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大国产业战略与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产业论文,大国论文,危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0）09—0084—12
一、引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产业分工的拓展与深化模式，较以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沿着日益细分的全球价值链（GVC）组织国家间的产业转移，一个跨国界的生产、分配网络开始逐渐形成[1]。工业化大国纷纷通过制定和实施新的产业战略，致力于维持或改善在全球价值链（GVC）上的分工位置，故GVC也被看成是“市场实力链”（Market Power Chain）或“利得分配链”（Interests Payment Chain）[2]。经过激烈的竞争与筛选，“最具研发实力、融资能力、品牌开发能力以及人才吸引力”的跨国公司成为计划（主导）整个价值链的“系统集成者”（诺兰等，2006）。系统集成者在母国的支持下，加快全球扩张的步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化大国产业发展战略的演变趋势。借用诺兰[3]的话，全球价值链（GVC）上的各级供应系统、分销系统，以组织优化重组的方式，响应来自系统集成者直接或间接的压力，从而在GVC上形成大规模的“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越是接近“瀑布效应”的源头，组织关系就越稳定，竞争者的进入壁垒就越高。作为工业化大国的“代言人”——系统集成者，充分利用了这种战略优势地位，获得巨大的贸易分工利得。工业化大国的产业战略调整催生了一个相对稳定、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发达国家稳居分工链条的高端，发展中国家则被不断逼向分工链条的末端。
在新价值链延伸的过程中，因部分新业务环节源于对传统产业的价值附加或业务融合[4]，工业化大国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与技术实力，抢先发展新兴战略产业①，进而巩固其系统集成者地位，积极为在新的全球价值链（GVC）上形成“瀑布效应”积蓄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新兴战略产业不仅是走出产业升级困境的希望所在，同时也是角逐新价值链上分工优势位置的有力武器。如何通过密切跟踪高科技的发展趋势，以产业创新为导向，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对于后起国家“能否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争取到更大的战略空间，从而确保挤进新的产业分工链，并占据一个有利位置”至关重要。工业化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在后危机时代将会进一步激化。面对工业化大国快速更新的产业创新战略，以及系统集成者强大的“产业计划”② 势能，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思路和产业政策体系面临严峻挑战[3]。深刻认识二十一世纪工业化大国产业战略的本质特征，以及新的国际产业分工链的演变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突破传统政策思维的束缚，选择正确的新兴战略产业发展路径意义重大。
二、后危机时代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新变化
世界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加剧了各国对市场、能源和资本的人为保护与争夺，致使传统产业领域里的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进入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乏力，环境约束加剧，工业化大国为尽快启动新一轮增长，积极更新发展理念，主动寻找新的产业切入点。建设“低碳经济”社会与发展，以“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兴战略产业将是今后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的主要方向。产业创新势必导致国家间的产业转移，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将会发生变化，进一步呈现出“非平衡态”的特征。与以往不同的是，新时期的国际产业分工调整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阵营，新兴战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GVC）的高端环节打开了缺口，有可能为后发国家改变弱势分工地位赢得重大机遇。中国等后发国家对进一步实现本土产业功能性升级的诉求，会从根本上威胁到旧制度、旧体系，将成为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新变化的关键动力来源：
1.后危机时代的特点及趋势
进入后危机时代，工业化大国一方面积极采取新的政策措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为了缓和国内高失业率带来的社会问题，纷纷以维护国民健康、环境保护为由，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化工业品制定更为严苛的质量、检测、排放标准，在控制国内市场的同时，压缩发展中国家的活动范围和利益空间。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尽快从根本上摆脱“代工者”地位，挤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势必会被锁定在国际分工链的末端，本土产业将长期受制于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期努力，缩小了与工业化大国在资金、技术以及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即使不是势均力敌的竞争者，也被视之为极具威胁的“挑战者”，工业化大国已不再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唯一”仲裁者。