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理论与我国目前的信贷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资本论文,马克思论文,我国目前论文,资本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讨论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时，不少人认为，信贷萎缩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注：樊纲：《克服信贷萎缩与银行体系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虽然还没有改革成完全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但其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特征已经形成，相应地国有银行应该存在着信贷扩张的冲动，现实经济运行中为何产生信贷萎缩的现象？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至三十二章中，马克思以《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为题，考察了在信用制度存在的条件下借贷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着重研究了在信用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生息资本和积累，在什么限度内和现实资本的积累相一致，又在什么限度内和现实资本的积累按相反的方向运动。其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极其深刻，本文试图通过这一理论对当前存在的信贷萎缩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信贷政策。
一、借贷资本、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
在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时，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泡沫化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经济泡沫化表现为，现实经济中的资产面值较多地超过资产的实际价值，是一种超过边际效用的无效供给。现代经济的发展，为虚拟资本的生成提供了现实经济基础，虚拟资本是在实物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当虚拟资本过度膨胀时，经济的泡沫化也就形成了，泡沫一旦破灭，过度虚拟状态不再存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可见，虚拟资本是经济泡沫化的重要因素。虽然银行资本的大部分是由有价证券构成的，但虚拟资本是不同于借贷资本的，我们不能把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混淆。
马克思指出，由于有价证券能为其所有者带来一定的收益，因此，具有资本的属性，但它们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把它们称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40页。）。有价证券的积累，是“货币资本或货币财产的积累的特殊形式”（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39页。）。这种积累，归根到底是“对劳动的占有权的积累”（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39页。），即对现实资本要求权的积累。
国债是有价证券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国债的积累只是债务的积累，而不是现实资本的积累。国债本身不是资本，而是债权。国债的积累不过表明国债券发行量的增加。一方面，它是国家债务的积累，说明国家的负债增加了，另一方面，它又说明国家债权人增加了，债权人有权把国家收入的一部分事先划归自己所有。马克思认为，这种国家债务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毫无关系。因为国家用发行债券借来的资本早已用掉，这些国债券不过是“代表已经消灭的资本的纸制复本”（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40页。）。只是“在它们是可卖商品，因而可以再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对它们的所有者来说，就作为资本执行职能。”（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40页。）
股票的积累与国债的积累具有不同的特点，它的积累既可以代表现实的资本积累，也可以完全不代表现实的资本积累。股票是投在企业中的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但是，它的所有者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支配或提取现实资本，而只是有权按期索取一定量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说国债是已经消灭的资本的纸制复本，那么股票则不过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尽管由于股票的买卖，这种纸制复本的所有权会发生变化，但却不会使现实资本的所有权相应地发生变化。它是与现实资本相分离而独立进行运动的。
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情况下，股票的积累可以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例如，为新建铁路、矿山等企业而发行的股票。这时的股票积累，就表示现实再生产的扩大，因而与现实的资本积累是一致的。马克思说，“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的扩大，就象动产征税单的扩大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40页。）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股票资本的积累并不反映现实资本积累的变化。这是因为，股票的积累即股票价值的总和，取决于股票的发行数量和每张股票的价格。如果股票数量的增加是由于某些单个资本合并为股份公司的结果，此时股票资本固然增大了，但实际的现实总资本并没有增加。现实资本价值的变动，是由单位商品价值变动引起的，而单位商品价值的变动，又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引起的。至于股票价格的变动，则取决于股息、利息率以及股票的供求状况。此外，股票的价格还会随着利息率趋向下降而向相反的趋向上升。所以，股票市值的增加并不等于现实资本的增加，二者在量的积累上是不相同的。
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地分析了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发达的信用制度的条件下，货币资本的积累，实际上就是银行家手中的财富积累。银行家作为私人资本家和各种借贷之间的中介人，社会的“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注：《资本论》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41页。）因此，货币资本的积累， 也就是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但是，虚拟资本不同于借贷资本，它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它们是资本的出借形式，但它们本身不是投在它们上面的借贷资本。”（注：《资本论》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42页。）马克思举例说， 从以下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虚拟资本和生息的货币资本间的区别，当职能资本家拿汇票到银行贴现或申请一笔贷款时，他们需要的既不是国债券，也不是股票，而是作为借贷资本的货币。（注：参见《资本论》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42页。）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的积累之间具有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表明，过度的虚拟资本膨胀完全可能导致经济的泡沫化，但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发展的必然产物，虚拟资本的存在并不表明经济一定会泡沫化，我们所要控制的是过度的虚拟；同时，虚拟资本不同于借贷资本，讨论借贷资本不能简单地把借贷资本和经济的泡沫化相联系。
