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演进趋势——基于CSSCI(1998—2017)的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
朱 宇，蔡 武
(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102)
摘 要： 华文教育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领域。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5.1对CSSCI数据库创立以来收录的华文教育相关研究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能客观显示华文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发展趋势。华文教育研究的年代分布、重要期刊、核心作者、高产机构、研究热点等多维视角，全方位展示了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状况、热点及其动态演进历程，进而为华文教育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未来该领域需要顺应新时代的需求展开前瞻性探索，结合“一带一路”倡议调整研究方向，拓展研究国别并加强团队合作，以推进华文教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不断发展。
关键词： 华文教育；研究热点；文献计量；知识图谱
在海外华人社会，华文教育是广大华侨华人维系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指出，华文教育拥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在为华侨华人居住国培养华语人才的同时，也为维持和增强华人社会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手段。[1]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综合国力的提升，华文教育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中国语言文化教育，更被赋予了侨务公共外交等多元化的功能。[2]华文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功能具备复合性，且横跨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研究成果绚丽多彩。可以说，华文教育研究已成为当前华侨华人研究中的“显学”，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华文教育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全面地认识该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前沿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华侨华人相关研究领域，已有学者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进行客观的定量分析，如徐云的论文《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3]和戴明的论文《海外华文媒体研究述论(1979—2015)——以中国知网数据为例的分析》[4]，但其研究的范围与焦点与本研究有较大差异，且目前尚未有学者使用知识图谱来进行相关研究。知识图谱是当前文献计量学的新兴研究手段，能够通过量化模型将零散信息以科学的、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本研究旨在通过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研究方法(主要借助国际领先的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5.1)，全面、客观、科学、形象地反映当前华文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展现近20年来华文教育研究的动态演进历程和前沿热点，为学界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一、 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文献来源
本研究选取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作为文献数据的来源。本文收录的范围以CSSCI数据库1998年创立以来20年的全部内容为准，并含有来源期刊及扩展版来源期刊，但不包括来源集刊。
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的高级检索中，选定期刊来源为CSSCI,并以主题词“华文教育”或者“华语教育”进行模糊检索，发文时间从“不限”到2017年，共检索出相关文献466篇。我们对这些文献进行逐篇浏览，剔除会议综述、通知、消息、书序、书评、征稿启事等无关文献，最终得到有效论文334篇。
(二) 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使用文献计量的分析方法，通过定量的数据分析客观地反映华文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而本文使用的研究工具是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版本为5.1 R8 SE)。该软件可通过对学科领域文献信息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使研究者直观地辨识出学科知识群之间互动、演化的复杂关系，从而探测和分析学科的研究前沿和热点。[5]据统计，2006年到2015年，国内应用CiteSpace软件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高达1897篇，其中CSSCI期刊发文1100篇，涵盖图书情报学、教育学、经济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6]
二、华文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 年代分布统计
文献的时间分布可以反映某一学科知识领域的发展速度与趋势，根据CiteSpace的统计结果可绘制CSSCI数据库华文教育领域相关论文的时间分布图(见图1)。
图1 CSSCI数据库华文教育研究论文年代分布图(1998—2017年)
CSSCI数据库收入华文教育研究相关论文334篇，在趋势上呈现波浪形，起伏较大。从发文数量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至2007年，共发文108篇，占所有发文量的近三分之一。第二阶段从2008年到2017年,发文量略超发文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2008年与2010年发文量达到最高值，各发文29篇，这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以及2011年上海世博会所引起的“汉语热”升温以及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日趋增强不无关系。2010年之后，论文发文量仍旧呈现波动的趋势，但每年都维持在17篇以上。
(二) 重要期刊统计
