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宝嘉康蒂故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故事论文,视阈下论文,宝嘉康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宝嘉康蒂(Pocahontas，1595—1617)的故事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宝嘉康蒂最早出现在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580—1631)所著的《关于弗吉尼亚的真实叙述》(A True Relation of Virginia，1608)中，而后又在《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及夏日群岛通史》(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New-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1623)(以下简称为《弗吉尼亚》)中被进一步描写。读者通常将约翰·史密斯笔下的宝嘉康蒂叙述视为元叙述，具有“真实性”。宝嘉康蒂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其声名鹊起主要得益于约翰·史密斯关于北美开发历史的记述。
在对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探讨中，新历史主义理论日益得到关注。新历史主义者们不再将历史看作封闭、固化的客体，而是“历时态和共时态统一的存在体”(王岳川158)。新历史主义者善于挪用、转型和再造，善于将“大历史”(History)转化为“小历史”(histories)，善于在过去中发现现在，以窥探“历史的变动、权力的转换、意识形态的消长和主体性的生成”(王岳川187)。在文本研究中，他们不重视伟大人物和宏大叙事，而更加关注宝嘉康蒂故事这样的奇闻轶事和凡人趣事，把现实历史化，将历史现实化，拆解压抑性权力，阐发被阉割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将以新历史主义理论为研究视角，以约翰·史密斯笔下的宝嘉康蒂叙述和由宝嘉康蒂故事改编而成的迪士尼影片《风中奇缘》(Pocahontas，1995)为分析对象，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透析文本内部的政治、文化符码，揭示宝嘉康蒂故事改编的现实功效：解构“欧洲中心主义”，遮蔽殖民罪行。
二、《风中奇缘》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
欧洲中心主义是20世纪后期“去殖民地”运动中出现的词汇。它是一种从欧洲视角出发观察世界的实践，这种实践中又自觉不自觉地暗含着这样的信念，即欧洲(更广义上说是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帝国扩张时代的众多作家将欧洲写成了非欧各国的典范。“美国文学的第一个作者”约翰·史密斯便是一个杰出代表，其作品广泛反映了殖民地的初创和发展、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以及白人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或激烈冲突(张冲53)。约翰·史密斯亲历了殖民地早期开发的诸种事件，且在《弗吉尼亚》等作品中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手法，故而，其笔下的宝嘉康蒂故事易被读者视作为“真实”的历史叙事。这种被误读的“真实性”忽略了“历史的文本性”，因为殖民者的作品是“殖民话语”的一部分，会在“有关印第安人的叙述中，明显反映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观点”(张冲53)。
约翰·史密斯笔下的宝嘉康蒂是北美弗吉尼亚地区一位印第安酋长的女儿，十几岁时被其父波瓦坦(Powhatan)派至白人殖民者处解救被俘的印第安人(Barbour 93)。她与约翰·史密斯等白人渐渐熟识，并成为与白人殖民者打交道的印第安人代表。宝嘉康蒂曾在父亲的棍棒下救了约翰·史密斯。1612年，另一部落酋长伊阿帕佐斯(Iapazaws)与殖民者合谋将宝嘉康蒂囚禁，并将其当做换回白人俘虏、武器和工具的人质(Smith 49，112)。在被俘期间，宝嘉康蒂转化成为基督徒，改名为丽贝卡(Rebecca)，并与白人烟草商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1585—1622)结婚生子。1616年，她随丈夫奔赴伦敦，其间出席宫廷宴会并受到英王接见，次年病逝于返回北美途中。在约翰·史密斯的早期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宝嘉康蒂对故园的留恋、对白人殖民者的反抗，相反，我们看到了她对印第安部族的隐隐失望及其在白人世界的安于现状，仿佛两相比较，宝嘉康蒂意识到了白人世界的优越性，进而投入了基督教文明的怀抱之中。同时，约翰·史密斯的叙述语言也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意识，在提到宝嘉康蒂时，他竭力赞美，“这个10岁的孩子不仅在外形、容貌和身材比例上远优于她的族人，而且她的智慧和精神气质在这个国度里也是绝无仅有的”(Barbour 93)；而提到其他印第安人时，他多次使用“野蛮人”(Barbarians)这样的词语。也就是说，印第安人的存在只能算是“空缺”，而宝嘉康蒂成为了印第安部落这片无人区(Non-place)中的智者。从这种叙事方式中，我们不难看出约翰·史密斯等人戴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凝视”印第安人，而对宝嘉康蒂的另眼相看只是因为她已被同化为白人世界的一员。