二、信贷萎缩是现实资本收缩的必然表现
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993年开始连续6年下降（表1），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从1993年开始也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37.3%下降到1998年的15.3%。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中贷款年末余额的增长率1995年为26.4%，1996年为20.9%，1997年为22.5%，1998年为15.5%。贷存比1994年为98.7%，1998年下降到90.4%，信贷萎缩现象非常明显。1998年贷款中还包括了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大量增加的贷款，如果把这部分扣除，贷款总额的增长率可以说是下降的。（注：樊纲：《克服信贷萎缩与银行体系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因此， 有观点认为，1998年经济增长仍不活跃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因信贷萎缩导致的社会投资需求不足。
表1 国内生产总值及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1991 1992 1993
199419951996 19971998
国内生产总值 9.2
14.2 13.5
12.610.5 9.6 8.8 7.8
M2 26.5
31.3 37.3
34.529.525.3 19.615.3
存款33.027.3 20.116.1
贷款26.420.9 22.515.5
贷存比 98.793.889.2 90.990.4
企业存款30.529.6 27.613.4
城乡储蓄存款37.829.9 20.117.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站，《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5、1996、1997），《1998年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
但是，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投资不足是银行信贷资金萎缩造成的。在现代银行制度下，贷款既表现为银行的资金供给因素，也表现为企业的资金需求，贷款量萎缩可能是供给因素，也可能是需求因素。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作为生息资本形式的货币资本的积累，虽然可以促使现实资本的增加，二者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有时也不一致，二者并不是同一回事。马克思说，“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49页。）这就是说， 在再生产周期各阶段上，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的积累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
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不一致的情况，在萧条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萧条阶段，生产萎缩，市场不景气，交易减少，物价下跌，生产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不能发挥职能，商品的出售也很困难。原先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被资本家从营业中抽出来，大量存入银行，转化为借贷资本，因而使借贷资本的供给大为增加。但另一方面，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则反而会减少。这是因为：（1）企业开工不足， 工资降低，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严重不足，因而，使所需的流通手段减少；（2）在对外债务上， 由于一部分资金的外流及一部分企业破产而清偿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3 ）商业信用的紧缩，引起汇票数目和汇票贴现范围缩小，也会减少对货币的需求。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没有谈到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一方面，借贷资本的供给大量增加，另一方面，资本的需求却减少了，因而造成了大量的闲置不用的借贷资本积累。这种情况表明，在萧条阶段上，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不仅不表示现实资本的积累，相反，却正好是由现实资本积累的停顿和现实资本的收缩造成的。
在萧条阶段之后，产业周期进入了复苏和繁荣阶段，这时经济好转，工业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商业信用也随之活跃和大大扩张。由于这时商业信用的扩张是和资本回流容易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既扩大了商品资本的贷放，又不需要为了到期兑付汇票而留存巨额的准备金，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商品交易趋向繁荣，社会财富逐渐增多，也带来了借贷资本的增加。在这两个阶段上，又会由于以下原因促使对借贷资本需求的大量增加：（1）银行的贴现业务由于商业信用的扩大而不断增加；（2）大量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来进行经营的人，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3 ）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以及大量新的企业开设起来。这些因素都会造成对借贷资本需求的增加。所以，这时借贷资本的供需两旺，“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53页。）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产业周期的各个阶段上，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除在复苏和繁荣阶段上相一致外，其余阶段上是不一致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因此，马克思说：“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6月第1版，第553页。）
我国目前的情况和马克思所分析的经济运行情况有非常大的区别，但马克思所分析的借贷资本和现实资本运行之间的关系理论表明，当经济处于回落阶段，现实资本收缩，借贷资本充斥，信贷萎缩作为现实资本收缩的表现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信贷萎缩导致社会投资不足。
三、信贷政策的取向：借贷资本和现实资本的同步扩张
