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大众国家 伦理认同的精神形态 *
许 敏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及伦理逻辑遭遇解构，国家作为最基本的伦理实体也面临诸多挑战。社会变迁对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影响及其精神形态，关系国家伦理安全和文明精神命脉。调查表明，中国大众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呈现为新的精神形态：以“从实体性出发”的高度伦理觉悟，对涣散国家精神的“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现象保持严峻的伦理关切，并以“社会公正”的伦理诉求守望国家实体性。个体以匹夫之责、之忧、之力捍卫遭遇多重变迁力量裹挟中的国家实体，这是社会急剧变迁中所迸发的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和国家昌盛的深刻伦理力量。
关键词 国家 伦理认同 精神形态
国家是人类精神的作品，它作为普遍物和公共本质统摄个体，并以个体的自我与行动显现自身。个体通过对普遍物的分享与凝结，使国家成为被实现出来的普遍本质，即精神——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国家作为伦理普遍物是个体的灵魂和本质，个体则是普遍物映现自身的特定存在，两者辩证统一。对于国家来说，一切个体的行动和自我的环节是其获得现实生命力的必然前提，因此，个体对国家的实体感和伦理行动尤为重要。在中国“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伦理型文化传统中，国家情结源远流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精忠报国”等历历呈现中国人的国家情怀，国家是中国人心中最瞩目最温暖的精神标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多重力量反复涤荡中，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及伦理逻辑遭遇解构，国家作为最基本的伦理实体也面临诸多挑战。社会变迁对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影响及其精神形态，关系国家伦理安全和文明精神命脉。2017年8月，东南大学“道德国情调查中心”受江苏省委宣传部委托，联合北京大学中国国情调查中心，开展了“全国伦理道德发展状况调查与研究”，①国家的伦理认同是本次调查的重要主题。调查显示，对国家实体性认同的伦理觉悟，对瓦解国家实体性的主要现象的高度伦理关切，以及捍卫国家作为普遍物本质的伦理守望是当前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三种精神形态。
冲突情境下实体性认同的伦理觉悟
个体对国家的实体性认同首先呈现为实体感和信念，即伦理觉悟，这是国家内在力量的动力源泉。“他们知道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实体，因为国家维护他们的特殊领域——它们的合法性、威信和福利”②。这种实体感的政治情绪就是爱国心。这体现为个体惯于把国家看作实体性的基础和目的，认为国家是所有个体的整个实存所仰赖的东西，只有在其中个体的特殊利益才能获得实现，必须努力维持国家的持续和统一。这种伦理觉悟是个体与国家的现实统一，使国家凝聚为一人的基本前提。调查显示，当前复杂的变迁力量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大众对国家的实体性认同。在各种冲突情境下大众的选择，表明中国大众对国家拥有深厚的伦理情怀。
“您认为国家对个人存在的意义是?”79.1%的人认为“国家最重要，是我们安身之地，国家富强个人才能过得好”。“对于个人而言，家庭、社会和国家三者何者最重要？”52.4%的人首选“国家”，比“家庭”的占比高出7.8个百分点；在第二重要中“家庭”比“国家”高出7.4个百分点，两组数据交互对比表明国家在大众心中的地位高于家庭。
表 1对于个人而言，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重要程度
表 2当国家与家庭利益相冲突时， 何者应做出牺牲
家庭与国家利益不可得兼的冲突情境再次表明大众对国家高度的伦理自觉，“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家庭利益”，持“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比例分别为50.6%、18.7%，赞同的比例合计69.3%；而“为了家庭利益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国家利益”的相对应比例为25.9%、6.3%，赞同比例合计为32.1%，远低于前一选项。交互数据表明，在中国大众的精神结构中，“国家”优先的精神传统依然深厚。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多种信息纷繁交织的情况下，人们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如何？调查表明，当国家主流媒体与国外宣传报道不一致时，70.2%的人相信国家；当朋友圈或亲朋圈的信息与国家主流媒体不一致时，62.3%的人选择相信国家。在两项调查中，相信国外报道和朋友圈的比例分别为2.8%和10.9%，远远低于对国家的信任；当遭遇重大公共事件，72.6%的人认为“相信政府公布的信息和采取的措施，比网络流传的可靠”。这表明大众对国家和政府高度的伦理信任。
