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律批评理论的词学史地位及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词论文,批评论文,地位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16)01-0037-04 词律是词体构成的最核心因素，直接关系着词体的破与立，若远离词律而奢谈词的风格、内容、题材、艺术特色，那么所谓的“词学研究”很可能已经偏离了词学轨道。明清时期，词乐散佚，这时要倚声填词，就必须充分考察唐宋时期词的用律情况，总结乃至重建一套合理的规则。故自清初开始，词学家们根据唐宋词及词学文献，通过长时间的揣摩，更加深入挖掘词律理论，构建创作规范，词律批评理论因此而日渐兴盛，争论日渐激烈，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激烈的争论过程中，词律批评理论日渐深刻，硕果累累，最终集大成。重新构建一套填词规范，并指导词人创作，清代词学家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具有非常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一、词律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渐趋成熟 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往往也是赋予一种事物内涵最丰富的时候。词律争论的高潮发生在清代，词律批评与理论的真正成熟也发生在清代。清代词学家依据唐宋人的词作，比勘历代词学文献，经过严谨的考证与分析，在词谱学、词乐学、词韵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们提出了许多研制词律的方法与思想，得出了许多可信的词律理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词体的认识，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词律学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词律学首先隶属于词学，是词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词律学又是一个包括词谱学、词调学、词乐学、词韵学在内的学科，这几个子学科相互独立，又互相关联，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共同组成了清代的词律学。词谱之学、词调之学成熟的最早，以万树编制的《词律》、王奕清等人编制的《词谱》的出现代表着词谱之学的成熟；词乐之学成熟于乾隆时期，以方成培的《香研居词麈》、凌廷堪的《燕乐考原》为代表；而词韵之学成熟于道光初，以戈载《词林正韵》的刊刻为代表。四个子学科的成熟，促成了词律学体系的成熟。 词律学虽然隶属于词学，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它又有着非常强的独立性，其与词学中的审美批评、风格批评、流派研究、词人研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首先，从词律的表达形式来看，词律多以独立的书籍表现，词谱类从明代周瑛的《词学筌蹄》、张綖的《诗余图谱》、程明善的《啸余谱》，到清代赖以邠的《填词图谱》、万树《词律》、王奕清等人编制的《钦定词谱》、方成培编制的《词榘》等等，无不是以单独的书籍出现的，而清代词话中确实也有关于这些词谱的一些评论，但也多以单独词条的形式出现；词乐研究、词韵研究亦多以专著形式出现，如方成培的《香研居词麈》、凌廷堪的《燕乐考原》、沈谦的《词韵略》、程名世等人编制的《学宋斋词韵》、戈载的《词林正韵》等等，皆是如此。其次，从词律批评的内容来看，词律批评主要集中在词体特征批评，很少涉及词的审美风格内容等特点，表现出了较强的独立研究特色。再次，从词律批评发展的历程来看，制作词谱、词乐、词韵书籍的词学家日渐增多，词律研究也越来越深刻。清代词学家们对词律深入探析的结果，大大推进了时人对词体的认识。而对词体认识的日渐深入也促进了词学理论的新发展。词学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又促成了词学家对词律研究的深入。正是由于词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词律批评理论体系也才得以表现出更加完善与成熟的姿态。 虽然到了清代中后期，词律批评逐渐表现出与词学批评中的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倾向，但是尽管如此，也丝毫未能减弱它的独立性。相反，恰恰由于清代词学家对词律方方面面的关注，更加快了词律批评理论的成熟，正如鲍恒教授所论： 清代词体学最突出也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词体研究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高度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不仅为清代词体研究所独有，同时也是整个清代词学与其以前数百年的词学研究相区别的最终的特色标签。不仅如此，这种鲜明的专业性还使得整个有清一代的词学研究与其同时的诗学研究划清了界限，取得了与诗学并行发展的学术地位，其词学研究从此也摆脱了经验性的感知的认识层面而进入到一个理性的学术的研究阶段。[1]77 清代词学家于词体学上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构建了词律体系，分别在词谱、词乐、词韵、词调等方面成就了许多经典的著作，词律批评理论日渐成熟，到了清代中后期，最终形成了以词谱、词乐、词韵专业书籍为中心，词话、词集序跋、创作中的词律批评理论环绕的词律研究格局。 