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枢决策机构看北齐北周的汉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周论文,北齐论文,中枢论文,汉化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周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不断涌入中原，甚至入主中原，并将他们的文化也同时带入中原，与中原原有的汉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经过嬗变最终趋于融合，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新的汉文化。但是，由于各地区所固有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人文因素的不同，汉文化的影响力也就存在着一些差异，这就导致各地区新形成的汉文化的水准也存在着高低差异。具体谈到北齐、北周两大区域的文化，先父黄永年在《论北齐的文化》一文中认为：“东魏、北齐之经济优越于西魏、北周，以至文化也远胜于西魏、北周。”① 但是，近来又有学者提出：“与北齐宫廷内胡人众多、胡化颇盛的情况相比，在北周中央政权中，虽然在宣帝时期也出现了较强的胡化倾向，但总体说来，文献记载中所见的胡人还是很少，更毋庸说像北齐政权中的胡人那般气焰熏天的影响力了。”② 言下之意就是北齐中央政权中胡人及胡化现象要远胜于北周。然笔者近来读史，感觉事实并非如此。
一
任何一个政权的核心都是中枢决策机构，其中参与中枢决策最重要的角色是宰相，从宰相中的胡汉比例，特别是其汉人文化水准等诸方面，都可看出汉人在该政权的影响程度。因此，要弄清该政权中胡人的影响程度，就必须从宰相这一政权的核心人物入手。
那么，北齐和北周的宰相都指任何官职的人呢？祝总斌认为：“北魏、北齐的尚书省长官是宰相”，并进一步论证“北朝的侍中不是宰相”③。笔者在本文中亦采用这种看法。而北周的宰相包括有大冢宰、左右丞相。下面就分别将北齐、北周两大政权的宰相的族属及汉化胡化情况加以分析。
北齐的宰相包括尚书省的长官，即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仆射以及大丞相、丞相，曾任大丞相、丞相、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仆射者，根据《北齐书》、《魏书》等史书的记载，有斛律金、高演、高湛、段韶、贺拔仁、斛律光、高阿那肱、高湝、元坦、司马子如、高隆之、元韶、封祖裔、高洋、慕容绍宗、杨愔、高淹、高涣、崔暹、高归彦、高德政、高湜、高孝琬、高叡、高浟、高润、刘洪徽、魏收、赵彦深、高普、高俨、高长恭、高孝珩、高仁坚、尉瑾、娄定远、胡长仁、徐之才、唐邕、和士开、冯子琮、高元海、祖珽、穆提婆、高励、许惇、高宝德、阳休之、高绍义、高岳、高思宗、高思好、韩晋明、段孝言、任延敬、斛律孝卿、魏兰根、张亮、薛琡、元晖业、元斌、崔昂、燕子献、元文遥、崔季舒、皮景和、邸珍等六十七人。此外，还有一些人以典机密、掌机密、参谋机密的名义参与决策，有崔劼、刘逖、李德林三人。这些就是在北齐政权中担任过宰相的官员，共计七十人。下面就将这些人的族属、出身、学识制成一表，逐一考订。
上述七十人中，汉人有二十四人，占总数的34％多；胡人及胡化汉人有四十六人，约占总数的66％。汉人中出身士族的有十三人，占总数的18％多；一般家庭出身的有十一人，约占总数的16％。胡人及胡化汉人中接受汉文化的有三十四人，约占总数的49％；未接受汉文化的有十二人，占总数的17％多。另外汉人中出身士族的十三人，占汉人总数二十四人的54％多；一般家庭出身的十一人，约占汉人总数二十四人的46％。胡人及胡化汉人中接受汉文化的三十四人，约占胡人及胡化汉人总数四十六人的74％；未接受汉文化的十二人，占胡人总数四十六人的26％多。
可见，北齐政权中胡人和胡化汉人所占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二，汉人则超过三分之一，但是加上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及胡化汉人，汉人和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及胡化汉人的人数达到了五十八人，约占总数的83％。相反，未接受汉文化的和情况不详的胡人及胡化汉人，却只有十二人，仅占总数的17％多。这说明北齐政权基本上由汉人和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所控制掌握，特别是北齐皇族高氏虽然是胡化汉人，可是他们绝大多数已接受了汉文化，他们对北齐政权具有很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且，还有相当人数的汉人士族参与到了该政权的中枢权力之中，由此必然对北齐统治区域的文化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必然进一步推动该区域胡人及胡化汉人汉化的进程，进而对于该区域新的汉文化的最后形成当然起着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自西魏始行六官制度，尚书、门下诸省皆罢，而北周的宰相则只包括有大冢宰、左右丞相④，根据《周书》各本传的记载加以统计，其中居大冢宰、丞相、大丞相者，有宇文觉、赵贵、宇文护、宇文宪、宇文俭、宇文盛、宇文贞、宇文贽、杨坚、宇文赞十人。此外，还有一些官员以参典机密、掌机密、参掌机密、掌机密的名义参与决策，主要有卢柔、厍狄峙二人。二者相加，北周的宰相当就是这十二人，而这十二人的族属、学识及胡人汉化情况如何？试看下表：