谐振器间的耦合一般可以通过电磁耦合实现，根据耦合性质的不同可分为容性耦合和感性耦合谐振电路。然而，纯容性或者纯感性耦合结构的带外衰减存在着不足。纯容性耦合谐振滤波器的上边带衰减要比下边带慢，纯感性耦合谐振滤波器的下边带衰减要比上边带慢，在频率较低带宽变宽时这种现象更加明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电容属于阻低通高器件，电感属于阻高通低器件[4]。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容性与感性耦合交替的新结构，原理图如图2所示。
表 3遭遇重大公共事件时，对政府公布的信息 和采取的措施的态度
当前社会发生急剧变迁，国家权力运作的伦理逻辑遭遇严峻挑战，大众基于对国家实体的伦理热忱，自下而上对特定权力的运作形式和公务人员的职业操守进行监督，并发出伦理预警，它现实地呈现为对“官员腐败”和“分配不公”等现象的重大伦理关切，及对由此将引发的实体性涣散表达深度伦理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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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应该充分信任政府，积极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选择“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24.6%和63.5%。“您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56.1%的人选择“不合理，但可以接受”，也就是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不公平待遇，而且在财富分配问题上也存在诸多矛盾，但是大众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这表明受访者对国家的信念和伦理热忱，并不因现实国家的诸多现象如贫富强弱等偶然特性而改变，认识到这些因素只是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环节，而不是国家的实体，依然相信国家是自己真实的实体与依托，对国家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您对于我们正在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看？”53.5%的人“充满信心，因为它可以给中国带来繁荣富强”，虽有34.2%的人表示“不太了解”，但他们依然“相信这条路能够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调查显示，中国大众的国家情结依然浓厚。
表 4对目前我国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态度
当前中国大众对国家实体性的认同，一方面体现为深厚真挚的伦理认同，另一方面是对实体性的捍卫和守护，尤其是当前社会急剧变迁中，大众对涣散国家实体性的“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现象呈现出高度的伦理关切。
对“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现象的 高度伦理关切
2.对腐败所折射的公务人员群体精神蜕变发出伦理预警
1.公务人员群体潜在风险的伦理防范
特殊领域的制度、权力、职能等需要完成的伦理使命，最终由特定群体即公务人员付诸实施，“他们是国家的意识和最高度的教养的体现者，也是国家在法制和知识方面的主要支柱”⑦。他们以“高贵意识”显现国家普遍物，所谓的高贵意识就是服务的英雄主义，“它是这样一种德行，它为普遍而牺牲个别存在，从而使普遍得到特定存在，——它是这样一种人格，它放弃对它自己的占有和享受，它的行为和它的现实性都是为了现存权力的利益。”⑧通过高贵意识使国家从被思维的抽象存在发展为现实的普遍，这是该群体存在的全部和唯一的合法性依据。他们的职业操守决定着普通公民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官吏的态度和教养是法律和政府的决定接触到单一性和在现实中发生效力的一个点。公民的满意和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政府计划的实施或削弱破坏，都依存于这一个点。”⑨也就是说，国家作为伦理普遍物的目的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公务人员以普遍物扬弃自身特殊利益的伦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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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大众对“腐败”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深度忧虑在于，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不仅仅是官员道德问题，更是危及国家伦理安全，瓦解国家精神的深刻伦理问题。从服务的英雄主义的高贵意识向卑贱意识
的精神蜕变，是对国家普遍本质的公然侵犯，对公民国家实体性信念的肆意凌辱，是涣散国家精神的最为根本的解构力量。如果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之风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那么“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必将影响大众对于权力、财富与自身同一性的认同，诱发更为广泛的“卑贱意识”，并最终导致国家整体的分崩离析。
