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形成中的政府投资主体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力资本论文,主体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市场失灵、外在性与政府行为
在人力资本形成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其表现为：微观市场主体从个人追求利益和需求的角度出发进行投资，这些投资往往只是从满足个人利益出发进行，如企业只注重特殊性培训的支出，而对普遍提高职工素质的一般性培训则缺乏应有的积极性。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使得个人对人力投资缺乏全面科学的决策基础，因而所做出的投资选择往往与实际的社会需要不相一致，造成投资的浪费，而这种浪费比起一般的物质资本投资的浪费要大得多，它不仅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而且如果大量的供求失衡则会导致国家经济增长的损失。
有些人力投资属于公共用品或半公共用品，个人或企业不愿或根本无力进行这项投资，如公共卫生、医疗保健、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投资等。在劳动力迁移中的人力资本形成问题上，有些投资是个人无法实现的，需要政府支持，如将众多无法从本地脱贫的人从赤贫地区迁移出来，实现易地脱贫，这一迁移是个人无法实现的，需要政府支持。
市场机制在扩展教育机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灵。表现为：在满足中上等收入家庭的私人要求方面，做得相当灵活，然而在为农民子女和一般的穷苦人家，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居民提供额外的教育服务方面，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讲，都是极其欠缺的。也就是说，在完全依靠市场调节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下，富人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远远大于穷人家庭子女，而教育将是增加知识、技能，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因此持久的贫困不仅使自身难以得到有价值的技能，而且通过家庭传递机制，其子女也将处于贫困及无力接受人力投资的困境中，这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需要有政府行为加以矫正。
按照新增长理论所述，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然而在经济落后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难以自身形成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投入的良性循环。由于在落后地区教育投资过少，使资本边际产出率低，这样必然使不发达地区的资本和人力流向发达地区，从而使一国的资本和人口都集中于一些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这便进一步加深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在人力资本形成问题上，政府投资与外在性紧密相联。所谓外在性就是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及收益。外在性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其划分取决于个人是否无偿地享有了额外收益，或是否承受了不是由其导致的额外成本。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健康、知识、技能以及由此引起的文明、创造力、创新、发明具有很强的积极外在性特征。这些知识具有公共用品和半公共用品的性质，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表现在消费者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而且新的发明往往由于降低生产成本而使消费者受益。例如，像激光和半导体这样的发明，由于提供了新产品，并使随之而来的产品能在较少的费用下生产出来，最终使消费者受益。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实际上，专利和政府法律使发明者能得到比没有它们时更大的报酬。
在存在正的外在性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物品供给不足的现象。这时需要通过政府行为增加供给。在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上，积极的外在性如何引起供给不足？在这里，私人边际收益仅仅包括个人或家庭所获得的收益，但是由于增加人力资本投放提供了积极的外在性，社会的边际收益将超过个人和家庭仅仅考虑的私人收益，此时私人所投入的金钱和时间等资本数量少于就整个社会而言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投资数量。积极的外部性说明了单纯依靠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根本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需要政府行为加以补充。
二、人力资本形成的外在性解释
舒尔茨认为，应当把由人力资本所带来的各种未来收益中由个人或家庭获得的未来收益与其他人及其他家庭获得的未来收益，明确地区分开来。在教育收益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属于受教育个人的教育投资收益。“作为邻居和纳税人的其他家庭都将得到某些收益”，此外“还有一些与雇佣相联系的收益，它们归属于在一起工作的工人和雇主”。因此“必然会存在一个已在社会中广泛扩散开来的教育收益序列”。
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表现为追求自我福利最大化的选择，这一选择呈现严重的外部效果。当人们已超越初期的“温饱阶段”之后，其效应函数马上会发生日益放大的效应，人们不会简单地满足于在“衣、食、住、行”这类物品之间进行选择，并且达到效用最大。中国的孔子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都有过“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观点。这种伦理实践上的巨大差异必然会通过个人行为影响到外部世界。仅从行为学的观点看，例如当马斯洛（Maslow）所论的“自我价值实现”（Self—actualization ）这类行为动机在效用函数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后，人们追求自我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就会呈现出明显的“外部效果”，即在基本生活满足以后，社会成员必然面对各种不同的基本价值以及价值选择问题，而当人们追求自身价值实现时，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利益。
在近几年出现的新增长理论中，人们广泛地阐述了人力资本外在性问题，并以此解释经济增长。最早对外部性进行讨论并用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是由阿罗提出的。阿罗不满意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看成外生变量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他借鉴了卡尔多将技术进步视为资本积累决定的观点，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表现在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其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其生产率。这里（阿罗暗示了投资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增加来推动生产的增长），阿罗将技术进步看成由经济系统（这里是投资）决定的内生变量，并通过假定知识是一种非意愿商品（即投资的副产品）而使技术内生化。