论文的期刊分布可以体现出某一学科知识领域发文的空间分布状况以及期刊的学术取向。经过统计分析，这334篇论文发表在105种刊物上，平均载文密度为每刊3．18篇。按照期刊载文数量进行降序排列，可绘制出发文量10篇以上的重要期刊统计表(见表1)。排名第一位的是《东南亚研究》，共发文32篇，占论文总量的9.58%。其次是《华文教学与研究》《东南亚纵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等，共有8种期刊发文10篇或以上。
表1 1998—2017年CSSCI华文教育研究载文重要期刊
这8种期刊发文量高达165篇，约占发文总量的一半，平均载文密度为20.63篇，远远高于所有期刊的平均载文密度，而且涉及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门学科。这从侧面反映出华文教育研究领域具有综合性、多元性与跨学科性等特征。
(三) 核心作者统计
核心作者群体的状况能够集中地体现出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状态趋势，是某一学科领域科研活动的缩影之一。[7]本文以CiteSpace软件对这334篇论文的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共得到节点304个，即有304位作者。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为最高产作者发表论文数的平方根的0.749倍[8]，计算可得发文数大于或等于3篇的作者为华文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根据CiteSpace软件的分析结果，满足这一条件的作者数量共有24位，占作者总量的7.89%，他们共发文100篇，占论文总量的29.94%。普赖斯定律规定核心作者要撰写该领域全部论文的 50%，本研究中的核心作者的论文量比标准低20个百分点左右，可见华文教育研究领域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在此列出发文量在前5名的主要作者，如表2所示。他们发文量都大于或等于5篇，在地域分布上相对集中，均来自广东、福建两省。
表2 1998—2017年CSSCI华文教育研究主要作者分布(前5名)
(四) 机构统计
高产机构是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主要生产者，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可知1998—2017年CSSCI数据库华文教育研究相关论文的发文机构(按一级单位)多为粤、闽、京的高校。发文量5篇及以上的前10名高产机构，共计11个，如表3所示。
表3 1998—2017年CSSCI华文教育研究高产机构分布(前10名)
经统计，除5篇联合署名或合作论文，11个高产机构共发文225篇，占发文总量的67.37%。其中，暨南大学共发文105篇，占发文总量31.44%，是我国华文教育研究的第一重镇。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紧随其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CSSCI上的发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华文教育研究的国际参与度与影响力。
三、华文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分析
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通过分析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可以探测某一知识领域的研究热点。[9]CiteSpace软件具备关键词聚类的功能，我们将时间切片设为1年，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数据选取标准为Top 50。图谱修剪方式使用“最小树生成算法”，辅助修剪方式则选择“对每个时间切片进行修剪”和“对合并后网络进行修剪”，最终呈现图谱可视化方式为聚类静态和展示整个网络。
正向引导，克服对手机的过度依赖，树立抵制上课使用手机的自觉意识 大学生是一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群体，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可以通过主题团日活动、专题演讲、专题教育活动等形式，正向引导学生，克服对手机的过度依赖，意识到随时随地使用手机是一个“问题习惯”，让学生认识到上课使用手机弊大于利，是对教师不尊重、对家长和自己不负责的行为，让学生牢固树立抵制上课使用手机的自觉意识[8]，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来减少上课不合理使用手机的行为。
(一) 华文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
根据以上研究的步骤和标准的选取，可得813个关键词。关键词的共现频次越高，说明其重要性越大；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高，则反映出其在整个关键词聚类网络的中介性和影响力越大。根据关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进行排序，频次和中介中心性前24位的关键词如表4所示。
表4 1998—2017年CSSCI华文教育研究高频次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表(前24位)
续表4
关键词频次排序数据显示，“华文教育”的频次最高，随后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教育”“东南亚”“菲律宾”“现状”等；中介中心性的排序最高的是“本土化”，其后是“新加坡”“国文”“华文报纸”等。以这些关键词的聚类可绘制华文教育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在该图谱中，关键词节点的圆圈及字体越大，表示频次越高，图2中关键词出现次数都在4次及以上。
图2 1998—2017年CSSCI数据库中华文教育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本文基于对华文教育研究的高频次、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的归纳与汇总，以及结合每个主题下的关键词聚类和二次文献阅读，从宏观角度总结出近20年来华文教育研究的几大热点主题。
在老油田周围深入勘探。这不仅包括已知油田的扩边和发现新的含油气区块，而且包括在老产层上下发现的新产层新产油层系。
1.地域上聚焦东南亚地区
华文教育研究的焦点区域在东南亚。从表4和图2可以看出，“东南亚”本身就是一个高频词汇。不同学者从多种视角和维度审视东南亚华文教育现状和发展，例如：曹云华从国家间关系的视角来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兴起的华文教育热潮，[10]胡春艳以认同变迁的角度对东南亚华文教育含义的嬗变进行历史分期，[11]朱晓昆通过个案分析研究来阐释东南亚华文报纸对华文教育的支撑作用，等等。[12]
2014年，茅台集团提出“大茅台”概念，实施“133”品牌战略布局，即倾力打造1个世界级核心品牌：贵州茅台酒；3个全国性战略品牌：茅台王子酒、茅台迎宾酒、赖茅酒；3个区域性重点品牌：汉酱、仁酒、贵州大曲。
除了对东南亚华文教育整体的研究与把握之外，“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家名称也是高频关键词，其中“新加坡”和“泰国”还具有高中介中心性，在整个关键词的网络中体现出很强的中心地位和媒介作用。而在所选取的813个关键词中，还出现了“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其他国家名称。不少论文以东南亚某国的华文教育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例如，姜兴山从华文教育传承与融合的视角，提出菲律宾华文教育要合理定位，以华人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为导向。[13]可以说，学界对东南亚华文教育研究的青睐，以及其研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华文教育研究。这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优势以及华文教育发展水平相契合。
