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价格波动和粮价波动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影响&基于城乡投入产出模型_cp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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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能源是工业生产乃至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则是最重要的农产品,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能源和粮食价格的波动对于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能源价格波动和粮食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农业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认为,能源价格波动和粮食价格波动之间存在着以下关联:①能源价格波动推动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变化,成本驱动效应导致粮食价格波动;②能源价格上涨会诱发生物能源开发,与农业形成争地矛盾,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⑧能源价格波动导致的农产品成本收益变化会诱发农产品供需调整,从而引起粮食价格短期波动。在中国,能源价格上涨通过生物能源开发的诱发效应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主要是来自国际市场,除了极少数农产品之外,目前中国农业对外依存度不高,生物能源开发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范围有限。能源价格波动对粮食价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本驱动效应和短期价格波动两个方面。

过去几年里,能源价格波动与粮食价格波动呈现出相似的变动趋势。2002~2007年,国际原油价格一路上扬,从25美元/桶涨到100多美元/桶。受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和国内供求关系的影响,国内石油价格和煤炭价格也一路走高,成品汽油价格从2.5元/升涨到5.34元/升,煤炭价格从167元/吨涨到336元/吨,扣除通胀影响后,汽油和煤炭价格分别上涨了101%和63%①。与此同时,国内粮食价格不断攀升,2002~2007年上涨了约43%。从2008年下半年起,国际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均出现回落,国际油价一度跌落到40美元/桶,但是,国内成品油价格仅从最高点的6.02元/升下降到5.7元/升,仍处于高位水平。国内玉米价格出现小幅回落,但是,小麦和稻谷价格仍稳中有升,处于较高水平。

能源价格波动和粮食价格波动及其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的影响,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例如Mehdi,1988;Uri,1996;Uri,1998;Mussa,2003;何晓群,2002;王秀清,2004;焦建玲等,2004;魏一鸣,2005;黄季焜等,2006;程国强,2008)。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能源价格波动或粮食价格波动趋势的分析,或关注能源价格波动或粮食价格波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没有考虑能源价格波动和粮食价格波动之间的关联,对于两者同时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缺乏定量的考察分析。

本文基于自行开发的中国城乡投入产出模型,应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方法,定量模拟能源价格波动和粮食价格波动导致的成本驱动效应,以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①过去几年里,能源价格波动导致的成本驱动效应对粮食价格波动的贡献究竟有多大?②能源价格波动和粮食价格波动导致的成本驱动效应对畜产品和加工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如何?③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对CPI及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如何?④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消费和收入分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模型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中国城乡投入产出模型

笔者在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自行开发编制了包括77个部门的中国城乡投入产出模型。中国城乡投入产出模型对农业部门进行了细化,将原来的农、林、牧、渔等6个农业部门细化为23个部门,其中,种植业部门细化为包括稻谷、小麦等粮食作物和棉花、麻类等经济作物在内的13个部门,畜牧业部门细化为包括猪、牛、羊和家禽等畜产品在内的6个部门。与此同时,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归并为54个部门,其中包括29个工业部门、1个建筑业部门和24个服务业部门。

中国城乡投入产出模型的编制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十一个步骤。

第一阶段对种植业部门进行细化。分四个步骤:第一,进行13个种植业部门总产值、增加值、中间投入总额的核算。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3)②、《中国统计年鉴2003》③、《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3》④ 等资料,核算作为控制量的各部门总产出、增加值、中间投入总额。第二,进行13个种植业部门的列向核算。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3)的农产品生产投入,核算种植业部门的中间消耗。第三,进行13个种植业部门的行向核算。利用《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2003)⑤ 等统计资料,并对中国纺织协会等行业协会展开调研,核算77个部门对13个种植业部门产品的中间使用和居民、政府等对其的最终使用。第四,用改进RAS法⑥ 进行调平处理。