罗默沿着阿罗的思路考察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中，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罗默假定企业可以自由退出科研开发领域；每一项技术发明的产权都受到永久保护，所产生的“租”用来补偿该企业在研究开发中的费用。罗默的另一重要假定是知识的“溢出效应”，虽然专利权保护发明人的利益，但不能防止其他科研人员利用这些知识去完成下一项知识的生产。知识的生产是排他性的，因而产生了知识的溢出效应。另外，知识的生产需投入人力资本和原有的知识累积；积累的知识越多，用于生产知识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就越高。基于这些假设，罗默证明：人均收入增长率与社会投入研究开发中的人力资本比重成正比，与人力资本在研究开发中的边际产出率成正比，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比。罗默把知识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专业化知识和一般知识相结合，不仅使知识、技术、人力资本自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也使其他追加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的收益递增。专业化知识的递增收益形成垄断利润，而这一垄断利润又成为新产品开发和研究的资金来源。这里，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且因使资本与劳动等要素的收益递增而产生一个“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式”。罗默认为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正是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劳动）的存在而无限降低。据此，罗默认为，知识溢出对于解释经济增长是不可缺少的。
罗默强调经济增长来源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卢卡斯则直接将经济增长归之于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卢卡斯借鉴了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人力资本概念，把劳动划分为原始劳动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不仅投入原始劳动，而且要投入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人的一般技术水平，卢卡斯在这里采用的是广义的人力资本概念，它不仅包括蕴含于人体内的知识、技能，还包括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知识和技术。需要指出的是，在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中，首先引入了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概念，即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这种外部性的大小可以用全社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来衡量。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解释为：向他人学习或相互学习。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会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但他并不因此而得到收益。其次，卢卡斯在此基础上建立两个概念，其一，每一个家庭的儿童人力资本的投资都对社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有贡献，一般均衡的增长轨迹是每个家庭都“预期”到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将要达到的水平，并作出相应的私人投资决策。其二，人力资本的私人投资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子女的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率就越高。基于这两个假定，卢卡斯证明，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正比于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率、社会平均的和私人的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边际产出率，反比于时间贴现率（贝克尔理论中用于确定世代之间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卢卡斯模型还假定经济存在两个部门：消费品和物质资本生产部门，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与宇泽模型——通过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从而将索洛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中的两部门相似）。人力资本的生产技术被假定与投入该部门的人力资本规模呈线性关系，物质资本生产部门则在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作用下显示出收益递增现象。在卢卡斯模型中，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对于理解经济的实际增长进程都是重要的。卢卡斯还通过经验研究证明了他的观点。例如印度人均产出是美国的1／15， 两国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即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性）可以分别解释两国生产率差异的40%和60%。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既具有内部效应也产生外部效应。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指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可以给他本人带来收益。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指个人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但个人并不因此而获益，因而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就是指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正的外部性。
由于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在卢卡斯模型中，不存在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人力资本的投资将过少。
斯托齐根据阿罗的边干边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斯托齐模型中，边干边学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厂商在生产中积累知识从而使商品的生产成本降低。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商品数量的增加，而且体现于商品质量的提高。由于消费者更偏好于优质商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优质商品不断被生产出来，而较低级商品逐渐被淘汰。边干边学表现为一种创造性过程。与罗默及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类似，知识的外部性（边干边学）是经济增长之源，竞争性均衡增长一般是一种社会次优。如果经济中存在一个“不学习”的部门（即技术停滞部门），经济可能处于一种“非增长陷阱”，即技术进步率和增长率都为零。为了使经济增长，需要进行政府干预以突破“非增长陷阱”。
在新增长理论中，阿尔文·扬用另一种不同的增长模型得出了与卢卡斯相类似的结论。在扬的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发明和边干边学共同作用的结果。新发明提供的生产潜力通过边干边学而得到实现。由于扬假定边干边学过程呈现强烈的收益递减，因此如果不存在持续的新发明，边干边学过程是不可持续的，假定新发明以一外生的比率增长，边干边学导致了经济实现持续内生增长。
罗默与卢卡斯建立了新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多，人力资本的生产率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在罗默与卢卡斯的描述中，一些国家人力资本的积累突破某一界限，社会总人力资本的增长就会达到一个“高水平均衡”，这是目前发达国家的情况；而那些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力资本生产的过少，从而被锁定在“低收入陷阱”之内。
以上的分析都说明，人力资本具有强烈的外在性特征。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外在性的存在，使得当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个人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量将会太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对此，罗默提出政府可以向生产知识的厂商提供补贴，或在对知识生产提供补贴的同时对其他生产课税。阿罗假定全经济范围内存在技术的溢出，因此不存在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善。
