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地区机制与影响评估
陈晓晨
［内容摘要］ 南太平洋地区是一个重要但长期以来研究不足的地区。本文在建立评估标准、简述历史背景和概括“新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从主体(地区组织与机制)、过程、影响三个方面评估2009年左右以来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本文认为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成立、《瑙鲁协定》缔约国的机制化、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的组织化、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机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非正式集团的建立、《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的出台和实施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全面改革等共同构成了以太平洋岛国为主体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对地区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南太平洋 地区主义 气候变化 发展外交 太平洋岛国论坛
在国际舞台上，南太平洋长期被视作一个较为边缘的地区。① 汪诗明、王艳芬:《太平洋英联邦国家:处在现代化的边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不过，近年来，这个地区正在经历着令人瞩目的变化，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② 杜起文:《关于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和中太关系的几点看法》，载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其中，南太平洋地区主义(South Pacific Regionalism)进程出现了新变化，已经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那么，断言这些新变化构成了地区主义新发展的评判标准、历史背景和内涵是什么?这些新发展有哪些表现和特点?其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一、引 言
本文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是南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区”往往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① 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将“地区”界定为“由地缘关系和相互依赖程度联系起来的一定数量的国家”，这一定义被广为接受，参见 Joseph S．Nye，“Introduction，”in Joseph S．Nye，ed．，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8，p．vi．在国际关系研究的中文语境中，“地区”与“区域”同义，都对应英文中的“Region”。南太平洋地区(亦称“南太”，South Pacific Region，SPR)也是如此。② 参见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南太平洋地区秩序的构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6月，第2页。 关于南太平洋地区的内涵与外延，学界尚有不同争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③ 广义定义与狭义定义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否属于南太平洋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地区是否包括未独立的太平洋岛屿。对此较为透彻的列举式定义参见Kennedy Graham，“Models of Regional Governance:Is There a Choice for the Pacific，”in Kennedy Graham，ed．，Model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for the Pacific :Sovereignty and the Future Architecture of Regionalism ，Christchurch:Canterbury University Press，2008，pp．23 ～26．其中，作者将南太平洋地区做了三重界定: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岛国;新西兰与太平洋岛国(不包括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国内学界对南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岛国的内涵与外延的不同界定，参见汪诗明、王艳芬:《如何界定太平洋岛屿国家》，《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1期，第1～8页。本文采取狭义定义，认为南太平洋地区目前主要由具有独立主权的14个太平洋岛国组成。④ 本文指的是太平洋岛国论坛(PIF)成员中的主权国家，包括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密联邦)、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新)、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斐济、图瓦卢、汤加、萨摩亚、库克群岛、纽埃。日本、菲律宾等太平洋上的岛国并不属于太平洋岛国的范畴。2016年，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新喀里多尼亚成为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式成员，但因其尚未独立拥有主权，因此不包含在本文对南太平洋地区的严格定义中，虽然这些未独立的太平洋岛屿本身也是南太平洋地区政治活动中的重要行为体与议题。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该地区享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但不属于本文定义的南太平洋地区。这既是本文研究的地区主义实践发展的结果，也基本沿袭了近期国内学界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定义。⑤ 梁甲瑞:《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地区主义的内涵较为丰富，外延包括地区合作、地区治理、地区一体化等若干方面。对地区主义的最新权威定义是:“地区主义是主要由国家领导、建立和维持，包含3个国家以上的正式地区机制与组织的过程。”⑥ Tanja A．B
rzel and Thomas Risse，“Introduction:Framework of the Handbook an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s，”in Tanja A．Brzel and Thomas Riss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7．从这一定义出发，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探讨的主要内容是南太平洋地区的机制与组织的发展过程，尤其是2009年左右以来新的发展。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刚刚开始，尚未在整体上予以把握。① 关于国内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最新梳理，参见王作成、孙雪岩:《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综述》，《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1期，第9～15页;汪诗明:《国内太平洋岛屿国家研究趋势前瞻》，《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9期，第86～95页。 吕桂霞关注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重要方面——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简称“发展论坛”，PIDF)。② 吕桂霞:《全球化、区域化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4期，第105～111页。 此外，吕桂霞、张登华和梁甲瑞、曲升分别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最新发展的两个问题领域——气候变化和海洋治理——进行了介绍性研究。③ 吕桂霞、张登华:《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变化现状及各方的应对》，《学海》2017年第6期，第59～62页;梁甲瑞、曲升:《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4期，第48～64页;曲升:《近年来太平洋岛屿区域海洋治理的新动向和优先事项》，载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7～68页。 2017年4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举办了“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工作坊，是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一次集中探讨，本文亦可被视为这次工作坊的后续成果。④ 该工作坊的部分成果集中发表在喻常森主编:《大洋洲发展报告(2016～2017):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不过，工作坊上的发言和学术成果主要还是围绕地区合作的各个侧面，尚未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全貌进行概括和评估。⑤ 例如，张剑从澳大利亚的角度，将本文定义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描述为斐济、巴新等国“在地区事务中日益表示了希望有更多发言权及影响力的要求”。这种描述没有概括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实质。详见［澳］张剑:《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地区合作政策的演变及面临的新挑战》，载喻常森主编:《大洋洲发展报告(2016～2017):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137页。