二、唐宋词本体特质认知日渐深化 自明人开始制作词谱书籍起，人们便开始按近体诗的平仄、韵部填词，词体逐渐沦为诗体的一种，自身的特质逐渐丧失。这种做法影响到了清代初期，加上清初词学家们的“尊体”行为，词体的文体地位进一步被抬升，词学批评也日渐被纳入到诗学批评范畴中。 从词乐研究来看，由于词乐散佚，唐宋词本来面目如何，这是清代词学家一直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虽然有些词学家如邹祗谟、王士禛等还在探析词为乐体的本质，然而却阻挡不住时代大潮，正如近人蔡桢在其《乐府指迷笺释》中所指出：“义父教人留意去声字，参订古知音人曲，及入可代平，去勿代上诸说，乃为协律者开一方便法门。清万红友祖其说而成《词律》一书，以后填词者，遂以守声家名作之四声，为尽协律之能事，法盖滥觞于此矣。”[2]格律谱成为清人创作的主要规范。 康熙之时，浙西词派兴盛，他们标举姜(夔)、张(炎)，以“清空”作为论词、填词的最高主旨。而姜夔、张炎谨守音律的做法，无疑使浙西词派在推尊姜、张的同时，将词乐研究也提上了日程。到了清中叶，方成培、凌廷堪、陈澧诸人开始专门研究词乐，在词乐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方成培《香研居词麈》专门探讨词乐理论，解答了词乐的一些概念、范畴，考证了二十八调的结音，成就颇大。凌廷堪的《燕乐考原》则是清代最早开始探析燕乐体系与燕乐理论的书籍。《燕乐考原》一书结构非常严谨，每个章节之间都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是书有总论，有后论，于二十八调各有条辨，复为燕乐表以明之。“全书条理粲然，不枝不蔓，浑然一体，古人著述中如此严密结构的尚不多见。”[1]148正由于词乐研究的深入，从清代中期开始，词学家对词体的认识日渐深刻，“词为唐宋之时的俗乐乐体”之观念最终成为学界共识。 当然，谨守声律的词学家也意识到单纯从词乐角度不可能振兴创作，于是他们折中处理，采用曲体四声的表达方法来表达词律。万树因之而设立“四声”体系，四声体系无疑是格律体系最靠近唐宋词本貌的，于是以四声填词成为谨守词律的一种标准与规范。 从词韵来看，唐宋词用韵情况比较复杂，词学家很难对词韵的韵部情况进行归纳。然词韵又是词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体有着特殊的意义。词的韵位是每个乐调乐曲行进过程中停顿的地方，沈义父曰：“词腔谓之均，均即韵也。”[3]张炎的《讴曲旨要》谈道，“大顿声长小顿促，小顿才断大顿续。大顿小住当韵住，丁住无牵逢合六”，整首词节奏的数量以及节奏的快慢变化、抑扬顿挫都要依靠韵脚的位置来调节，“字少声多难过去，助以余音始绕梁。忙中取气急不乱，停声待拍慢不断”[4]。而词韵的字声情况又与每个词调的结音、词调的声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周济论韵与词调声情之间的关系：“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具声响，莫草草乱用。阳声字多则沈顿，阴声字多则激昂。重阳间一阴，则柔而不靡。重阳间一阳，则高而不危。韵上一字最要相发，或竟相贴，相其上下而调之，则铿锵谐畅矣。”[5]韵脚所属韵部的不同是每个词调乐调特殊声情的基础。 自沈谦《词韵略》开始，词学家们对词韵的研究日渐深刻，之后出现了大量的词韵书籍，其中以戈载《词林正韵》最为著名，《词林正韵》的刊刻，标志着词韵书籍达到了空前的严密。这些词韵书籍代表了清代词学家在词韵上的努力，他们以自己独立的思考来审视唐宋词的用韵情况，并提出对唐宋词用韵情况的见解与认识，使人们对唐宋词体的认识逐渐加深。 而王鹏运在《词林正韵·跋》中对宋词声韵的演变过程更是有非常中肯而精彩的揭示： 夫词为古乐府歌谣变体，晚唐、北宋间，特文人游戏之笔，被之伶伦，实由声而得韵。南渡后，与诗并列，词之体始尊，词之真亦渐失。当其末造，词已有不能歌者，何论今日。故居今日而言，词韵实与律相辅，盖阴阳、清浊，舍此更无从叶律，是以声亡而韵始严。[6] 词最早为乐体，而晚唐、北宋间被文人驯化为文字游戏，而南渡后，很多词人开始“以诗为词”，“词之体始尊，词之真亦渐失”。而宋末词乐就开始散佚，王鹏运大体勾勒出了词体发展变化的过程。他指出的词乐亡佚、词体地位上升之后，清人“舍此更无从叶律，是以声亡而韵始严”的规律，更是一语道破了清代词学家于词韵上努力的原因，斯论诚然也! 清代词学家于词体学上的努力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深入唐宋词本体内部，窥到了唐宋词的许多特质，给人们对词体的正确认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认识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但相对于明人的认识，已经是大为深刻了。 三、规范了清代词人的创作 清代词律批评理论的兴盛是清代词学中兴的前提与基础。在词乐丧失的清代，若想填词，格律谱无疑是一把准尺，对词律的研究以及规范直接关系着词的创作，故词谱得到了词人们的追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词律的成熟直接关系到清词创作的中兴。若没有词律之学的发展与成熟，清词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兴了。清代词学家对唐宋词体特征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指导时人的创作。 明代开始，词学家开始创制词的格律谱，而影响较大者，以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