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蔽与创新——从阿尔都塞的所谓“认识论断裂”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阿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里达在回答“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理论问题时，用莎士比亚风格的“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的语式(德里达，第5页)，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出场，同时用了很大的篇幅对福山的“终结论”进行了批判。德里达把这种批判称之为“驱魔”。在对福山的批判中，德里达用语的辛辣几近刻薄。他回顾了以自己为主要代表的法国思想家们上世纪中叶就已经提出来的“历史终结”、“人的终结”等终结论思想，揭露福山引起轰动的终结论思想不过是拾人牙慧，绝无新意。
本文的研究兴趣不仅仅在于德里达意义上的出场与驱魔，而是要关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另一个理论事件，即阿尔都塞以“保卫马克思”的名义提出来的马克思理论中的所谓“认识论断裂”。与福山的“终结论”相比较，这个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长期占有重要位置的“断裂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魔化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们今天也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出场问题上对此来一次德里达意义上的驱魔。
阿尔都塞于1960年至1965年之间写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就引起激烈争议的结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生了一个“认识论断裂”，其断裂的位置就是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断裂前后是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谬误)阶段和科学(真理)阶段；马克思在这个断裂点上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清算了自己以往的哲学信仰，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如此，阿尔都塞还对马克思思想的这个断裂作了进一步划分，称其《博士论文》到《1844年手稿》阶段为“青年时期的著作”；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断裂时期的著作”；1845年至1857年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等是“成长时期的著作”；1857年至1883年的著作是“成熟时期的著作”。(参见阿尔都塞，第14－15页)
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直接依据的是马克思的一句话：“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3页)马克思在阿尔都塞所谓“成熟时期”即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过这样的叙述：“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同上，第591页)在其后的一年时间里，马克思先后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研究经济学，并且很快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恩格斯也于同一时间(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在巴门写成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称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马克思紧接着写道：“当1845年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3页)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所说的“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的具体内容，完全不是如阿尔都塞所说的与马克思本人过去的意识形态(谬误)断裂，而是“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
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表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已经基本形成，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则使他的这种理论得以完成。而且，由于这种共同的信仰，他与恩格斯从此永远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合作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理清他们自己已经形成的新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对立。从马克思的上引两段话里，无论如何也得不出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本人发生了“认识论断裂”的结论。
而且在这里，进行清算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而不是如阿尔都塞讲的马克思一个人。重要的是，恩格斯在这之前也得出了与马克思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两人的思想与德国意识形态的对立早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而且，没有这种共同的从不同角度完成的理论结果，也就没有后来发生的共同清算活动。可见，就时间而论，阿尔都塞所谓马克思在1845年发生了“认识论断裂”的说法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认识论断裂”的说法在内容上更是不能成立。阿尔都塞断言：“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阿尔都塞，第196页)他在“自我批评材料”中更展开和举例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含糊不清、晦涩难懂的著作里，有着一系列人们在马克思早先的著作中所找不到的基本理论概念……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立足生根的各社会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和被统治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等。为了只举出一个例子来进行无可怀疑的比较，我可以指出，《1844年手稿》的理论体系所依靠的是人的本质、异化、异化劳动这三个基本概念。”(同上，第221页)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这里以“异化”概念为例：马克思不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使用了“异化”概念，而且在阿尔都塞所谓马克思“断裂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和“成熟期”的《资本论》中也都使用了这个概念。这一点已经由很多学者作了具体的和富有说服力的研究工作。
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也是如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人的本质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笔者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不仅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而且在肯定费尔巴哈的同时，也已经包含着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如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时指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0页)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表述不是对费尔巴哈的简单肯定，而是一种超越意义上的肯定；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加了引号的：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被按照一种新理论表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只有马克思才可能总结和表述出来的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正像后面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肯定一样。马克思说：“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上，第205页)这不是一个陷在“德国意识形态”谬误中的人所能总结出来的结论。如果没有对于德国哲学的批判思维，没有对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抽象本质概念的批判思考，这样的话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所以，“劳动的本质”、“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等概念，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概念的。
阿尔都塞在马克思思想的出场问题上对“意识形态”和“科学”进行了区分，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划分方法。对此阿尔都塞本人已经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有了充分的认识。(阿尔都塞，第230页)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其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为自己作辩解的策略是把断裂前的马克思的思想称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不是马克思同一般意识形态决裂……而是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决裂”。(同上，第231页)把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的思想称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这是阿尔都塞无法自圆其说的诡辩。