国外学界特别是大洋洲学界对此问题做了一些研究。一些文献重在描述现象、概括特征、提出问题。在这一领域已耕耘数十年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格里高利·弗莱(Gregory Fry)和南太平洋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桑德拉·塔特(Sandra Tarte)主编的《太平洋新外交》(New Pacific Diplomacy)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由另一位资深学者理查德·赫尔(Richard Herr)担任第一执笔人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研究报告《我们的近邻: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开篇即提出，“太平洋岛国地区”与“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形成与动态发展是报告最核心的问题。① Richard Herr and Anthony Bergin，Our Near Abroad :Australia and Pacific Islands Regionalism ，Barton: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Limited，2011，pp．1 ～3．澳大利亚青年学者乔安妮·沃莉丝(Joanne Wallis)执笔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报告《拥挤而复杂:变化中的南太平洋地缘政治》站在澳大利亚的角度，认为南太平洋地区出现了对既定地区秩序的新挑战，包括太平洋岛国外交的能动性上升、太平洋岛国论坛中澳大利亚的影响力衰减、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和次地区层次上的机制强化等。② Joanne Wallis，Crowded and Complex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the South Pacific ，Barton: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Limited，2017，pp．15 ～19．还有一些其他文献也对此做了研究。③ Stephanie Lawson，“Regionalism，Sub-reg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Oceania，”The Pacific Review ，Vol．29，No．3，2016，pp．387 ～409;Tess Newton Cain，“Rebuild or Reform: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the Pacific Island Region，”Le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Océanistes ［Enligne］，Vol．140，No．6，2015，pp．49～58．
本文研究对象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新”首先体现在时间序列上，即2008～2009年前后以来10年左右的一系列新组织、新机制与新过程。这在战后南太平洋地区主义70多年的历史大潮中是最新的一波。在南太地区这样的“慢节奏”环境下，10年已经是一个较新的历史周期。不过，“新”不仅仅体现在时间上。本文认为，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太平洋岛国引领、“所有”和广泛参与，强调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渔业与“蓝色经济”等地区集体外交与全球治理议题，重在维护太平洋岛国发展权益。具体包括5个方面。
学界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影响大小和程度高低尚存在不同解读。有人认为是“二十年一遇”，认为当前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新变化，也是对冷战结束之后20年左右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旧有模式的更新。① Helen Leslie and Kirsty Wild，“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in Oceania: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New 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The Pacific Review ，Vol．31，No．1，2018，p．20．弗莱则认为其重要性堪比40多年前南太平洋本土化地区主义的建立。② Greg Fry，“Recapturing the Spirit of 1971:Towards a New Regional Political Settlement in the Pacific，”http://ssgm．bellschool．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2015-12/DP-2015-3-Fry-ONLINE_0．pdf． 甚至有年轻学者认为，当前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是“前所未有之变局”。③ Tim Bryar and Anna Naupa，“The Shifting Tides of Pacific Regionalism，”The Round Table ，Vol．106，No．2，2017，p．155．尽管对变化的程度有不同判断，上述学者的共同观点是，南太平洋地区秩序确实经历了变化。
尽管西方尤其是大洋洲学界在确认现象、评估价值和尝试予以解释等方面已经作出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说，他们的研究仍存在细分经验研究有余、整体系统概括不足的问题。不过，这使得本文可以借助已有的二手文献研究具体案例。此外，本文也对一些一手资料与档案进行研读。实地调研、访谈和参加会议在研究中起到补充作用。④ 笔者在本文写作期间赴斐济、萨摩亚和新西兰实地调研，受邀参加了新西兰太平洋研究所(NZIPR)举办的“海洋与岛屿”研讨会、聊城大学与萨摩亚国立大学(NUS)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和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举办的“中印在南太平洋”研讨会等，并对参与《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制定过程的专家进行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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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意义重大。第一，在地区研究方面，如前文所述，这一地区的重大历史变革广受南太地区研究界关注。第二，在理论方面，南太平洋地区有潜力为地区主义理论建构提供一个鲜活的案例——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地区主义的著作并未将南太纳入其中。⑤ 极少数将南太平洋地区纳入地区主义研究著作的例子参见Gregory E．Fry，“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Pacific:From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Collective Diplomacy，”in W．Andrew Axline，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94，pp．136 ～177;Kate Stone，“Oceania:A Critical Regionalism Challenging the Foreign Definition of Pacific Identities in Pursuit of Decolonised Destinies，”in Timothy Shaw，Andrew Grant and Scarlett Cornelissen，eds．，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Regionalisms ，Surrey: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1，pp．257 ～ 272;Tiru Jayaraman，“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acific，”in Emmanuel Fanta，Timothy Shaw and Vanessa Tang，eds．，Comparative Regionalism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Surrey: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3，pp．103 ～125。第三，在现实方面，随着南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上升，域外大国在南太的存在不断加强。① 参见梁甲瑞:《日本南太地区战略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08～126页;梁甲瑞:《海上战略通道视角下中国南太地区的海洋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3期，第47～60页。 太平洋岛国虽然都是“陆地小国”，但却是“海洋大国”② 库克群岛总理亨利·普纳(Henry Puna)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之一。参见Hon．Henry Puna，“Thinking‘Outside the Rocks’:Reimagining the Pacific，”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p．286 ～287。(见表1)，对我国在新时代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大价值。③ 陈晓晨、常玉迪:《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共建“一带一路”:价值、瓶颈与举措》，《祖国》2019年第8期，第31页。 为了与太平洋岛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2017 年 5 月，中国政府将大洋洲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向延伸地区，并明确太平洋岛国是重要组成部分。参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0/c_1120951928．htm;刘伟主编:《读懂“一带一路”蓝图:〈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详解》，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规划建设路径、制定具体措施⑤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一带一路’专项课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建设路径研究”进行了公开征集，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带一路”建设2016 年专项课题入选单位公告》，http://www．ndrc．gov．cn/gzdt/201607/t20160721_811799．html。其中第 7号课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建设路径研究”由笔者供职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担。 ，需要更多研究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最新发展。201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时表示，“尊重岛国联合自强、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努力”，“支持岛国发出‘太平洋声音’”⑥ 新华社:《习近平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16/c_1123726560．htm。 ，这更是给政策研究提出了明确课题。
