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西藏和平解放和社会进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西藏论文,社会进步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社会发展进步沤心沥血，鞠躬尽瘁。西藏现代社会的巨变与他紧密相关。从进军西藏和平谈判、解决西藏地方内部纠纷、平叛与民主改革到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总理事事参与，并亲自过问各种具体工作，为西藏近现代的社会进步和西藏人民的幸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深受藏族及西藏各族僧俗大众的尊重和爱戴。
一、协助毛泽东，实现和平进军西藏
二十年前，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在《周总理永远活在西藏人民的心中》写道：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在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和促进汉、藏民族团结方面的历史功绩……当灿烂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不久……当时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为统一祖国大陆，为解救西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
周恩来接触藏族人民，大约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川康藏族地区之时。作为红军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必定要考虑红军过藏区时如何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红军通过宣传和实际行动，使藏族人民初步了解到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并积极支持红军通过藏族居住区。红军不但顺利经过藏区北上抗日，也在藏区留下了革命火种。此时的周恩来已把藏族及各少数民族深深装进自己的心中，并为建国后主政时协助毛主席、党中央制定民族政策，致力于西藏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积累了初步经验。
1949年9月， 新华社在社论中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2〕
同年10月，十世班禅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西藏解放，指日可待”。〔3 〕毛主席当即复电，表示尽快满足西藏人民的热切愿望。1950年1月2日，远在苏联的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指示。〔4 〕1 月20日，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当局组织所谓的“亲善使团”问题发表谈话，正告西藏地方当局应迅速派代表团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此警告下，西藏当局只好将“亲善使团”先遣人员撤回拉萨。〔5〕3月，周总理允诺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爱国人士格达活佛的请求，从甘孜前往拉萨做和平解放西藏的劝说工作，不幸途中遇害。
1950年4月周恩来总理为了给进军西藏做好干部准备工作， 在京组织了“藏族干部研究班”。22日，他在研究班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各民族要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我们要认清，若不打倒共同的敌人，我们就不能见面、来往，只有在我们打垮共同敌人后才可以见面，才能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现在，“西藏派出代表与我们商谈，我们是欢迎的，但驱除英帝出西藏是要坚决执行的。因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其目的是赶走英帝及美帝的侦探，保护西藏人民，使其能实现自治。”〔6〕8月21日，周总理在致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备忘录中，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负有解放西藏领土及西藏人民的神圣责任。〔7〕然而，在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 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迟迟不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也如箭在弦，势在必行。
要和平解放西藏，进藏官兵不仅要准备吃大苦耐大劳，还要有牺牲的思想准备。毛泽东及时指出：进藏“对个人一点好处没有，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好处很多，是好党员就要举手去。”邓小平政委为进藏部队作了“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的题词。稍后，周恩来也为进藏官兵作了“为解放西藏而奋斗”的题词，大大鼓舞了全体官兵的士气。〔8〕
1950年12月，中共中央要求西北局汇报西北进藏筹备工作情况。次年元月8日，范明、汪锋将汇报提纲交给民委主任李维汉。 李维汉阅后转呈了周总理。周总理对西北进藏工作十分重视，不但亲自阅示了汇报提纲，还在中南海接见了范明、汪锋等人，详细询问并对西北进藏部队的具体任务，进藏的人数、待遇、路线、西北西藏工委及机构、对达赖的态度等问题一一作了具体指示。
由于有周总理细致具体的工作安排和指示，保证了西北军区西藏工委和骑兵支队配合西南入藏的顺利进行。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 毛泽东主席指示要解放军尽快进藏。为了解决进藏部队的空中运输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先后抽调了十一架飞机组成支援司令部空运大队。周总理又批准将刚从苏联购回的吉斯——150型运输卡车拨出200辆，专供抢修甘孜机场。8月22日， 由西北入藏部队组成的十八军独立支队在青海香日德誓师出发，正式入藏。〔9〕
二、主持西藏和平谈判，制订西藏政策方针
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具体落实西北解放军入藏工作的同时，还亲自主持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和平谈判、促使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早日制订。
