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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由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形成背景、原因与特点分析，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化不能取代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并进而由对认识活动、解题活动和创造性解题活动的比较，探讨了三者相应的方法论原则，指出在思维方法论之外应存在实践方法论，而思维方法论也应区分为旨在获取知识的理论性思维方法论和旨在解决问题的实用性思维方法论两种，在后者基础上形成的创造性解决问题方法论应成为应用对策方法的核心。
近十几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变革学科的观念和体系提出了许多构想，虽然莫衷一是，却表现出类似的倾向：力图结合当代实际，将出发点转移到“实践”上，把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方向。相应地提出了探索应用对策方法的课题。这一名称的提出本身，表明了对前此社会人文科学界热衷于简单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反思，以及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解决社会实践问题中所起作用的疑惑。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应用对策方法作初步探讨。
一
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理论科学的一部分，基于希腊文化传统。美国学者白瑞德曾归纳说：希腊人对理论科学的发现或发明，一直是西方文明不同于地球上其他文明之处[①]。所谓“理论”，希腊文为Theoria，其原义为由出席祭祀现场观光而获得的客观认识。这种追求客观知识的倾向，正是古代西方两种对峙的文化中的希腊文化的重要特征。另一种希伯莱文化则偏重于行（实践），着重追求的不是思想认识，而是正确的行为。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重实际，因而未能形成重视追求客观知识的倾向。
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时代，教会已不像基督教早期那样充满希伯莱精神，而是以新柏拉图主义作为思想来源。中世纪中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兴起，成为经济哲学的权威理论思想，从而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智主义传统与倾向。近代科学产生时，这一理智主义倾向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将更典型的希腊思想派别奉为楷模，例如推崇德谟克利特根据事物产生的直接原因与条件而非终极原因来解释事物的方法，将毕达哥拉斯学派构筑定律和精确定量描述的数学倾向视为科学的表征。17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自然科学首先摆脱神学的羁绊，成为独立领域，并且自视为知识、智慧和真理的唯一合理形式。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终于导致机械论的世界观在近代一切思想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同时也导致愈来愈强的唯理性主义文化观，形成一种以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简单地取代甚至否定其他非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文化形成的倾向[②]。
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原则，主要包括：通过科学获取新知的进步原则，借助观察、实验获取经验的经验原则，保持价值中立的客观原则，发现因果联系进行抽象概括的因果原则和进行精密测量与表述的数量原则，以及将复杂事物分解开展深入细节研究的分析原则。这些原则有助于对那些反复出现的处于广泛联系中的复杂自然现象进行实验认识，找到某种简化和近似的普通关系式来加以描述和解释。但是将这类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推广应用到一切领域与场合，就会超越这一方法有效作用的前提，暴露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放大此类方法固有的缺陷而引起不适用。强用的结果经常导致错误的结论和问题的悬而不决。
二
首先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目标的确定带有很强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其研究内容和目的都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不是人的客观方面或物质现象，而是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不但在复杂程度和难以定量化方面，而且在充满偶然性和随机因素影响、现象的不重复性和有机联系等方面，都是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所难以比拟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因果原则、经验原则、分析原则、数量原则均与之不甚相宜。价值中立在事实上难以保持，主体不得不站在某种阶级立场上。虽然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立场本质上是科学与客观的，但这种客观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客观原则。