在《框架》的指导下，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身也经历了改革，概括为与《框架》一一对应的4个方面。第一，由领导人授权(论坛)进行地区主义的实施，每次会议只讨论5个议题，这样让议题更为集中、以增加领导人讨论和决策的时间。第二，论坛自身更具包容性，将此前没有进入地区决策的民间团体、私营部门、社区组织、学界和公民纳入进来。第三，更加高效的论坛会后机制，使发展伙伴更多聚焦于多边合作。第四，论坛秘书处自身也要根本性的改革，以适应《框架》对论坛的新要求。特别是秘书处不再直接决定事项，而是就地区主义的状态向领导人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由领导人予以决定。① Dame Meg Taylor，“The Future of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and the 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p．45 ～47．
表1 太平洋岛国人口和陆海面积(按专属经济区面积匡算排序)
二、评估标准、历史背景与内涵概括
近年来，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确实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南太学界、政界、外交界对此几乎没有争议。不过，为何断言这些新的现象就构成了地区主义的新发展?新发展又“新”在何处?本文试图对此进行评估。
居住建筑内部空间的局部声光热等物理环境定位主要包括室内部分的采暖、通风、空调、声音处理等方面，这部分处理目前在现代居住建筑中是设计的重要内容，也是核心内容，以此以最佳程度的提升生活的品质。因此，通过介入某些绿色节能环保的建筑材料、或借助某些仪器设备来优化视觉听觉感受等使得居住建筑内部空间的局部声光热等物理环境达到最佳状态，适宜人居住[3]。
1．理论评估标准
地区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学者菲利普·德·隆巴尔德(Philippe de Lombaerde)在其主编的《地区一体化的评估与衡量》一书中使用了6大指标评估地区一体化的进展，分别是:1)行为体;2)结构因素;3)机制化(例如关于共同政策的条约、协定、安排等);4)执行;5)效果或成果;6)相互依赖。① Phillippe de Lombaerde，“Introduction and Summary，”in Phillipe de Lombaerde，ed．，Assessment and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New York:Routledge，2006，pp．1 ～6．该指标体系被广泛应用于欧洲、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地区主义与一体化的研究中，但在南太地区的应用一直缺失。2017年，布里亚尔和纳乌帕将上述指标首次应用于南太平洋地区，并将其归纳整合为3大类:地区主义的动力(行为体、结构因素);地区主义的治理(机制化、执行);地区主义的结果(成果或效果、相互依赖)。② Tim Bryar and Anna Naupa，“The Shifting Tides of Pacific Regionalism，”The Round Table ，Vol．106，No．2，2017，pp．158 ～15
修正后模型估计。使用eviews8.0软件，再次输入1990年至2014年的碳排放数量、碳交易金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用最小二乘法对公式(1)进行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本文对上述指标进行提炼和修正，概括为3大类指标:主体、过程和结果。主体包括被评估地区的行为体，包括地区组织等。这些行为体与结构因素相互影响。过程包括该地区的机制运行以及地区主义的执行情况和外在表现。这些指标若出现扩大、增加、上升、深化等趋势，是为“发展”。结果包括地区主义取得的成果与影响，其中包括对地区秩序的影响。所以，以地区秩序为衡量标准，可以进一步评估地区主义的影响。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学术专著，徐秀军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提出，地区主义的发展通过构建地区利益和地区认同、创建地区制度网络、促进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共同作用于地区秩序的变化。① 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以南太平洋地区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3～90页。 从这个理论框架可反向推导出，当地区主义通过利益与认同、制度、政经发展3个方面对地区秩序产生影响、导致地区秩序发生变化时，可以判断地区主义经历了发展。
全区参加宪法知识闭卷考试的干部包括：区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和各街道人大工作室主任；区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区法院员额法官、区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共计115人。开展宪法知识考试，旨在进一步宣传学习宪法，引导全区干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维护宪法权威，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让全区领导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1+541”工作主线上来，自觉做宪法权威的捍卫者、宪法实施的推动者，全面提高全区领导干部的宪法思维和宪法意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公正司法，为建设“法治槐荫”作出新贡献。
2．历史背景
发展论坛一直在坚持活动。2016年，发展论坛首次在斐济以外举办，东帝汶成为论坛的第18个基础成员和第13个成员国。同年底，发展论坛成为联合国观察员。④ Nitish Narayan，“UN Admits PIDF as Official Observer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http://pacificidf．org/un-admits-pidf-as-official-observer-to-the-un-general-assembly/． 论坛所倡导的绿色发展、蓝色经济等理念逐渐被接受，也包括被太平洋岛国论坛接受。2017年，两个论坛共同倡导“蓝色太平洋”(Blue Pacific)概念，并形成地区倡议，体现出发展论坛作为一个新地区组织的议题设置领导力。2019年3月，发展论坛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共同举办了“南南合作太平洋咨商会”，试图进一步影响全球议程。① “Pacific Consultation 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http://www．asia-pacific．unsouthsouth．org/2019/03/pacific-consultation-on-south-south-cooperation-nadi-fiji-6-8-march-2019/．
表2 南太平洋地区去殖民化情况
(续表)
新的地区制度网络还与全球层次的国际制度网络联系在一起。2016年，联合国大会决定给予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联合国观察员地位，这是该论坛产生影响的一个自然结果。更不用说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机制本身就是联合国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瑙鲁协定》所创设的“作业天数计划”目前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渔业管理安排”，“获得了渔业领域的国际认可”① Transform Aqorau，“Why PNA is Succeeding，And the Look of Future Fisheries Management，”http://www．pnatuna．com/node/362． 。一个更为组织化的美拉尼西亚有可能成为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及与外界联系的一个新的核心，就像欧洲地区主义之初的“核心欧洲”一样。作为一个次区域组织，先锋集团“从未试图分裂太平洋岛国论坛或削弱它”② Ian Frazer and Jenny Bryant-Tokalau，“Introduction:The Uncertain Future of Pacific Regionalism，”in Jenny Bryant-Tokalau and Ian Frazer，eds．，Redefining the Pacific ?Regionalis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6，p．12．，割裂南太平洋地区，而是联系起地区与次区域，推动整个地区主义向前发展。③ 先锋集团如其名称一样，希望成为推动整个地区主义与地区合作的“先锋”。参见Stephanie Lawson，“‘Melanesia’: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an Idea，”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48，No．1，2013，pp．1 ～22
3．新内涵
另一些文献则试图对这些现象加以抽象提炼乃至理论化。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PIFS)的两位研究人员蒂姆·布里亚尔(Tim Bryar)和安娜·纳乌帕(Anna Naupa)以全球视野考察，认为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近期发展可以概括为“发展外交”(development diplomacy)，本文也采用这种概括。④ Tim Bryar and Anna Naupa，“The Shifting Tides of Pacific Regionalism，”The Round Table ，Vol．106，No．2，2017，pp．155 ～164．两位新西兰外交官海伦·莱斯利(Helen Leslie)和柯斯蒂·怀尔德(Kirsty Wild)从历史视角分析，认为这是“后霸权时代”的产物，并着重探讨了新的地区主义纲领——《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FPR)。⑤ Helen Leslie and Kirsty Wild，“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in Oceania: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New 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The Pacific Review ，Vol．31，No．1，2018，pp．20 ～37．乔安妮·沃莉丝在专著《太平洋强权?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的战略》中将岛国的主权、地缘政治与澳大利亚自身意愿与权力投射列为决定澳大利亚影响力下降、岛国影响力上升与否的3个变量。⑥ Joanne Wallis，Pacific Power ?Australia'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Limited，2017．