国家职务作为国家实体性的呈现，要求公务人员在履行实体性的使命时不得任性地追求个人的主观目的即特殊利益。基于该群体的实体性本质，国家建立了满足他们特殊利益的保障体系。公务人员以恪尽职守为其收入来源，也就是说，国家给予待遇，“以补偿国家所要求于它的活动，这样，私人利益就在它那有利于普遍物的劳动中得到满足。”⑩同时，“受权执行国家事务的人员得到普遍的国家权力的保护，”可以免受其在履行公职中遭受被管辖者因私人利益受损而对公务人员的伤害。通过保证公务人员特殊需要得到满足，“使他的处境和公职活动摆脱其他一切主观的依赖和影响”，“个人就不至于因匮乏而玩忽职守以追求特殊需要的满足。”另外，又从制度设计层面，一方面通过政府内部权力的等级分层进行自上而下的监督与制约，另一方面则以公民团体与公民个体的监督，以自下的力量弥补自上监督的不足，细察公务人员在其担负的职权中夹杂主观的任性和每一细小作为的缺陷。
这些措施旨在防范公务人员群体以特殊利益凌驾普遍物的伦理风险，维护国家的实体性本质。
“假设您的上司或老板是外国人，他侮辱了中国，您会选择？”66.3%的人“当面抗议”，维护国家尊严；同时对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希望您的孩子生活在国内，还是到国外定居？”58.8%的受访者选择让孩子在国内生活，表明大多数人对国家具有鲜明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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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公共性与财富普遍性是国家作为伦理普遍物借以呈现自身的两种中介。权力本质上是国家在客观化自身的诸环节中所呈现的必然性力量，其公共性根植于国家作为普遍物的本质。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和不容置疑的权威力量，以政府为其单一自我，其客观必然性现实地呈现为不同的权力及其职能和活动领域，当然这些权力及其职能的合法性均导源于国家。不同的权力根据其职能在各自领域制定制度法规，“这些法规构成特殊领域中的国家制度，即发展了和实现了的合理性，因此它们就构成巩固的国家基础，以及个人对国家的信任和忠诚的基础”。③它们作为桥梁使国家实体性与个体个别性的相互过渡成为现实。换言之，权力通过制度连接普遍物与单一物，使两者现实地统一起来。财富的普遍性在于，从其自在的本性而言，“它因一切人的行动和劳动而不断地形成，又因一切人的享受或消费而重新消失。”④财富在自为层面的普遍性体现为，其生产经政府允许由各式劳动的行业组合将个体组织起来完成，其占有和支配则需要国家权力作为普遍意志以对抗个别意志的任性，就此而言，“财富毋宁就是国家权力”⑤，政府作为国家普遍物的单一自我，以体现权力的公共性与财富分配中的普遍性为使命。国家的内在力量源于，通过政府将普遍目的和个体特殊利益的统一。个体通过分享普遍物获得自身特殊需要的满足，在实体中找到了“成为这一整体的成员的意识和自尊感”，⑥这种与普遍物相统一的成员意识和自尊感即为高贵意识，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大众认为，当前公务人员群体的从业目的与其实体性使命存在偏差。“您认为干部当官的目的是？”50.2%的人选择“为自己升官发财”，“为人民服务，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为48.3%，“为家庭增光，光宗耀祖”为32.5%，“为国家与社会做贡献”为31.9%，还有20.6%的人认为公务人员“没特殊目的，一个稳定而待遇高的职业而已”，缺乏最基本的伦理使命感。总之，大众认为为一己之私利和家族荣耀的比例，均高于其应有的为国为民的公仆意识，同时还存在公职祛魅现象。
表 5在生活中或媒体上看到政府官员时， 您首先想到的是？
负面形象的联想源于，大众认为该群体将特殊利益僭越普遍目的的理论风险变为现实。“您觉得当前我国政府官员道德问题最严重的是？”第一选择中位列前两位的是“贪污受贿”56.6%，“以权谋私”27.1%。在第二选择中，“以权谋私”为43.0%居于首位，而且当前这种现象还很严重，认为“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和“干部不作为，扯皮推诿”现象“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之和的比例分别为64.5%、66.4%。
基于私利而不是实体性的使命将国家权力私有化，以特殊利益侵犯普遍物，这是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精神哲学本质。公务人员群体的伦理本务是以“高贵意识”显现国家这一实体普遍物，“公仆”是其应有的伦理形象。然而，调查呈现出大众对这一群体精神蜕变的警醒。“在生活中或媒体上看到政府官员时，您首先想到的是？”“有权有势的人”“官僚”，两项比例合计为47.1%，再加上“贪官”8.5%、“惹不起但躲得起的人”的2.6%等，总占比为58.2%。相反，体现“公仆”形象和“遇到大事可以信任的人”的正面评价只占21.5%。
这一切决定了大众对公务人员群体的满意度，在对诸群体伦理道德整体状况的满意度调查中，满意度最低群体的前三位依次为“演艺娱乐圈”“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不满意率分别为53.9%、41.3%和35.6%，公务人员群体占据两席，其义可见。这是当前中国大众对该群体的精神蜕化发出的伦理预警。
表 6干部当官的目的
3.对“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严重关切
46.6%的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冲突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认为目前这种现象“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比例分别为33.4%和46.4%；与前几年相比，25.3%认为这种情况“更加恶化”，44.1%认为“没什么变化”，只有30.7%的人有“较大改善”。公务人员群体在财富分配环节的以权谋私是重要成因。