2.主体上聚焦华人社团
海外华文教育的起步和发展离不开华侨华人的推动，与“华人社团”及“华文报纸”有着密切关系。数据显示，“华侨华人”“华人”“华文报纸”和“海外华文文学”等词是高频词，“华文报纸”“华文文学”等词是高中介中心性词，“华人社团”“华人社会”等词也出现在图2中。研究华人社会中的华人社团、华文报纸以及华文文学等相关主题，对华文教育有效持续地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建筑工程一开始的设计都与给定的造价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设计流程之类的造价调控是非常重要的。要进行动态调控造价，就要对所选的项目有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有一个更合适的设计。在动态调控的设计过程中，要从大局上选出最好的限额以及衡量到工程的价值，平衡项目的总造价。在确保质量最好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减少成本。对于各种各样的备选的设计，都需要根据已经设定好的投资限额来进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消耗的真实的资金，可以被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首先，华人社团对于华文教育发展的意义重大。张继焦指出，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和华人企业家在华文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4]刘宏也认为，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主要组织——会馆，在华文教育的演变中同样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15]可以说，华人社团和华文教育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其次，作为华文族群最主要的中文信息来源，海外华文传媒(特别是华文报纸)，长久以来都是推广华文教育、传播中华文化最好的教科书。[16]彭伟步认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和华文教育已经发展为“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华文报纸通过发表新闻评论，创办教育专刊、文艺副刊等方式，推动华文教育向前发展。[17]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泰国，华文报纸的副刊甚至开设了写作园地等大量的教育版面，以配合学校的华文教育课程。[18]最后，华文文学和华文教育可谓是同根同源，共存共荣。有学者指出，海外华文文学的出现与形成，与华人移民、华文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19]华文教育维系着华人的民族文化血脉，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不少华人作家将华文教育作为其文学创作的素材，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华文文学与华文教育的共生发展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解决“三教问题”的策略也与时俱进，不断呈现新的课题和研究方向。关于教师问题，周健立足东南亚地区华文教师的培训问题，重点分析本土华文教师的培训策略。[20]郭熙则从性质、特点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构建等方面探索华文教育专业的建设问题。[21]关于教材问题，东南亚国家的华语教材编写是一大热点。蔡丽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和文献研究，考察分析了印尼小学华文教材的使用情况，提出要规范基础教育阶段华文教材的内容，编写适应不同学校的通用本土优质教材等对策。[22]祝晓宏从新加坡华文教材《好儿童华文》入手，从多重认同的角度探讨教材中的语言变异现象。[23]可见海外华文教材编写问题复杂，不仅涉及语言的规范，还涉及所在国华人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问题。关于教学法问题，近几年教育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尝试将各种先进教学理念融入海外华文教学的实践中。例如，樊荣和彭爽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综合教学法的实施，为新加坡华文课堂量身定制单元教学模式等。[24]
3.区域型分布式能源站定员。区域型分布式能源站定员设置，按照循环方式和机组总容量大小，区别对待。燃气轮机单循环机组体量较小，系统简单，可参照楼宇式分布式能源站设置运维人员。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生产运行方式与燃机企业运行方式基本相同，可参照燃机企业定员设置生产运维人员。
第三阶段为2013—2017年。“文化认同”“侨务公共外交”“本土化”“一带一路”等成为热点。这说明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新时期，华文教育所蕴含的多元化功能正逐渐凸显出来。华文教育不但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息息相关，还在侨务公共外交领域具有战略意义，影响中国的大国形象。2015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势必成为未来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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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上聚焦“三教”研究
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最终的教学目标，就是锻炼学生的读、写、听、说等能力，使其具有相应的基础能力，为后续的学习打下有利基础。而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这一模式的引入，不仅有助于该目标的达成，也能进一步地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集体精神、学习能力等，使其获取到更加完善、健全的发展，将学科价值全方位地展现出来。
4．内容上聚焦华文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
为了更好地推动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必须先了解海外各国和地区华文教育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情况。数据显示，“现状”“对策”等词是既是高频词，也是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策略”“变迁”“历史”等词也出现在图2中。这说明学者们对海外华文教育及其相关主题的发展现状、问题对策、历史变迁等课题探讨较多。
