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朱熹格物论的误读——兼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对朱熹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哲学史论文,误读论文,理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9-0020-06 朱熹学术与陆九渊存在着差异，把朱熹学术界定为“理学”，并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可以追溯到王阳明对于朱熹格致论的误读。王阳明不仅把陆九渊的学术界定为“心学”，而且认为，朱熹的格物论是“析心与理而为二”，以为在朱熹那里，“理”与“心”是对立的。民国时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识别出王阳明的误读，但并没有予以纠正，而是进一步把朱熹学术界定为与陆王“心学”相对立的“理学”，并成为学术界流行的解读朱熹学术的基本模式。 一、对陆九渊“心学”的界定 对于朱陆的差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指出：“若以一二语以表示此二派差异之所在，则可谓朱子一派之学为理学，而象山一派之学则心学也。王阳明序《象山全集》曰：‘圣人之学，心学也。’此心学之一名，实可表示出象山一派之所以与朱子不同也。”①显然，冯友兰是依据王阳明之说，把陆九渊的学术界定为“心学”，并进一步把朱熹学术界定为“理学”，以解说朱陆的差异。 王阳明《象山文集·序》之所以称“圣人之学，心学也”，是由于在他看来，尧、舜、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十六字心传”相授受，“此心学之源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孔子要门人“求诸其心”，孟子讲“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②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认为，陆九渊“接孟子之传”，“其学之必求诸心”，所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③。与此同时，王阳明特别强调圣人的“心学”与“析心与理而为二”是截然对立的，所谓“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 显然，王阳明《象山文集·序》是把陆九渊的学术界定为“心学”，而把朱熹学术排除在“心学”之外。但早在王阳明之前，朱熹《中庸章句·序》在论述尧、舜、禹至孔、孟的道统之传在于“十六字心传”，还在《中庸章句》中明确指出：“此篇(《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④ 朱熹虽然没有明确把圣人的道统之学称为“心学”，但是，他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撰《心经》并附赞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万世心学。”何基在解说朱熹诗句“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时认为，此诗句“明列圣相传心学之妙，惟在一敬”⑤。显然是把朱熹《中庸章句·序》所谓尧、舜、禹至孔、孟的道统之学称为“心学”。 朱熹门人黄榦撰《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⑥，进一步把朱熹列入了自尧、舜、禹至孔、孟的以“十六字心传”为核心的道统，而把陆九渊排除在外。朱熹门人陈埴甚至明确指出：“格物致知，研穷义理，心学也。”⑦直接称朱熹的学术为“心学”。 可见，无论是朱熹还是阳明都认为，尧、舜、禹至孔、孟所相授受的是“十六字心传”。朱熹称之为“心法”，其后学称之为“心学”，阳明也称之为“心学”；黄榦把朱熹纳入传授心法的道统，而把陆九渊排除在这一道统之外。相反，王阳明则把陆九渊归属于“心学”，而把朱熹排除在外。 王阳明读过朱熹《中庸章句》。朱熹《中庸章句》在注“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时指出：“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⑧王阳明在《紫阳书院集序》中则指出：“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学者，学此者也；审问者，问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辩者，辩此者也；笃行者，行此者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⑨他甚至还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⑩显然，王阳明是接受朱熹所谓“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 既然王阳明讲“圣人之学，心学也”与朱熹《中庸章句·序》相一致，同时又接受朱熹《中庸章句》所谓“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并由此发展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心学”，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像朱熹门人那样把朱熹归于“心学”呢？这是由于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学术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因而被排除在圣人“心学”之外。 二、“析心与理而为二” 朱熹为《大学》作“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11)。对此，王阳明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12)事实上，王阳明对于朱熹格物论的这一解读，纯属误读。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朱熹《大学或问》对“天下之物”作了具体说明，把“天下之物”分为：“心之为物”、“身之所具”、“身之所接”以及“外而至于人”、“远而至于物”。关于“心之为物”，朱熹说：“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13)所以，朱熹的格物，既指向外部事物，又指向人的内在的心，包括人的性、情。与此同时，朱熹《大学章句》一开头注“明明德”曰：“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14)对此，《大学或问》解释说：“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15)《朱子语类》载朱熹说：“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许多道理在这里。”(16)又说：“能存得自家个虚灵不昧之心，足以具众理，可以应万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17)显然，朱熹《大学章句》所谓“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实际上就是讲“心具众理”。由此可见，朱熹“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即物而穷其理”，是既讲事事物物有理，又讲“心具众理”。 朱熹较多地讲“心具众理”。他的《孟子集注》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朱熹还说：“心虽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万理”(18)；“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19)；“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20)。朱熹还赞同门人李孝述所言：“心惟虚灵，所以方寸之内体无不包，用无不通，能具众理而应万事”(21)；“心具众理，心虽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尝不在”(22)。朱熹既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又讲“心具众理”，因此并不是“析‘心’与‘理’而为二”，朱熹《大学章句》讲“心具众理”，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探究其“心”而要通过“格物”以穷天下万物之理呢？《大学章句》注“明明德”，不仅讲人之心“具众理”，而且还接着说：“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23)《朱子语类》载朱熹说：“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许多道理在这里。本是个明底物事，初无暗昧，人得之则为德。如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从自家心里出来，触着那物，便是那个物出来，何尝不明。缘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镜本明，被外物点污，则不明了。”