我们认为，虽然不能简单地说信贷萎缩导致社会投资不足，但是，要促使宏观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必须增加信贷投放。正因为如此，我国从1996年开始调整货币政策，通过7 次下调利率和一系列鼓励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以及信用消费贷款的政策，促使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效应并不明显。这里需要讨论的是通过怎样的信贷政策促使现实资本的扩张。即“以借贷货币资本形式进行的资本积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的积累，即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一致”（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60页。）。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信贷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一，企业的经济效益应该是信贷政策的主要导向。马克思认为，从借贷资本的来源看，主要有两个方面：（1 ）“货币单纯地转化为借贷资本”（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第560页。），即由闲置资本转化而来的借贷资本；（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注：《资本论》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60页。）这主要来自以下三种情况：利息收入和有价证券的买卖；职能资本家的货币积累变为存款；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货币收入变为存款。“只有后一点，才能包含真正的、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相联系的借贷资本的积累。”（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60页。）作为资本或收入，其表现形式很多，金融机构资金来源表上的企业存款和城乡储蓄存款应该说是这种资本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存款和城乡储蓄存款的增加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居民的收入水平，归结到一点就是企业的经济效益。1995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的企业存款和城乡储蓄存款在总量上是增加的，但从增长率来看，企业存款的增长率从1995年的30.5%下降到1998年的13.4%，下降了17.1个百分点；城乡储蓄存款的增长率从1995年的37.8%下降到1998年的17.1%，下降了20.7 个百分点（表1）；企业存款的大幅下降表明企业经济效益不佳， 借贷资金难以随着现实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能因一时增长的需要，盲目扩张信贷，扩张信用的关键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在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有数据显示，虽然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但与同期相比，我国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却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1986—1997年间，GDP年均增长9.8%，而同期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同样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在此期间，职工实际工资年均增长仅为4.2%，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由1985年的57.7%降低到1997年的45.5%。由此可见，信贷政策不是简单地要求银行增加信贷资金，只有在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配合收入政策的实施，才能使信贷资金的扩张建立在现实资本积累的基础上。
第二，利率政策是信贷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在萧条和复苏阶段，由于借贷资本过剩造成利息率低微，低微的利息率会使利润中转化为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增大，这对产业资本家和商人是个刺激，促使生产规模的增大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增加。马克思说，“构成这种货币资本家的积累源泉的利润，只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69页。）。正由于利息来源于利润， 而利润又是现实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产物。因此，现实资本积累越增加，生产越发展，利润越多，从平均利润中分割出来的利息部分也就越增大。随着利息量的增大，货币资本家的收入增多，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的量也会相应增加，从而使借贷资本的积累加速进行。所以，“借贷资本的这种迅速发展是现实积累的结果”（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69页。）。马克思还指出，“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注：《资本论》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69页。）特别是在工业不景气的时期， 利息率达到最高限度，甚至会“把一些情况特别不好的营业部门的利润全部吞掉。”（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69页。）。同时，利息率的提高还会引起有价证券的价格下降，货币资本家则会乘机大量买进，等到有价证券价格回升并超过正常水平时再抛售，这样便吞食了公众的一部分货币资本。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虽然是现实资本积累的结果，从来源上讲，它与现实资本的积累是同一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又不同于现实资本的积累，它与职能资本家的现实资本积累是相互对立的。在平均利润量已定的情况下，如果分割为利息部分的量增多，企业主收入的量就会减少，相反，前者减少，后者就会增多。因此，由利息以及有价证券买卖而引起的借贷资本的增加，同时会造成企业主收入的相对减少。这就是说，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与职能资本家的现实资本的积累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表明，金融机构的利息收入是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但利息收入和企业的现实资本积累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适时调整利率水平是促使借贷资金和产业资金同步扩大的重要手段。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机构的收益水平下降，1994年当年结益381 亿，1995年当年结益187亿，1996年当年结益- 31 亿（注：中国统计信息网，《中国统计年鉴，1997》。）。金融机构收益水平的迅速下降，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信贷的扩张。但是，金融机构的收益水平不取决于利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取决于利差水平，这说明，利率水平的调整并不受金融机构收益水平的制约。同时，利率水平对借贷资本和现实资本发生影响的，不是名义利率而是实际利率。为了增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我国从1996年至今，已经连续7次下调利率， 名义利率已经降低到比较低的水平，但由于物价指数下降得更快、幅度更大，我国的实际利率已经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高峰位。实际利率的高水平，导致金融性资产的收益率相对上升，实物性资产的收益率相对下降，企业有资金也主要用于拥有金融资产，而不是进行实物性投资，这就是我国当前企业往往愿意进行金融资本的动作，而不愿意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原因。金融性资产收益率水平相对比较高这一判断，我们可以通过利息支付的相对水平来加以说明。1997年居民的真实利息收入大概为3000亿元，相当于全部独立核算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 倍（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这可以充分说明金融性资产收益率远远高于实物性资产。在这样一种收益率结构中资金的配置必然向金融资产倾斜，形成一种加快货币回流、紧缩信贷供应的内在动力。这可以说是存在内生性的通货紧缩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高昂的真实利率水平给企业营造的是相对严峻的金融环境，一方面导致企业负担上升从而投资下降，另一方面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从而总需求下降。这也正是导致美国1929—1933年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当时美国的名义利率为1%—2%，而物价指数则为 -9%左右，这样真实利率达10%—11%， 远远高于美国历史上的平均真实利率。因此，我国灵活地根据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通过调控利率水平，将有利于促使信贷资金和现实资本的同步扩张。