一种新思想的出现的确会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但这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统一的过程。阿尔都塞只讲了非连续性的一面，其陷入谬误是必然的。所以，他的理论一出世就遇到了空前的批评。正如阿尔都塞自己所说：雅恩·莱维说他是“凭空捏造”，“大多数批评者却把它贬低到等于零！”(同上，第219页)尽管否定的意见占了上风，阿尔都塞的“断裂论”却并非没有支持者和继承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早在1990年就已经作古。如前所述，这位曾经的精神病患者的“断裂论”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中国的不少学者，特别是中国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他的这个理论表现出一种情人般的暧昧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阿尔都塞的“断裂论”已经在他们心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断裂论”的要害是把马克思的著作分为“成熟期”和“不成熟期”。“成熟期”的界定似乎成为后阿尔都塞时期讨论的热点问题，而其判断的标准是看其著作中是否存在旧哲学的语言。阿尔都塞曾经尽力避开这种简单目的论的方法，因此他引入了一个“总问题”的方法。这个总问题就是区分马克思著作中人道主义的内容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阿尔都塞的方法比之今天的论者，如果前者可以称为大师的话，那么后者只能算是一些咬文嚼字的学者。阿尔都塞的错误在于他在马克思那里找到的总问题与马克思本人提出的总问题发生了偏差。因为马克思自己提出的总问题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这个思想的基本内容在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已经出现了。而恰恰是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可以把关于人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统一起来。这是阿尔都塞忽视了的一个关键点。至于是否存在旧哲学的用语，这是一个极其含混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找到了“异化”概念，就把这两本书划归为“不成熟”的著作。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手稿》中发现了旧哲学的用语，就否定其思想价值。
不过，如阿尔都塞一样，重新划定“成熟期”著作的目的正在于否定其青年期著作的“科学”价值。这种错误划定的“不成熟期”已经成为否定思想创新的强有力的论据。一句“不成熟”可以把马克思本人打倒，也可以把所有依据早期著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打倒。“不成熟”成了一根棍子。可惜这根棍子发明得晚了，否则梁赞诺夫就不会因为忙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发现、翻译和出版，而被送上军事法庭；如果阿尔都塞能早半个世纪发现他的“断裂论”，这场悲剧可许就可以避免。尽管如此，苏联专家还是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个转变”，从而弥补了梁赞诺夫工作上的重大失误。这种被阿尔都塞称之为“目的论”的方法，可以不考虑作者本人对于总问题的把握和界定。因为按照解释学的意见，文本一旦出现，就会独立于作者本人而存在，读者可以任意加进他自己的前见。主观性成了文本解脱不掉的命运。这就像一个人一旦被怀疑为小偷，人们就会觉得这个人不管怎么看都像小偷，人们会在他身上找到诸多类似小偷的迹象。对于文本的目的论预设是在判断之前发生的。这样的低级错误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似乎还在不断地发生和重演。
阿尔都塞的谬误在今天哲学中的另一个长期占位点，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阿尔都塞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种‘认识论断裂’同时涉及两种不同的理论学科。在创立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相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阿尔都塞，第14页)这里至少有两个错误：其一，因为马克思经常提到与思辨哲学相对立的“实证科学”，而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科学”，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思的新哲学；其二，正如黄枬森先生所说，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可能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参见黄枬森，序言，第5页)。这样，阿尔都塞就不仅在马克思那里对其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割裂，而且把本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期混乱。
因此，我们需要对于各种非法占位进行一种分清与还原。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的理论以及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概念被严重遮蔽，受到了最大遮蔽的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做好这个解蔽工作，我们需要再次回到阿尔都塞的两个著名的“断裂论”。如上所述，阿尔都塞的“断裂论”提到了马克思的两个理论：一个是“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个是“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混乱严格说来还不能归咎于阿尔都塞，因为在他之前这两个名称就已经在苏联和中国出场了。
我们知道，马克思去世时恩格斯在其墓前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总结了马克思的两个重大贡献，一个是唯物史观，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没有谈到第三个伟大贡献，即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这是不是恩格斯的一个失误或者一次严重的不周延呢？可能不是。因为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文献中，只有恩格斯一个人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到一次“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8页)，但没有提到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普列汉诺夫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但是，他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指的不是别的，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词。德波林专门就辩证唯物主义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该书主要篇幅是讲西方哲学史，主要是法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德国人总结的辩证法理论。因为如我们所知，法国人已经发现人脑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世界统一于物质。这就是说，在恩格斯之前，关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以及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唯物主义思想已经形成。德波林还讲述了哲学史上总结出来的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若干范畴。可是，后来米丁写的《辩证法唯物论》就把历史的印记隐去了。李达和艾思奇则把这个隐去了历史印记的米丁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引入了中国。这个理论体系对于苏联和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的启蒙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今后它也将对于青年人学习西方的哲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一方面，由于这些主要出自近代或近代人总结出来的伟大思想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出来，中国人需要补上这个课程。另一方面，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而这个贡献首先应该归功于恩格斯，正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些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疏理。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真正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只能是外在的结合。因为离开历史的唯物主义只能是属于旧唯物主义的范畴。这是经典作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出来的一个基本思想。由于这些著作是在上世纪初才得以面世，所以绝大多数当时的思想家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些著作。这就出现了经典作家思想的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在经典作家理论中的地位给予质疑，从而对于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出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阿尔都塞说的两个名称作了一个颠倒，把“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科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理论”，把“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前者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二级学科或“部门哲学”。(参见黄枬森，序言，第6～11页)这种颠倒实际上把经典作家思想的出场遮蔽再次推进了一步：马克思的“新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成了旧哲学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并且明确地确定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二级学科”。对于“推广应用”说的批判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而今又提出了“二级学科”说，这表明我们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误解和贬低已经到了是非颠倒的程度。比较上世纪那个由米丁隐去哲学史的印记而推出的盗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问世的事件，这个将近一百年后出现的第二次事件，想来是连德波林和米丁都难以预料到的。在经典作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正式出版了将近一百年后，我们还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这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莫大悲哀。
因此，在笔者看来，相对于“重建”或“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解蔽的工作。因为，没有弄清真相之前的重建工作必定是徒劳的。不过，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言，只有解蔽还是不够的。在弄清真相之后，重要的是结合今天的现实加以应用。马克思本人在发现了他的方法之后，根本没有时间去系统整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应用了。他的这个方法以及他通过这个方法发现的剩余价值学说，成了他一生批判旧思想和旧世界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通过他的这个方法，他找到了使他的思想成为现实的现实的力量，从而成就了他一生的推动劳动者解放的伟大事业。今天我们遭遇的是一个全新的现实和时代，社会主义应该有一个新的形态。旧形态向新形态的过渡会有很多的问题，而通过创立和引导一种新理论和实践解决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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