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探讨百年史学变迁的开新之作——读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之作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美国著名史学史家伊格尔斯在其《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中，①从历史学的元问题着眼，以独到的眼光和精炼的手笔，勾勒出了20世纪欧美史学的演变历程。美中不足之处是，伊氏在这部关于20世纪史学的学术史名著中，极少提到中国。而中国20世纪历史学丰富多彩，理应在20世纪世界学术史占有一席之地。可喜的是，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王学典、陈峰的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一书弥补了此缺憾。该书仿伊氏之体例，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叙述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变迁之迹。这种摆脱传统学术史撰写套路研究方法，值得大家关注。
该书作者之一王学典教授对于如何书写中国20世纪的学术史的问题，已有诸多深层次的考虑，并提出了系统的见解。②本书就是他长期思考的产物。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分析，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内容。诚如作者所言，本书是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门研究，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轮廓的素描。本书长于理论分析，不但穷源毕流，更能剥茧抽丝，钩元提要。
概言之，本书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
第一，既有纲领贯通始末，又不乏细节论证予以支持。具备大纲领、大框架、大线索，可谓本书最突出之处。已有的许多论著往往对史家、史著介绍比较详尽充分，但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则未能深度发掘来。本书则不然。作者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升降消长，与“史学是什么”的根本问题相关联。对历史学内涵、本质这一元问题的不同理解，导致了百年间史学流派的起伏涨落，以及史学自身的曲折嬗变。假如认为“史学只是史料学”，那就只会走史料考订之路；假如认为史学是寻求“人类进化之公理公例”的学问，最重要的是思想、见识和解释，就会走学科整合之路。百年来史学风气的转移、史坛格局的变动，都与这一问题相关。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从而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诠释。
与经济学强调理论模型的应用相类似，历史学实际上也离不开一定的概念工具作导引。只有借助有效的理论系统和分析工具，才能达到历史现象的深层和本质。一般的历史研究如此，学术史研究也不例外。本书作者使用“新史学”与“新汉学”一组核心概念来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从而形成了一条首尾一贯的中心线索，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容纳大量学术史事实的框架。这种对学术史现象的提炼和概括，使具体上升为抽象，微观上升为宏观，使研究工作更加深入。这是本书超越诸多同类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的大纲领不乏丰富的细节分析论证作为支撑。作者提供了大量以往论述此类问题时甚少注意的细节。例如在谈到“新史学”的重生时，作者特意提到一个以吴晗、汤象龙为代表的名为“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团体。以前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这一团体的存在，或者语焉不详，全然意识不到其学术史意义。“史学研究会”这一重要学术史事实，实际上是由本书作者钩沉出来的。在讨论唯物史观派的意识形态化时，作者对1958年“史学革命”作了重点考察。以往许多学者认为1958年“史学革命”本身荒唐无稽，因而对此缺乏认真的研究。但本书对这次所谓“史学革命”的发动过程、理论观念和后果作了较细致地考察和剖析，使读者对当时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意识形态化有了具体的感知。在论及1949年后考据学统的延续时，本书还特别提到专门发布资料和考据文字的刊物——《文史》的创办。此刊物的诞生，显示了考据学统的顽强生命力；它的夭折，又是考据学艰难处境的真实写照。总之，这些细节、现象的呈现，使得本书对理论问题的讨论更有说服力。
第二，对20世纪史学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分析，具有相当的深度和新意。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梁启超的“史界革命”，胡适、顾颉刚等的“疑古”史学，傅斯年等的史语所派，郭沫若、翦伯赞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曾在不同时期引领风骚，并相继居于史界主流地位，每个思潮或流派都构成百年史学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如何评判这些思潮或流派的地位和意义，无疑是后世治学术史者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对此，本书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并体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