周恩来亲自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发出备忘录，指出：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并主张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已命令中国驻印度大使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欢迎他们前来北京商谈。〔10〕为了争取西藏地方政府参加和平谈判，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不懈努力，具有高度的耐心。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再次郑重指出：人民解放军决心解放西藏，我们愿以和平方式求得实现，希望西藏当局不再迟疑，敦促他们速来谈判。〔11〕
1951年1月27日， 逃往亚东的达赖喇嘛终于经中国驻印度使馆致信中央，表示了谋求和平的愿望。29日，中央复电达赖，欢迎他派代表来京和谈。2月12日，达赖喇嘛做出决定，同意派遣代表团赴京和谈。 然而国内外敌对势力对西藏地方派遣和谈代表一事十分不安，企图采取诱使达赖离藏来破坏和平谈判。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总理于3月21 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话，郑重指出：“达赖已在亚东，有人正在引诱他去印度。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旧可以保持。如此，中印关系亦可增进一步。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12〕此后，印度答复可劝告达赖不去印度。4月22日， 由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三人到达北京。另两名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也从亚东启程，经印度、香港于4月26日到京。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一行45人到京。 周恩来总理又亲自三赴火车站欢迎了这三批西藏代表，以表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谈诚意。
为了使和平谈判顺利进行，在谈判过程中，周总理多次找中央代表谈话，具体布置方针策略，时时掌握谈判进程。遇有问题，随时解决。4月28日， 周总理与李济深副主席等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宴请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周总理在讲话中欢迎代表团来京进行和谈，并指出这次谈判要依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来进行，这是十条公约，大家要共同遵守。〔13〕经过多方努力，1951年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终于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为庆祝协议的签订，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设宴庆祝，招待西藏代表团成员。 1981 年庆祝西藏和平解放30周年时，阿沛·阿旺晋美撰文回忆说：“在北京，除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等同志和我们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认真地、亲切地谈判以外，周总理还亲自接待我们，多次同我们讲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提高了我们的认识”。“经过反复磋商……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4〕
1949年9月21日， 周恩来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作的《共同纲领》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各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并规定：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人民大力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15〕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也是对西藏的政策。周恩来为这一政策的制订及具体实施，费尽心力。1950年4月22日，周总理在北京的“藏族干部研究班”的讲话中说：“汉民族处于有利条件，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是应该帮助其他民族发展的，友好的扶助少数民族的发展是需要的。”〔16〕“十七条协议”中专门写有“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等条文，把前述民族政策具体落实到了西藏地区。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选派大批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深入西藏牧区从事防治地方病等各项工作。10月，周恩来签发《关于批准中贸部民族贸易会议报告并通知执行的指示》。同时，在周总理关怀下，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1954年，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政府撤退了它在西藏的武装部队，并同意将其在西藏的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及其设备全部交给中国政府，保证了祖国边境和西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持了西藏地方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和稳定。1955年3月9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专门解决西藏问题的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这是在西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同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交通运输问题的决定》及《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从此，西藏的社会发展和进步跨入了历史性的新阶段。