《弗吉尼亚》中的记述流露着“欧洲”对“非欧洲”的贬损，凸显着“非欧洲”较“欧洲”的低级。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为殖民运动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成了列强资本原始积累的精神基石。因其符合帝国发展的需要，“欧洲中心主义”日益系统化和体制化，成了稳固宗主国统治秩序的社会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与殖民运动伴生，却未随殖民体系的瓦解而消亡，时至今日，仍广泛存在，且极富影响。然而，在社会主导话语中也孕育着“颠覆”的力量。根据约翰·史密斯早期叙述改编而来的迪斯尼影片《风中奇缘》找到了话语之间的裂缝，通过“补白”等方式对宝嘉康蒂这一形象进行了重塑，解构了元叙述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风中奇缘》刻画的是一个敢于捍卫印第安民族尊严、善于同欧洲白人辩驳论战的宝嘉康蒂。当宝嘉康蒂与约翰·史密斯初次相遇时，约翰·史密斯形容了伦敦的文明与繁荣，宝嘉康蒂好奇并且向往。但当二人谈及北美大陆时，约翰·史密斯一边为北美瑰丽的大自然所陶醉，一边却傲慢地说：“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教你们”，还对印第安人以“野蛮人”(Savages)相称。于是，白人被中心化，成为“我”；有色人种被边缘化，成为“他者”。进而，白人成为播撒文明的教师，印第安人则成了心智有待开发的学生。“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萨义德11)的偏见昭然若揭。面对歧视之音，宝嘉康蒂严正回击，它突出地体现在主题歌《风之彩》(“Colors of the Wind”)中。《风之彩》探讨了人与自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消解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这一消解分为两个层面。首先，宝嘉康蒂对白人的知识话语体系进行了反讽。“花草、狼嚎”之类的基本常识连为白人所耻的“野蛮人”都驾轻就熟，但“到过很多地方”的白人“却不明白”，这足见白人自诩的认知体系多么阳春白雪。可见，知识不只包括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更涵盖生活点滴，知道/不知道是变量而不是常量。其次，宝嘉康蒂对白人的结构主义宇宙观进行了拆解。自新大陆发现以后，欧洲殖民者便将异族视为“他者”并为其贴上贬损的标签。而在我/他者之间，“我”对“他者”占有统治地位，因此，他们形成了以“逻各斯中心论”为基础的宇宙观，认为世界是“一元主导下的等级多元世界”(朱刚302)。宝嘉康蒂通过“我”、“你”、“他们”、“我们”这些人称变换说明了人与自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共存共融关系。宝嘉康蒂最先提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风雨和不息的川流是我的兄弟/水獭和飞鸟是我们的朋友”两句则是这种关系的最好注脚。“兄弟”与“朋友”间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因此，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绝不是应被征服的“他者”，而是与人类同样宝贵的生灵。这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定位实际上是为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关系做铺垫。“你认为只有那些看起来与你相同/或思考与你一致的人属于你的族类”说明：白人打造了一把衡量种族优劣的尺子，其刻度就是自己。针对这一偏见，宝嘉康蒂提出了打破肤色成见、共画美丽色彩的主张。而在说明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宝嘉康蒂不断提及“风”这一意象，“风是无拘无束的，它飘过世间的每一个角落，穿越世间的所有樊篱，它抚慰世间苍生，又将身处不同种族、地域和文化的人们包容其内”(仇云龙47)。而“画出风中美丽的色彩”则需要所有种族的携手努力，任何一种色彩的缺失都会使世界变得单调。可见，整部影片对风的重点表述代表了一种期望：一种建立无等级多元世界的期望。通过《风之彩》我们不难发现：约翰·史密斯心中的教/学关系被宝嘉康蒂打破，印第安人成了老师，白人成了学生；“中心/边缘”式的制约关系被对话式的交互关系取代，早期记述中失声的宝嘉康蒂成功实现了发声。
三、《风中奇缘》对殖民罪行的遮蔽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西方列强相继采取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占领、奴役和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开发和拓展海外殖民地，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1607年，约翰·史密斯等殖民者建立了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定居点——詹姆斯敦(Jamestown)。土著印第安人要么被迫臣服，要么反抗被诛。《风中奇缘》讲述的正是詹姆斯敦殖民地开拓一事，但影片中的一些细节虚化了历史的终极所指，遮蔽了殖民者的罪行。它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对殖民目的的歪曲和对殖民活动的改写上。