以上十二人中胡人及胡化汉人有十一人，约占总数的92％；汉人有一人，占总数的8％多。胡人及胡化汉人中接受汉文化的有三人，占总数的25％；未接受汉文化的有八人，约占总数的67％。其中唯一出身于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的卢柔是汉人士族，仅占总数的8％多。这样汉人中出身土族的一人，约占汉人总数一人的100％。胡族及胡化汉人中接受汉文化的三人，占胡人及胡化汉人总数十一人的27％多；未接受汉文化的八人，约占胡人及胡化汉人总数十一人的73％。汉人和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达到四人，占总数十二人的33％多。相反，未接受汉文化的和情况不详的胡人及胡化汉人却有八人，约占总数十二人的67％。可见，北周宰相中胡人和胡化汉人所占的比例超过了十分之九，汉人仅占不到十分之一，汉人有一人，加上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三人，共计四人。
如果说仅对这十二人加以分析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就加上行周六官制度之前任宰相即尚书省的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仆射进入北周还健在者。根据《周书》各本传的记载，有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梁御、豆卢宁、贺兰祥、尉迟迥、周惠达、杨宽、柳庆、卢辩、李远、长孙绍远、韦孝宽、申徽、赵善、泉企等十七人。而这十七人的族属、学识及胡人汉化情况如何？可由下表来揭示：
这十七人加上前面的宇文觉等十二人共计二十九人，在这二十九人中，胡人及胡化汉人有二十人，约占总数的69％；汉人有九人，占总数的31％多。胡人及胡化汉人中接受汉文化的有七人，占总数的24％多；未接受汉文化的有十三人，约占总数的45％。汉人中出身士族的有五人，占总数的17％多；一般家庭出身的有四人，约占总数的14％。另外，汉人中出身士族的五人，约占汉人总数九人的56％；一般家庭出身的四人，占汉人总数九人的44％多。胡人及胡化汉人中接受汉文化的七人，占胡人及胡化汉人总数二十人的35％；未接受汉文化的十三人，占胡人及胡化汉人总数二十人的65％。汉人和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达到十六人，占总数二十九人的55％多，未接受汉文化的和情况不详的胡人及胡化汉人有十三人，约占总数二十九人的45％。可见北周宰相中胡人和胡化汉人所占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汉人仅占不到三分之一。汉人有九人，加上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七人，共计十六人，虽然在中枢政局中占多数，但是担任掌握中枢决策最高的职务——大冢宰一职的宇文泰、宇文觉、赵贵、宇文护、宇文宪、宇文俭、宇文盛、宇文贞、宇文贽、杨坚十人中，皆是胡人和胡化汉人，除宇文宪外多未接受汉文化或汉化程度较浅，其中杨坚还是在他即将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之前担任过此职，实属于特殊情况。这就说明，北周政权基本上由胡人及胡化汉人中未接受汉文化者所控制掌握，因此，这些未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和胡化汉人在北周统治区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由此，这些胡人和胡化汉人必将其胡文化的因素，在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而这些表现必然对北周统治区域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
北齐、北周宰相（包括西魏任宰相北周时还健在者）胡汉所占人数两相比较，北齐共有七十人，北周共有二十九人。其中汉人，北齐有二十四人，占其总数七十人的34％多；北周有九人，占其总数二十九人的31％多。胡人及胡化汉人，北齐有四十六人，约占总数七十人的66％；北周有二十人，约占总数二十九人的69％。汉人中出身士族的北齐有十三人，占总数七十人的18％多；北周有五人，占总数二十九人的17％多；一般家庭出身的北齐有十一人，约占总数七十人的16％；北周有四人，约占总数二十九人的14％。胡人及胡化汉人中接受汉文化的北齐有三十四人，约占总数七十人的49％；北周有七人，占总数二十九人的24％多；未接受汉文化的北齐有十二人，占总数七十人的17％多；北周有八人，约占总数二十九人的45％。另外，汉人中出身士族的北齐有十三人，占汉人总数二十四人的54％多；北周有五人，约占汉人总数九人的56％；一般家庭出身的北齐有十一人，约占汉人总数二十四人的46％；北周有四人，占汉人总数九人的44％多。胡人及胡化汉人中接受汉文化的北齐有三十四人，约占胡人及胡化汉人总数四十六人的74％；北周有七人，占胡人及胡化汉人总数二十人的35％；未接受汉文化的北齐有十二人，占胡人总数四十六人的26％多；北周有十三人，占胡人及胡化汉人总数二十人的65％。可见，北齐政权中胡人及胡化汉人所占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二，汉人则超过三分之一，但是加上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及胡化汉人，汉人和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及胡化汉人的人数达到五十八人，约占总数的83％；相反未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及胡化汉人却只有十二人，占总数的17％多。而北周宰相中胡人及胡化汉人所占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汉人仅占不到三分之一，汉人有九人，加上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七人，共计十六人，占总数二十九人的55％多，未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及胡化汉人有十三人，约占总数的45％。但是掌握中枢决策最高的职务——大冢宰一职皆由胡人和胡化汉人担任。这也可看出北齐宰相中的胡人及胡化汉人大多数已经汉化，北周宰相中的胡人及胡化汉人汉化的人数则较少。