结合知识图谱和文献材料，可发现学界主要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研究等方法对海外华文教育及相关主题的现状进行研究。从国别上看，主要涉及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另外，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教育也受到学界关注。例如，任江辉对东南亚与日本华文教育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并分析了日本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25]陈倩通过考察美国学校的教育体系、政府机构、各民间组织对汉语学习的政策和措施，分析华文教育在美国的现状与其在教育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26]王燕燕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华文教育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加拿大华文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27]而从教育体系上看，目前学界的研究已经涵盖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与华文教学的相关议题，如对东南亚华校幼儿园华文教师的专业化培养，[28]泰国中小学华文教育的现状，[29]以及缅甸各大学汉语系开设的情况[30]等方面开展研究。上述研究极大提升了人们对海外华文教育现状的了解。
(二)华文教育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CiteSpace软件可以通过突变词来呈现某个阶段发表文献中相对增长率较高的关键词，以揭示研究前沿的发展趋势。[31]运用CiteSpace软件，以1998—2017年CSSCI数据库华文教育研究文献的关键词为节点类型，一年为一个阶段，可绘制华文教育研究的突变词列表，如表5所示。
深度+主题的游学指南——《XX主题/深度游》。根据当地文化，设计经典特色性强、体验沉浸感重的满足不同文化需求的休旅线路。闻名景区的文化旅游+外事体验为主的常规线路；美丽乡村、山居民宿、特色家庭、工厂企业为代表的微观特色线路等。
表5 1998—2017年 CSSCI数据库华文教育研究突变词列表
表5为23个突变词列表， 清楚展示了突变词的年代分布和突变强度。据此，我们可以将华文教育的研究前沿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都有新的主题出现。
[11]胡春艳：《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华文教育的含义嬗变及其历史分期——以东南亚地区为例》，《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
第二阶段为2008—2012年。“华语运动”“困境”“变迁”“对策”等成为该阶段学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这反映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学者们开始深入思考华文教育的困境，以及未来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动因及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从外部因素来看，21世纪以来全球“汉语热”的兴起，为促进华侨华人居住国重视华文教育，放宽教育政策提供了条件。从内部因素而言，作为在海外扩大汉语影响主力军的华侨华人，正积极融入居住国的主流社会和政治生活，这有助于其为华文教育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促进海外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华文教育中的“三教问题”指的是与教师、教材和教学法等相关的问题，如教师质量良莠不齐、教材不符合现实需要以及教法陈旧等。华文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教师、教材和教法。实际上，“三教问题”不仅局限于东南亚，同样也是全世界华文教育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数据显示，在近20年的华文教育研究中，“华文教学”“华文教师”“汉语教学”“华语教学”等词是高频关键词，“本土化”“华文教学”“语言教学”等词是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
四、结论与展望
1998—2017年的20年间，CSSCI数据库共发表334篇华文教育领域的高水平论文。借助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5.1，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方法，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计量和数据挖掘，大体展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主要有以下结论：
首先，研究热点视角多元。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分析和二次文献阅读，我们发现，华文教育领域的研究视角多元，主要体现在地域上聚焦东南亚地区、主体上聚焦华人社团研究、问题上聚焦“三教”研究以及内容上聚焦华文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而从突变词列表上看，研究热点层出不穷，不同时期都有新的学术增长点。
其次，研究成果呈波动趋势且来源期刊集中。从时间分布上看，近20年CSSCI数据库华文教育相关研究发文数量波动较大，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在高水平期刊上的发文量还未完全稳定。而从这些论文的来源期刊分布来看，集中效应较为明显。虽然344篇论文刊发在105种不同刊物上，但《东南亚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东南亚纵横》等8种期刊载文量高达165篇，占发文总量的一半。这便于研究者迅速掌握该领域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发展前沿。
再次，当前该领域研究势头良好，成果稳定增长。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以及“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的引导将成为未来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向前发展的主力。