殖民目的是如何被歪曲的呢?在《风中奇缘》中，殖民者的强行占领被赋予了印第安人主动召唤的色彩，这最突出地表现在罗盘(spinning arrow)这一意象上。在影片开始阶段，宝嘉康蒂经常梦到罗盘，而约翰·史密斯帮助她梦想成真，因为他便是罗盘的持有者。梦是愿望满足的表达形式，罗盘则是殖民活动的利器。透过“梦”和“罗盘”这对能指符号，我们不难发现其隐含意义：印第安人渴盼殖民者的到来，而约翰·史密斯们应召而来。《风中奇缘》中将主、被动关系进行了倒置，显示出社会主导话语歪曲殖民目的的图谋。
殖民活动又是怎样被改写的呢?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殖民者形象的重塑、对殖民行径的转嫁以及对宝嘉康蒂和约翰·史密斯关系的浪漫化处理上。
首先，影片对约翰·史密斯的形象进行了重塑。受“伦敦”公司之托，约翰·史密斯于1606年底前往弗吉尼亚。他是个生性暴躁、好战的军人，喜欢探险和拓殖，热衷于与原住民打交道，曾任殖民地事务委员会委员和总督(张冲54)。1609年，他在与波瓦坦部族交战过程中因火药爆炸负伤而返回英国。而《风中奇缘》中的约翰·史密斯是一位年轻俊俏的白人船长，他受伦敦公司委托随总督拉特克里夫(Ratcliff)到北美寻金、探险。他生性温和、通情达理，与宝嘉康蒂一道为和平解决印、白冲突而竭尽全力，并在印、白冲突中为救印第安酋长而负伤返英。这种重塑柔化了约翰·史密斯的性格，拉近了他与观者之间的距离；更换了约翰·史密斯的头衔，误导了观者对其历史角色的定位；美化了约翰·史密斯的受伤原因，“召唤”着观者的好感和同情心。这样，大众脑海中的约翰·史密斯形象变得不再确定，其人、其事也将被一个新的“拼贴”(pastiche)形象所覆盖。
其次，影片对约翰·史密斯们的殖民行径进行了转嫁。《风中奇缘》塑造了拉特克里夫这一反面形象。影片中说他便是那位宣称詹姆斯敦为英王属地的总督，而实际上当时的总督名为爱德华·玛利亚·温菲尔德(Edward Maria Wingfield，1550—1631)，拉特克里夫只是追随温菲尔德奔赴北美的一名船长(Entremo1302)。银幕上的拉特克里夫不过是一个被挪用的符码：他利欲熏心，一心挖金，诡计多端，与印第安人为敌；而其他白人殖民者似乎都在“被动”殖民，他们只是被拉特克里夫蒙骗、利用，并无奴役印第安人之意。其实，拉特克里夫的所作所为是约翰·史密斯等若干白人殖民行径的叠加，影片是在用拉特克里夫这一被恶化了的“他者”对约翰·史密斯等殖民者进行正面“形塑”，是将一种集体意识转嫁于一人之身，以一人之过遮蔽帝国阴谋。而这种转嫁极易使观者混淆视听，使其错将殖民罪恶归位于个别“恶人”身上。而在影片结尾处，白人殖民者齐力将拉特克里夫囚禁，约翰·史密斯为救印第安酋长负伤的场景则是在歪曲历史事实，为殖民者脸上贴金。
再次，影片对宝嘉康蒂和约翰·史密斯的关系进行了浪漫化处理。经过处理后，一系列殖民活动被一场爱情戏所取代，观者的关注视角发生了转变。约翰·史密斯的早期文学记述并没有将二人的交往定位为恋人关系，而《风中奇缘》中的宝嘉康蒂和约翰·史密斯则在协调印、白关系的过程中相爱了。这种情感戏会将观者不自觉地引入风花雪月之中，时而为这对情侣击掌，时而为其慨叹。然而，这种虚构的罗曼史却掩盖了殖民者对印第安土地的不断蚕食、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战争。史上真实的宝嘉康蒂之于英国殖民者不过是一个可利用的工具和一个可被同化的异族符号。影片中的虚幻爱情与历史中的真实绑架相比显得过于矫饰，它诱导观众走入一个迷幻的童话世界，诱导观众忘记那布满血腥的历史时代；影片中合二人之力便能消除印、白冲突的情境简化了冲突的复杂性，并将一种利益驱使下的殖民倾轧弱化成为“误解”。
四、结语
宝嘉康蒂故事的早期叙述与影片《风中奇缘》都涉及了种族关系和殖民行径。前者渲染了印第安人的“野蛮”，塑造了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并被挪用为印证殖民正当性的依据。在印第安人权力失声的时代里，殖民者的独白式记述并未受到质疑，成了“真实”的历史叙事，被制造的印第安人形象成了“客观”的历史形象；后者通过宝嘉康蒂的发声解构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二元对立，摘掉了贴在印第安人身上的贬损标签，表征了边缘群体在多元特征日益明显的美国主张对话、反对歧视、要求平等的意愿，挑战了早期叙述的权威性，重塑了印第安人的历史形象。这种叙述上的变化源于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地位的提升，新的叙述方式得以被接受和传播说明：调整处于生产关系表层的种族关系是可以被美国社会主导话语所容许的。但是，文学艺术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主导话语。故而，无论其彰显的颠覆性力量多么强大，文学作品都很难穿越社会主导话语编织的权力大网，它只能“协商”(negotiate)而不能反叛。因而，即使是《风中奇缘》这样的大众文化作品在触碰殖民之类的敏感问题时也通过混淆能指符号的方式歪曲了殖民目的、改写了殖民活动。对殖民罪行的遮蔽说明文学艺术品的流通无法摆脱当时的社会秩序，在资本原始积累涉及生产关系核心层面的问题时，大众话语与社会主导话语的“协商”空间还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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