再则，北齐实际充当宰相者中，据《北齐书》、《隋书》相关传记记载，学识极高者有杨愔、魏收、阳休之、元晖业、刘逖、李德林六人，其中有著述的有魏收、阳休之、元晖业、李德林四人，刘逖也名列《北齐书·文苑传》。反观北周实际充当宰相者，据《周书》、《隋书》相关志传记载，只有宇文宪有著述，与北齐比较相差甚远。这样看来，在实际充当宰相而且学识极高者当中，北齐不论人数，还是学识水准，都远超过北周，由此可以推断北齐统治区的汉文化影响要远大于北周统治区。
另外，西魏时期居最高地位的是所谓“八柱国家”以及地位略低的十二大将军，据《周书·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传》记载：八柱国有宇文泰、李虎、元欣、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十二大将军有元赞、元育、元廓、宇文导、侯莫陈顺、达奚武、李远、豆卢宁、宇文贵、贺兰祥、杨忠、王雄。其中，元氏诸王元欣、元赞、元育、元廓是元魏宗室，仅居虚名，其他人中只有赵贵一个胡化汉人进入了北周的权力中心，但是进入北周后不久即被诛杀。此外，进入北周权力中心的多是宇文泰的子孙，而且据前文所考，宇文泰的这些子孙大多没有接受汉文化。
由此可见，北周政权宰相中的胡人所占的比例远大于北齐政权，而北齐宰相中汉人和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及胡化汉人的人数高达五十八人，约占总数的83％，未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及胡化汉人却只有十二人，占总数的17％多。北周宰相中汉人和已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共计十七人，约占总数的57％，未接受汉文化的胡人及胡化汉人有十三人，占总数的43％多。因此说在北齐中枢政局中胡人及其文化的影响甚微，并且要远低于北周。那种认为北齐政权中的胡人具有气焰熏天的影响力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为何会出现北齐中枢政局中胡人及其文化的影响甚微，并且远低于北周的现象？只有从文化的发展进程，来分析北齐与北周两大区域的文化差异，而文化的发展，包括学术、宗教信仰、风俗等多方面。另外各区域的文化发展及胡汉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该区域文化起着促进或制约其发展的作用。各区域文化的发展及胡汉分布不同，最终形成的文化也必将有所差异。
北齐统治区，大致包括两汉时期的豫州、并州、青州、兖州、冀州、幽州、徐州，该区域汉晋时期的历史人文状况，如卢云在《汉晋文化地理》一书中所说的：“西汉各地区大多具有独特的文化构成与文化特色。齐鲁尚经学，但两地所持经又有一定的差异。此外，齐地的黄老之学、纵横家学在西汉前期也较为流行。三晋一带法术律令之学与纵横家学最为发达，经学也有了很大发展。淮南吴越地区以文学、黄老学最盛。”⑤ 东汉时期，“与西汉时相比，东汉时齐鲁一带的文化略有衰退，但与此毗连的汝南、颍川、南阳一带，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使得这一文化发达区域进一步扩大”⑥，“西晋时期，豫兖青徐司雍六州之地文化仍然比较发达，尤其是洛阳周围的颍川、汝南、南阳、陈留、河内、河东一带，文化发展水平最高”⑦。《隋书·地理志中》说：
豫州于《禹贡》为荆州之地。……洛阳得土之中，赋贡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故《汉志》云“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财”，此亦自古然矣。荥阳古之郑地，梁郡梁孝故都，邪僻傲荡，旧传其俗。今则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其风皆变于古。谯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其风颇同。南阳古帝乡，
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戎马所萃，失其旧俗。
兖州于《禹贡》为济、河之地。……东郡、东平、济北、武阳、平原等郡，得其地焉。兼得邹、鲁、齐、卫之交。旧传太公唐叔之教，亦有周孔遗风。今此数郡，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
冀州于古，尧之都也。……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其俗颇同。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魏郡，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汲郡、河内，得殷之故壤，考之旧说，有纣之余教。汲又卫地，习仲由之勇，故汉之官人，得以便宜从事，其多行杀戮，本以此焉。今风俗颇移，皆向于礼矣。长平、上党，人多重农桑，性尤朴直，盖少轻诈。……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日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
［青州］在汉之时，俗弥侈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舒缓。其为失也，夸奢朋党，言与行谬。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祝阿县俗，宾婚大会，肴馔虽丰，至于蒸脍，尝之而已，多则谓之不敬，共相诮责，此其异也。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⑧
《隋书·地理志下》曰：
［徐州］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⑨