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可能范围内与合理程度上，借鉴与吸收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当代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是有必要的，可以纠正主观臆测、空疏浮泛的弊病，却要防止全盘照搬和取消或完全取代人文社会科学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做法。反之，应当鼓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探索与发展更为符合本学科性质、特点，更适合自己研究对象与目的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关于这一点，本世纪初德国人文科学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都已直接提出并探索建立人文科学方法论，这一努力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60年代以来，英国学者彼得·温奇认识到人的行为具有有目的、有意义的特征，因而必须依据目的来把握行为的意义，所以社会科学不必像自然科学那样涉及因果分析和致力于寻找规律，社会科学研究不只是作为观察者的“说明”，而且是参与社会生活者的“理解”。相应地，社会科学必然采取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的逻辑形式。英美的这一思想，促成了新维特根斯坦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索在国内也刚刚开始。无论已有的探索目前存在着什么不成熟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关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真正特点与界限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类行为中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还需要加深认识，只有伴随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独立地位的明确，相应的人文、社科方法论才会形成和成熟。但这一切不妨碍承认应该有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人文、社科方法论。进行科学方法论的探索，决不应当是仅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发展。
三
所谓科学方法论，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人文社科的，都是以获得知识为依据，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它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同义词。
“方法论”一词源于希腊文“沿”（μзτα）和“途”（οδοs），其字面含义为“论述”（正确）行动的途径“（αλογοs）”。方法指各特定领域中实施程序的方式，即“行动的途径”，所以方法论是讨论方法的理论[③]。显然，方法论可以分为讨论体力活动的方法和讨论智力活动的方法，因而有两类不同的方法论。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按领域、学科分类。按照哲学的习惯，讨论智力活动的方法论可称为思维方法论，相应地，我们可以将讨论体力活动的方法论称为实践方法论，或按心理学的习惯，称为工作（作业）方法论。应当指出，这两类方法论是互相关联的。有时前者之中包含着某些领域的体力活动的要领，例如科学研究方法中会包含考古学、化学、解剖学等领域的作业要领。有时后者之中包含着由前者得出的指示。并且通常情况下，人类是在经过研究思考、设计计划之后才开始着手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工作（作业）并非纯体力活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智力活动过程。或者说，一个完整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通常要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方法），之后才落实为解决问题的实施（体力工作）。
鲍享斯基在《当代思维方法》一书中，将思维方法论进一步分类。他认为严肃的思维可以分为与获取知识有关的理论性思维，以及与获取解决问题方案有关的实用性思维。前者只涉及它希望把握的事态，而完全不管那些事实究竟能在什么方面加以利用；后者直接涉及思维者应干能干的事，其所要获取的知识仅限于如何才能干成这件或那件事的实用知识。显然，这两种思维分别有自己的方法论，即理论性思维方法论和实用性思维方法论。但是，理论思维，例如在科研过程中，也会遇到某些难题需要利用实用性思维来解决；实用性思维中，为了获取实用知识，也还需要利用理论性思维来进行研究分析。所以，每种思维过程中都会包含一些另一种思维的成分与环节。上述解决问题过程的前半段，即由研究分析问题情境到形成解题方案，是实用性思维过程，讨论这一过程的方法论可称之为解决问题方法论，而具体研究问题及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论在日本被称为问题学。
