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反贫困：心理学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心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1.1 心理学视野下的贫困问题
目前全球仍有19.4%的人（10.15亿）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更有50%的人（26.14亿）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以下[1]，经济局部繁荣下的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它极大地妨碍了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的公正[2]。众多研究表明，穷人的主观幸福感比普通人要低[3]；中国的调查也显示，分别有54.6%和66.4%的城镇和居民认为，贫穷是其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4]。因此，如何理解贫困以及与贫困有关的心理模型和决策过程，并促进人类的幸福与公正，便成了心理学家的一项重要使命。
美国心理学会2000年通过的《关于贫困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决议》指出，“心理学家应当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尊严和价值……心理学家作为研究者、服务者、教育者以及政策的倡导者，有责任去更好地理解贫困的原因及其对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从而帮助预防和减少贫困的蔓延”，并“对那些维护和容忍贫穷和社会不公政策的人和集体以及他们对穷人的偏见和消极态度，要做更多的研究”[5]。
心理学在贫困领域最具开创性的工作，是Feagin在1969～1972年间对贫困归因进行的研究。他针对战后经济繁荣之下的“另类美国（即美国的贫困）”问题以及美国在福利改革面前的矛盾与彷徨，在全美展开了贫困归因及其与福利政策关系的调查。结果得到一个“个人—结构—命运”的三因子归因模型，并显示，新教徒、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中产阶级更倾向于认为，贫穷是由个人因素造成的，因此他们对福利改革持较低的支持态度[6]。
受Feagin研究的启发，各国心理学家纷纷在本土及跨文化领域展开贫困归因的探索（如英国的Furnham，澳大利亚的Feather，土耳其的Mor
l，黎巴嫩的Nasser，印度的Pandey和Sinh等[7～11]），并在贫困问题研究上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如认为贫困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心理学家的使命即在消除人们对贫困原因的刻板印象，帮助社会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贫困问题[12]。
截止到2000年，美国心理学会(APA)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也已由第35分会（女性心理学分会）的单独发起，到成立专门委员会（城市促进委员会），为各个领域的心理学家共同参与反贫困这一涉及众多领域的事业搭建合作平台，建立了包含从个体、家庭、社区、政府、政策等各个水平上的心理学家专业团队。此外，美国心理学会(APA)第9分会（社会问题分会）还拥有会专门关注贫困问题的期刊——《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ocial Issues)，其名下的《社会问题通讯》(SPSSI Newsletter)和电子期刊《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对贫困问题也有专门的涉猎。
1.2 中国的贫困问题与贫困心理学
建国初（1949年后）中国官方秉承马克思的传统，将贫困归结为制度问题，建成了庞大的集体主义福利体系（单位的或公社的）。但中国仍然拥有众多的贫困人口，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的有1.8亿人，占总人口的14.0%，不足两美元的更高达5.33亿人，占41.6%[1]。尽管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但贫富分化及新型贫困等一系列问题，使得“经济增长”战略下的国家扶贫计划的有效性常常遭到质疑[13]。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我国经过50多年的发展，仍然没能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还未能建成一个稳定的福利国家，让人人都能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呢？或许，心理学对贫困归因的研究在这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实际上，人们对贫困的理解十分复杂，因此，人们在对待减贫工作、对待贫困人群以及对待重新分配财富的资源配置问题上，也难以达到整齐划一。而且，在我国关于贫困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概念思辨层面，焦点仅仅放在贫困的度量和发生率等上，或者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分析政府的反贫困政策效应[13]，而很少有深入的实证研究；或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引进西方的各种反贫困理论和经验，或者从教育引导的角度对贫困人口（主要是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展开调查[14～16]，但仍然鲜有对贫困背后的心理机制的关注。