第三，扩张信贷的关键是塑造健全的生产经营投资主体。马克思指出，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积累的增加，虽然是以信用事业的发展和货币借贷业务在大银行手中的集中为前提，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商品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没有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扩张，不可能有信贷资金的扩张，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塑造商品生产经营和投资的主体。我国目前的投资主体结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但是，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在长时间内由政府投资加以支撑，只有在企业投资已经成为主要的投资主体时，信贷扩张、经济增长才可能有长期的、稳定的动力。目前，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是成本问题，也是经济信心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刺激企业的投资信心。逐步把投资的主体结构从以政府为主体调整为以经济法人为主体。为此，在经济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加快企业改革，培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投资主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投资体制的改革。我们目前的投资体制设计完全是过去限制投资饥渴症的那一套，不同的投资项目要经过许多部门的审批，非常繁杂。这样一个限制投资的体制不改革，企业钱再多也很难转换成有效的投资。政府为投资准备的软环境也需要改善。所谓软环境，包括金融服务、资本市场、资产评估、会计审计、担保评级、工商执照、环境审批、防疫检查、商品防伪和检查等。软环境的改善，在当前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目前比较紧迫的是要加强集体和个体的投资主体地位。为此，我们要将集体、个体经济纳入中国经济发展规划，从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方面为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建立起支撑服务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征地、贷款等方面对集体、个体投资一视同仁，更多地为集体、个体投资提供能获得相应收益的投资项目和载体。加大存量置换的力度，推出一批产权转让项目，吸引个体、私营资金购买，把国有、集体资本置换出来，集中投入重点项目建设。
第四，建立规范的金融交易关系是克服信贷萎缩的基本要求。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国内需不足是因为储蓄率太高。城乡储蓄存款超过6万亿似乎已经成为经济萎缩的罪魁祸首。 从金融机构的资金平衡关系来看，存款增加是金融机构扩张信用的必要条件，银行有钱才能搞建设。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货币收入中，有一些是逐渐被消费掉的，如地主的地租等。它们是成批地大量收进来，分批地逐渐地支付出去，在它们还未支出去之前，也都是“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货币收入的形式，因此可以变为存款，并由此变为借贷资本。”（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570页。）这就是说，表现为各种收入的利润，不论是作为个人消费还是用于积累，只要是以货币形式存在，在未使用之前，都可以变为银行存款，从而引起借贷资本的增加，只有这种由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的积累，才是现实资本积累的产物或再生产过程扩大的结果，并同现实资本的积累相一致。
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的不是储蓄太多，而是储蓄没有能顺利转化为投资，是维持资金融通的金融交易关系没有形成。现在人们讨论储蓄资金如何转化为投资资金时有一种倾向，认为融资制度的建设就是金融体制的改革，就是金融机构的分分合合，就是信贷资金管理权限的上收和下放（集权与分权）。其实，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基本层面上是金融交易关系的建立，它需要对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和组织作出制度安排，它需要通过提供这些规则和组织安排界定人们在金融交易过程中的选择空间，约束和激励人们的金融行为，降低金融交易费用和竞争中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金融风险，进而保护债权债务关系，促进金融交易的顺利进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把改革的重点放在金融体制的建设上，先是改革大一统的传统银行体系，于1983年建立起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的二级银行体系；后来于1994年前后又建立起中国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国家政策银行为主体的三角型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改革仅仅局限于银行体制的改革，没有深入到各种金融资源的配置关系，结果是，改革只能在银行组织体制等“硬件”上作文章，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市场关系和资金交易关系等金融体系的“软件”并没有得以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改革越推进（产权愈分割、权力越是下放），政府越难以控制金融运行，就越是依靠“规模”、“指标”和行政命令来加强金融的宏观控制，关系到金融制度建设的银行企业化和商业化改革难以得到实质性推进。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是作为两个交易主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异化为一定的资金供给关系，企业的资金成本约束由此大大放松，“敢借，敢用，敢不还”成为普遍现象。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迅速上升，其责任无法划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也就难以实现。银行的竞争力下降，银行的经营效益下降，银行的金融风险大幅上升。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金融交易关系都无法形成，想建立起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现代金融制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克服中国的信贷萎缩问题必须从基本的银企关系调整出发，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交易关系，为信贷资金的顺利运行建立起基本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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