第一，主体上，强调岛国的参与和主导权上升。与以往域外殖民大国或澳大利亚主导南太平洋地区主义不同，地区内岛国的主体性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突出特点和最主要内涵之一。例如理查德·赫尔认为，“没有澳大利亚的地区主义”(regionalism without Australia)正在南太出现。① Richard Herr and Anthony Bergin，Our Near Abroad :Australia and Pacific Islands Regionalism ，Barton: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Limited，2011，p．52．本文研究的5个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4个新机制都是完全由岛国组成的;以往澳新主导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也经历了倾向岛国的改革。
第二，形式上，强调地区集体外交。传统上，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地区主义的主要形式，甚至二者经常直接划等号。在南太平洋地区，冷战以来的、以《太平洋计划》为纲领性文件的地区主义也强调地区经贸一体化。不同的是，新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更多关注地区治理和联合参与全球治理的问题，地区集体外交是其中突出的形态。
第五，外延上，强调参与的广泛性、包容性。这是“太平洋方式”中“泛太平洋精神”(Pan-Pacific Spirit)在新时期的表现。
第四，手段上，强调与全球治理互动。“议题政治”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设置全球议题是全球治理时代太平洋岛国的一项重要利益。对太平洋岛国来说，将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渔业与海洋治理等地区议题设置为全球议题，是争取发展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外交”的具体体现。“新的太平洋地区主义不仅是关于谁是地区的主要行为体，更是关于以创新的、改变规则的方案应对这个地区的现实挑战。”① Tim Bryar and Anna Naupa，“The Shifting Tides of Pacific Regionalism，”The Round Table ，Vol．106，No．2，2017，p．162．
第三，目标上，强调争取发展权益。地区集体外交的目标是应对太平洋岛国面临的发展挑战，为岛国争取发展权益。气候变化、渔业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都是岛国至关重要的发展权益;而这是以“太平洋计划”为代表的既有的地区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部分。正因为此，有学者将新近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概括为“发展外交”。② Tim Bryar and Anna Naupa，“The Shifting Tides of Pacific Regionalism，”The Round Table ，Vol．106，No．2，2017，p．156．
下文将通过5个地区机制(4个新地区机制与一个既有机制的改革)详述以上这些内涵如何体现在具体案例中。
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孟鲁司特钠咀嚼片治疗,沙美特罗替卡松结合糠酸莫米松治疗方法与对照组患者一致,采用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四川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64828)口服,1次/d,每次5mg,持续治疗30d。
三、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主要机制
从本文对地区主义的定义和上述对地区主义发展的评判标准出发，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确实在主体、过程和结果3个维度上出现了新发展，并首先体现在新的组织和机制的出现和已有组织和机制的发展。下文在概括每个主体、机制的同时，也检验其中的过程是否体现这种发展。
1．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成立
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被一些人认为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新地区组织② Joanne Wallis，Pacific Power ?Australia'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Limited，2017，p．295．，也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在主体方面最集中的体现之一。
2010年，斐济发起了“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EWTP)，以取代被认为因澳大利亚施压而未能如期召开的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MSG)领导人会议。③ Sandra Tarte，“A New Pacific Regional Voice?An Observer's Perspective on the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PIDF)，Inaugural Summit，Denarau，Fiji，5 ～7 August 2013，”pdf，p．1。但也有瓦努阿图方面对斐济的看法等复杂原因。 2012年的第3次“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宣布授权斐济于2013年召开首届发展论坛。④ 吕桂霞:《全球化、区域化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4期，第107页。
新时代医学生和临床医师能够出其不意，找准“痛点”，把现有器材经过改造，灵活解决当前的医疗困境。有关部门应组建相应人员，与实见习生和临床医师建立交流平台，了解医疗实践中的“痛点”，从而做出市场分析、可行性评价，监督随后落实情况；同时结合医学人士的专业技能，融入医学特色，在掌握娴熟的专业技能基础上进行创新[3]。
尽管该论坛的肇始与斐济高度相关，然而，并不能将其单纯理解为斐济外交政策的结果。事实上，该论坛得以筹建是因为广大太平洋岛国的参与和支持，并共同塑造了该论坛的方向。例如，时任基里巴斯总统汤安诺(Anote Tong)表态提议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JosaiaVoreqe Bainimarama)和东帝汶首任总统、时任总理古斯芒(Xanana Gusmao)“不仅要出席会议、还要发表主旨演讲”① Stephanie Lawson，“Regionalism，Sub-reg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Oceania，”The Pacific Review ，Vol．29，No．3，2016，p．400．。参加首届论坛的时任马绍尔群岛外交部长托尼·德·布鲁姆(Tony de Brum)在会上做了一段即席发言，表示此前“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发展伙伴的要求去做”，希望这个新论坛能弥补这个“缺陷”。② Sandra Tarte，“A New Pacific Regional Voice?The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84．因此，该论坛应被视为太平洋岛国共同参与的地区主义新主体、新机制。
发展论坛有3大特点，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缩影。第一，岛国的主体性。论坛的基础成员由太平洋岛国和岛屿组成，强调发挥岛国领导人的权力，不包含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不对澳新两国的正式代表开放。这是其与原有的地区组织根本不同之一。第二，议题的集中性。论坛聚焦可持续发展议题，集中讨论气候变化、“绿色增长”与“蓝色经济”。这体现了岛国的重点关切，也是“发展外交”性质的集中体现。第三，广泛的包容性。论坛对所有“太平洋人”开放，是一个多层级、多部门和多方参与的组织，最集中体现在强调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的参与。论坛还建立域内外的伙伴关系，包括吸纳域外国家的“发展合作伙伴”和吸纳域内外组织与实体的“技术伙伴”。这是对过去的机制缺乏包容性和代表性的一种修正。③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The‘New Pacific Diplomacy’:An Introduction，”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p．8 ～9;吕桂霞:《全球化、区域化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4期，第110～111页。
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评估必须要放在历史背景中。1947年，随着南太平洋委员会(SPC)的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肇始，但当时是殖民大国主导。1962年，南太平洋地区开启了去殖民化与国家建构历程(见表2)。自1971年南太平洋论坛(SPF)②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前身。 成立起，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经历了勃兴期;不过，冷战结束后，澳、新尤其是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地区有了更多主导，“澳、新更多视太平洋岛国论坛议程为自身外交政策的延续”③ Greg Fry，“Recapturing the Spirit of 1971:Towards a New Regional Political Settlement in the Pacific，”pdf，p．5． 。2005年，以加强地区合作与地区一体化为目标的纲领性文件——《太平洋计划》(The Pacific Plan)出台并付诸实施更是意味着澳、新主导地位的巩固加强。到2008年，长期从事南太研究的学者斯图尔特·弗思(Stewart Firth)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称之为“保护人—委托人地区主义”(patron-client regionalism)，用来形容澳、新(尤其是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掌控力。④ Stewart Firth，“The New Regional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in Greg Fry and Tarcisius Tara Kabutaulaka，eds．，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in the Pacific :The Legitimacy of ‘Cooperative Intervention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9 ～134．
