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变化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变化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以来的20年中，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7%的高速增长， 成为80年代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可以与前期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日本与韩国相媲美。这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一成就，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理解，一是“短缺”，二是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高消费的良性循环。但随着90年代中期“经济短缺”状态的消失，出现了大量的工业品生产过剩问题，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打破了高增长的基本循环关系。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相应下调，长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将下调到在7%～8%的适度高速增长区间内；中短期内，为了使其与结构调整过程和深化改革相适应，平均速度会降到7%， 甚至更低一些。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是使扩大内需的政策与结构调整过程相结合；同时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
一、制约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几个问题
90年代后期，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即告别“短缺”进入“相对过剩”状态。1995年后绝大多数工业品及能源、电力及运力等均出现了“相对过剩”，据1998年上半年统计，到1998年第1 季度已经不存在供不应求的产品，许多产品存在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换句话说，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取决于能不能实质性地扩大有效需求，解决经济的“相对过剩”问题。我们确信，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再是需求过热或生产能力不足；过去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大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超消费现象已经消失，结构转换速度放慢，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下降，出口需求萎缩，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减缓，等等。唯一没有变的是储蓄仍然居高不下，过去高储蓄与高消费与高投资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良性循环关系，如今高储蓄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高储蓄与高投资及高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已经遇到很大程度的破坏，具体表现在：
1.出现了较严重的结构性投资过剩问题
目前，我国许多工业品的生产能力都没有得到较充分的发挥，不少工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一半，这里面有不少一部分过剩生产能力是不适合市场需求的，需要淘汰；但另有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并未过时，其潜在的需求能力很大，如1997年城镇冰箱、彩电、洗衣机的普及率分别达到了72.98%、100.5%和89.12%，达到或接近饱和， 而农村这“三大件”的消费量还非常低， 1990 年农村“三大件”的普及率均不足10%，1997年彩电、洗衣机的普及率只有20%～30%， 与城市有10 ～13年的差距，而冰箱的普及率与城市的差距特别大，1997年农村电冰箱的普及率仍不足10%，原因是农村电价过高，阻碍了消费电量较大的冰箱消费。该淘汰的投资能力难以淘汰，市场潜力巨大的投资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即构成了结构性投资过剩问题，这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巨大的约束。
2.民间投资增长的动力不足
目前，国内企业对投资什么非常迷惘，民间投资日益萎缩。主要原因是：（1）投资能力不足， 我国企业面对“相对过剩”的宏观经济环境，只是近两三年的事，而国外企业经常面对供大于求的环境，已经煅炼出了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通过改善投资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来扩大和创造新的需求；而我国许多企业，面对这一环境大多束手无策，表现出对选择新的投资项目的能力非常弱。（2）缺乏投资的动力， 一方面，投资环境出现了明显的恶化，主要是企业的生产成本过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过高体现为“三高”，即“高的内部成本”，管理费用高，企业内部机制不活，缺乏降低成本的动力；“高的外部成本”，企业的外部负担太重，乱收费、乱滩派、乱集资现象普遍存在；“高的规模扩张成本”，许多企业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不得不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提高其竞争实力，其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兼并和收购，但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的扩大规模的方式却受到了地方政府和部门的限制，要么使兼并、收购成本高得可怕，要么采取各种行政的手段和制定有关地方政策限制这一行为。高成本的结果就是低利润率，而低利润率必然将抑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目前我国高利润率的行业极为少见，许多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这是企业投资乏力的主要原因。
3.消费结构升级困难，有效消费需求不足
在经济从“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时，居民的消费倾向趋于下降。从收入来讲，世界经验表明，当家庭可支配收入超过1500美元时，消费增长率下降，在我国城镇，这种情况发生在1995年，当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1500美元。当前，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有：（1）在“过剩”条件下， 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下降（人们预测未来的商品价格会稳定或更低）。此时，货币升值了，越推迟消费升值越大；同时，“短缺”状况的基本消失也使人们不急于即期消费。（2 ）在我国结构和体制双重转轨期，由于不确定性增强，短期内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这造成了即期消费不足。随着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大力推进，使人们感到中短期收入增长的不稳定性增加，从而降低了即期消费。如下岗职工增多，其收入明显下降，直接导致了消费需求的减小；这又间接对在岗职工的消费行为产生示范效应，他们也担心下岗或收入下降，从而部分地减少了即期消费。另外，在经济萧条和结构性矛盾日益显性化时期，城镇贫困家庭与高收入阶层的差距拉大，特别是社会财富较多的向少数人倾斜，这两大阶层份额的增加都减少了一部分社会需求。（3）消费信贷的落后，使中产阶层的消费潜力未充分发挥。 中产阶层的收入仍然不高，净财富也不多，特别是一些学历较高的年轻人员，他们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很高，但现有收入不高，靠现有储蓄和工资无法消费一些他们希望现在就消费的高级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家，这一类型的人可以靠发达的消费信贷而获得消费资金。而在我国，由于银行一直只重视生产信贷而忽视消费信贷，有关消费信贷体系还没有建立或完善，因而，抑制了一部分人的消费需求。
4.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和消费
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和消费，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难题。高速增长的条件是高消费、高储蓄和高投资的结合，目前这一良性循环机制正在弱化，主要是因为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对居民来讲，不愿意从银行取出钱来消费，主要是担心未来的收入可能下降，同时还担心未来的支出可能增加（个人的住房消费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险支出等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提高），因而即使将实际或名义的利率降到0，居民的消费也不见得能增加多少。另外，居民不愿增加消费， 还与通货紧缩的持续有一定的关系，人们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和在通货紧缩的环境中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通货膨胀是货币贬值，越早消费越划算，而通货紧缩是货币升值，越推迟消费越划算。目前居民投资的机会是比原先多多了，但投资的收益率却大大降低，如股票投资，目前股市低迷，其中重要原因是企业的效益的逐年下滑，企业效益下滑，股票的价格就会下降，投资股票便是赚少赔多；反过来说，人们不愿花更多的钱投资股票，一些企业的投资就难以扩大，从而又会影响企业的业绩。