Shek首次在中国香港人群中尝试贫困归因的实证研究，并发现了一个四因子的模型（个人问题、剥削、机会缺乏和命运）[17]。但因为香港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香港政府每月给一个四口的贫困家庭的补助是9450港币，而大陆2005年的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才3255元人民币，即大陆农村的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收入才比香港的月贫困补助略微高一点），香港的贫困家庭难以涵盖大陆地区最典型的贫困群体，如农民和农民工，因此很有可能，大陆人群对贫困的归因与香港人有所不同。
吴胜涛、张建新等人研究了大陆城市农民工，探讨了其贫困归因的结构及其人格、社会差异。他们通过中国版贫困归因问卷(PAQ)的编制和因子分析，发现了农民工群体的“负担命运—制度不公—科教素养—个人家庭—地理环境”五因子模型，同时还发现某些人格特质（如人际关系性、韧性、尽责）以及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对贫困归因有影响。当然，此研究结论由于样本的局限性，还难以推论到整体中国人群[18]。
我国关于贫困的心理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要想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贫困问题，并努力寻求可能的干预方案，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2 贫困研究的思路
2.1 贫困研究关注焦点的变化：
心理学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始于对贫困现象的描述，早在美国总统约翰逊1964年提出“向贫困开战”以前，这种描述就已经在社会心理学中出现，如奥斯卡·刘易斯1959年曾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穷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即“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持续蔓延，使得贫困在其保护下得以维持和繁衍[19]。尽管贫困文化由于被误以为“指责穷人”而受到严厉批评，但却激发了心理学家对贫困背后的心理机制的关注，一直到今天仍有心理学研究为其提供证据支持，甚至寻求贫困文化的客观度量[20,21]。
一些心理学家显然并不满足简单的描述研究，他们开始对这些描述作进一步的反思，如检讨心理学家们的阶级立场、心理学自身对贫困的忽视，以及社会对贫困的刻板印象。特别是Bullock等人对穷人的媒体形象(Media Images of the Poor)的研究表明，尽管多数媒体的语气是中立的，描述了穷人的种种困境，并表达了对穷人的同情，但鲜有对贫困的背景分析和对贫困原因的阐释[22]。
此外，随着联合国2000年将贫困定义为多维“幸福感的剥夺”(deprivation in well-being)，心理学家又再次将目光聚焦在贫困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上。如Lever等人的研究发现，和普通人相比，穷人的工作自尊、竞争性、主观幸福感更低[23]。
2.2 贫困归因的几种模型
心理学将归因理论应用到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贫困研究范式。
Heider的归因理论认为，人们有两种强烈的动机：一是形成对周围环境一贯性理解的需要，二是控制环境的需要。要满足这两个需求，人们必须找出事件的原因，从而能够预测他人将如何行动。事件的原因分为两种：内因（态度、人格和能力等）和外因（外界压力、天气和情境等）。Weiner进一步说明了归因结果对个体以后成就行为的影响，把成功与失败归于内部或者外部的原因时，会引起个体不同的情感与认知反应[24]。那么，人们对于贫困会有怎样的归因，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会影响人们如何从事反贫困的工作。
Feagin在美国的研究发现贫困归因的三维度模型，三个维度分别为命运（如坏运气、疾病等）、结构（如低工资、失业、歧视等）以及个人（如没能力、不努力、道德松懈等）[6]；此后的许多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因子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美国人更倾向于作个人归因，将贫困归于穷人的自身缺陷；而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在贫困问题上则略有不同，更偏重作结构归因。相应的，美国人所制定的福利政策也更趋保守[8,25]。
在欧盟国家对贫困归因进行的研究则发现了四维度模型，4个维度分别为个人指责、个人命运、社会指责和社会命运（如，贫困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通常，西欧国家的民众更倾向于指责社会，而东欧国家更倾向于指责个人。因而，在国家政策层面二者体现的不同就表现为，西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已发展成较为成熟的工业化福利国家[26]。值得关注的是，欧盟民意调查中心已将民众对贫困的归因态度作为欧洲社会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一项重要指标，并进行了30余年的跟踪研究，以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参考[27]。
心理学家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贫困归因研究目前也得到了若干有趣的结果。Nasser等人以黎巴嫩学生为样本，得到了一个4因子的贫困归因结构，分别为结构归因、个人归因（个体现状）、命运归因以及个人归因（指责贫困者群体）[28]。他们又以印度学生为样本，得到了一个六因子的贫困归因模型，除了结构、个人和命运以外，还有错误政策、个人原因（外部相关）以及社会因素这3个因子[29]。如前所述，吴胜涛等在中国所作的研究也发现，除了负担命运、制度不公、个人家庭、地理环境因子以外，中国农民工中还出现了独特的科教素养因子[18]。
上述各项研究均是在一个国家或联盟内进行的，可称为本国贫困归因研究，但跨国的贫困归因（如发达国家的人们如何看待发展中国的贫穷问题）又会是如何呢？1990年，Harper等人调查了英国人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归因，得到一个4因子的结构，即指责穷人本人、指责穷国政府、指责穷国的自然环境以及指责富国的剥削[30]。
