对西方而言,即使对利比亚干涉行动能够如愿以偿——卡扎菲被赶下台,但是“成功埋下的隐患可能不亚于失败”。[28]同一时期,“阿拉伯之春”蔓延的国家大多进入新一轮政治动荡,实际上是对前一阶段西方干涉进行“消化”的过程。前述英国“预言”似在变成现实。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5月承认,“仅仅建立在狭隘利益追求之上的战略不会让人有食果腹,也不会让人能够直抒己见”。[29]但是,西方国家要想完全改变其“狭隘利益”战略追求的惯性,还有很长的路。其间肯定会在强干涉与弱干涉之间踟躇、反复。它们踟躇、反复的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会越大。各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围绕西方干涉主义的后续问题还会进行激烈、复杂的外交斗争。
其三,西方新干涉主义使西方国家自己噩梦缠身。西方国家因为其干涉政策和举动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道义谴责,还在承受利比亚、叙利亚、马里等相关国家难民不断涌入的冲击。最直接的压力来自因进行军事干涉而产生的巨大人力、财力投入。原本已经陷入债务、金融危机或社会动荡的美、英等国因此而左冲右突,疲于应对。2013年3月正值美国对伊拉克战争10周年之际,美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严重后果有了日益明确的认识,并据此将这场战争称为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的转折点。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The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测算,伊战使美国死伤军事人员3.6万名,耗费1.7万亿美元并开支退伍军人福利达4 900亿美元,相关消耗还将持续40多年,总费用将高达6万亿美元。[30]这种消耗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美国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的人力、物资和战略资源,加上以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为开战借口对美国国家形象和信誉的损害,美国硬、软实力上的损失都是难以估量和无法弥补的。同时,西方联盟——北约内部的分歧和裂痕日益突出,美、英、法以外的国家在军事干涉的具体行动中日益倾向选择性参与。干涉行动由于加深了双方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给干涉对象国家与西方的未来合作增添了不和谐因子甚至阻力。比如,2012年年中,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等事件为典型的反美浪潮席卷伊斯兰世界,约20余国爆发了反美游行示威。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对此感到非常不解:“在我们帮助解放了的国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31]2013年年关尚在发酵中的马里内乱在很大程度上显现了西方对利比亚干涉的恶果,即大量失控的利比亚武器、军人甚至接受过美国军事训练的前马里军方高官流入马里反政府武装,给马里内乱火上浇油。2013年5月23日,为了报复此前法国和马里政府的围剿行动,马里的极端组织“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在邻国尼日尔北部实施了两起恐怖性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并威胁会在该国发动更多袭击。显然,西方干涉利比亚、马里的流毒还在西部非洲扩散。之所以一些学者将西方新干涉主义视为恐怖主义根源之一,原因大抵如此。不管西方的干涉行动取得什么样的成功,那都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背后和前路无疑会充满困难、麻烦。
总之,西方新干涉主义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披着什么样的外衣,都掩盖不了其逆历史潮流的本质,其动机是损人利己的,其手段是残酷的,其后果是严重的、非人道的并将长期持续,因而不该通行无阻。这一切给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自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第一,人是世界上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和目的,国家是以政府为代表的人类群体最高组织形式,国家行为应该理性并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坚守维护人性尊严、珍爱生命的底线。西方国家的干涉行为显露出工具理性追求与价值理性追求的相互割裂,喊的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口号,行的是以精准的军事工具践踏他国主权和他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甚至剥夺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这从反面证明,只有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科技发达、物资富足服务于良善动机,才能减少空放厥词的假卫道士行为、限制物质工具使用的极端化,进而促进人类的和平、友爱与合作,实现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和谐共赢。第二,世界各国在面对其他国家的发展选择和艰难曲折时,理应超越消极、悲观的惯性思维,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问题,坚守尊重民族国家发展多样性、自主性的底线。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发展历程普遍呈现出文明发展螺旋式上升、由黑暗走向光明的内在规律。其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于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路径有千万条,最安全和最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唯有和平、自主之路。外部压力和干预必须也只能通过国内因素才能起作用,只能扮演辅助的或者补充的角色。从应对方式看,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是需要综合治理,需要经济、政治等多种方式并用;军事途径和军事手段应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第三,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既要有全球化思维,还要有全球性担当,从而才能享有政治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在世界事务中占据优势甚或主导地位。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关系更加深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发达国家从中受益最多、最大,理应对世界做出更多、更大的回报。国家越是发达,就越是能够、也应该有所作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应该而且有能力扮演这样的大国角色,为解决国际、跨国的问题和有关国家内部问题采取积极而有意义的行动,比如减少使用武力、推动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以减少冲突和战争危险、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耀武扬威、以牺牲他人生命和财产为代价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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