《隋书》虽然成书于唐初，距南北朝时期不远，其中的《隋志》又名《五代史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的典章制度、风俗、文化。书中所记北齐统治地区的风俗文化，多与卢云的论述相吻合。可见，山东地区虽然经过五胡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胡族不断涌入，甚至入主中原，但是所受到的胡族文化影响不大，而胡文化之所以没有对该区域产生大的影响，当是由于该区域深厚的汉文化积淀，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儒、道、墨、法、兵、纵横、五行等学说都产生于此，后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各家学说至西汉大多仍在传袭，特别是儒家学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发扬光大。在南北朝时期，该区域除个别地区如《隋书》所说有“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现象外，其他地区多是“好尚稼穑，重于礼文”，“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崇尚学业”，“挟任节气”，“莫不贱商贾”，可见当时北齐统治地区基本上没有胡文化的相关记载。
再看北齐统治的山东地区自两汉以来的文化演变，由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的《地理志》中没有各地区风俗文化的记载，所以只能用《汉书·地理志》与《隋书·地理志》相比较，据记载：其中一些地区，或由“薄恩礼，好生分”，发展演变为“风俗颇移，皆向于礼矣”；或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意为商贾”，发展演变为“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其风皆变于古”；或由“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发展演变为“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或由“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发展演变为“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其风皆变于古”；或由“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高气势，轻为奸”，发展演变为“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或由“夸奢朋党，言与行谬”、“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发展演变为“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特别是豫州、冀州、青州、徐州的某些地方，一改“邪僻傲荡”、“多行杀戮”、“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挟任节气，好尚宾游”之风，变得“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崇尚学业”、“尊儒慕学”，涿郡、太原等地，更是“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这些都说明自西汉以来山东地区汉文化快速发展，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族所谓“五胡”大量涌入该区域，出现了胡汉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局面，但是由于该区域深厚的汉文化的底蕴，使得胡文化在这一地区并没有对原有的汉文化造成大的影响，汉文化仍然保持着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因此说新形成的文化内涵仍然以汉文化为主，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新的汉文化。
北周统治区，大致包括两汉时期的雍州、梁州以及上洛、弘农、河东等地区，该区域的历史人文状况，亦如卢云在《汉晋文化地理》一书中所说，西汉时期“关中一带汇聚了各家学说，经学、黄老学、文字学、文学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⑩。东汉时期，“与西汉时期相比，三辅文化发达区在地域上没有出现重大变动。长安虽然失去了国都的地位，但三辅一带，特别是右扶风与京兆尹，文化继续着发达的状态”(11)。西晋时期，“雍州素有发达的学术文化传统，虽然在东汉和安之后，因长期的汉羌战争而有所衰落；但经三国直至西晋，由于许多世家大族的存在，文化仍保持着较为发达的状态”(12)。而《隋书·地理志上》却说：
［雍州］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于外郡，得冯翊、扶风，是汉之三辅。其风大抵与京师不异。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
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傍南山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地皆连接，风俗颇同。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顺政、义城、平武、汶山，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蜀郡、临叩、眉山、隆山、资阳、泸川、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巂、样柯、黔安，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其风俗大抵与汉中不别。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13)
《隋书·地理志中》又云：
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淅阳、淯阳，亦颇同其俗云。