本书最有分量的是作者对叱咤学坛60年的唯物史观史学所进行的学术史分析。作者将唯物史观史学的特点总结为5个方面：(1)在学术理念上，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联系，特别注重释放史学在现实中的作用；(2)在研究选题上，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倾力于社会经济史领域；(3)在治史方式上，希望通过学科整合，进行贯通性解释；(4)在价值立场上，主张“从下往上看”，书写人民的历史；(5)在学术侧重点上，聚焦于历史关节点，关注大规模社会变动。这种概括既集成了学术界已有的思考成果，又克服了许多学者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从而深入到学术史脉络之中，以学术之是非为是非，勘探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意蕴。与许多一味强调唯物史观派的“政治正确”的学术史研究著作相比，本书的论述无疑更能服人，从而也为克服当下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危机提供了一种思路。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丰富的内容，但如果仅作教条化的理解，则不仅无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反倒会窒息之。本书作者坦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自身的问题，但强调更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蕴涵的生命力，比如在基本取向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法国年鉴派新史学是一致的，它顺应了国际史学变动的新潮流。③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应沿续这一方向，更加积极主动地与西方史学展开交流与对话，立足于国际前沿。
基于对唯物史观派学术意蕴和学术价值的认知，作者对此派史学发生的蜕变也有独特的看法。作者指出，当年轰轰烈烈、称雄学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今已面目全非。具体说来，由梁启超所开创的“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乡村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新社会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研究”等史学分支中。这些史学分支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海外中国学范式的影响，但同时也大都秉承了“唯物史观派史学”的遗产。本书的这一看法，比目前一些人认为唯物史观史学早已灰飞烟灭、被时代所淘汰的极端认识要更加客观和合理。唯物史观史学并非学术史上的一段歧途，其合理性内核已经融入到当今史学主流之中，以变异的形式传递，继续延续。
本书对“新汉学”的流向和结局的判断，也堪称慧眼独具。在今天部分学者看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引领的史料考订之学是历史学的主体和正宗。但本书作者认为：史料学派、“新汉学”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部分地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学科中去了。今天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专业所致力的“古籍整理”工作，以及与这种“古籍整理”相关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正是当年史料派事业的主体部分。它现已与历史学分流，自立门户而为“文献学”一科。换言之，转化为文献学的“新汉学”及史料考订之学，今天已经非常专门化了，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价值理念和技术规范。这就是“新汉学”的归宿。作者的这一论断，不仅明确了“新汉学”性质，也纠正了对现代史学内涵的笼统理解。
另外，作者对理论、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也有深刻体认。理论、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也是百年史学中一个纠结难解的问题。对两者关系的处理是否妥当，直接影响到史学发展的进退。人们在“论从史出”、“以论带史”和“史论结合”几种口号之间争执不下，长期未能找到一个平衡点。面对这一经典难题，作者认为，史料与史观、考据与义理、实证与阐释、思想与事实、见识与功力、综合与分析、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便无法构成完整的史学。但在史学实践中，同一学派往往难以同时兼顾二者，在理论与史料两方面都有所建树，而只是偏重、专注于其中一方面。这是学科发展的分工所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只要重理论或重史料的不同学派之间形成一种分工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竞争关系，史学建设仍能实现总体上的平衡。这的确是一种解决之道。我们不应在理论与史料之间厚此薄彼，而应平等视之。
本书对重大史学问题的分析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深度，主要原因在于它建立在大量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先前对翦伯赞、顾颉刚等有代表性的史家的学术做过专门研究，对20世纪后半期史学主潮有过集中探讨，对当代史学出现的现象和问题有过跟踪调查，对于“古史辨派”、“食货派”、“史学研究会”、“史语所”等学术群体也有单独的考察。更重要的是，作者对相关史学理论问题有深入的思考。这些专题性探索为把握百年史学的全局和大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者的宏观见解是从大量个案研究、微观研究中综合、抽象出来的，因此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线索的把握，颇为精准而且独到。20世纪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又一高峰。如何厘清这百年间学术思想的渊源流变，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不过，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线索，一些学者已经有所揭示。1941年，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率先将清末以降的新史学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两大系统，“史观派”偏重史观及史法方面，而“史料派”专究史料方面。④在此基础上，1979年海外学者余英时提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中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两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尖锐的对立”。⑤本书作者显然承袭了上述认识，认同史观、史料两派的划分。他更依据治学特征，进一步将史观、史料两派归纳为“新史学”与“新汉学”两种范式，并认为将20世纪史学发展演化，视为两种范式的起伏消长。他们还提出：百年间史学的基本变化，就是在“新史学”与“新汉学”对立互动的框架中进行的；必须借助这一框架，方能对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的动因、过程及趋向有深入的体察。