(24)在朱熹看来，人之心“具众理”，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而不明。既然为不明，又如何明？所以，必须通过“即物穷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25)。朱熹《大学或问》则说：“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26)由此可见，在朱熹那里，格物致知的过程，即是明白心中之理的过程，而不是“析‘心’与‘理’而为二”。 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之所以能够使心“豁然贯通”，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因为“物我一理”。据《二程遗书》载，问：“观物察己，还因见物反求诸身否？”程颐曰：“不必如此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27)对此，朱熹作了具体说明。据《朱子语类》载：问：“格物须合内外始得？”朱熹曰：“他内外未尝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便见合内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内外之理。”(28)朱熹还认为，只要通过格物，“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29)。 朱熹在讲“即物而穷其理”的同时，特别强调格物致知并不是“不求诸心，而求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指出：“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然或不知此心之灵，而无以存之，则昏昧杂扰而无以穷众理之妙；不知众理之妙，而无以穷之，则偏狭固滞而无以尽此心之全。此其理势之相须，盖亦有必然者。”(30)显然，朱熹既承认“心具众理”，又承认万物之理的存在，而且还特别强调万物之理统一于心。 对于朱熹所谓“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王阳明说：“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他还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31)在王阳明看来，只有心的存在，才有物理的存在，“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32)，朱熹以为心之外有理的存在，就是“析‘心’与‘理’而为二”。 但在事实上，朱熹虽然承认心之外有理的存在，但又认为“心具众理”，万物之理统一于心，尤其是，朱熹还明确讲“心与理一”。他说：“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33)“仁者心与理一，心纯是这道理。”(34)并以此与释家相区分，指出：“儒、释之异，正为吾以心与理为一，而彼以心与理为二耳。”(35)又说：“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见处不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物咸备也。”(36)因此，在朱熹那里，“心”与“理”并不是对立的，不能认为朱熹是“析‘心’与‘理’而为二”。 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观点 1934年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当时水平最高的一部中国哲学史”(37)，其中“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38)，并特别强调，在朱熹那里，“理”与“心”是完全不同的，“心亦是实际的有，亦系‘形而下’者。若理则只潜存，故为‘形而上’者”(39)。 对于王阳明说朱熹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冯友兰指出：“朱子以为人人具一太极，物物具一太极。太极即众理之全体；故吾人之心，亦‘具众理而应万事’。故即物穷理，亦即穷吾心中之理，穷吾性中之理耳。故谓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实未尽确当。”(40)显然，冯友兰已经识别出王阳明对于朱熹在“理”与“心”的关系上的误读。但冯友兰明确认为，在朱熹那里，“理”与“心”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又认可了王阳明所谓朱熹“析心与理而为二”的说法。他说：“惟依朱子之系统，则理若不与气合，则即无心，心虽无而理自常存。虽事实上无无气之理，然逻辑上实可有无心之理也。若就此点谓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固亦未尝不可。”(41) 尤为重要的是，冯友兰还以朱熹讲“理”与“心”的不同阐述朱熹与陆王的对立。他说：“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盖朱子以心乃理与气合而生之具体物，与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内。心中之理，即所谓性；心中虽有理而心非理。故依朱子之系统，实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并反对朱子所说心性之区别。”又说，“依朱子之系统，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依朱子之系统，只能言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不能言有孝亲之心，故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依朱子之系统，理之离心而独存，虽无此事实，而却有此可能。依阳明之系统，则在事实上与逻辑上，无心即无理。此点实理学与心学之根本不同也。”(42) 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这些观点，张岱年于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予以赞同，并且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不仅把朱熹与陆王的学说分别称为唯理论与唯心论，而且还特别强调朱熹唯理论在根本上不同于张载的唯气论，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93年，张岱年在《我与中国20世纪》中指出：“近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多认为宋明理学分为两大学派，即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我在此书(《中国哲学大纲》)中首次提出：自宋至清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有三个主要潮流，一是唯理论，即程朱之学；二是唯心论，即陆王之学；三是唯气论，即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以及颜元、戴震的学说。这一论点到近年已为多数哲学史家所承认了。”(43) 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朱熹讲“理”与“心”的不同阐述朱熹与陆王的对立，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贺麟于1938年的一篇论文中说道：“七八年前，当我作《朱子黑格尔太极说比较》一文时，我即指出朱子之太极有两义：(一)太极指总天地万物之理言；(二)太极指心与理一之全体或灵明境界言。所谓心与理一之全，亦即理气合一之全(但心既与理为一，则心即理，理即心，心已非普通形下之气，理已非抽象静止之理矣)。”(44)在这里，贺麟不仅继续强调朱熹的“心与理一”，而且明确认为，朱熹讲“心与理一”，即“心即理，理即心”。 1945年，张东荪发表《朱子的形而上学》，明确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即理”，同时又认为，在朱熹的学术思想中，“性即理”与“心即理”是相互联系的。该文还引朱熹所言“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指出：“心之所以能具理，只是由于性使然。须知性即理也。由理造成的性则当然可使心能与理打通……故明心即是尽性；尽性即是穷理；穷理即是理之自己完成。说心、说性、说理乃完全是一回事。因而有‘心即理’与‘性即理’之言”(45)。 1948年，钱穆发表《朱子心学略》，开宗明义便说：“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学者遂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特大较言之尔。朱子未尝外心而言理，亦未尝外心而言性，其《文集》、《语类》，言心者极多，并极精邃，有极近陆王者，有可以矫陆王之偏失者。不通朱子之心学，则无以明朱学之大全，亦无以见朱陆异同之真际。”