发展中国家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人类社会需要同时应对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成为后危机时代的典型特征。世界主要国家已形成共识：只有通过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建设“低碳经济”社会，才能够从根本上缓解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对立。在这一背景下，工业化大国将建设低碳经济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开始着手构建以新能源、新材料等为核心的新兴战略产业体系，为“低碳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可以认为，建设低碳经济，通过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抢占竞争制高点将会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竞争的主流趋势。
2.科技革命推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
与前几轮科技革命不同，新的科技革命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科技成果不再由少数国家独享，能够惠及价值链上各个分工层次的不同国家——不论是占据强势地位的工业化大国，还是致力于民族产业升级的发展中国家。但工业化大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相对地位仍未发生质的变化，据Matthew Mahutga[5]的研究，新的全球性技术更替（global technology shift）并没有结束几个世纪以来的结构性不平等（strctural inequality）情形，“优胜者”（winners）与“失败者”（losers）双边对峙的局面依然牢固。“优胜者”群体以美国等发达工业国为核心，包括刚刚挤入部分高端生产领域的新兴工业国[6]；许多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优胜者群体的技术转移，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一步步沦为“失败者”。新技术吸收能力上的差异导致同样的技术变革对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技术吸收能力不仅受本土意识文化的影响，更取决于国家长期的“制度性积累”——包括科技基础设施、资金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培养等[7]。工业化大国科技基础雄厚，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新科技革命的潜能；科技革命也为那些“准备充分”的后发国家实现从“失败者”向“优胜者”的成功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空间海洋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预示着新的产业突破与创新。为了争取尽可能大的战略空间，后发国家迫切需要实现产业的跨越或升级，不应再被动接受工业化大国的“独断性”安排，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新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工业化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科技与产业”的“博弈”，赋予后危机时代更加深刻的内涵。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工业化大国加速传统产业的垂直分离，不断为新兴产业发展释放空间；发展中国家在继续承接传统产业转移的同时，开始有选择地承接工业化国家剥离的高新技术产业环节或工序。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大国在新兴战略产业领域角逐的信心明显增强，全球价值链上（GVC）的信息传导机制开始由单向变为双向。
3.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模式有了新的发展，为后发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带来机遇和挑战
Humphrey和Schimitz[8]将产业升级分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性升级三种形式。产业升级的动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抢占高端要素分工环节；（2）探索新商机。流程升级提高现有产业活动的效率；产品升级和功能性升级改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分工位置。功能性升级使得国家从事的业务活动“难以复制”，提高新竞争者进入壁垒，给组织带来“更持久、更牢固的竞争力”，是增强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9]。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功能性升级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除面临本土市场容量、技术储备等客观障碍外，还面临工业化大国的打压。Schmitz和Knorringa[10]的观察发现，因后发国家对产业功能性升级的诉求，威胁甚至侵蚀到原有利益既得者的核心业务（core activities）（产品设计、标准制定和品牌营销等），在实施过程中必将遭遇各种形式的人为干扰。在由购买者驱动（Buyer- driven global value chain）的价值链上，工业化大国极力压低标准工业制成品价格，通过品牌优势，控制分销渠道，阻止后发国家进入下游销售领域；在以生产者驱动（Producer- driven global value chain）的价值链上，工业化大国垄断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在高科技产品与核心零配件生产领域牟取巨额利润。面对“上挤下压”之势，后发国家要想在传统产业领域实现产业功能性升级，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