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土地沃少嵴多，是以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然乎？(14)
可见，《隋书》的叙述与卢云所论述的西晋时期雍州文化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接着卢云所论述的加以考述。卢云认为西晋时期雍州文化保持着较为发达的状态，是“由于许多世家大族的存在”，是由于有杜预、挚虞等学者文士的存在。但是，据《晋书·杜预传》记载，杜预父祖及本人皆在关中以外的地区做官，当与关中本土联系不多，其学术也当与关中无太大关联。挚虞，据《晋书·挚虞传》说他是“京兆长安人也。父模，魏太仆卿。虞少事皇甫谧”，可是同书《皇甫谧传》却说皇甫谧虽然是安定朝那人，但是“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又“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可见，挚虞的学术源自山东地区。而且据《挚虞传》记载，挚虞入仕后一直在西晋京师做官，因此他的学术发展也与关中本土无关。诚然该区域由于有一些世家大族的存在，在西晋时期汉文化仍然在持续发展，但是由于该区域没有产生像杜预、挚虞这样的大儒文士，因此说在西晋时期雍州文化保持着较为发达的状态就很成问题。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缘由，当与卢云所说的长期的汉羌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氐、羌进入关陇地区不无关系。
此后，五胡十六国时期氐、羌、匈奴、鲜卑等胡族割据关陇，并在该地区与汉人杂居。虽然其间张轨建立了前凉政权，使得河西地区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在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的传播地，使汉文化能够传习并得到发展，可是由于前凉政权短命、此后河西地区又多为胡族政权所割据，关陇地区也多为胡族政权所控制。加以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还将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等地的学者，如胡方回、宋繇、张湛、宋钦、段晖、段承根、赵柔、索敞、阴仲达等，大多征召至平城等山东地区，事见《魏书》卷五十二各本传。如此内忧外患，使关陇地区的汉文化元气大伤，由此造成了《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北周统治的雍、梁二州出现了“华戎杂错”、“连接山胡”、“杂有獠户”、“连杂氐羌”的现象，以及“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女淫而妇贞”、“多尚武节”、“好祀鬼神”、“人尤劲悍”、“工习猎射”之俗。但是，该区域仍有些地区“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皆务于农事”、“崇重道教”，再加上前文所说一些胡族统治者的汉化，以及汉人先进文化的引导，因此说该区域从整体上看文化水准要逊于北齐统治区，但是该区域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
而要了解雍、梁二州在两汉以来的风俗文化是怎样演变的，这只有将《汉志》与《隋志》两相比较，《汉书·地理志》说：雍、梁二州“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这里所说的“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并没有特指混杂有胡文化的成分，可是《隋书·地理志》却说“华戎杂错”，说明至迟在隋代该地区文化中还含有胡文化的成分，也不说“其世家则好礼文”，这说明该地区在文化上有明显的倒退。《汉书·地理志》又说：巴蜀“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可是《隋书·地理志》说该地区“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却在没有出现王褒、严遵、扬雄那样的一流学者，这大概与“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不无关系。雍、梁二州的其他地区，《汉志》与《隋志》所记载的风俗文化，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如此，北周统治的雍、梁二州的文化，还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正如前文所说的“尚俭约，习仁义”，“颇慕文学”，但是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北周统治区的汉文化发展进度，还是不如北齐统治的山东地区的。
三
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15) 一类的说法就十分流行，这当然主要与各地的自然环境有关。因此，要搞清出现区域文化差异的原因，有必要考虑到北齐、北周两大统治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
北齐统治区，大致包括两汉时期的豫州、青州、兖州、幽州、冀州、并州、徐州，该区域的地理环境，如《汉书·地理志上》所说：
河南曰豫州：其山曰华，薮曰圃田，川曰荥、雒，浸曰波、溠；其利林、漆、丝臬；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
正东曰青州：其山曰沂，薮曰孟诸，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鱼；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鸡、狗，谷宜稻、麦。