问题是面临者原封不动地运用已有知识所不能解决的矛盾情境，或者如赫伯特·西蒙所说，是对应有现象的不应有偏差。解决问题方法是管理学、战略学、医学和各类工程学（工艺学）的核心内容。除了这类特定领域的解决问题方法论以外，还存在关于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论的探索。例如赫尔姆霍兹就是其先驱者之一。美国哲学家杜威在《我们是怎样思维的》（1901）一书中指出的解决问题（实用性思维）模式，曾被认为是经典性的“最终公式”。它列出了5个阶段：感到某种困难存在→认清是什么问题→搜集资料、分类并提出假说→接受或抛弃试验性假说→得出结构并加以评论。40年代探索解决问题一般方法论形成热潮。美国数学家玻利亚在《怎样解题》（1945）一书中提出解题的4步策略：明确问题→拟定计划→实施计划→回顾。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韦特墨在《创造性思维》（1945）一书中提出格式塔解题3步法：看到与发现结构的特征与要求→实现结构上的位置、层次变换并区分结构的主次特征→探求结构上的真相而非细节，也就是由领悟事件的内在联系，经结构重组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954年布鲁姆在其《教育目标分类学》中，将教科书上的问题分为知识性、领会性、运用性、评价性、分析性、综合性6个类型，以帮助教师开展针对性的解题训练。富勒在1972年依问题所给出的信息相似性，将实际问题分为：确定性、探索性、调查诊断性、分析性、组合性、评价性、证明性和改革性问题等8个类型，并进而探索不同类型及相应解法。德国学者施利克祖佩以所需解题方式类型，将问题分为搜索性、群集性、推论性、分析性和选择性5个基本问题类型，并认为任何实际问题均为此5种基本问题组合而成，可采取将问题分解后施用此5种解题方式逐步予以解决。
依照以上不同思想路线发展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解决问题（一般）方法论。例如，加拿大学者伍兹在玻利亚4步法基础上形成了以6步策略为核心的解题方法体系，其6步策略为：增强动机坚定信心→弄清问题→探索思考→拟定计划→实施计划→回顾。兰德公司的特里戈等学者从“问题即偏差”出发，提出了分3阶段进行的解题方法论：问题分析（7步）→决策分析→潜在问题分析（5步）。西蒙则在《人类解决问题》（1972）一书中提出“一般问题解决程序”，认为解题始于确定目标，继于寻找现实差距，再由寻找有效措施（方案、程序）施解，遇挫折时将困难归结为次级问题，重复按以上过程施解，直到最终达到总问题全部解决。因这一程序中经常反复变换手段与目标，又称之为手段—目标分析法。
解决问题（一般）方法论研究在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人工智能、思维科学、系统科学和战略研究中都日渐成为热点，这是因为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已超出专业领域，并且带有急迫性和严重性。
我国的软科学研究，长期以来以理论性思维方法论作为软科学研究方法论，其结果是获得了许多对现状、问题、差距、目标、条件的知识，却没有提出多少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认为，“软科学研究”的名称本身对其方法论的发展作了误导。软科学作为政（决）策科学是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获得知识为目的的，其方法应以实用性思维方法为主，或称为“应用对策方法”，属于解决问题方法论范畴。其调查研究与比较分析活动应限于为筹划对策、拟定规划和构筑解题方案服务，应知行合一，以行为为目的，而不应满足于求真知。
四
创造性解决问题不同于常规解决问题，也不同于创造性学习，因此在方法论上必然有其特殊性。应当存在不同于常规性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以及不同于各种用于认识问题方法论的某种方法论。诸如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宣传方法、科学研究方法等，属于认识问题的方法，其出发点与归宿是为了提高人的认识，而不是直接为解决问题服务的。虽则提高认识通常有助于解决问题，以致有人把认识问题的方法包含于解决问题方法论之中，然而，认识问题毕竟只是解决问题的准备和辅佐，而不等于、不能取代解决问题本身，所以，还应当作更精细的区分，以求分清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二者在出发点、过程、态度、方法和准则方面的不同。进一步可以探讨常规解决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二者在出发点、思路、态度与思想方法方面的不同。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避免我们在生活与工作中经常发生的以“研究研究”、坐而论道来代替解决问题的毛病，减少无谓的争论。另一方面，又可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自觉地采取创造性的态度与方法，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进行这样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在创造性解决问题时，不可以移植和借鉴认识问题和常规性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创造性解决方法论应吸收和包含认识方法和常规解决问题方法，只不过它在吸收时并非原封不动，而是对之作了改造。一般说来，单纯的方法论上的借鉴是不可能的，接受一种方法的同时，必定要接受相关的理论、态度和准则。所以，如果不作改造，单纯抽取认识方法和常规解题方法，将其直接纳入创造性解决问题活动之中，其结果常常不是像预期的那样获得有益的帮助和有力的工具，反而会使活动过程受到工具所伴随的认识问题和常规解题的态度、理论、准则的束缚，失去创造性解题的特点。
所谓改造，主要是指按照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态度、理论、要求和原则来选择、运用、修订认识方法和常规解题的方法。这就涉及到对三类活动的比较分析及对其性质、特点的归纳。（三类活动的比较，列于表1）
认识活动常规性解决创造性解决
问题活动 问题活动
领域 教育、科研、宣传 会计、日常管理、生产经营、规划、设计
问题要点 是什么、为什么应该怎么做 做什么、怎样更好
重视 知识、因果关系经验、规矩 效果、独创
追求 真理，唯一正确合适、不出格有效、优秀方案
方式 概括普遍，抽象本质模仿成功，遵循法则 探索关键，另辟蹊径
依托 理性逻辑分析 理解、仿效、套搬具体情境分析、发
记忆与归纳与适应性修改散思维与灵感思维
差别标准 主客观统一没毛病，不落后 有用，符合历史方
合理、符合逻辑面与主观要求
特征 用功，钻研，虚心， 克己谦虚，尊重法 探索进取，主观
客观冷静，明辨，
则与经验，勤奋，
意愿与热情，允
概念清晰，按最 讲求办事条理、秩
许差异与对立，
大可能方向努力 序，一丝不苟，认
多方探索，注重
，循序渐进，由 真，重程序与规则