由新科技革命催生的新兴战略产业，为后发国家挤进新的全球价值链（GVC），实现产业功能性升级提供了一定机遇。工业化大国为了给新兴战略产业释放资源空间，不仅剥离非核心业务，其核心业务的某些环节也需要发展中国家来承接。后发国家应利用机遇迅速累积高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经验，缩小与工业化大国的技术差距，抓住新全球价值链（GVC）未完全形成的有利时机，培育挤进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新生力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要从根本上摆脱危机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要“依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11]，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势提高自身在世界竞争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为本国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
三、工业化大国的产业战略与“瀑布效应”的形成
为了继续维持危机前的绝对强势地位，工业化大国纷纷推出以产业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产业战略，努力在新全球价值链（GVC）上形成“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进而以最低的成本，协调价值链上国家间的产业分工与转移，以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瀑布效应”在进一步稳固由工业化大国所集结的“核心利益圈”的同时，使得后发国家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过程，面临着严峻挑战。
1.工业化大国的战略目标
一直以来，工业化大国强调以多维、全面的视角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在保证高效整合资源的同时，激发微观主体对最大化利益的追逐，最终达成合意的竞争性均衡。在他们看来，只有充分带动本土高校、非政府组织和跨国企业等机构整体实力的提高，才能形成持续的国家竞争优势[12]。通过产业发展战略跨组织、跨区域的影响力和集约力，工业化大国成为全球产业体系名副其实的主导者。“最具研发实力、融资能力、品牌开发能力以及人才吸引力”的跨国公司成为实际组织GVC的核心公司（core firm）[3]，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系统集成者”③。
系统集成者与追随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系统集成者控制了能产生最大利益的“关键资源（产品设计、新技术、品牌以及消费者需求等）”[14]。依照Ruigrok和van Tulder[15]看法，系统集成者作为“产业联合体”的核心，主要任务在于整合“全球资源”，维持对全球价值链（GVC）各个环节的渗透力。在联合体内，集成者一方面协调供应商、工人和经销商之间的活动，防止交易出现断层；另一方面与各国金融家、政府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及时把握最新发展动向。正是透过这个覆盖全球的关系网络，系统集成者突破自身的实体局限性，执行母国的战略目标，将发展意图传递给全球价值链上各层次参与者。
自二十世纪末开始，工业化大国的跨国公司为适应日益细化的产业内分工，开始以外包方式让渡大部分标准工业品的实体生产环节：一方面，控制核心技术，牢固占据高附加值生产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得到“代工者”位置，人为压低国内要素价格④，换取竞争的“相对优势”，对全球价值链（GVC）实行超强控制[16]。通过这种“不对称的优势”[17]，工业化大国的系统集成者在全球价值链（GVC）上形成“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极大弱化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产业升级能力，压缩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空间。随着后危机时代来临，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出现的新兴战略产业，使得业已形成的“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对价值链上各层次参与国的约束力减弱，处于全球价值链核心位置的系统集成者和次级系统集成者（一级供应商）开始受到更多、更频繁的威胁与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大国，为了巩固系统集成者地位，致力于取得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尝试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能够引领国际潮流的新兴战略产业[18]，再次抢占高端分工位置，在新全球价值链（GVC）上激发新的“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
2.凭借原有的市场势力和强大组织能力，为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搭建平台