2．《瑙鲁协定》缔约国的机制化
《瑙鲁协定》缔约国的机制化指的是《瑙鲁协定》由松散走向紧密并提供有效公共产品的过程。《瑙鲁协定》是1982年由密联邦、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鲁、帕劳、巴新、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8个国家签订的渔业协定，原本属于南太平洋论坛渔业局(下称渔业局，FFA)下的一个松散的谈判集团。这些国家渔业资源丰富，尤其盛产金枪鱼，但长期以来并没有从渔获中获得大量利益。② Elizabeth Havice and Liam Campling，“Are Pacific Island States Losing Their Rights to Tuna Resources?”https://www．soas．ac．uk/cdpr/publications/dv/file55529．pdf． 缔约国为了将渔业资源更多转化为收益，于2007年实施了“作业天数计划”(Vessel Day Scheme，VDS)③ 又译“每船每日计划”、“船日计划”、“休渔期计划”、“渔船作业天数方案”、“渔船作业天数机制”等。参见“The PNA Vessel Day Scheme，”https://www．pnatuna．com/VDS。 ，由这8个国家联合对进入其专属经济区的外籍渔船规定作业天数与捕鱼配额，以公开拍卖和交易的形式开放给船东竞价、购买，对船东按每船、每日征收“入场作业费”。不过，这个举措引发了该集团与渔业局及其内部一些成员矛盾的增加，主要矛盾涉及美国渔船(美国也是渔业局成员国)，也涉及其他域外远洋捕鱼国家。④ Transform Aqorau，“How Tuna is Shaping Regional Diplomacy，”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229．这使得“作业天数计划”起初的执行困难重重。
2009年，为了加强《瑙鲁协定》特别是“作业天数计划”的实施，该集团决定设立缔约国办公室(PNAO)并于次年正式运行。设立办公室并聘用专职CEO标志着《瑙鲁协定》走向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组织，是机制化的里程碑。⑤ Sandra Tarte，“Regionalism and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pdf，p．316． 此外，该集团还将“作业天数计划”的地理范围扩大到缔约国专属经济区以外的“东部公海”(见图1)。2011年，新成立的办公室建立了观察员机构，在船上和在网上对渔船进行监管，并在巴新设立了数据中心，搭建了《瑙鲁协定》缔约国渔业信息管理系统(FIMS)，以“作业天数计划”取得的额外收入补贴数据中心运行，还与时俱进地推出手机应用程序(APP )。① Transform Aqorau et al．，“The Contribution of E-Government to Primary Industri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Pacific Island States，”in Rowena Cullen and Graham Hassall，eds．，Achieving Sustainable E-Government in Pacific Island States ，Cham:Springer Nature，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pp．258 ～263．
由于“作业天数计划”大幅度提高了外籍船只的准入门槛，因而遭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欧盟的反对。② Transform Aqorau，“How Tuna is Shaping Regional Diplomacy，”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p．231 ～234．但缔约国一直顶住域外大国的压力，坚持这一有效的机制。2016年，经过数年艰苦谈判，《瑙鲁协定》缔约国集体与美国签订新的《南太平洋金枪鱼协议》，达成了总额为9000万美元的集体渔业协定，被称为“世界上最赚钱的渔业入场协定”③ Jemima Garret，t“Pacific Island Nations Secure$90m Tuna Deal with United States，”https://www．abc．net．au/news/2014-10-08/pacific-island-nations-secure-$90m-tuna-deal-with-us/5799494． 。而且美国通过新协定事实上承认了“作业天数计划”机制本身的合法性——这可能比收入高低更重要。④ “PNA:2016 U．S．Treaty Deal Underlines Value of Pacific Fishery，”http://www．pnatuna．com/node/278． 目前，“作业天数计划”仍在有效运行，而且正在酝酿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⑤ PACNEWS，“‘Tuna Diplomacy’Is One of the Game-changers for the Pacific，”Nukualofa Times ，December 9，2018．
自行设置规则并抵抗大国的联合施压，与大国进行集体谈判，并使得大国认可太平洋岛国的规则，这是《瑙鲁协定》缔约国机制化的重大成果。⑥ “PNA Members Confirm:Vessel Day Scheme Is Here to Stay，”https://www．pnatuna．com/node/340．
3．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的组织化
太平洋岛国与岛屿可以笼统地划分为3大文化圈: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字面意为“黑岛屿”)、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字面意为“小岛屿”)和波利尼西亚(Polynesia，字面意为“很多岛屿”)。其中，美拉尼西亚的4个岛国(巴新、斐济、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和一个自治领地(新喀里多尼亚)占了太平洋岛屿陆地总面积的98%、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90%和总人口的87%，被称为“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经济主导力量”。⑦ Ronald May，“The 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Testing Pacific Island Solidarity，”pdf，pp．1 ～8．
阿斯顿·马丁中国总裁彭明山先生表示：“阿斯顿·马丁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迈入了全新阶段。我们坚持对品牌建设的不断投入，已经让‘惟·美’品牌主张逐渐深入人心。2018年，阿斯顿·马丁中国前三个季度的销量，已经超过了2017年的全年总量。到2019年底，阿斯顿·马丁还将迎来历史上首款SUV车型—DBX的正式上市。”
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于1983年开始酝酿成立，但是与《瑙鲁协定》缔约国一样，最初只是南太平洋论坛中的一个谈判集团，并非独立的地区组织。2007年，先锋集团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并于次年在成员国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设立了常设秘书处并任命秘书长，这是先锋集团走向组织化的重要一步。① Gordon Nanau，“The 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 and 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on，”Pacific Studies ，Vol．39，No．3，2016，pp．284 ～287．
房门又推开了。有个兵送来两碗肉丝面，放桌上就转身走了。赛十娘对我说：“这是托你的福。来了新人，头两天他们会给点儿好吃的，让你先尝点甜头儿。平素可冇得这好的伙食。”
图1 太平洋岛国与岛屿专属经济区示意图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ADB)。② 部分专属经济区与海洋权益划界存在争议。Asian Development Bank，“Pacific Economic Monitor(2016)，”pdf，p．19．
先锋集团被认为是近期南太平洋地区最有组织化特征和最活跃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在其正式成为国际组织之后取得了诸多成果。③ Tess Newton Cain，“Rebuild or Reform: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the Pacific Island Region，”pdf，p．55． 最成功之处体现在经济领域，尤其是《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自由贸易协定》(MSGTA)的签订。④ Sandra Tarte，“Regionalism and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pdf，p．319． 该协定不仅是南太平洋地区第一个自贸协定，而且其内容也超出了预期。例如，关于劳工流动和服务贸易的相关条款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先进，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在相关领域陷入僵局的大背景下。此外，自贸协议是按照“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并最终完成谈判的。2013年，巴新、瓦努阿图和斐济按照协定实现了自由贸易，三国之间的贸易大幅度增长。① DionisiaTabureguci，“Intra-MSG Trade Grows，”http://www．islandsbusiness．com/archives/item/537-intramsg-trade-grows．html． 2016年，先锋集团第五次贸易部长会议完成了新的自贸协定谈判，增加了服务贸易、劳工流动、投资等方面的内容，并通过了私营部门发展战略。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完成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l/201605/20160501329471．shtml。