5.世界贸易增长率下降，出口需求低迷
未来若干年内，世界贸易增长率下降可能是一种必然趋势。亚洲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其面临着重大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任务，不可能立即见成效，因而必然限制我国出口需求的增长，这在短期内必定给扩大内需施加很大的压力。
二、未来经济增长的趋势判断及政策建议
从总需求的角度看，高速增长必然将要向适度高速增长转换。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都不大可能保持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它们都将出现一种长期性的回落态势，与此相应的，GDP增长必然随之下降。 另外，从储蓄、投资与消费三者的关系来讲，储蓄可以继续保持高增长（像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一样），但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投资和消费的高增长将是难以实现的（尤其是“超消费现象”不可能再出现），资金和产品过剩问题及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共同对经济增长形成向下的压力，而且这一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消除。
估计我国未来10多年内能够保持7%～8%的增长速度。主要的理由有两个：（1 ）决定前期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短缺”和改革开放，现在“短缺”状态已经基本消失，但改革和开放仍有待深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这决定了未来10多年内，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减慢，但减小的幅度不会太大。（2）我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 人们对改善生活质量有强烈的要求，特别是我国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内需的潜力非常大，这是支持未来经济保持适度高速增长的一个极有利的条件。
但是，我们认为，由于中短期内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它们对短期经济增长会造成很大的压力，这就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在中短期内下降到6%～7%的水平。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是：（1 ）支持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微观基础竞争力减弱，这主要是由于企业改革不到位和宏观经济体制不完善所造成的，要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需要一定的时间。（2）持续20年的高速增长， 由于是依赖“短缺”这一环境进行数量型扩张而得来的，其留了许多高增长后遗症。结构调整滞后成为其最大的代价，也成为进一步增长的主要障碍。（3 ）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使我国出口竞争能力相对下降。高速增长如果不是建立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基础上，随着开放的加快，便容易受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冲击，这一冲击正越来越大。（4 ）银行不良资产和国企不良债务需要通过改革来消肿；否则，潜在的巨大经济风险有可能显性化，从而形成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冲击。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要使国民经济在未来长期内保持7%～8%的增长，并非易事。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必须一方面要在长期内坚持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稳定的微观基础之上。具体可采取一些长短结合的政策。
1.使扩大内需政策与结构调整政策有机结合
第一，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减缓“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结构“瓶颈”。基础设施部门一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具有建设周期长、收益率不高、投资大等特点，民间不愿也难以提供这些产品，因而，基础设施这一“公共物品”的供给不时地处于“瓶颈”状态。从今年我国以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直接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将解决“公共物品”不足的结构“瓶颈”问题。因而，今后政府采取扩大公共投资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扩大内需还可以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来加快结构调整。一方面，政府扩大对主导产业部门的采购规模及改变订货方式，可以加快主导产业的形成和竞争力的提高。特别是通过采取竞标的方式来选择优秀的国内供给商，这将提高主导产业的效率；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财税、金融政策的扶持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间接地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
第三，扩大内需政策与消费信贷政策结合，促进需求结构的升级。如政府为个人住房贷款提供更多的补贴，或对金融部门直接提供贴息或补贴，促进其为居民提供条件更优惠、范围更广的消费信贷服务。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需求结构升级。
第四，为因结构调整而下岗的职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扩大再就业工程的政府支出等，将会对淘汰低效率的产业部门形成强有力的支持。像纺织、煤炭等传统产业只有加快结构调整，才是真正的出路，而以淘汰这些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为主的结构调整会带来大量的职工下岗，在岗职工收入大幅下降等问题，这对社会稳定形成了不利的影响，还部分地缩小了内需。如果政府及时地对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扩大对再就业工程的支持力度，结构调整的任务就会较快地完成。这既可以作为扩大内需政策的一部分来直接扩大内需，又可以通过加快结构调整的进程来提高扩大内需政策的成效。
2.适当加快改革的步伐，为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提供一种宽松的外部环境
第一，尽快出台除费正税的税收改革措施，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的外部高成本。
第二，加快金融改革，增加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建议多发展股份制银行，可以选一家效益好、负担轻的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试点，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化改革；还可以考虑在金融改革的基础上对将要建立的地区性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发行改造。另外，在严格监控下发展一些非国有银行。这些改革将加大银行间的竞争及增强银行内部约束机制，提高银行自身的竞争能力，同时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银行资本。
第三，采取严格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法律措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反不正当竞争主要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规范竞争主体行为，其中主要是反欺诈和反倾销，避免企业的恶性竞争。建议尽快制定和出台《反垄断法》，用法律手段防止垄断行为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侵害。
第四，加快以产权改革为主的企业改革，使企业形成努力降低企业内部成本和提高企业效益的内在激励和约束机制。一方面，使国有资产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使这部分资产民营化，从社会稳定考虑，国有资产可以先从效益好的竞争性行业退出，然后再从低效率部门退出，国有小资本的退出，特别是通过一次性出售的方式退出，既要规范其行为，还要采取一些配套措施支持其重显生机；另一方面，对应保留的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可通过引入内部竞争机制和产权多元化（国家控股）的改革来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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