（1）政府为国内企业搭建技术合作平台，激发企业间的“攀比效应”。政府通过组建各种形式的行业协会、科学基金等，为产业界搭建技术合作平台，为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助力。尽管不能完全保证企业会共享最关键的科技、人力等资源，但伴随信息的集中化与透明化，合作平台内企业间的“攀比效应”将会得以激发。按照Messner[19]的看法，企业间技术合作组织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相互模仿和对创新的宣传，改善产业整体的供应能力，并创造出一种内在改进的压力”。技术相对落后的企业，必须奋力追赶，缩小与其他企业在技术开发能力上的差距，或寻求更好的技术合作伙伴；科技实力较强的大企业，在技术合作平台内，更容易察觉挑战者的竞争威胁，提高忧患意识，避免满足于现有市场份额，减少、甚至停止研发投入。一旦形成这种相互比较、相互追赶的技术竞争格局，技术落后的企业要么改善技术水平，要么被迅速淘汰；中等企业为强化与大企业技术抗衡的实力，纷纷联合或并购；大企业内部，新技术研发的步伐加快。产业界内部这种以技术和市场为导向，自发的、非行政命令式的组织集约化浪潮，是工业化大国产业界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率，最大的灵活性适应世界产业更替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抢先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2）促进上下游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为形成“瀑布效应”积蓄内力。作为全球价值链（GVC）的领导者，工业化大国的系统集成者需要同时处理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关系的协调。由于两者互为前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19]：（1）重新组织（reorgnize）母国业务，通过不断整合核心业务（如新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等），剥离非核心业务（标准化生产、原材料加工）[20]，选择最有效的核心环节本土化率。横向协调使得生产的垂直性分离（de- verticalizaion）与品牌的垂直性整合（re- verticalization）并存[1]；（2）重新定义（redefine）和其他公司的联系，即同上下游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关系——与“瀑布效应”的形成密切相关，如图1所示。
图1 “瀑布效应”的形成
注：
表示压力传递（即“瀑布效应”的实现路径）；
表示系统集成
围绕系统集成者的上下游各层次供应商、分销商，响应集成压力，完成大规模的业务改造，甚至进行组织间联合并购，在价值链上形成“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整个过程的完成，既依赖系统集成者及时更新发展意识，提高对核心业务的判断能力，同时又取决于与集成者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庞大产业群能否整体转型与升级，从而支持“瀑布效应”的顺利发挥。换句话说，这些“追随者”必须拥有执行系统集成者“产业计划”（industrial planning）的能力[3]。
对于生产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各级供应商（原材料，机器配件制造等）而言，为满足核心公司的高要求，必须引进新技术，改善业务流程，提高管理组织内部活动的效率；下游销售产业（大型批发商、零售商）努力创新营销技能，扩大现有分销网，为源源不断的商品开拓新市场；提供中间服务的支持性产业（运输业、传媒业等），作为联系全球价值链（GVC）各个业务环节的纽带，不断利用新技术，降低交易、运输成本，全面辅助各级供应商、分销商推广新产品。支持性产业的发展是决定“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效能的“软支撑”。
“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使得“组织优化革命”席卷整个全球价值链（GVC）。上下游产业的成功转型与升级，既是“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带来的结果，又为下一轮“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积蓄内力。率先意识到这一点的系统集成者，以“优胜劣汰”的“强制性”手段，不断对其跟随者发出指令，迫使他们接受这种不进则退的残酷事实。
3.严格控制核心技术外溢，试图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
尽管伴随着技术合作的深化，后发国家的“赶超”使世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水平化”趋势[21]。但因后发国家对全球价值链（GVC）高端分工地位的诉求，违背了工业化大国的战略预期，这些国家常常利用“技术壁垒”手段，阻挠中国等后发国家实现产业功能性升级。Walsh[12]较为深刻地解释了工业化大国既转移技术又封锁技术的复杂心态：（1）新技术快速更替，工业化大国为集中本国人力、资金于核心技术的研发，需要让渡一部分非核心技术的研发；（2）工业化大国“在各个时区建立研发基地，保持研发活动24小时不停歇”，是应对全球高科技产业领域日益激烈的产品创新竞争的必然要求。但发展中国家日益开放的国内市场，并没有换来核心技术，相反，越发依赖工业化国家非核心技术的转移，实现低水平的产业升级。核心生产技术是产业获取“绝对优势”的来源[22]，也是系统集成者迫使全球价值链各参与国（尤其是处于低端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安于现有分工位置的重要手段。工业化大国对核心技术的保护与控制从来没有松懈过，与其说是“研发全球化”，倒不如说是“非核心技术研发全球化”[12]。
由图2可知，系统集成者为降低协调全球价值链（GVC）的成本，必须减少与其发生直接关系的一级供应商的数量，并与筛选出来的优秀一级供应商保持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14]。作为一种结果，来自工业化大国的核心企业和一级供应商组成了“利益联盟”。处于核心利益圈外围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极高的技术壁垒，核心技术的转移仅限于一级供应商与核心企业之间，发展中国家被进一步边缘化。诺兰等[3]从有关航天工业全球供应链的经验研究发现，在国际航天工业供应链的高附加值层次上，“没有一家供应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以中国为例，截至2005年，依然没有一家汽车元件供应商（OEM）挤入世界前五百强。