财富的普遍性精神本质，自在地体现为生产和消费中一切人的相互依赖和全面交织，“自私自利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东西”，
但这只是从其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两端上的鸟瞰描述，介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分配环节，才是真正体现国家实体性与个体个别性是否统一的关键。从本质上来说个体通过分享普遍物而获得自身特殊需要的满足，但分享财富中执行分配的主体是谁？以何种方式按照何种依据进行分配？换言之，分配环节如何体现财富普遍性即“公”的精神本质？事实上无论在何种经济形式下，制度设计都必然暗含了其财富分配的理念。制度是政府权力的体现，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财富分配，进言之，公务人员群体作为将权力普遍性客观化的主体，通过政策制定等环节执行财富分配。因此，公务人员群体作为权力之“公”的践行者，肩负将财富“公”的本质落实为分配之“公”的使命。如何才是分配之“公”，其依据何在？这需要厘清财富占有的法哲学意义和经济学意义。按照法哲学理论，在取得财产的占有权意义上人人应当是平等的，但现实的财富获得是经济学问题，它依赖于劳动。因此，财富分配之“公”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按劳分配。因为不同个体在禀赋、体质、受教育程度等偶然性因素的差异，加之对不同种类劳动的赋值涉及多重主观因素，所以财富分配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即“公平”“公正”，对于在初次分配中处于较大劣势的群体，政府予以伦理救助。因此，分配之“公”是建立于客观分配现实基础上的，具有相对性的主观感觉，或者说，“公”体现在众多个体的获得感中。所以，通过大众对于近十年来财富分配中获益群体的调查数据，可以基本描绘出分配是否为“公”的精神图谱。
对近十年来利益获取最多的群体的调查表明，大众认为，“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分列获得利益最多的第一位(23.4%)和第三位(11.9%)，而获益最少群体的前两位是“农民”和“工人”，调查比率分别为70.5%和24.3%。
在七嘴八舌的叫嚷声中，陈山利再次壮起胆子。他的眼神，有些闪躲地看向马连长：“我别的要求没有，就想亲一口救护队的女兵李晓英！”说完，飞快回到队列，再也不敢抬头。
表 7近 10年以来，获得的利益最多/最少的群体
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旨在弥补因个体偶然性因素而导致初次分配中差距悬殊，保障所有个体的伦理安全。但是以上政策中有“较大效果”的比例普遍不高，即便最高的“低保政策”也仅为13.8%。“有点效果”和“没有效果”的比例远高于“较大效果”，甚至在“房地产政策”和“拆迁安置政策”两项中，“大大加剧了不公平”的比例均高出“较大效果”2.4个百分点。尤为深刻的是对于弱势群体产生原因，39.7%的人认为“制度不合理，社会关怀不够”，35.2%认为是“收入分配不公”，两者都直指权力公共性和财富普遍性的异化，对弱势群体自身的归因则微乎其微，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是制度异化的结果。显然，公务人员群体行为影响社会公平和大众伦理感受，这一群体以权谋私侵占公共财富，将弱势群体抛出伦理实体之外，“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由此产生。
表 8诸政策对促进社会公平的效果
中国大众以对国家高度的伦理觉悟，积极进行自下而上的伦理监督，他们的匹夫之责之忧，发展为以“社会公正”优于“个体德性”的伦理诉求，捍卫国家实体性的伦理守望。黑格尔认为，战争是唤醒实体精神最为有效的方法
，但这种重构的成本过于沉重，潜在着整体作为个体在对峙中灭亡的风险，因此，最为安全可靠的力量是公民对于国家普遍物本质的伦理守望。这是一种基于对实体认同的伦理反思力量，认同国家的实体性并内化为个体信念，但对实体所现出来的“象”即国家客观化自身的诸多环节保持审视反思。这是不同于传统的精神形态，个体以执守普遍性的信念即伦理良知捍卫普遍性，它呈现为对社会公正的伦理诉求，这是当前推进中国社会和文明发展的深刻力量。对于当前变迁中的中国社会而言，32.2%的人认为“社会公正最重要”，14.8%认为“个体德性最重要”，前者比后者高出17.4个百分点；认为两者应当统一，但在二者矛盾时“应该先追求社会公正”的比例比“先追求个体德性”高出0.6个百分点。
On the Need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Strange Buildings” Incidents________________LI Jiaqi et al 82
对国家实体性的伦理守望
“官员腐败”对国家普遍物产生了严重伤害，调查显示，大众对以上现象发出伦理预警，表达伦理关切的同时，也对它们能否得以遏制表达深度忧虑。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最担忧的问题中，“腐败不能根治”以40.8%的比例居于首位。大众对腐败现象保持持续高度的伦理关切，虽然近年来中央政府反腐败力度加强，腐败现象有所改善，但大众对该群体的信任度却没有同步提升，“与前几年相比，您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有什么变化？”49.4%选择“没什么变化”，41.7%选择“信任度提高了”，还有8.7%选择“更加不信任”，大众持有更为深远的伦理期待。
表 9您认为对社会生活而言，个体德性和社会公正何者更重要的态度