总结本研究形成的图谱和表格，结合近20年华文教育研究现状与当前华文教育研究面临的新形势，我们认为未来华文教育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拓展华文教育研究视角，鼓励前瞻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华文教育创造了无限机遇和广阔空间，也为华文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和新目标。[32]然而本研究显示，目前华文教育研究虽已涉及历史学、传播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但跨学科研究意识仍然薄弱。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华文教育研究面临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的问题，未来需要更多跨学科的研究。例如：各国华文教育大数据监测与分析、华文教育专业化人才体系建设研究、华文教育与“一带一路”建设交融研究、“互联网+”与华文教育国别化教材开发等。创新是令事业有序高效发展的动力。华文教育研究应该解放思想，深化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这有利于拓展华文教育研究视角，实现研究内容的发展与创新，这也是未来华文教育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乔纳森在《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一书中说，“情境是利用一个熟悉的参考物，帮助学习者将一个要探究的概念与熟悉的经验联系起来，引导他们利用这些经验来解释、说明，形成自己的科学知识。”[2]一位德国学者说过这样一个比喻，把15克盐放在你面前，无论如何你也难以下咽，但将15克盐放入汤中，你会在享用美味佳肴的同时，不知不觉把盐全部吸收。情境之于知识，犹如汤之于盐，盐需要溶入汤中才能被吸收，知识也需要融入情境中，才能显示出活力和美感，才能被学生理解、消化、吸收。这就是情境的价值。[3]
[20]周健：《浅议东南亚华文教师的培训》，《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当然，我党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一方面借鉴了“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反对神性、张扬人性”［5］等进步内容，另一方面也剥离并抛弃了其“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观”［5］。但二者的共性却是一致地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样找不到统治阶级以及其代言人——国家的地位。
第三，拓展研究国别，加强研究队伍的校际区际合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移民已成为我国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而针对新移民的相关研究也是近20年学界研究的热点。[34]近年来我国新移民群体正在发生很大变化，庄国土认为，当前我国新移民群体的目的地已经从东南亚地区转向北美、欧洲和大洋洲，与老移民相比，我国新移民具有学历高、经济能力强、流动性大以及来源省份广等特点。[35]然而，就目前研究的国别来看，CSSCI数据库华文教育的研究成果仍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滞后于新移民群体的实际分布情况。因此，未来华文教育研究应该逐渐向欧洲、大洋洲、北美等新侨聚居地域发展，并且结合各个区域华侨华人群体的分布情况与特点，有效开展研究。
同时，本研究发现从作者及其所在的地域分布来看，华文教育研究的作者和高产机构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北京等地，这虽然反映了华文教育研究力量存在区域不平衡性的客观现实，但也反映出该领域研究者合作程度的欠缺。以发文排名前9位的高产机构为例，他们仅有5篇论文属合作或联合署名。而且当前该领域作者的合作主要局限于同一高校的不同院系，跨校合作较少，跨区合作更是缺乏。这对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恐有不利影响，该领域学者今后提升校际区际研究合作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注释：
[1]陈奕平、范如松：《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6]彭伟步、焦彦晨：《海外华文传媒的文化影响力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新闻界》2011年第5期。
[3]徐云：《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对于支柱式起落架，缓冲系统的下部由活塞杆、刹车装置和机轮组成，其中刹车装置和机轮的质量等效在活塞杆的机轮轴中心。以活塞杆为受力分析对象，其上端主要承受来自于缓冲系统的轴向力和来自于外筒的支反力，支反力垂直于缓冲系统轴向；其下端主要承受来自于轮胎的垂向、航向和侧向力，受力分析见图2。
[4]戴明：《海外华文媒体研究述论(1979—2015)——以中国知网数据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5]侯剑华：《知识计量与可视化——原理、方法及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0-172页。
[6]刘光阳：《CiteSpace 国内应用的传播轨迹——基于2006—2015年跨库数据的统计与可视化分析》，《图书情报知识》2017年第2期。
[7]邱均平、马瑞敏：《基于CSSCI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年第1期。
[8]邱均平：《信息计量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3-195页。
[9]王娟、陈世超、王林丽、杨现民：《基于CiteSpace的教育大数据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现代教育技术》2016年第2期。
[10]曹云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国家间关系的视角》，《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
第一阶段是1998—2007年。该阶段“华侨教育”“华社”“华文教学”“华语教师”等主题是研究热点，具体包括华文教育相关的华人政策、华社发展、华文教师培训及汉字教学等。所研究的国别，涉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越南、泰国、缅甸、南非、日本、柬埔寨等十多个国家。
[12]朱晓昆：《大众传媒助力华文教育——简析东南亚华文报纸的中文学习版面》，《新闻记者》2016年第7期。
[13]姜兴山：《试论融合进程中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第1期。
[14]张继焦：《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和企业家的重要作用》，《民族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
[15]刘宏：《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的视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陈鹏勇：《华文教育的侨务公共外交功能论析》，《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6期。
[17]彭伟步：《华文报纸在华文教育中的作用——以马来西亚华文报纸为例》，《华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
[18]彭伟步：《论泰国华文报纸副刊的变迁与困境》，《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2期。