图2 核心利益圈的技术壁垒与分配利得
面对工业化大国全方位的技术封锁，后发国家的产业振兴战略执行难度进一步加大，甚至只能维持以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悲惨增长”[23]。中国等后发国家，倘若无法突破核心技术障碍，提高本土自主研发的实力，其“产业升级”最终只能被视为工业化大国推行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廉价“副产品”（byproducts）。
4.依据产业发展的特殊阶段对GVC实行差异化管理
依据Veron[24]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发展依次经历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期三个阶段。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需的关键要素不同，从最初的技术要素稀缺，到规模经济时期的资本要素稀缺，再到夕阳产业的劳动力要素稀缺。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GVC）上的高附加值环节也随之发生转移，其转移路径基本是自上游向下游变动。表1提供了“系统集成者是如何在全球价值链（GVC）上选择战略‘据点’，实施对价值链差异化管理”的大致信息。
在创新期内，全球价值链相对较短，甚至没有完全建立，集成者利用其强大的研发实力，占据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产业链上游是牟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关键）；当新技术被少数工业化大国模仿并吸收，产业步入成熟期，集成者开始对手头业务进行垂直性分离，将上游核心零配件的生产让渡给一级大供应商，利用他们的资本实现规模经济，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一级供应商借助于与集成者的合作，分享部分高额利润；产业进入标准期后，技术已不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集成者专注于品牌开发，并创新营销思维，牢牢控制下游分销网络。发展中国家则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入全球价值链（GVC），从事标准化生产，获取微薄的贸易利益。
新兴战略产业正处于产业创新期，新技术的研发实力被认为是抢占新全球价值链（GVC）高端环节的核心竞争优势。工业化大国在宏观上推出“科技新政”；在微观上以系统集成者为核心，促使上下游产业不断改善业务能力，完成组织并购与重组，为在新价值链上激发“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创造条件。工业化大国的产业战略调整为新一轮经济腾飞埋下伏笔，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等后发国家实现“赶超”要比想象的更为艰难。
四、中国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路径
面对工业化大国所进行的战略调整，中国必须加快产业创新与升级的步伐，选择新兴战略产业作为新的增长引擎，避免在“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作用下，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末端。为此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产业发展思路和战略，选择新的产业发展路径。
1.需要重新审视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产业发展战略
正如Kaplinsky[23]所说，参与全球化本身并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全球价值链（GVC）高端势力的挤压下，有时甚至无法获得公平的分工收益。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从本国主客观条件出发，选择有效的产业升级路径。新兴战略产业的兴起是我国实现产业功能性升级的有利契机，能够为日后实现大国崛起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产业分工进入新一轮调整期。中国倘若不能于工业化大国在新全球价值链（GVC）上形成“瀑布效应”之前，抢占高端分工位置，便有可能再次扮演“代工者”角色。新形势下，我们既要加快产业创新与升级的步伐，扭转被工业化大国“俘获”的不利局面，又要协调好国内经济转型出现的各种问题与矛盾。新的产业战略必须立足于：（1）改善本土业务能力。对后发国家而言，挤入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意味着必须满足工业化大国对“产品质量、可靠性以及运输条件的高标准、高要求”[25]；（2）寻求新兴战略产业与国家资源禀赋的契合点。Gavin wright[26]在追溯美国产业早期成功（1879－1940）的原因时发现，其竞争性出口产品竟属于非可再生资源密集型。美国技术开发的优势，实质上主要来源于对本土资源的高效利用（resource- using）[26]。尽管国家资源禀赋并非是产业成功的充分条件（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但倘若利用得好，的确可以形成他国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不应该仅靠模仿发达工业国的政策法令和管理模式，更需要立足国内优势资源，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大企业。
图3大致描绘了我国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路径的四个阶段；（1）发展一批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2）同国际大供应商竞争，努力挤入全球“核心”供应链；（3）与系统集成者结成长久、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4）代替原有的系统集成者。在各阶段目标转换的过程中，越往后升级，面临的困难就越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越关键。