效果而灵活变通
表及里方式方法
主导 方法和科学知识 方式与规则 结果、人的潜能
表1 三类活动的比较
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看，创造性解题方式同另两种方式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不单纯依靠理性，不重抽象而重具体化，不重知识而重效果。
“创造性解决问题”是现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经常与创造性思维混用，指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独创性的思维和行为的能力或过程。其重要特征是兼顾独创性和适宜性。与之相对的常规性解决问题（又称再生性思维）则不追求独创性；当其与“现实性思维”相伴随时，才注重现实条件的限制，考虑适宜性；当其与“我向思维”相伴随时，会受主观倾向引导而无视适宜性。由于创造性解决问题是在兼顾适宜条件下发挥独创性，因而可以突破前人他人已有解法的限制，使许多用常规解题办法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可以说，适宜性使创造性解题不脱离具体问题情境和现实生活，独创性又使它适合于当代这个变幻莫测的历史时代和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根本特征是与人相联系，从人的意愿、欲求出发，同人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人的潜能，来达成人的期望。因此，它将人的理性和感性这两种能力、两个世界协同起来，兼顾主观与客观、逻辑与直觉、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理性与感性、智与慧、继承与创新、意识与潜意识、左脑与右脑，从而使解题者的能量得到完全释放，而扩大了解题可能性。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另一根本特征是把问题具体化，借助具体化和特定化，来缩小问题的答案域，降低问题难度，找出问题的“破绽”所在。在解决问题时，广泛利用启示、灵感、机遇等意外因素，通过抓住特定的解题关键，而不是事物的共同本质，来直接了当地解决问题。由此，问题被高度简化，容易整体地把握，使问题的解决具有顿悟的特点和思维的完整性、流畅性。
创造性解决问题并不事先作出抽象的是非限制，不追求唯一正确的答案，相信解题时可以存在多个替代方案，因而它不满足于问题的解决，而常致力于求得更巧妙的解，为此通常会提出许多设想，以囊括各种可能性，又层层深入，尽可能利用各种因素、条件，所以总是能够有所突破。
创造性解决问题者认为人类总是提出已具备解决条件的问题，又认为“人谋胜天”，事在人为，因而在解题失败时并不产生灰心悲观情绪和无所作为想法，而是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方法与知识没有选择时，从而变通方法，另寻找适宜的知识，作持续的解题努力。在问题解决后，又不认为问题答案已尽善尽美、无可改进，因而能不馁不骄，不断前进。
以上特征是所有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共同特征。
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不但提供了检验一种理论与方法是否正确的是非标准，还提供了检验一种理论方法是否有用的功能标准。这个标准表明，应当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的问题情境中，按具体的主体（条件、要求）和主客体之间的功能关系，来对待、选择、运用相关的原理、知识、理论与方法。由此看来，那种过于僵化和固定的以理性逻辑方法为主导的超越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认识方法论，局限性很大，很不适用于社会实践活动。而那种态度与方式方法比较呆板、单调，不重视具体情境特点的常规性解题方法论，也只适用于社会历史条件变化不大、问题情境大同小异的实践活动。只有创造性解题方式，其态度、原则和方法论，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倡导，能够适用于社会历史条件迅速变化、具体问题情境复杂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应该成为“应用对策方法”的核心，而古代的谋略方法，现代的设计、规划、策划和运筹方法等，将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
五
现代哲学的最大特点是重视方法论的探讨，而现代科学发展中，也表现出重视方法甚于重视知识的倾向。其原因我们可归之于现代兴起的非理性思潮，也可归之于知识爆炸和知识老化所带来的冲击。在人类认识史上，感性和理性都曾被作为正确认识的来源、基础、以及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古代和中世纪，各种感性活动，乃至灵魂、梦幻、迷狂、信仰、意念等，被视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源泉，即使否定感性而强调理念的柏拉图和斐洛等人，也认为只有超越经验和理性，才能认识真理。13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萌发以及15、16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理性的力量得到加强，成为争取个性解放、肯定人的价值的利器。理性思潮与非理性思潮在对立中又相互融合，共同对“神性”进行斗争。著名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在其名著《疯狂颂》中，强调了大自然“为了减轻人类生活中的辛酸和悲伤，赋予人类的情欲多于理性”。这种融合在16世纪英国经验主义者身上得到保持，然而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开始解体。启蒙学者高举理性的旗帜，要求一切思想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受到审判，从而有力地冲击了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德国古典哲学则将理性推向新的顶峰，建立了高度抽象而完整的思辨逻辑体系。尤其是黑格尔，更为尊崇纯粹理性，把辩证法（辩证理性）认识善的理念的知识称为“绝对知识”，作为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