河东曰兖州：其山曰岱，薮曰貕壄，其川曰河、泲，浸曰卢、潍，其利蒲、鱼；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谷宜四种。
东北曰幽州：其山曰医无闾，薮曰貘养，川曰河、沸，浸曰
、时；其利鱼、盐；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扰，谷宜三种。
河内曰冀州：其山曰霍，薮曰扬纡，川曰漳，浸曰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谷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恒山，薮曰昭余祁，川曰虖池、呕夷，浸曰涞、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扰，谷宜五种。(16)
案《汉书·地理志》又说：“周既克殷，监于二代而损益之，定官分职，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知徐州在《汉书·地理志》已并入青州叙述。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可知，豫州、青州、兖州、幽州、冀州、并州、徐州的地理环境比较好，除个别地方外，地势相对平坦。而且到北朝时期，该区域自然环境并无大的变化。这样的自然环境，便于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在该区域内的人们多务农桑，由此自然会出现重于礼文、好尚儒学之风，从而有利于该区域的汉文化发展。
北周统治区，大致包括两汉时期的雍州、梁州，该区域的地理环境，如《汉书·地理志上》所说：
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岳，薮曰弦蒲，川曰泾、汭，其浸曰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马，谷宜黍、稷。
《汉书·地理志下》又云：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特，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17)
案：雍州、梁州两州，基本上就是西魏、北周控制的区域，虽说关中地区地理环境素号“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18)，但是，据上文记载，雍、梁二州的其他地方大多多山，地势高，起伏较大，“山多林木”，“地广民稀”。到北朝时期该区域自然环境也无大的变化，而这样的自然环境，显然不太适宜于农业生产；再加上一些地方又接近胡戎，因此许多生活在该区域内的人崇尚武力，相比较而言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汉文化的发展。
总之，由于历史人文因素、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造成了在北朝后期胡人汉化的洪流中，北周统治区的汉化步伐，要略慢于北齐统治区。其表现在这两大对峙政权中，北齐的中枢决策机构中汉人和汉化胡人的人数所占的比例，要远高于北周。所以说北齐政权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要远大于北周政权，北齐统治区域内汉文化发展的速度也远快于北周统治区域。那种认为胡人在北齐政权中具有气焰熏天的影响力的说法，是很不妥当的。
注释：
① 黄永年：《论北齐的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② 毕波：《论北周时期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5年第4辑。
③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233、300-305页。
④ 杜佑：《通典》卷十九《职官·要略·宰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⑤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0页。
⑥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66页。
⑦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114页。
⑧ 魏征等：《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43、846、859－860、862－863页。
⑨ 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72－873页。
⑩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50页。
(11)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68页。
(12)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116页。
(13) 魏征等：《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7、829－830页。
(14) 魏征等：《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43、860页。
(15) 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98页。
(16)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39－1540、1540、1540、1541、1541、1542页。
(17)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0、1642、1644、1644－1645页。
(18)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