[19]颜敏：《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及转型》，《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4期。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各国人民利益，为“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活力，同时也为沿线国家的华文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作为国家间人文交流的一项长期基础性工作，华文教育是施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平台与媒介，更是中国构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和中外文化交流与融通的重要渠道。[33]而如何使华文教育研究成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需求相结合，提高科研成果的使用率和应用性，是当前华文教育研究的一大课题。但是本研究发现，华文教育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思辨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华文教育研究者应做好调查与实证工作，对接各国华文教育的具体实践，为政策规划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加强与华侨华人所在国政府和产业的合作，令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
[21]郭熙：《华文教育专业建设之我见》，《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2]蔡丽：《印尼正规小学华文教材使用及本土华文教材编写现状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3期。
[23]祝晓宏：《新加坡〈好儿童华文〉教材的语言变异及其成因——多重认同视野下的观察》，《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4]樊荣、彭爽：《新加坡基础华文教学模式特点分析》，《外国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
[25]任江辉：《东南亚与日本华文教育比较研究》，《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7期。
[26]陈倩：《美国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启示》，《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
珠海港控股集团总经理梁学敏告诉记者，通过共建共管，西江通航环境进一步好转，船舶航行更加高效，大力促进了港口经济发展，港区溢油应急能力也大幅提升。
金门花岗闪长岩位于钦杭带东侧(图1)，区内构造、岩浆活动强烈，铜、铁、金、铅锌等金属矿产发育。金门岩体前人做过少量的地质工作，2005年广东地质调查院在“广东英德金门—雪山嶂地区矿产远景调查”工作时，确定了金门岩体铁铜矿化体，矿床类型主要为矽卡岩型。该区除了基本的勘查工作之外，科研工作开展极少。迄今为止，没有与成矿关系密切的花岗闪长岩成岩年龄，花岗岩与成矿关系研究不够深入。
[27]王燕燕：《加拿大的祖语教育与华文教育》，《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8]连榕、田守花：《从教师专业化看东南亚华文学校幼儿教师的成长》，《教育评论》2008年第5期。
[29]王宇轩：《泰国中小学华文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30]熊琦、张小克：《缅甸汉语教学概况》，《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3期。
[31]Chen, Chaomei,“CiteSpace II :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57(3).
[32]贾益民：《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理念探讨》，《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
[33]陈鹏勇：《“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的华文教育发展研究》，《高教探索》2017年第6期。
[34]朱东芹：《闽南侨乡新移民：行程、分期与特点》，《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35]庄国土、张晶盈：《中国新移民的类型和分布》，《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Hot Topics and Trends of Development in the Research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A Bibliometric and Knowledge - Mapping Analysis Based on CSSCI (1998 —2017 )
ZHU Yu, CAI Wu
(College of Overseas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Fujian)
Abstract :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This paper chooses 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journal papers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from 1998 to 2017 and uses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5.1 to perform bibliometric and knowledge-mapping analyses. This study adopts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in terms of publication years, key journals, core authors, high-output institutions, and hot topics identified through keyword clustering. It attempts to captu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t provides insigh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words :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ot topics of research, bibliometrics, knowledge mapping
中图分类号： G7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2-0163-10
收稿日期： 2018-1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动态数据库建设”(18CYY027)
作者简介： 朱宇，男，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蔡武，男，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廖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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