三、团结教育西藏上层，解决历史悬案，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在完成和平解放西藏这一神圣的历史任务中，如何关心、团结并教育西藏政教上层人物，解除他们的各种疑虑，同时处理好达赖与班禅两大系统的团结，是一项十分复杂、敏感和细致的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为了制造西藏独立以分裂中国，千方百计培育藏独势力，在达赖喇嘛周围扶植起一些亲英分子，进行驱汉和分裂活动，影响和控制达赖喇嘛，又在达赖喇嘛与班禅大师之间制造不和，形成隔阂，以致逼使九世班禅远赴并圆寂于内地，十世班禅滞留内地，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历史悬案。
在这方面，周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一是促成达赖与班禅的和解。1950年11月24日，周恩来召见了班禅堪布厅负责官员计晋美，和他作了亲切严肃的谈话。指出：中央支持班禅大师早日返藏，维护班禅的历史地位。但为了西藏的内部团结，要尽可能地争取达赖。为了不引出新问题，班禅的活动不要过早公布，入藏的时机要选择。
周总理还亲自安排班禅集团返藏人数为1500人（含警卫部队），在班禅行辕可搞一个干部班，中央凡给班禅答应的事情，如派干部和部队等，在当年三月前一律完满解决。与此同时，在中央耐心细致地工作下，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二人代表达赖和噶厦前来青海塔尔寺，三大寺代表也同日到达，一致欢迎班禅返藏。1952年元月初，班禅行辕从西宁出发到达香日德，5月6日返抵拉萨，受到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
1954年，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将要召开，为了借此时机促进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中央决定指定他们二人同为人大代表，邀请他们赴京。8月2日，中央下发全国《关于接待达赖、班禅的招待宣传方针》，指出：“达赖、班禅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西藏进一步靠拢祖国和中央的表现，在政治上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汉藏间的民族隔阂仍然很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仍在尽力挑拨西藏同中央的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捏造中央扶班禅，压达赖，并且准备以班禅代替达赖），而达赖、班禅两集团间很不和好，并且彼此都怀疑中央有偏袒。因此，在有关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做得恰当，避免刺激他们任何一方，避免引起他们的猜疑，并且适当地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在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副的原则下，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17〕
在中央正确方针的引导下，达赖消除了顾虑，与班禅在西安会合后，共同联袂晋京，于9月4日抵达。周总理与朱德副主席又一次亲临北京火车站，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达赖、班禅看到朱德、周恩来亲自迎接，激动之下，抢先给朱德、周恩来献上吉祥哈达。同年12月和1955年初，周总理又陪同毛泽东与达赖、班禅一起赴宴。
1955年3月9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园满解决了达赖与班禅的历史纠纷，并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会议决定达赖任筹委会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在达赖、班禅离京前，周总理又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
其二是关心、帮助和教育达赖喇嘛，尽一切努力不使达赖被分裂势力控制利用，以至滑向叛国的泥潭。为此，周总理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早在1950年接见班禅代表时，总理即指出要尽可能地争取达赖。1951年元月初，周总理指示西北在策略上也要注意争取达赖的问题。〔18〕
据当年达赖的随行人员图旺回忆，在1954年12月的中南海国宴上，总理让达赖喇嘛坐在他和毛主席中间，给以尊贵而又亲切的礼遇。宴会中间，周总理微笑着对达赖说：长征路过藏区时，我和朱老总都吃过糌粑、牛羊肉，喝过酥油茶。毛主席听了，很有兴致地对达赖说：总理很想去你们那里吃糌粑。总理立刻接口说：朱老总年纪大了，恐怕去不了西藏，我是要去西藏的。朱老总不服气地说：我今后也要去西藏，还要吃糌粑呢。一席话说得大家笑起来，气氛轻松愉快。毛主席回头对达赖说：总理他们到西藏去，想吃糌粑，你可要好好地招待他们。心情愉快的达赖很高兴地点了点头说：总理到了西藏，我要把最好的酥油茶、最好的糌粑拿出来招待。1955年初，政协换届，毛主席辞去政协兼职，周总理当选政协主席，在北京饭店宴请毛主席，同时也邀请达赖出席。在小休息室，毛泽东、周总理、达赖曾促膝谈心。〔19〕
1956年4月20日， 国务院通过任命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全体委员名单，周总理致电祝贺。22日，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由陈毅代表周总理和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印鉴授予达赖剌嘛。同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班禅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由他们自行决定。但达赖到印度后，分裂势力即想挟制其滞留不归，制造“西藏独立”，同时在国内发动叛乱。达赖及其随行的一些主要官员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为了粉碎藏独分子的阴谋，11月29日，在印度访问的周总理找达赖谈话说，西藏地区的一切改革，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毛主席要我这次转告你，现在肯定先不谈改革，在大家（指贵族、上层官员）都没安置好前不改革。我们目前不做的事就不谈，免得极少数的人有借口搞乱子。然而达赖在分裂势力的影响下，仍犹豫不决。当时要是让达赖留在国外，其实对我们治理西藏并没有多大威胁。但周恩来觉得达赖的反动面目在西藏人民群众中尚未完全暴露，要是那样的话，就把达赖的前途埋没了，在这种关键时刻应该给这位年轻的宗教领袖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因此，12月30日及次年元旦，周总理在新德里又两次接见达赖，对他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他的想法。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的行为。如果万一叛乱发生了，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要将叛乱镇区下去。周总理对达赖明确指出：你是西藏佛教的领袖，你离开了你的教徒怎么办？怎么去宏扬你的佛教？你是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离开了西藏人民，离开了西藏，你怎么率领西藏人民完成建设幸福家园的伟大事业？你应该回去，你的事业、前途都在西藏。〔20〕