然而19世纪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家提出认识、理性服务于意志的观点，揭示出理性活动的深层本质乃是种种原始的欲求和意愿，而认识的目的则是服务于人的生存。这表明，正是人的意志、感性等活动，而不是人的认识活动，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基础。与之相平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人类生存的、因而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解决生存问题，满足生存或生活的欲求和意志。
应当说，到19世纪末，自然科学中延续了近200年的机械论、形而上学的认识方式已占据统治地位，其凝固、僵化、静止、片面的方式无法把握复杂、变幻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已成为科学前进的障碍，从而使得非理性思潮得以在批判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方式方法中得到发展，成为现代化思潮的前驱。其力求冲破封闭而凝固的传统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意图、态度，也为现代化思潮所吸收。至于本世纪初以来的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思潮，如生命哲学、直觉主义、实用主义和彻底经验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等，尽管多有失之偏颇之处，特别是在使理性和非理性相结合的方面和把他们的新观念绝对化方面，问题较大，却都曾对现代化思潮提供过某些有益的思想观点、态度和方法，促进了创造性解题方法论的形成。
六
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把意识形态看成这些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升华，从而把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作为自己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重视理性，重视认识、解释世界，是因为它们是服务于人类物质生存和人类改变世界的有效手段，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目的只是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⑦]。以上引证表明，马克思关注理性、认识、科学技术、理论和方法，是因为它们对于改变现存世界有积极作用，具有明显的功能。讲求功能和效果，就点明了上述理性、认识、科技、理论、方法等，只具有手段的地位，其意义取决于它们对“改变世界”这一目的的服务效果。
方法和手段必须服务于“改变世界”的现实目的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上述方法、手段等不能脱离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或者说不存在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的方法、手段。在马克思看来，不但方法与手段，甚至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甚至“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适应的意识形式”，都不能同人的现实生活相脱离，都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谁如果把它们从人的感性活动和生活中分离开来，就是坚持了“抽象物质的，或者毋宁说唯心主义的倾向”。
以上理论、方法、手段必须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相适应的第三个方面，是由于社会实践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属于本体论概念，其意义高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社会实践的需要，不仅导致和限制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还使脱离具体社会实践的抽象的某种方法论，只有智力游戏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批评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⑧]。
注释：
①威廉·白瑞德：《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探源》，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②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③J.M.鲍享斯基：《当代思维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江丕权等：《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技能》，北京，科普出版社，1992年版。
⑤谢燮正等：《创造力开发基础》，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
⑥谢燮正：《创造性解决问题方法论》，《中国工程师》，1993（2）。
⑦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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