“社会公正”是一种伦理诉求。“社会”本性上是一种伦理存在，它是国家实体性在生活世界的表达。国家客观化自身的现象形态统称为社会。在社会中普遍性与个体性、国家实体与个体，通过政府各部门特殊职能所固定化的权力以及各行业组织，将权力的公共性与财富的普遍性现实地与个体连接起来。“公”是国家普遍性本质的生活化表达，是伦理应有的存在方式。但无论从精神的辩证发展环节还是客观现实而言，社会并不能完全与国家普遍性保持一致，因此针对诸多异化现象尤其是这种异化将危及精神自身时，复归国家普遍本质的“公”的伦理呼声高涨。“正”则是因其背离而使之复归本位，现实地表现为使社会复归“公”的校准力量，这是基于伦理应当的必然性力量。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正名”捍卫伦理实体的正当。当前大众的“社会公正”诉求体现了现代个体作为公民的伦理义务意识，现实地转化为守望国家普遍本质的伦理力量，这是中国伦理精神的新形态。
社会至善和个体至善，伦理与道德，何者优先及其辩证关系是精神哲学命题。在具有精神传统的德国哲学和中国哲学中，伦理在本质上是优先于道德的存在，“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
个体分享伦理将其凝结为性格中的固定要素，这是便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即精神。伦理是客观存在的真理，黑格尔说，“因为伦理性的规定构成自由的概念，所以这些伦理性的规定就是个人的实体性或普遍本质，个人只是作为一种偶性的东西同它发生关系。”“人类把伦理看作是永恒的正义，是自在自为存在的神，在这些神面前，个人的忙忙碌碌不过是玩跷跷板的游戏罢了。”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是个体行动的精神纲领，以身体道的修身是个体的全部义务，强调个体至善是社会至善的前提，认为个体达于至善，社会自然至善，所以个体的修身养性、反躬内省是实体客观化即“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前提，这是对伦理与道德，国家实体与个体关系的精神哲学洞察。但这一精神哲学命题的现实难题在于，当伦理前提的现实化形态发生改变时，是否还是当然前提？这种矛盾该如何解决？针对当前急剧社会变迁中国家实体客观化自身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化现象，大众给予明确答案，追求“社会公正”先于“个体德性”，这是维护伦理与道德统一、伦理优先的辩证力量。
总之，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当前中国大众关于国家伦理的意识呈现出新的精神哲学形态。以“从实体性出发”的高度伦理觉悟，对涣散国家精神的“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现象保持严峻伦理关切，并以“社会公正”的伦理诉求作为守望国家实体的现实力量，以匹夫之力捍卫坚守遭遇多重变迁力量裹挟中的国家实体。如果没有基于对国家深厚的伦理情怀，就不会有敏锐的伦理关切，也就没有执着的伦理守望。这是中国人内心静水流深的国家情结，在社会急剧变迁中迸发出的深刻伦理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和国家昌盛的希望。
①在江苏省范围内共抽取6523个符合调查资格的住宅单位，完成4362个有效样本。
②③⑥⑦⑨⑩[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9、265、263、315、313、214、312-313、170、165页。
冠心病患者临床中发病率高,比较多见,在老年群体中,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和阻塞症状,导致了患者的心肌细胞缺血,引起了心绞痛症状。无症状性心肌缺血是患者的心肌缺血但是没有相关的症状出现。这类患者的临床症状缺乏典型性和特异性,因此患者的病情无法察觉,继续进行剧烈的活动,容易导致心悸,严重的还会猝死,这属于隐匿性的冠心病。临床中对无症状心肌缺血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可靠的早期确诊方式,让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据可行。
④⑤⑧[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60、52、47、13页。
由表2中的柴油凝点检测数据可知，在激励信号频率为32kHz的条件下的差值相比于激励信号频率为16kHz的条件下的差值要大，说明在频率32kHz的条件下检测误差更小。分析原因，可能是高频率激励下的油样电容信号更加稳定，波动较小，从而导致柴油油样的凝点大小更加接近于标准值。
“卑贱意识的目的就在于使普遍权力受制于自为存在。……制服和占有普遍实体，造成普遍实体同它自己的完全不一致。”[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0页。
很快到了家门。田诗敲门。田歌在屋里一听是妹妹的声音，吓了一跳，误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开门一看思雨站在妹妹身后，心里立刻明白了什么。她一扭身进了卧室。
*本文系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和“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中国家庭的伦理支持研究”(项目号：18BZX1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许敏，哲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京，210096
〔责任编辑：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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