第二阶段对畜牧业部门进行细化。将原畜牧业部门细化为猪、牛、羊、家禽、大牲口等6个部门。具体核算过程和思路与种植业相同,也分四个步骤进行。

第三阶段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进行农村劳动者报酬总额和城镇劳动者总额的核算;第二,根据部门性质将劳动者报酬分为三大类,即只有城镇劳动者的部门、只有农村劳动者的部门和既有农村劳动者又有城镇劳动者的部门,对最后一类根据相关调研资料进行拆分细化;第三,调平处理。

(二)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

在投入产出表中,列向的关系反映了各部门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在一些基本假定的前提下,计算某一个(某几个)部门价格变化通过成本驱动效应对各部门产品价格带来的影响。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中,把劳动者报酬作为计算价格的内生变量,反映了价格变化影响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影响劳动者收入,劳动者收入进一步影响价格这一客观规律。因此,使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测算的成本驱动效应对其他部门产品的完全影响更为切合实际(陈锡康,1992)。

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的基本假定为:①不考虑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供需和进出口对价格的影响;②不考虑时滞因素,即价格的影响效应是通过产业链条瞬间传递出去的,不存在时滞问题和瓶颈产业制约问题;③在价格变化过程中和变化后,不考虑在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提高后,企业可能采取的各种降低物耗的措施,以及其他降低成本的措施,即投入量不变;④细化的劳动者报酬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即考虑价格引发工资变化,工资进一步影响价格。

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实际生产中价格形成及组成由(1)式表示:

(四)模拟情景说明

根据2002~2007年主要能源产品(石油和煤炭)、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和饲料)和粮食价格的实际价格波动,本文设定模拟情景如下:石油价格上涨101%,煤炭价格上涨63%。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分别上涨49%、37%和42%,化肥价格上涨32%,饲料价格上涨30%。

三、模拟结果与分析

(一)能源价格上涨与粮食价格上涨的关系

表1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对粮食价格上涨形成的成本驱动效应在6%~11%。能源价格上涨对粮食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占粮价实际涨幅的14%~30%,对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主要粮食品种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平均占其实际涨幅的19%。与此同时,化肥价格上涨了30%左右,扣除与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的重复部分,化肥价格上涨对粮食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大约在4%~6%之间,占粮食价格实际涨幅的8%~15%,对三种主要粮食品种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平均占其实际涨幅的11%左右,幅度略低于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此外,伴随能源价格上涨,劳动者报酬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增加对粮食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约为6%左右。能源价格上涨、化肥价格上涨以及劳动者报酬变化带来劳动者成本增加,这三项的成本驱动效应导致的粮食价格上涨幅度占其实际涨幅的比例为28%~51%左右,对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主要粮食品种价格上涨的影响平均占其实际涨幅的36%左右。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驱动效应占化肥价格实际涨幅的35%。可见,化肥的中间流通环节仍存在着一定的“搭车涨价”现象。由于农业生产成本变化对化肥价格变动比较敏感,完善化肥市场、稳定化肥价格对于控制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不考虑国际市场变动的影响,市场供需关系调整所带来的短期价格波动对国内粮食价格实际涨幅的贡献远大于成本驱动效应。也就是说,第一,由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所引起的成本驱动效应,是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第二,粮食价格上涨中有70%以上是由农产品供需调整引起的短期价格波动和市场投机行为等因素所导致的,因此,不能把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导致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

(二)能源价格上涨与粮食价格上涨对畜产品和加工食品价格的影响

1.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对畜产品价格的影响。计算结果显示(表2),2002~2007年,粮食价格上涨对畜产品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在4%~9%,占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的比例为16%~25%,对猪、牛、养、家禽四种主要畜产品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平均占其价格实际涨幅的19%;饲料价格上涨对畜产品价格的成本驱动效应,扣除与粮食价格上涨影响的重复部分后,占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的比例为12%~17%,平均占主要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的14%;能源价格上涨对畜产品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扣除与粮食和饲料价格上涨影响的重复部分后,占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的比例为8%~11%,平均占主要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的10%;劳动者报酬变化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占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的比例为8%左右;粮食、饲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四项合计的成本驱动效应占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的比例为44%~59%,占主要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的比例平均为50%。