在跨国贫困归因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与“行动者—观察者偏见(actor-observer bias)”有关，即评价者（它国观察者）在归因被评价者（穷国的行动者）的行为时，是否会更倾向于作内部归因，而在对自身行为进行归因时，更倾向于作外部归因——观察者高估内部的个人因素，行动者高估外部的情境因素呢？然而有趣的是，Carr与Maclachlan1998年在马拉维和澳大利亚所作的跨国贫困归因对比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马拉维被试反而比澳大利亚被试作了更多的内部归因和更少的外部归因[31]。
2.3 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虽然贫困归因研究已经成为贫困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甚至成为重要的官方指标，但是此种归因理论似乎在反贫困的工作中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因而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比如，贫困归因研究多依赖个体的纸笔测验，而这些测验的整体性和内部一致性很容易遭到质疑；贫困归因测验的项目和因子结构具有样本和国家的特异性，对于不同背景下的目标群体很不稳定；此外，传统贫困归因研究多忽视了归因的结果和功能，导致“基本归因偏差”（高估个人因素、而低估情景因素），从而将关注点集中在那些无资源掌控能力、无力改变现状的弱势群体（如穷人）身上。所有这些不足都使得归因研究“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于开展反贫困工作毫无助益”[32]。
Harper主张开展一种在经济和政治上有用的、话语途径(discursive approach)的贫困心理学研究，此类研究要选择和针对那些对于改变贫困状态有效的目标群体，诸如媒体、慈善团体、政府官员、金融机构等，并呼吁通过对那些掌握物质资源的人进行干预，来达到减少贫困的最终目的[32]。
3 贫困归因的测量
贫困归因一般采用纸笔问卷来测量。最初的研究者根据理论构想编制了11个项目、3个维度（个人、结构、命运）的贫困归因问卷，受测者按照3点量表（非常重要、有点重要和不重要）对问卷项目进行应答[6]。澳大利亚的Feather继承了这种测量方式，并对这11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支持了Feagin的三维度构想[22]。欧洲社会晴雨表系统则简化了Feagin的三维度测量，分别用3个项目（“运气不好”“懒惰和缺乏意志”和“社会不公正”）代替，另外增加了“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和“都不是”两个项目，形成一个由6各项目组成的调查表，直接对公众进行“5择1”的施测[27]。
后续的研究者们所使用的量表和具体项目不尽相同，但大多是在Feagin的三因子结构（个人、结构、命运）的基础上，根据研究者的理论和目标群体的具体情况编制不同的贫困归因量表。例如，Harper等人编制的第三世界贫困归因量表共有18个项目，采用Likert五点记分（1=非常不赞同，2=不赞同，3=不知道，4=赞同，5=非常不赞同），所得到的4个因子共解释56.1%的方差[30]。Nasser在印度施测的贫困归因量表有16个项目，五点记分，所得6个因子共解释55.96%的方差[29]。Hine等人编制的发展中国家贫困归因量表由23个项目、5个维度构成（初始量表有40个项目），采用十点记分（1=极端不重要……10=极端重要），各项目的因子载荷均在0.55以上[33]。
中国测量贫困归因的量表有两个版本。Shek编制的量表由10个项目、4个维度构成，采用Likert六点记分（6=非常不赞同，5=比较不赞同，4=有点不赞同，3=有点赞同，2=比较赞同，1=非常赞同），各分量表在所施测的3个样本群体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从0.69到0.95不等[17]。吴胜涛等人在大陆农民工群体中施测的量表由32个项目、5个维度构成（初始量表有50个项目），采用Likert五点记分，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从0.66到0.75不等[18]。
可见，心理学家在贫困归因的测量方法上，虽然在Feagin的三因子结构基础上发展了众多的贫困归因量表，但各种量表的项目范围、施测方法等仍有较大的差异，这对于跨国贫困归因研究无疑是不利的，也是导致存在各种不同归因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影响贫困归因的各种因素
研究发现，贫困归因依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学变量不同而存在差异，它与受测者的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宗教、种族和国籍等相关。
其中年龄被看做是贫困归因方式是否随代际好转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西方和香港的研究均表明，年轻人更倾向于作制度归因，因而更有利于制度的改良。但对中国内地农民工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制度归因倾向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与西方的结果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农民工被试年轻时对制度不公感知较弱，等年长逐步有所感知后，却已年老体衰，中国被试在贫困归因上的年龄逆转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福利改革迟缓的问题[18]。
一些研究对比了经济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贫困归因，多数结果都显示出“行为—观察者偏差”，即经济劣势群体倾向于将贫困归于外因（如经济环境，政治气候或歧视），而经济优势群体则更易做出指责穷人（如，努力不够，素质不高等）的个人归因。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失业者和就业者（或学生观察者）的对比研究中[33]。当然，也有研究发现，弱势群体一方面存在对外部因素较高的归因，同时也存在着较高的个人归因，即所谓的“双重意识”(Dual Consciousness)现象，研究者推测，这是因为弱势群体也需要通过个人归因来进行自我精神保护和自我激励[34]。