(46)既大致同意冯友兰从理学与心学对立的角度阐述朱子学，又不满意于此，而强调要从研究朱熹“心学”入手，特别研究朱熹学术思想中关于“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于是，钱穆通过大量引述朱子所言，以证明朱子不外心言理，不外心言性，而且还引朱熹所说“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认为朱熹“明言心即理处尚多”(47)。该文最后得出结论：“我常说，一部中国中古时期的思想史，直从隋唐天台禅宗，下迄明代末年，竟可说是一部心理学史，个个问题都着眼在人的心理学上。只有朱子，把人心分析得最细，认识得最真。一切言心学的精彩处，朱子都有；一切言心学的流弊，朱子都免。识心之深，殆无超朱子之右者。今日再四推阐，不得不承认朱子乃当时心理学界一位大师。”(48)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由此推断朱熹“析心与理为二”，是由于他不了解朱熹的“天下之物”包括“心之为物”，而且朱熹也讲“心具众理”，“心与理一”。就文本而言，我们很难找到朱熹把“理”与“心”对立起来的言论，王阳明认为朱熹“析心与理为二”，这仅仅是一个需要证明的推断。与此相反，朱熹讲“心具众理”、“心与理一”，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推断而言，王阳明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剪裁朱熹的思想，仅仅以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作为前提，因而这一推断需要作进一步的完善和论证。就结论而言，王阳明推断朱熹“析心与理为二”，明显与朱熹讲“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相矛盾，因而属于误读。 事实上，朱熹的“理”，既是“形而上”的理，又是“形而下”的万物之中的理。就“形而上”的理而言，理与“形而下”的心是不同的，这一不同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不同。就“形而下”而言，理与心是相互联系的。王阳明推断朱熹“析心与理为二”，以为心与理是同一的，显然是就“形而下”而言，但在这一层面上，朱熹只是讲“心具众理”、“心与理一”，而没有“析心与理为二”。所以，尽管可以因为朱熹讲“形而上”的理，而称之为“理学”，但不可以这一“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心形成对立，并进一步认为有“理学”与“心学”的对立。 问题是，王阳明对于朱熹格物论的这一误读，实际上成为冯友兰把朱熹学术界定为“理学”并与陆王“心学”对立起来的理论源头，一直为学术界所接受。因此，重新根据朱熹的文本，而不是根据前人对于朱熹的误读，全面而深入地分析朱熹的学术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38-939页。 ②王阳明：《象山文集·序》，载《王阳明全集》上册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 ③王阳明：《象山文集·序》，载《王阳明全集》上册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 ⑤何基：《何北山先生遗集》卷3《解释朱子斋居感兴诗二十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 ⑥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63《勉斋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3页。 ⑦陈埴：《木钟集》卷8《礼记》，文渊阁四库全书。 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 ⑨王阳明：《紫阳书院集序》，载《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9页。 ⑩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页。 (12)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4-45页。 (13)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7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15)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07页。 (1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3页。 (1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5页。 (1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页。 (1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4页。 (20)黎靖德：《朱子语类》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5页。 (2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10《答李孝述继善问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05页。 (2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10《答李孝述继善问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17页。 (2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2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3页。 (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26)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27)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载《二程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3页。 (2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6页。 (2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8页。 (30)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31)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32)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3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5页。 (3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5页。 (3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答郑子上》，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89页。 (3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答郑子上》，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91页。 (37)张岱年：《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 (3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3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27页。 (4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55页。 (4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55页。 (4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56页。 (43)张岱年：《我与中国20世纪》，载《张岱年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1页。 (44)贺麟：《与张荫麟先生辩太极说之转变》，《新动向》1938年第1卷第4期。 (45)张东荪：《朱子的形而上学》，《中大学报》1945年第3卷第1-2合期。 (46)钱穆：《朱子心学略》，《学原》1948年第2卷第6期。 (47)钱穆：《朱子心学略》，《学原》1948年第2卷第6期。 (48)钱穆：《朱子心学略》，《学原》1948年第2卷第6期。标签：朱熹论文; 王阳明论文; 心学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心即理论文; 冯友兰论文; 理学论文; 哲学史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读书论文; 朱子全书论文; 陆九渊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国学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