值得说明的是,畜产品价格的变化滞后于成本驱动效应。2002~2006年,成本驱动效应导致的畜产品价格涨幅高于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由于2004~2006年期间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粮食、饲料和能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驱动效应致使畜牧业生产成本上升,成本—收益的不均衡使得畜产品价格面临着较强的上涨压力,这种情况的持续导致畜牧业出现了供需调整,引发了2007年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据估计,畜产品供需调整所带来的畜产品价格短期波动占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的比例为41%~56%,平均在50%左右。

2.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对加工食品价格的影响。2002~2007年,加工食品价格上涨了17%。其中,粮食价格上涨对加工食品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在7%左右,占加工食品价格实际涨幅(17%)的41%左右;能源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导致加工食品价格涨幅在3.6%左右,占加工食品价格实际涨幅的21%左右;劳动者报酬变化带来的成本增加导致加工食品价格涨幅在2.04%左右,占加工食品价格实际涨幅的12%左右;粮食、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三项合计的成本驱动效应对加工食品价格实际涨幅的贡献约为74%(表3)。

上述结果表明,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对食品加工行业的冲击非常大,加工食品价格上涨中有70%多来自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成本驱动效应,而市场供需调整所带来的加工食品价格短期波动对加工食品价格实际涨幅的贡献仅为26%。这说明,与农业生产的供给调整往往滞后于需求变化的情形相比,食品加工部门的供给调整要快得多,因此,加工食品供需调整导致的短期价格波动对其价格实际涨幅的影响,远小于农产品供需调整导致的短期价格波动对其价格实际涨幅的影响。

(三)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对CPI和物价总水平的影响

2002~2007年,中国物价总水平实际上涨了17.94%,年均上涨3.58%;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实际上涨了8.65%,年均上涨1.73%;其中,城镇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实际上涨7.49%,农村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实际上涨10.45%⑦。据测算,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为10.60%,年均上涨2.42%,占物价总水平实际涨幅的59%左右(表4)。根据林卫龙(2008)测算,成品油价格上涨10%将导致物价上涨0.56个百分点,原油价格上涨10%但成品油不相应调价时,将导致物价上涨0.36个百分点。本文的计算结果与之基本吻合。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CPI上涨幅度为6.61%,年均上涨1.51%,占CPI实际涨幅的76%左右;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引起农村居民CPI上涨6.17%,占农村居民CPI实际涨幅的59%,能源价格上涨引城镇居民CPI上涨6.80%,占城镇居民CPI实际涨幅的80%左右。可见,能源价格上涨的成本驱动效应对CPI走高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为1.91%,占物价总水平实际涨幅的11%。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CPI上涨幅度为3.12%,占CPI实际涨幅的36%。其中,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农村居民CPI上涨4.43%,占农村居民CPI实际涨幅的59%;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城镇居民CPI上涨2.52%,占城镇居民CPI实际涨幅的24%左右(表5)。这表明,粮食价格上涨通过成本驱动效应对CPI的影响较小。

卢锋、彭凯翔(2002),王秀清(2004)和程国强(2008)等学者认为,“价格上涨处于合理范围,不会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影响粮价变动,而不是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本文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们的判断。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通过成本驱动效应对物价总水平和CPI的拉动作用离通货膨胀的临界点(物价总水平年均上涨幅度达到5%或者CPI年均上涨幅度超过4%)还有一定距离。然而,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所引发的市场供需调整会导致剧烈的短期价格波动,短期价格波动会对物价总水平和CPI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短期价格波动的放大效应甚至可能高过成本驱动效应,这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如果市场组织得到完善,供需调整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得以弱化,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对物价总水平和CPI的短期震荡效应也将可以大大减轻。

(四)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里,城乡劳动者报酬和城乡居民消费成为内生变量,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将对城乡劳动者报酬和城乡居民消费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价格上涨拉动各个行业产品价格上涨,致使物价总水平上升,进而使得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如果价格上涨带来的城乡劳动者报酬增加的幅度不能抵消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的幅度,城乡居民净收益将趋于减少。

