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天津自行车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发展论文,天津论文,制度创新论文,自行车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3）06-0058-04
2002年上半年，天津的统计数据显示，原来被认为是已经衰落了的天津自行车产业，到2000年出现了产销量的大幅度提升（见图表1）。有所不同的是，现在支撑天津自行车产业再度兴起的主体不再是国有大企业，而是一大群民营小企业。
图表1 天津市自行车产销量的变化（万辆）（注：由于资料限制，1955年、1965年、1975年这三年的产量系1950－1959，1960－1969，1970－1979这三个时间段总产量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自行车行业协会数据。
为此，我们以天津自行车产业为对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所经历的由兴盛到衰落，再到重新振兴的转变过程，正是该产业从国家垄断到多元竞争的产业组织的转化过程，也是民营企业替代国有企业的一个制度创新过程。这一过程使我们对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并形成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
一、“飞鸽”的衰落与国有经济的退出
天津原是中国两大自行车生产基地之一（另一基地是上海），天津的“飞鸽”自行车和上海的“凤凰”、“永久”，并列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也是天津市轻工业引以为自豪的一面旗帜。在“六五”、“七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先后共投资2.4亿元对其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合并了十几个企业组建起“飞鸽”集团，企业员工达到3万多人。这些举措使天津市国有自行车企业的生产能力迅速增长，产量不断提高。年产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00万辆，上升到80年代末的661万辆，是天津市财政的利税大户，也是天津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飞鸽”集团全面陷入困境。开始是产品积压，产量减少；而后是连年亏损，负债增高；最后不得不全面停产，数千名员工分流下岗。自行车的产销量最低下降到10万辆左右（见图表2）。企业也不得不依靠厂房土地出让来偿还债务。
图表2 飞鸽自行车集团1992－1999年产量的下降（万辆）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自行车行业协会数据。
不到10年，国有自行车企业的王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从辉煌一步一步无奈地走到了衰落的地步。“飞鸽”这个曾经是家喻户晓的著名品牌，也逐渐地销声匿迹。
分析国有自行车企业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1.国有企业垄断优势的丧失
天津国有自行车行业的鼎盛依赖于计划体制、短缺经济和国有产业垄断三大环境优势。在计划体制以及刚刚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里，天津自行车产业上有国家资金支持，下有国有商业包销，产品尽产尽销，年产量稳步增长，一度具有很强的赢利能力，可谓天津市财政的一棵“摇钱树”。
从1992年开始，中国加快了市场化制度创新的进程。国有自行车企业的垄断优势逐一消失：首先是计划体制解体，国有商业不再包销国有企业生产的自行车。其次是短缺经济消失，消费者在代步需求满足之后对自行车有了多样化和流行化的要求。“傻大黑粗”的传统产品卖不出去，产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积压。再次是国家的产业垄断被打破，非国有的自行车企业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并且很快显示出了活力。在变化了的环境下，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优势丧失，新的竞争优势又未能形成，其获利能力很快丧失。
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国有企业在市场占有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应变能力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不足，“傻大黑粗”的“飞鸽”名牌难以与花样翻新、价格低廉的各种品牌抗衡，因此原来的市场优势很快丧失，民营的各种品牌产品逐渐占领了市场。
2.生产组织方式的刚性制约
传统国有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一般是单一品种的大规模生产。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因20世纪初美国人福特发明的生产流水线而被固化，因此也称其为“福特制”生产方式。福特制在市场供给短缺，产品需求稳定的环境下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各国以及短缺时期的中国非常盛行。
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整个世界的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市场需求出现饱和，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这就使福特制生产方式遇到了挑战。当市场的订单减少，或者订单变成小批量、多品种时，大企业在固定资本和劳动用工方面的投入就会陷于停滞和闲置，形成巨大的沉没成本，企业亏损不可避免。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飞鸽”企业在其鼎盛时期也是采用了福特制的生产方式。企业的规模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在不断地扩张，以至于在80年代后期形成了企业集团。而到了90年代初期，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企业的规模刚性就暴露出来，因此曾经畅销的“飞鸽”也未能逃脱亏损和倒闭的厄运。
3.国有企业基本制度的缺陷
国有企业基本制度的缺陷，源于政府与企业难以分割的关系以及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不可避免的干预。由此形成国有企业决策的外在性，经营者控制权的有限性，以及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等低效率的制度特征。
例如，当“飞鸽”自行车在市场上非常畅销的时候，政府通过连续拨款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张。而当市场供求变化，国有自行车面临销售危机的时候，政府又恰恰采取了拨改贷等各种收缩性政策。前后两种决策都是由外在于企业的政府做出。而对于自行车企业的经营者来讲，无论是企业的扩张还是收缩，都只是在执行上级指示。经营者既没有及时进行战略调整的权力，又没有挺过危机的雄厚实力。最后只能眼看着国有自行车企业的产品积压，产量下降，财务成本升高，亏损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
国有经济要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这是党的十五大以后作出的重要决定。其目的主要是要收缩战线，在保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的同时，给民营经济让出市场，避免与民争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天津市政府采取措施，主动退出，为民营自行车企业进入该产业“让”开了道路。