图3 政府在不同战略阶段的不同作用
“技术能力在决定一国嵌入全球生产体系的战略定位的同时，也决定了实现价值链提升的路径选择”[27]。培育本土优秀大企业的核心是帮助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解除制约技术应用与实施的障碍，既是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重点，也是长远的国家产业战略目标。
2.政府在发展新兴战略产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解除制约技术应用与实施能力（TA）的障碍。工业化大国在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时的独特优势，既与其强大的研发基础有关，也离不开对新技术的应用和实施能力。由于将技术开发与技术应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极大缩短了收回前期投入成本的时间，增强资本的流动性，防止再研发出现资金断层，使新兴产业得以持续发展。高效的技术应用与实施能力（TA）已成为工业化大国对后发国家的科技优势之一。为最大限度利用已有的技术资源，加快新技术扩散的进程，我国必须解除制约本国技术应用与实施能力（TA）的障碍。
根据RAND CoRporation[7]的研究，一国的技术应用与实施能力（TA）与其政治、经济、文化、人力资源的潜在容量与弹性密不可分。这些要素（factors）既能成为改善技术应用与实施能力（TA）的关键动力（Drivers），又可能是国家提高技术应用与实施能力（TA）所面临的主要障碍（Barriers）。经济发达、科技实力强劲的国家，拥有相对较多的动力要素，较少的障碍性要素。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推动新技术应用与实施（TA）的能力，但与发达工业国相比，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依然不够：（1）科技创新政策的实际执行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2）公众对于利用新技术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高，但传统思想的束缚尚待彻底解除；（3）R&D人均投入不足；（4）能够熟练采用高科技进行作业的高素质劳动力依旧紧缺；（5）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长期存在，影响我国能否继续维持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7]。政府的角色就是通过战略调整，将障碍因素转化为动力因素，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人力资源状况更有利于激发本土新技术应用与实施（TA）。政府应致力于完善商业化过程中的企业合作机制，企业家精神培育机制和新企业准入机制。通过建立三个机制，加强产业界对技术应用与实施的重视，有利于以市场手段，真正转变上述制约新技术应用的障碍[28]。
（2）提高产业的科技准备度（Technology Readiness Index）。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风险是没有事前经验帮助预测市场需求。倘若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来吸纳新产品，新兴战略产业便无法进入规模经济生产阶段。市场的吸收能力即是产业的科技准备度（TRI）。Parasuraman[29]将科技准备度定义为“人们接受与使用新科技以完成日常生活或工作目标的习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TRI实质上是为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拓展市场需求。
Parasuraman[29]进一步按从高到低的顺序将TRI分为四个层次：乐观主义、创新求变、适应不良以及安全疑虑。不同消费者对新产品、新服务的技术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有些顾客是高科技的爱好者，也有顾客对高科技所开发出来的新产品持谨慎甚至抗拒心理。一国的科技准备度既受国民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可以由政府的行为所影响[30]。政府能够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帮助本国居民提高科技准备度。例如，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安全疑虑”，可以通过政府颁发标准质量认证、作出相关安全承诺等措施加以消除。从“适应不良”向“创新求变”的转化是提高科技准备度的关键，也是需要发挥政府作用的核心环节。消费者对新产品的不适应主要来源于对新操作方法的陌生感。政府应尽量沟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便于企业作出适时的反应，推出更人性化的产品与服务。
（3）促进产学研创新联盟的形成。进入后危机时代，产品研发周期缩短，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对于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单靠企业的研发投入已远不能满足市场对技术创新在速度、层次上的要求，产业界必须借助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力量共同开发核心技术。通过建立产学研创新联盟，企业能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获取源源不断的技术投入，进而转化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正如Freeman[31]所指出的，“无论在资本主义体制，还是社会主义体制下，构建一个整合科技需求方与供给方的新技术框架都是解决一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高校和企业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降低了知识转移成本（典型代表是高校颁发专利许可），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腾飞的主要贡献因素之一[32]。