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先锋集团正在寻求更多的次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例如关税同盟乃至单一货币。当然，更为现实的是制药业、燃料和海运合作。③ Tess Newton Cain，“The Renaissance of the 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156．此外，先锋集团还激发其他两个文化圈组织自己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并向美拉尼西亚学习。例如，2014年，密克罗尼西亚次区域向先锋集团“取经”，探讨建立密克罗尼西亚贸易与经济共同体的问题。④ “MSG Helps Micronesian States on Endeavour towards Closer Economic Integration，”http://www．pina．com．fj/?p=pacnews＆m=read＆o=1602344024542b5789295d578f36e3．
4．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机制的建立
直到2009年，太平洋岛国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仍然被描述为“处在边缘地位”。⑤ Karen McNamara，“Voices from the Margins:Pacific Ambassadors and the Geopolitics of Marginality at the U-nited Nations，”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50，No．1，2009，pp．1 ～12．不过，自那时以来，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机制活跃在联合国舞台上，并取代此前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包含澳、新)，成为太平洋岛国在联合国开展集体外交的“关键外交工具”(key diplomatic vehicle)。⑥ Joanne Wallis，Pacific Power ?Australia'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Limited，2017，p．277．
最初，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指的是太平洋岛国驻纽约联合国外交官之间的一种联合与协调机制。这种自发开展的合作，由于取得了若干成果、逐渐机制化，成为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一个重要新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推动了联合国机制中的亚洲集团更名为“亚洲与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更改了名称，而是推动了太平洋岛国在更名后的亚洲集团中获得更多被选举权。例如，2014年太平洋岛国在联合国各项机制下出现了席位“全面开花”的现象。① 斐济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联合国环境署(UNEP)占有席位，还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和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又译联合国项目事务厅，UNOPS)的执行局成员;斐济还和汤加同时是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理事会成员;巴新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执行局成员;所罗门群岛是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执行局成员;萨摩亚在儿童权利委员会(CRC)有一名专家。 2015年，当斐济卸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和项目事务署执行局成员时，萨摩亚又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机制的支持下继任。这种(以太平洋岛国为单位)连任的情况此前对太平洋岛国来说非常少见，但现在在新机制的作用下时有发生。特别是从2011年起，出现(以太平洋岛国为单位)连任联合国大会副主席的情况。
如图为小球相对于导轨的相对坐标系，为小球相对于地的绝对坐标系，G点为小球质心，则有：则小球质心G沿导轨方向相对于地面的绝对速度可表示为：
当然，仅仅是获得更多席位和当选重要职位，还是远远不够的，更关键的是要取得实效。在这方面，这一机制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在制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时将气候变化与海洋治理作为单独的目标，这是“发展外交”取得的成果。此外，在对岛国而言非常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谈判中，该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George Carter，“Establishing a Pacific Voice in the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p．205 ～222．
5．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改革
长期以来，太平洋岛国论坛是包括澳、新与本文定义的南太平洋地区在内的大洋洲的主要地区组织(见表3)。在一系列新变化的影响下，论坛自身也进行了改革，并通过了新的地区主义纲领性文件，从而又构成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一个方面。
2014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通过了《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下称《框架》)，替代了《太平洋计划》，成为整个大洋洲地区主义的纲领性文件。③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The 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http://www．forumsec．org/wpcontent/uploads/2017/09/Framework-for-Pacific-Regionalism．pdf/． 根据其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达梅·梅格·泰勒(Dame Meg Taylor)的概括，该框架有4大特点。第一，强调政治协商，以修正《太平洋计划》“在政治上的缺失”，以供领导人进行“开放而强有力的对地区主义的讨论”。第二，改变地区治理架构，使得太平洋地区组织理事会(CROP)建立明确的分工和授权。第三，更具包容性，向整个地区开放议事权，以改变此前由官僚和地区组织决策的模式。第四，转变范式，主要由领导人通过公开的政策过程决定地区重大事务。① Dame Meg Taylor，“The Future of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and the 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p．43 ～45．
表3 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
本文为定性的事实判断与评估研究，重在确认和概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从而为下一步解答“为什么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出现了这样的新发展”的因果解释型研究打下前期基础。
塔特认为，泰勒的上述讲话体现了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影响，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开放、包容的对话”机制上。② Sandra Tarte，“The Changing Paradigm of Pacific Regional Politics，”The Round Table ，Vol．106，No．2，2017，p．5．从这个角度看，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身的改革既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一部分，也是其影响下的结果。
接收端在用户数据阶段判断/F/、/A/字节出现的位置,根据其是否出现在相应的帧尾/多帧尾,即可监测通道的同步状态,如果同步则需将/F/、/A/字节替换回原始用户数据;不同步则统计错误个数,超过错误阈值则表明链路失去帧/多帧同步,需进行重同步过程。
太平洋岛国论坛改革体现了《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的核心精神，即建立太平洋岛国对地区主义的“所有权”(ownership)。将决策权由官员和机构交给领导人，有利于太平洋岛国发挥“数量优势”。澳、新对地区机构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很大，这使得南太平洋地区机构容易受到澳、新的影响。但一旦决策权更多在领导人层面，太平洋岛国就可以更多发挥其国家数量超过澳、新的优势，更多讨论与太平洋岛国息息相关的地区事务。③ Helen Leslie and Kirsty Wild，“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in Oceania: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New 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The Pacific Review ，Vol．31，No．1，2018，p．33由此，《框架》也取得了一些早期收获。与此前不同，由于领导人得以聚焦在有限的议题上，气候变化与渔业连续几年成为领导人关注的重点，并于2017年发展为“蓝色太平洋”倡议。
四、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影响
塔特认为，这些新的地区机制正在促进地区权力格局的根本性转移，反映了长期的、更为根本性的太平洋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的变迁。“这些机制发展已经挑战了长期以来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导地位，而且与一些评论不同的是，已经日益成为地区倡议的焦点。”① Sandra Tarte，“Regionalism and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pdf，pp．321 ～322． 反过来，这种影响力也定义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发展的程度。本文从前述的以地区秩序衡量地区主义发展的理论推导出发，根据南太平洋的最新情况作一定调整，从以下3个方面评估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发展:
公摊面积计算“水太深”。据媒体报道，山东省高密市曾出现一处名为“贵宾首府”的“神盘”，多部门联合验收文件显示公摊系数高达52.35%，被称作“史上最牛公摊面积”。面对业主维权，工作人员十分硬气：“法律对公摊上限没有规定，你们100年都退不了房!”