三、人力资本形成中的政府行为
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动机与个人和企业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的投资行为动机不同，它是为了满足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发挥其公共职能作用的需要。在不同体制下，甚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受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策性等因素制约和影响，政府的公共职能往往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相应地政府的投资行为动机也不尽相同。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政府之所以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对人力资源，尤其是对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和利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被作为市场与市场调节的补充者和矫正者，其职能被限制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内。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及其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动机就是弥补和消除市场调节在人力资本形成中可能带来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一般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动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经济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国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文化和技术素质状况，取决于由国民所组成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优劣。若从经济的角度讲，人力资本投资能为国家生养出健康的国民，培养出各类具有特定劳动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若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角度看，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发展又往往关系着一个国家精神风貌、民族文化及其精神财富的传播和继承，关系着民族素质，民族政治，文化及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一般地讲，人力资本形成的部分经济价值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市场的自动调节而有效地实现，但其社会、政治和文化价值由于能为社会和国家带来相应的公共利益及整体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等，一般不可能像其经济价值一样能够通过个人和市场的力量得以有效实现，而只能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满足。因此，政府对社会、政治、文化及道德素质提高，整体经济持续增长等目标的追求就成为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如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卫生防疫研究，预防和根除流行病的发生；通过对义务教育进行投资，对非义务教育进行补助，促使本民族文化和道德素质得以普遍提高，并能培养出适合社会特殊需要的专门人才。
第二，实现人力资本形成中的机会均等。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价值虽然能够通过个人及家庭的努力和市场的作用来实现，并使其得到相应的经济收益和满足，但受个人家庭状况、所处地区的制约，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这种经济价值和利益满足。因为从现实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意义必须以个人或家庭能正常地提供孩子的营养、医疗保健，正常地接受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正常地依据利益原则实现就业迁移为前提。而这些条件或机会的获得都受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的制约。这样，那些出生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偏远地区，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就得不到起码的营养、保健及应有的教育和培训，而这些正是决定一个人未来收入高低，乃至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关键性因素。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社会有责任和义务来保障每个人都能享有起码的营养、健康及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力。这就需要通过政府财政职能，平衡地区收入差别，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由政府创办教育，或对个人提供相应的投资补助，以便消除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各种制约因素。
第三，弥补和调节个人、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足及缺陷。在人力资本形成问题上，个人、企业和政府一般都有其特定的投资领域和范围。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对教育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原则上讲应首先充分发挥个人和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但是，由于个人和企业的投资具有天然的“自发性”特征，容易受到干扰和影响，可能出现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不足或短缺，从而影响国家人力资本的合理组合。因此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后调节者，就需要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必要的补充，或通过制定政策对个人投资加以引导，以弥补个人和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及缺陷，保证经济均衡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要。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特征，因此需要政府进行投资。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既要补偿个人投资的不足，同时也担负着对单纯市场调节条件下的市场失灵的矫正任务。该投资既受人力资本自身形成规律的制约，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投资总量既定的前提下，政府投资在各种形式上的比例以及在每一种投资形式内部如教育各个阶段的比例，都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自身的健康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和投资发展战略的选择，不能只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自身特征与发展规律出发，仅仅考虑其自身的需要，还应该将这一问题放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全面的分析考虑，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出比较合理的，既符合人力资本自身特征与发展规律，又能适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政府投资发展战略，这应是制定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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