从“八五”开始，政府减少了对自行车产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到“九五”期间，政府已经不再对自行车产业进行投资。在“十五”之初的产业调整规划上，自行车被认定为国有资产退出的行业。同时，国有银行也向自行车行业亮出“红牌”，不再向这类已经严重亏损的企业发放贷款。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引导下，国有经济最终退出了自行车市场。
二、民营自行车小企业的迅速崛起
就在天津国有自行车企业的王国逐渐衰落之际，一大批民营小型自行车企业，在“飞鸽”王国的“废墟”上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天津民营自行车企业兴起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发展速度极快。如果从1993年天津第一家私人自行车企业富仕达的建立开始算起，到2001年仅仅8年的时间，天津私人自行车企业以每年几十倍的速度增加，生产能力也以每年几百倍的速度增长。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因此被全国自行车行业称为“天津现象”。
图表3显示，1991年，非国有的自行车产量只有14万辆，占全市自行车总产量的3％，但是到了2001年，非国有企业的自行车产量则达到了1930万辆，已经占到全市自行车总产量的97％。
图表3 非国有企业自行车产量所占全行业产量的比例变化（万辆，％）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飞鸽”集团内部资料。
根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年末，天津市有自行车厂家655家，其中组装厂379家。在组装厂中，非国有企业有371家，占到组装厂的98％；私人企业283个，占74％（见图表4）。根据新的统计，在2002年2000万辆的全市总产量中，私人自行车企业的产量已经占到1300万辆。
图表4 2000年末天津市自行车组装厂所有制性质分布
资料来源：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2002年统计资料。
从市场份额来看，目前，天津自行车产销量已经占到了国内生产总量的2/5左右，几乎垄断了国内低档自行车市场。天津再度成为闻名全国的三大自行车生产基地之一。
与传统体制下国有“飞鸽”垄断天下的状况不同，现在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的主体，是大量的民营小企业。而且这些民营小企业在地理上还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空间集聚的特点，形成了一个自行车的小企业集群。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民营企业如此迅速地进入自行车生产领域？根据我们的分析，除了国家产业垄断格局、政府许可证管制放松等原因之外，企业集群是天津市自行车小企业迅速成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从全国来看，天津是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江浙）相并列的三大自行车企业群落之一。从天津来看，同样的自行车企业群落也聚集在西青、东丽、北辰、大港、武清几个近郊区县。其中，武清区王庆坨镇是一个最为集中的小企业群落。
王庆坨是天津市远郊的一个乡镇，由于土地的稀少和贫瘠，王庆坨人历来就有做小买卖、跑运输、搞手工制作等商业活动的历史。1994年，几个在原供销社组装过自行车的工人自发地组成手工作坊，利用从天津趸来的自行车零件，组装一些加重加粗的驮载式自行车，开始了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的发展。
仅仅五六年的时间，王庆坨的自行车小企业已经发展到整车企业95家，零部件企业145家，其中大部分是家庭企业。自行车生产已经成为一种王庆坨镇家家参与、遍地开花的产业。到目前为止，全镇的自行车生产量已经占到全天津市自行车产量的40％，在全国的产量中接近1/10。
群聚对于自行车小企业迅速发展所起到的效应，首先是小企业的外部规模效应。无数小企业以单位规模成本的最小化和集群产量规模的最大化形成互补，从而形成了集群规模的报酬递增。其次是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由于同业小企业在空间上相对聚集，彼此之间势必存在竞争；又由于每一个小企业都有规模的限制，因此彼此之间又需要有合作的关系，由此产生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是小企业集群保持活力的源泉之一。此外，还有企业间的分工和协作效应，资源的共享效应，技术创新的推广效应，等等。在这些正效应的不断刺激下，天津的自行车小企业进步和提升很快。
仍以王庆坨为例，几年前的王庆坨以自行车的“低质低价”而闻名，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优质低价”上做文章。企业争相建立标准厂房，引进先进设备，申请ISO9000认证，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等等。如果不是企业的集聚，很难想像王庆坨的农户怎么能够迅速地进入自行车产业，而且还在推动着这个产业的快速增长。
三、制度创新导致产业进步
自行车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产业，随着国有企业的衰落，一度被认为已经夕阳西下。但是天津的自行车产业在国有经济退出后，却由于私人经济的进入而重新焕发了活力。可见制度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在天津自行车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创新给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明显成效。
民营小企业的大量进入以及对大企业的替代拉动了天津市自行车产销量的大幅度提升。图表5的三条曲线反映了非国有企业（主要是私人小企业）的自行车产量和“飞鸽”集团产量的比例变化。
图表5 非国有企业对天津市自行车总产量的贡献（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02年》，天津市自行车协会资料。
1993年之前，“飞鸽”集团自行车产销量曲线与全市总产量曲线重合，并拉动全市总产量呈下降趋势。从1995年开始，尽管“飞鸽”集团的产销量继续下降，但非国有企业的产销量却迅速上升，占到天津市总产销量的70％，拉动了天津市总量的回升。1999年非国有企业的产销量占到天津市总量中的97％，并且开始与全市总量曲线重合。到了2001年，非国有企业的产销量曲线陡然增长，表明了民营小企业对天津自行车产业所产生的强力拉动作用。
可见，在自行车这样壁垒较低，竞争性很强，而且利润极低的普通制造产业中，政府直接经营一般很难赢利，而民营企业则大有可为。由此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在一个竞争性的产业中，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越多，该产业中亏损的企业就会越多，该产业就会随着国有企业的亏损逐渐衰退下去。而产业的兴衰，又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及增长速度。因此，国有经济从绝大多数产业领域中退出，让位于民营投资者和经营者，这一制度创新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一个企业或一个产业的盈亏问题，而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前途的重大战略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