1．建立了以太平洋岛国为主体的地区制度网络
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本质，是太平洋岛国自行组织“太平洋地区主义”，发出“太平洋声音”(Pacific Voice)、获得“太平洋所有权”(Pacific Ownership)，通过建立以岛国为主体的地区制度网络——有些学者称之为“新外交体系”②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The‘New Pacific Diplomacy’:An Introduction，”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6．，地区秩序发生了改变。③ 上述对牛顿—凯恩的访谈。
无论是所有岛国参加的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还是以联合国外交为导向的太平洋小岛屿国家集团，从作为次区域机制的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到作为特定领域机制的《瑙鲁协定》缔约国机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机构都不包含澳、新和域外大国。这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成批出现。从这个角度看，这确实是“前所未有之变局”。
以上这些地区制度网络的构建，冲击了冷战结束以来以澳、新为主导、以太平洋岛国论坛为核心的原有的地区制度网络。2013年对《太平洋计划》进行的评估报告(旨在修正乃至终结该计划)明确提出，《太平洋计划》缺乏(岛国的)“所有权”。④ “Pacific Plan Review(2013):Report to Pacific Leaders，”pdf，p．55． 与此同时，在2013年首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召开时，东帝汶开国总统、时任总理古斯芒⑤ 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东南亚国家，东帝汶近年来积极参与南太平洋地区事务。这也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一个方面。 明确提出要建立“我们自己管理的机构”⑥ Sandra Tarte，“A New Pacific Voice?The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84．。
1.2.1 对照组 对患者每个月开展1次肺健康知识宣教，内容包括COPD相关知识、肺康复理念，指导戒烟，给予氧疗、药物治疗，共治疗20周。
不过，对《太平洋计划》的批评从其刚刚出台就已开始。例如批评该计划过于强调地区一体化，实质上是澳、新单方面、自上而下、官僚式推动的一体化，不符合“太平洋方式”(Pacific Way )。① Elise Huffer，“The Pacific Plan: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ritique，”in Jenny Bryant-Tokalau and Ian Frazer，eds．，Redefining the Pacific ?Regionalis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6，pp．157～174。这本书的编者也对此表达了担忧，认为南太平洋地区主义面临“不确定的未来”。详见Ian Frazer and Jenny Bryant-Tokalau，“Introduction:The Uncertain Future of Pacific Regionalism，”in Jenny Bryant-Tokalau and Ian Frazer，eds．，Redefining the Pacific ?Regionalis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6，pp．1～24。“太平洋方式”首次由斐济独立后的首任总理拉图·卡米塞塞·马拉在1970年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原文参见 Ratu Sir Kamisese Mara，The Pacific Way :A Memoir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pp．237～241．南太平洋地区研究学者迈克尔·哈斯(Michael Haas)将其概括为6大方面:“太平洋问题、太平洋解决”(Pacific Solutions to Pacific Problems)、“文化平等”(Equality of Cultures)、“达成一致的妥协”(Unanimous Compromise)、“政治目标优先”(Primacy of Political Goals)、“泛太平洋精神”(Pan-Pacific Spirit)、“乐观的渐进主义”(Optimistic Incrementalism)。参见Michael Haas，The Pacific Way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Pacific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9，pp．10 ～13。2009年，当澳、新试图以“快速轨道”(fasttrack)自上而下地推动整个大洋洲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时，太平洋岛国的不满达到了鼎点。② Sandra Tarte，“Regionalism and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pdf，p．315． 2009年又是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大热”的年份，为当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而准备的外交气氛也影响到深受气候变化威胁的太平洋岛国，而太平洋岛国与澳、新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迥然不同。③ 参见笔者当时对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气候谈判首席代表伊恩·弗莱(Ian Fry)的采访。陈晓晨:《图瓦卢:现有的承诺远远不够》，《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0月13日，A10版。 此外，在渔业等问题上，部分盛产金枪鱼的太平洋岛国与澳、新及域外大国之间的矛盾扩大。到2013年，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发展已经脱离了2005年《太平洋计划》的规划，后者于2014年正式终止。④ 2014年通过的《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开篇即明确提出，该框架“替代”《太平洋计划》。参见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The 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pdf，p．1． 但在此之前，已有若干新的地区主义机制兴起，共同塑造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方向。
当然，新的地区制度网络并未取代原有的网络，特别是没有改变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地位。这是澳、新相对于岛国极不对称的权力优势的自然结果。不过，这也是因为太平洋岛国论坛实施自身改革、向新机制靠拢，改革在岛国主体性、议题集中性和参与广泛性方面都与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内涵趋同。新旧机制并存的结果是南太平洋地区目前建立了多层次的地区主义，以太平洋岛国为主体的地区制度网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促进了太平洋岛国的政治经济发展
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机制促进了太平洋岛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体现在《瑙鲁协定》“作业天数计划”带来的收入增加上。在实施“作业天数计划”之前，每艘外籍渔船每天入场费不到1500美元。到2015年，这一数据上升到8000美元;在缔约国整体收入方面，2008年仅为6000万美元，到了2013年上升为2．49亿美元，2015年更是突破4亿美元。④ Francisco Blaha，“Capturing Economic Benefits from the Pacific's Tuna Resources，”http://www．franciscoblaha．info/blog/2016/8/8/capturing-economic-benefits-from-the-pacifics-tuna-resources． 可以说，“作业天数计划”的引入与办公室的设立对收入增加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对很多太平洋岛国来说，渔业和相关产业是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渔业领域的新地区机制对促进该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图2 《瑙鲁协定》缔约国入场作业费收入总额
说明:从上至下分别为延绳钓渔船、“密克安排”船队、美国船队和双边拖网渔船的入场费。本文未具体细分不同类型的渔船的收入，仅研究入场作业费收入总额。
资料来源: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局。① Pacific Islands Forum Fisheries Agency，“Tuna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https://www．ffa．int/system/files/FFA%20Tuna%20Development%20Indicators%20Brochure．pdf．
在此过程中，南太平洋还形成了新的核心领导国家——斐济和巴新。例如，巴新的主权财富基金国家退休基金(NASFUND)与巴新南太平洋银行(BSP)的商业活动突破了国家范围，在整个南太地区开展了一系列业务乃至并购。② “History，”http://www．bsp．com．pg/About-Us/History．aspx．
除了综合视角的经济发展外，地区政治发展也得到了推动，例如改革后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对“去殖民化”等政治问题的重新关注。③ Nic Maclellan，“Pacific Diplomacy and Decolonis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p．263 ～281．
3．强化了地区认同
更根本的影响在于观念上。这些新机制以及原有机制的改革给了太平洋岛国以新的信心，“自助”(helping ourselves)的观念得到加强，“岛民所有、岛民所享”(for Pacific islanders，by Pacific islanders)成为“太平洋地区主义”新的认同。④ Sandra Tarte，“Regionalism and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pdf，p．322． 这让长期研究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学者感到，现在正在经历“太平洋方式”的复归。① 弗莱将当前的地区主义发展形容为“夺回1971年的精神”，指的主要就是“太平洋方式”的复归和“集体外交”的重新兴起。Greg Fry，“Recapturing the Spirit of 1971:Towards a New Regional Political Settlement in the Pacific，”pdf，p．1． 阿阔柔在离任前谈到该组织的成就时表示，“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一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以不依靠援助自行做一些事”，还强调了“太平洋可能性”，指的是小岛国团结起来甚至能比援助机构做得更好。② Transform Aqorau，“Why PNA is Succeeding，And the Look of Future Fisheries Management，”http://www．pnatuna．com/node/362． 这种心理上的成就可能比物质上的收入增加更具长期影响。