为了清除达赖返藏的障碍，周总理在印度还同尼赫鲁及同美国勾结的达赖之兄嘉乐登珠及诺布等展开了尖锐、复杂而又巧妙的斗争。周总理向尼赫鲁指出：达赖这次到印度来，是作为你的客人请来的，他的回国也应该由你负责到底。否则全中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在内是不能不向你追究的。周总理又同达赖随行人员进行了严肃的谈话。达赖之兄嘉乐登珠一见面就用英语说话，周总理当即痛斥了他的奴才相，指出：你是藏族，为什么不讲藏话？藏话、汉话都是中国话，都可以说，为什么要说英语？当面揭露了他们挑唆达赖叛国的种种阴谋勾当。〔21〕周恩来最后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是害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也不会因而停止。祖国的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什么时间都欢迎。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独立，美国相距太远，要支持搞独立也搞不成。〔22〕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对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所说的话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
周总理在元月2日，即将谈话情况电告中央， 指出：我已将一切利害告诉达赖和他的五个主要官员，一切由他自己决定，希望他早日返藏。2月25日，达赖一行终于返藏，到达亚东。8月3日， 周总理在青岛接见阿沛·阿旺晋美时，专门谈了达赖访印的情况。周总理说，达赖一到印度，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就加紧搞“西藏独立”活动，公开提出“欢迎达赖到美国”。夏格巴等一批人积极活动，噶伦堡有一部分从亚东跑出去的叛乱分子和夏格巴结合在一起，想在拉萨煽动叛乱。印度也有一小部分人想乘此机会挑动一些事情，总想对西藏的独立性搞得多一些，增加印度在西藏的影响。由于这些情况，影响了达赖的随行官员（包括达赖的家属），使达赖发生了动摇，下不了决心。美国的所谓帮助西藏“独立”，只不过是一个骗局，顶多也不过拿些钱把达赖一家养活起来。〔23〕达赖回藏以后，在分裂势力的蛊惑下，又于1959年叛乱中出逃印度。但是党中央、周总理仍给达赖的回归留下余地，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希望他能早日悬崖勒马，回到祖国怀抱。同年5月12 日，周总理在同班禅等爱国人士谈话中指出：我们对达赖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进步，想帮助他把事情搞好，但是，他处在那样的环境中，总是受他周围的坏分子的影响，一方面怕他们，一方面对我们也有怀疑，所以被他们挟持走了，说明他对我们还是有怀疑的。即或在达赖发表了背叛祖国的声明和从事叛国活动以后，党中央、周总理仍对他留下后路。1960年4月25日，周总理在印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指出， 中国人民对达赖是留有余地的，不仅给他保留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位，并且保留着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职位。但达赖周围的人却使达赖越走越远，拖他背叛祖国，尽量阻挠他回到祖国的怀抱。〔25〕
第三是周总理关心、教育、团结其他西藏上层人士。1955年，毛主席、周总理在和达赖的一次闲谈中，得知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患阑尾炎住进医院不愿动手术时，毛主席要达赖去作工作。周总理当即给达赖举例说：一些国外的探险家、登山队员，在登山探险之前，都主动切除了自己的阑尾，这就说明阑尾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索康解除了顾虑，平安地作完了手术。〔26〕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以后，周总理对班禅、阿沛等说：“党和政府是信任你们的，有决心帮助你们把事情作得更好。你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对待当地的同志，才能把事情办好。”“总之一句话，我们立场一致，关系就会搞好，就有力量把西藏上层中的左、中、右、叛向好的方向领导。在西藏来说，这就是和西藏人民站在一起，这个立场就是国家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27〕
帕巴拉·格列朗杰对总理对他的关怀帮助深有体会，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5年元月，“我到北京参加了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会议以后，周总理约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和我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里谈心。在这次谈话过程中，周总理不仅十分亲切地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进步，而且对我生活上的关怀也无微不至。现在回想起来，周总理慈祥的面容好象就在眼前，亲切的教诲仍然回响在耳边。周总理从叛国头子达赖谈起，首先就立场问题谆谆教导我们说：达赖背叛祖国、背叛人民，跑到外国去了，你们站在人民一边，跟着党走，这很好。今后要继续站在人民一边，跟着党走。周总理谈的第二点是学习问题。要求我们好好学习，要抓紧学习。周总理同我们谈的第三点是团结问题。周总理说：你们要搞好团结，要搞好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你们上层也要搞好团结。”〔28〕阿沛·阿旺晋美的回忆文章也指出：“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周总理对我本人非常关心和爱护，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这去我每次到北京，周总理不管工作多忙，都要亲自接见，对我耐心地教育，鼓励我认真学习……为人民服务……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而是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29〕
四、积极规划组织西藏建设，改善藏族人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