我国产业界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研发活动严重不足，相互之间的技术转移规模偏小（见表2）：（1）企业研发活动主要依靠内部研发部门完成；（2）与高等院校、政府研究机构合作不足，其中同高校合作开发比重近几年呈急剧下降趋势；（3）外商独资企业将大部分的研发活动放在母国进行（与发达工业国严密控制核心技术转移的战略一致）。政府的作用不能仅局限于财政补助（如政府购买、政府出资项目研发等），更重要的是搭造一个能有效适应环境变化的合作创新平台。通过“政策收敛（policy Convergence）”向“三链螺旋（Triple Helix）”创新体系转型，构建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迭代网[33]。新体系内，政府不再以控制者（Controller）的身份直接干涉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而是发挥间接调控作用，协调各主体在研究动机、成果归属及公开时间等方面存在的分歧，扩大不同机构间人员和思想的沟通[34]。
（4）缓解因新旧产业交替所导致的各利益集团间的冲突，维持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国内社会冲突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历了经济迅速滑坡的国家，都没能建立起一个缓冲冲突的有效“管理机制”[35]。新兴战略产业与传统产业在生产要素，支持性基础设施，以及配套服务方面的需求存在分野，且跨部门的资源转移存在或长或短的时滞，倘若没有政府从中协调，一场新旧产业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纷战”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新兴战略产业不但无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会激化传统产业与新产业之间的矛盾，打破原有的产业平衡。
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重要职能是构建一个“社会安全网”，避免传统产业所释放的人力、物力长时期处于闲置状态，并对其再投入进行培训与重组，帮助其尽快适应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的要求。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安全网需要各种政策工具的配合，包括失业保障、再就业培训、资产清算与兼并管理等。
五、结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化大国加快了产业调整的步伐，一个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已初露端倪：后危机时代工业化大国产业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产业创新继续维持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系统集成者地位，确保其在后危机时代能够继续扮演领先者和主导者的角色”。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型与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以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兴战略产业的兴起，为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利分工地位，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发展中国家应认真研判工业化大国产业战略的本质，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加快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从而确保实现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收稿日期：2010—05—24
注释：
① 除去技术前景、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且只有有限发展经验可供参考外，新兴战略产业所具有的高渗透性、高关联性等产业特质，使得新兴战略产业能够利用其外延辐射效应，对国家竞争力的持续提高发挥先锋主导作用，能够为大国崛起提供重要的产业支撑。
② 依照诺兰[3]的说法，“产业计划”就是系统集成者沿着全球价值链（GVC）传递生产、分配压力，从而加剧各级供应商和分销商内部的竞争，最终选出执行能力最佳的“佼佼者”。这种“产业计划”的强大之处在于，各层次供应商、分销商利益最大化行为与系统集成者的计划目标相统一，形成“激励相容”的局面，实现以最低的成本控制整个全球价值链（GVC）的目标。
③ Baird[13]从组织关系的角度对“系统集成者”进行了界定：系统集成者拥有多重文化视角，通过维持与供应商、开发商、设计者、经销商、竞争者以及顾客的长期合作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编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关系网。
④ “代工者”普遍缺乏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其竞争优势通常来源于国内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如矿产、土地等）。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要求提高福利水平，政府同时又不得不人为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以维持国家的“相对优势”。
标签：系统集成论文; 全球价值链论文; 新兴工业化国家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战略控制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产业升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