“蓝色太平洋”是最新的南太地区认同标识之一，并得到了中国等域外大国的支持。③ “Pacific Islands Forum Chair Highlights Priorities for the Blue Pacific at the United Nations，”https://www．forumsec．org/pacific-islands-forum-chair-highlights-priorities-for-the-blue-pacific-at-the-united-nations/;《〈平潭宣言〉出炉! 中国及岛屿国家将构建“蓝色伙伴关系”》，https://www．yidaiyilu．gov．cn/bdzmg/ydylzbd/51228．htm。 “蓝色太平洋”是在《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的3年早期收获期即将期满的背景下，在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萨伊莱莱(Tuilaepa Sailele)的首倡下，在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等新机制的推动与联合倡议下提出的。太平洋岛国秘书处的《太平洋地区主义状况报告(2017)》认为，“蓝色太平洋”确认了所有太平洋人民的需求和潜力，规划他们的发展议程，为了全体而非少数的利益集体行动，建议在新的全球形势下，要利用并保护好“太平洋海洋资源”，掌握好“太平洋海洋区位”带来的权力机遇与挑战，建立“太平洋海洋认同”。④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State of Pacific Regionalism:Report 2017，”pdf，pp．13 ～ 15; “Pacific Regionalism ＆ The Blue Pacific，”https://www．forumsec．org/pacific-regionalism/．
地区认同的最根本性的成果，就是构建一个新的地区。这回到了本文最开始提出的南太平洋地区的定义问题。南太平洋地区是否包含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既是学理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地区主义发展的结果。澳、新越来越成为地区身份认同构建中的“他者”——有南太地区组织前官员甚至撰文称应免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资格，将其降为“域外伙伴”。⑤ Kaliopate Tavola，“Towards a New Regional Diplomacy Architecture，”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p．27 ～38．尽管这在现实中可能性不大，但是确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澳新学者)将澳大利亚称为“域外国家”——“他者”在地区主义领域中的一种表述。① Joanne Wallis，Crowded and Complex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the South Pacific ，Barton: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Limited，2017，p．9．这是地区认同演变的表征。
五、结 语
地区主义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现象，评估地区主义是否以及怎样经历发展是具有普遍性的课题。对南太平洋这样研究甚少的地区来说更是如此。本文从构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评估标准出发，在考察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从主体、过程、结果/影响3个方面评估地区主义的发展，又从制度网络、政治经济发展与认同构建3个维度评估地区主义对地区秩序的影响，辅以历史背景考察。在此框架下，本文概述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主要表现，认为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成立、《瑙鲁协定》缔约国的机制化、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的组织化、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机制的建立、《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的出台实施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改革等共同构成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在主体和过程上的发展。通过建立以太平洋岛国为主体的地区制度网络、促进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加强“太平洋地区主义”认同，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发展对地区秩序产生了影响，反过来又衡量并确认了地区主义的发展。
不过，由于太平洋岛国和澳新尤其是澳大利亚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实力劣势，岛国主导的新地区机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以“发展外交”为主要特色，一直聚焦岛国集中关切的气候变化等议题，尽量避免触碰更多政治领域的议题，避免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直接产生竞争乃至冲突。第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是外交领域的机制，主要目的是参与全球治理和多边谈判，除了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有联动以外，基本缺乏进一步扩展功能的意图与能力。第三，《瑙鲁协定》缔约国的地域范围目前还严格限定在金枪鱼资源富集、因而能形成垄断权力和共同利益的8个国家，领域范围主要还是渔业，兼有海洋治理等功能，但难以继续向外扩展;最后，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则基本以美拉尼西亚文化圈和次地区为界。一旦出了这些领域或地域界限，成员扩张或功能扩展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就会受阻，或难度大大增加。这种无形的界限也可以称之为这些地区机制的“外部性边界”(boundary of externality)，即界定产权的收益与成本均衡的状态。① Yoram Barzel，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2 ～3．对这些新机制“止于何处”还可以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
因此，本文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机制的强调分析不应被理解为“澳新的传统影响完全式微”，主要表现为:改革后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仍然是这个地区的最主要地区组织，澳新在论坛中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渔业局、南太平洋地区环境规划署(SPREP)等老牌地区机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澳新在这些机制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尽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岛国的影响力有所上升，但澳新美三国仍然是传统安全领域的地区安全支柱② ［新］杨杰生:《太平洋多层次地区主义:寻找合作点》，载喻常森主编:《大洋洲发展报告(2016～2017):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页。 ;即使对太平洋岛国自组和主导的新机制，澳新也能通过各种渠道发挥作用，例如前文所述2010年澳大利亚对瓦努阿图政府施压被认为导致斐济一度未能顺利接任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主席国就是一例。澳大利亚作为地区合作中的“主要先驱和驱动者”、“规则制定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和“政治稳定和地区安全的强大维护者”③ Wang Shiming，“General Review on the Process of Australia's Participation in Reginonal Cooperation with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in Yu Changsen，ed．，Regionalism in South Pacific ，Beijing: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2018，p．39 ～42．仍然保有巨大的软性影响力。新旧机制并存并立、在动态中共同作用，形成了新西兰学者杨杰生(Jason Young)所说的“太平洋多层次地区主义”④ ［新］杨杰生:《太平洋多层次地区主义:寻找合作点》，载喻常森主编:《大洋洲发展报告(2016～2017):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 。
所以，欲追溯旅游行为和旅游心理久远的人性根基，进化论及进化心理学可能会为我们打开一扇透过人类的历史，从而窥探其朦胧的文化面纱背后的真实面目的一扇窗口。本文即拟运用历史和逻辑的阐释性分析方法，通过功能分析，解释旅游行为的起源和发生，继而探讨其本质，希望为今后旅游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和视角。
不过，与常量相比，变量特别是显得“反常”(既有理论或解释作出不同甚至相反预言)的变量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更令人感兴趣、更具有发展为“好的理论”潜质的研究对象。⑤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第19页。 一群小国在实力(尤其是硬实力)和大国高度不对称的条件下，自己组织地区主义，自行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是与“霸权稳定论”和地区公共产品的一些既有解释形成鲜明对比的有趣现象，值得对此进行概述，以期探究其成因。此外，强调地区集体外交而非地区经济一体化，突破了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以地区一体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旧地区主义(old regionalism)① 地区主义理论界学者弗雷德里克·索德伯姆(Fredrick Sderbaum)将地区主义理论发展概括为早期地区主义、旧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和比较地区主义4个阶段。参见Fredrick S?derbaum，“Old，New，and Comparative Regionalism:The History and Scholarly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in Tanja A．Brzel and Thomas Riss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16 ～38．框架和“欧洲经验论”。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发生在全球治理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因而对全球与地区两个层次互动的考察有助于解释地区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动力。这些都是研究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理论价值所在。
透过现象看背后，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是在复杂背景下、复杂成因的结果。对其进行理论与具体解释是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作者简介］ 陈晓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际研究部主任、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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