早在1950年4月， 周总理对藏族干部研究班的讲话中就提出汉民族应该帮助其他民族发展。〔30〕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周总理指示要帮助西藏改变贫困的面貌，使藏民族逐步繁荣起来。周总理亲自组织了中央赴西南、中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访问团，代表中央到这些地区慰问。周总理还提议由政务院拨专款和从内地派遣技术人员，以便帮助西藏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1956年3月15日，周总理在对由800多人组成的中央赴藏代表团讲话中指出：西藏的宝藏是无穷的，那里未发掘过，帮助他开发，这是政治上应尽的责任。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民族主义。西藏号称世界屋脊，解放前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交通闭塞，主要依靠畜驮人背，作为近现代文明的象征，发展交通对西藏来说至关重要。周总理提出，发展西藏经济，交通必须先行，而这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五十年代，周恩来先后组织人力，调拨专款，筹划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川、青、新、滇至西藏的公路，打破了西藏无公路与内地联系的历史。正如西藏自治区在纪念总理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西藏逐年进行的建设项目中，“大至举世闻名的川藏、青藏、新藏、滇藏公路干线、民航、电话和各种工厂，小至碎石路面、河堤和市民平房，真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31〕
1955年3月， 在西藏与内地贸易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每年贴补1800万至2000万元以降低西藏物价的政策。
西藏在民主改革以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宗教对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生产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为此，周总理在1959年专门同班禅等人谈话，指出西藏要进步要发展，必须进行民主改革。但对于宗教“至少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我们有资格说话。一是宗教不能被封建农奴制度玷污。二是反对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削弱政策。清朝统治者提倡西藏人和蒙古人当喇嘛，当喇嘛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西藏人和蒙古人就一天比一天少，这大大不利于人口发展和民族繁荣。我们一见面就谈，要西藏人口兴旺，必须反对民族削弱政策。要反对这个政策，就得像阿沛副主任说的，让不信教的不当喇嘛，只让信教的当喇嘛。三是信教的不一定都在庙里住。信佛教的人也要有人的一般活动，要进行物质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进行这两种生产的人都可以同时信佛。〔32〕
周总理组织人力、 物力支援西藏地方进行各项建设，到1955 年底，建成了第一批工厂。此外，还组织大量物资帮助西藏人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1954年日喀则地区遭年楚河水灾后，周恩来指示政务院拨款80亿元（旧币）救济灾民。同年10月13 日又由国务院批准拨款240亿元，用以工代赈办法修筑日喀则至江孜及亚东的公路。截至1956年，国务院发放给西藏地区价值170多万元的无偿农具。同年9月，又由农业部拨专款18万元用以资助发展西藏的畜牧兽医事业。到1959年，累计无偿发放给西藏农牧民的农牧业生产工具达366925件，户均1.5件。 〔33〕
1959年10月，周恩来发表了《伟大的十年》一文，文中总结道：“从1950年至1958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超过70亿元……工业总产值1958年等于1949年的10倍，粮食产量和牲畜也比1949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少数民族的学生数相当于解放前的9倍以上。 ……少数民族几百年来人口不断减少的倾向已经完全扭转了过来，出现了经济文化生活蒸蒸日上的新气象。”〔34〕而到1970年，西藏自治区已建成煤炭、水电、建筑材料、机械化工、森工、造纸、纺织、皮革、火柴、肥皂等几十种地方工业，全区30%以上的县有了中小型水电站，拉萨、日喀则、那曲、山南、昌都等地都有了农机修造业，工业总产值达11725万元， 粮食总产20.59万吨，牲畜存栏数为1051.18万头。〔35〕西藏社会不断进步，这些伟大的成就与周恩来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西藏人民的关怀，更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相互支援、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民族团结的伟大精神。
五、积极培养藏族干部，关心发展民族教育，培育西藏人民自建家园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周恩来从西藏的实际出发，认为西藏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应该双管齐下，在全国人民积极支援帮助西藏建设的同时，从长远和根本上来看，更应从培养和引导西藏人民自建家园的能力入手，以使西藏的社会进步能够持续发展。为此，周恩来作了大量工作和努力。
首先，是大力培训藏族干部。1950年6月， 周恩来在政务院第三十七次政务会议上就民族工作所作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总理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是不可能的”的指示，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对筹委会的党员领导讲话说：你们必须培养民族干部，你们要大量培养藏族干部。工作要让藏族同志去做，要注意发挥藏族同志的积极性。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一号决定中，把培养干部列为五个重大问题之一。由此，国家采取了在内地培养、培训、轮训等多种方式培养西藏干部。
周总理不仅主持国（政）务院制订为西藏及各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干部的政策，而且身体力行。1950年春，周总理带病亲自到藏族干部研究班上给学员做报告。总理的鼻子流血了，却坚持不休息，只在鼻子里堵上棉球止血，继续报告，感动得藏族学员们流下了热泪。总理恳切地说：“我们各民族要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你们“几个月的学习很有进步，更主要的还是工作。要回到自己民族的地区去工作，将学到的理论如何与实践结合起来。”“你们到西藏去准备建设西康、西藏，这样才对得住你们民族的祖宗。”“中央人民政府（也）是要扶植帮助的”，“这就是我们的政策。”〔36〕