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政治上趋于保守的被试更倾向于作贫困的个人归因，而改革自由派则更倾向于作结构制度等的归因[35]；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新教徒、白种美国人往往是保守主义的拥护者，因而也更倾向于作个人归因[6]。
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格因素也进入了贫困归因研究的视野。Weiner认为，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人会呈现不同的归因风格[36]。如一些人倾向于指责制度，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指责穷人；或者说，一些人倾向于对贫困作内部归因（如穷人的品质、能力），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作外部归因（如社会制度、地理环境）。Heaven和Nasser关于贫困归因与控制点的研究发现，内控的被试更倾向于作内部归因[37,38]。Furham和Harper等人对公正观(Just Belief)的研究发现，持高公正观的被试也更倾向于指责穷人[30～39]。此外，吴胜涛等人的研究发现，韧性、尽责的人倾向于对穷人的内部行为能力做高的归因（如科教素养）[18]。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关于人格、归因的研究是在跨文化以及本土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彭凯平关于文化与归因的研究更直接地表明，中国人在事件归因与问题解决过程中，与美国人明显的个人取向（内部归因）不同，呈现出中庸、妥协的特征[40]。因此，对贫困的归因风格与不同文化群体下的人格也可能存在某种关联。吴胜涛等人的研究发现，具有高中国传统人格的被试更倾向于指责与经济现实直接相关的地理环境与生活负担，而既不去指责深层的制度不公，也不去指责自己唯一可以直接控制的个人家庭因素[18]。
5 评价与展望
以人类幸福为己任的心理学总是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局部繁荣下的贫困问题一经浮出水面，便进入了心理学家的视野。经过30多年的发展，贫困心理学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对象、寻找新的视角，从而使得心理学家与其所生活的社区、社会的福祉紧密相连，特别是美国心理学会已将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确立为心理学家的职业使命和科学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已建成较成熟的贫困心理学研究体系，且已经与官方民意调查指标和公共政策结合起来。相比而言，发展中国家本土的贫困心理学起步较晚，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贫困大国，即便和印度相比，对贫困心理机制的研究也还是非常薄弱的；而非洲国家的贫困心理学，就目前的文献所及，还未见他们的本土研究成果。总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国家还需要做出更多本土研究的努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贫困的理解的偏差，也应成为研究的焦点。
关于目标群体，目前的贫困归因研究还主要将对象集中在大学生和贫困扶助对象身上，而像Feagin以及欧盟国家的大规模民意调查以及Bullock等人对墨西哥移民农场工人（Mexican immigrant farm workers，和中国的农民工还有所不同）的研究[41]，则是十分缺乏的。美国心理学会呼吁要对穷人中的一些特殊群体（如妇女、老人、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流动工人、艾滋病患者等）作更多的研究[5]。至于掌握话语权的群体和机构，更应成为了解和干预的对象。
贫困心理机制的测量目前主要局限于贫困归因领域，但即便是贫困归因的测量方法也不统一，使得横向比较与纵向追踪研究变得困难；而且，传统的纸笔测验几乎垄断贫困心理学的研究，使得测量的信、效度并不理想。未来的贫困心理学，测量方法上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比如将内隐态度测量(measuring implicit attitudes)[42]的方法引入到贫困归因及其他贫困心理机制的度量领域。
贫困的心理机制（如归因、决策）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人格因素是一个新的方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挖掘出容忍制度不公的因素，并努力寻求可能的人格、社会干预方案。此时，关注更多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公共政策，是紧迫和必要的。美国心理学会甚至倡议，心理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也应对贫困问题有更多关注，以便让更多的和未来的心理学家在理解贫困问题以及面对穷人的心理需求时，对与贫困有关的多元社会有更多的敏感和文化沟通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5]。
当然，我们并不奢望一两个贫困心理学的研究就能解释涉及如此多经济、社会因素的贫困问题并推动减贫工作的戏剧转折。事实上，我们早已认识到，心理机制不是影响助贫、脱贫的政策和行为的唯一因素，但以往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这可能是更好地理解贫困和从事减贫工作的开始。
收稿日期：200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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