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轮回为百年史学的基本线索，是此书关键所在。一般学者多将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胡适、顾颉刚的实验主义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视为一个单线演化的过程，作为同一主体的不同阶段来对待。本书则突破了这一共识，指出这些思潮和学派各有不同的源头，分属于不同的谱系，因而存在质的差异。作者特别界定，澄清“新史学”的本质特征。本书所认定的“新史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立足于“国际前沿”的史学是基本一致的。⑥而对“新汉学”一词重新起用，也为认识新考据学、史料派的学术特质提供了方便。尽管“新史学”与“新汉学”的区分不能涵盖20世纪历史学的全部分支和领域，但仍然不失为从宏观上认识百年史学流变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并清晰地展示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旋律究竟是什么和谁代表了新潮流。这就既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又为今后史学发展指明了路向。
与此相联系，本书的分期也与前人颇为不同。此前学界多以政治史分期为基准划分学术史，区分为晚清、五四、抗战、解放战争、建国17年、文革、改革开放等几个段落。这种划分使用起来比较便利，但也有很多的问题。例如，学术史的发展是否与政治史同一步调，政治事变是否一定引发了学术变动？同时，这种过细的划分也打断了学术发展的延续性，使得我们难以从一种长时段的眼光，来观察学术自身的“变”与“不变”。本书根据所采用的中心线索，将百年史学的发展划分为早期(1900-1929)、中期(1929-1989)、最后十年(1989-2000)三个阶段。早期阶段为“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第一次交替。“新史学”肇始于20世纪初以梁启超提出的“史界革命”，1917年后以胡适、顾颉刚为领袖的“新汉学”兴起，1920年代迅速发展，至1928年史语所创立，正式成为史学正统。第二次交替开始于1929年后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到1930和1940年代，在唯物史观派的冲击下，“新汉学”出现下滑和分化。1949年后唯物史观派占据主流，而“新汉学”更急剧萎缩。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9年。中期阶段实际上正是整个唯物史观派60年的历程。到了1990年代，“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第三次交替出现，“新史学”的旗帜转移到复兴的社会经济史手中。同时，随着“国学热”的涌动，“新汉学”再度兴起，最终自立门户为文献学。在最后十年中，“新史学”与“新汉学”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争夺拉锯遂告终结。由此来看，可以说作者抓住了百年史学最关键的几个转折关头，史学根本性、方向性的变动都发生在这几个时间节点上。这比以往的研究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第四，对重要史学现象、史学成就的评价公允合理。一部优秀的学术史，不但要有丰富翔实的材料，还要具备科学的论断和客观的评判，方能体现作者的见识和洞察力。本书在这方面表现也相当出色。比如，作者将1930年代崛起的社会经济史作为“会通史观”与史料史学结合的一种健康取向，认为它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这是对社会经济史存在的意义准确而充分的估计。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基本方法；历史学方法包括传统的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主要指经济学的理论、概念。⑦经济史合此两种方法而用之，正是融史观、史料两派的优长为一体。
以上是我们在读本书时所看到的优点。同时，对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现状的估计，作者可能是过于乐观了。我们以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尽管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但问题仍然很多，已经出现日益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是中国史学的家务事，更有国际史学变动的大背景。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应对危机、战胜危机，既善待中国经济史学的已有传统，又融入国际经济史学的主流，当是出路所在。
总之，就我们所见，在对20世纪中国史学形态的更替进行宏观探讨方面，本书应当是迄今为止的最有深度的论作，其对百年史学演变线索和趋势的把握尤具卓识。本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有可能开辟了一个新局面，或许会为同类研究和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示范和启迪，因此值得向学界推荐。
注释：
①此书由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②参见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③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④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1941年2月。
⑤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载《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6页。
⑥李伯重：《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⑦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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