计算结果显示:随着能源价格上涨,城乡居民消费和劳动者报酬同时增加,但消费支出的增加高于劳动者报酬的增加,城乡居民净收益均趋于减少。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加额(2468亿元)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额(1004亿元),城镇居民消费人均增加492元,增长8.15%,农村居民消费人均增加128元,增长7%。城镇劳动者报酬增加额(702亿元)高于农村劳动者报酬增加额(616亿元),城镇劳动者报酬人均增加140元,增长1.82%,农村劳动者报酬人均增加79元,增长3.1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净收益均减少,而且城镇居民的净收益损失高于农村居民。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净收益损失352元,相当于涨价前城镇劳动者报酬的5.83%;农村居民人均净收益损失约49元,相当于涨价前农村劳动者报酬的2.71%(表6)。

伴随能源价格上涨的消费支出变化上的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对非农产品消费支出的增加上。对非农消费品消费较多的城镇居民,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更大。能源价格上涨虽然导致城乡居民净收益均趋于减少,但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尽管如此,能源价格上涨对城镇居民中贫困群体的影响不容忽视。

随着粮食价格上涨,城镇居民净收益趋于减少,农村居民净收益则趋于增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加额(1346亿元)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额(959亿元),城镇居民消费人均增加268元,增长4.44%,农村居民消费人均增加162元,增长6.66%。城镇劳动者报酬增加额(383亿元)低于农村劳动者报酬增加额(1982亿元),城镇劳动者报酬人均增加76元,增长0.99%,农村劳动者报酬人均增加253元,增长10.16%。城镇居民净收益减少963亿元,人均减少192元,农村居民净收益则增加1026亿元,人均增加131元(表7)。城乡居民收支的一增一减,可使城乡居民人均净收益差异缩小323元,相当于目前城乡人均收入差异的7.67%左右。

随着粮食价格上涨,城镇居民对于加工食品和住宿餐饮业的消费支出增加额远高于农村居民,对于非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增加额城镇居民也高于农村居民,但对于原料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增加额农村居民略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劳动者从农业获取的报酬大幅度增加,农村劳动者在非农产业就业而获取的报酬增加额也略高于城镇劳动者。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能源价格上涨是导致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粮食价格上涨中有14%~30%源于能源价格上涨产生的成本驱动效应,加上化肥价格上涨及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成本驱动效应对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仍然只占28%~51%左右,还有49%~72%是由市场供需调整所引发的短期价格波动等所致。畜产品价格实际涨幅中的44%~59%来自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及其带来的饲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41%~56%是由市场供需调整所引发的短期价格波动所致。从长远看,短期的价格波动将会逐渐回归均衡。2009年,国内粮食和畜产品价格已经出现回落。

第二,能源价格上涨对CPI的上涨具有重要影响,而粮食价格上涨对CPI的上涨影响较小。能源价格上涨对物价总水平的拉动作用占物价总水平实际涨幅的接近60%,对CPI的拉动作用占CPI实际涨幅的76%左右。虽然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通过成本驱动效应对物价总水平和CPI的拉动作用离通货膨胀的临界点还有一定距离,但是,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所引发的市场供需调整会导致剧烈的短期价格波动,短期价格波动对物价总水平和CPI上涨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政府应加强政策调控,通过完善市场组织来弱化供需调整对价格波动的影响,以减轻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的短期震荡效应。

综上所述,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对城乡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能源价格波动将影响粮食价格,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将影响畜产品和加工食品价格,进而影响物价总水平和CPI,影响城乡居民净收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城乡居民净收益减少,粮食价格上涨导致城镇居民净收益减少,而农村居民净收益增加。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高度关注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波动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注释: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7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

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③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④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⑤ 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和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编):《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2003),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

⑥ RAS法,又名双边比例法,是由Richard Stone及其助手在20世纪60年代最初提出的修订直接消耗系数的方法。

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8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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