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关怀下，西藏藏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到1964年，西藏藏族干部中担任区以上各级党政领导职务的有1000多名，在全区70多个县和440多个区的正副职县、区长中，藏族干部比例高达87 %。〔37〕1975年，西藏的少数民族干部已多达27000多名。到1976 年周总理逝世时，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已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1%。自治区、地、县三级领导班子中，64%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同志。自治区党委书记中藏族同志已占1／2。〔38〕西藏自治区基本达到了以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自己为主的程度。
在培养藏族干部的同时，由于历史形成的藏汉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关系，周总理也积极培养到西藏工作的汉族等民族干部。周总理多次对去西藏的内地干部谈话，强调要他们四海为家，要对西藏的具体情况作调查研究，要和藏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共同对敌。周总理还多次要求汉族同志尊重藏族同志，努力学习藏语，而藏族干部也要注意学习汉语。在一次接见西藏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总理亲切地询问了几位汉族干部的年龄，然后说：长期住在那里，不学藏语怎么行呢？五十岁以下的领导都要学会藏语，50岁以上的也要学一点，如此才能搞好工作。根据总理的指示，在藏汉族干部中，曾掀起学习藏语的热潮。
其次，是努力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周总理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就高瞻远瞩地看到这一点。1951年元月，周总理在接见西北局关于西北解放军入藏问题赴京汇报团时，范明向总理提出：我们想在西藏搞一个民族学院分院，不知对不对？周总理回答说：民族学院分院可以搞，在班禅行辕可搞一个干部班，其余的干部可在兰州培训。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西藏先后办起了中学、专科学校，又在咸阳兴办了专门为西藏培养人才的西藏公学（即今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在兰州的西北民院及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增设了藏学及藏族班，内地许多省市还办起了西藏班。
1956年初春，周总理亲临北京中央民院视察，他仔细地视察了藏族男学员的住地，并和大家亲切握手，问寒问暖，关怀备至。视察过后，总理又指示学院在语文系里设藏文研究班，具体规定每期三年。要抽调各方面条件好的毕业生研究藏文文汉、古典作品、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继承藏学的遗产，培养新的一代又红又专的藏学家。其后，藏文研究班果然培养出一批专业人才，他们为西藏的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许多贡献。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周总理在解放后，对西藏人民给以深切的关怀。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等方面翻天复地的变化和巨大成就，都与周总理的努力分不开。同时，周总理对西藏人民的关怀，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及各兄弟民族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手足情谊。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对西藏工作的实践和政策，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我们应该继承周总理的遗志，支援西藏，发展西藏，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西藏的稳定和国家统一、反对分裂行为，为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注释：
〔1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周总理永远活在西藏人民的心中》、《人民日报》1977年1月6日。
〔2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4〕〔5〕〔14 〕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第389页；第393页；第433页。
〔5〕〔7〕〔10〕〔11〕〔12〕〔15〕〔21〕同〔2〕书，第5页；第15页；第15页；第26页；第54页；第72、77页；第122页。
〔6〕〔28〕〔35〕周恩来《在藏族干部研究班的讲话》
〔9〕〔16〕〔20 〕吉柚权《解放西藏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280、第45—48页；第275—276页；第471页。
〔13〕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17〕〔24〕转引自汪德军《幸福的回忆——访图旺同志》、《西藏研究》1993年第4期。
〔18〕《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71—72页；《解放西藏纪实》第471页。
〔19〕李秉铨《周总理为维护祖国领土西藏而斗争的二三事》《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7年1期。
〔22〕〔25〕〔30〕西藏自治区党史征集委员会编《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第85页；第88页。
〔26〕帕巴拉·格列朗杰：《永世不忘周恩来总理的教诲》、《西藏日报》1977年1月7日。
〔27〕见《西藏日报》1977年1月10日。
〔29〕《纪念敬爱的周总理》，人民出版社版，第115页。
〔31〕见《西藏日报》1959年11月26日。
〔3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93页。
〔33〕《人民日报》1970年9月20日新华社报道； 多杰才旦等编《西藏经济简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附表1.1。
〔35〕《今日新闻》1964年11月13日。
〔36〕《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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